提 要：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认同。其中以张东荪、陈望道、施存统、俞秀松、邵力子、沈定一等为代表的浙籍知识分子群体，通过撰写文章、翻译社会主义理论作品，创办、主持、参与一批大量刊载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文章的刊物，极大地促进了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思潮的广泛传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在思想界主导地位的确立，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思想与理论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
关键词：五四时期 浙籍知识分子 社会主义思潮 马克思主义思潮
五四时期，伴随着西方各式各样的主义与学说的传入，给传统的中国社会与思想界带来了全新的气象。这一期间，社会主义思潮在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当中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此过程中，一大批浙籍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思潮，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主导地位的确立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一、天时和地利：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与浙籍知识分子的先行地位
虽然社会主义思潮自19世纪下半叶就在近代中国开始传入，但直到五四时期才得以在中国思想界呈现出一种蔚为壮观的气象，并对未来的中国社会走向产生了不可逆转的深远影响。1921年，潘公展曾对此现象评论道：“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克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的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鸣天下晓’的情形。”①潘公展：《近代社会主义及其批评》，《东方杂志》第18卷第4号，1921年2月25日。这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的：
首先，社会主义思潮提倡的社会平等和社会公正与传统中国古已有之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①[元]陈澔注：《礼记》，金晓东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248页。的大同思想有相近之处，这使得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思想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易于在心理上接受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这为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准备了文化上的心理基点。其次，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全面而深刻的思想解放的运动。这场运动不仅极大地动摇了传统思想与文化的地位，而且也为从西方引进的各种新思潮的输入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同样也为社会主义思潮的传入奠定了思想上的逻辑起点。再次，出于对民国成立以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实验失败的现状及社会依旧黑暗现实的失望，中国的知识分子迫切渴望从西方传入的五花八门的主义与学说中寻求新的救国方案。这其中，社会主义思想无疑提供了一种新的期望，尤其是十月革命的爆发，给中国人民以及知识分子看到了摆脱国家命运的希望，这为社会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传播创造了政治上的理论需求。最后，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造成了国际资本主义对中国剥削程度的减弱。这使得中国的资本主义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并由此造成国内无产阶级力量的初步壮大和阶级意识的初步产生，这为社会主义的传播打造了现实的阶级基础。
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思潮在浙籍知识分子群体中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认同。之所以如此，除了上述近代中国的时代背景与国际政治背景之外，还与近代浙江特殊的地缘与文化因素息息相关：一是近代浙江得风气之先。浙江地处东南沿海之地，近代中国国门被迫打开之后，五个开放的通商口岸中，上海与浙江地缘相近，而宁波则更是位于浙江省境内，这使得浙江沿海之地相比较于广大的内地易于受到外来风气的影响；二是近代浙江新式教育发展的先行优势。相比于国内其他地区，浙江本身就具有良好的教育与文化基础。五口通商之时，宁波已开办教会学校。之后，近代新式教育开始在浙江萌芽。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求是学院为代表的一些新式学堂在杭州等地的陆续创办，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具有新知识、新视野的学生，而且也有助于新思想与新文化的传播；三是留学潮的兴起。自19世纪末，浙籍学生开始留学海外，至20世纪初年留学风潮更加迅猛，其中以留日学生居多。1903年浙籍学生在东京创办了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浙江潮》，而五四时期大力宣传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张东荪与施存统等人也是在留日期间深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些无疑是浙籍知识分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大力宣扬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因。
在选择了社会主义思想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指导理论后，浙籍知识分子群体一方面通过办刊与翻译相关论著等形式扩大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又通过撰写文章等方式阐明对于社会主义思想的主张，从而为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与研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
五四期间，浙籍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思潮传播的主要的理论阵地是他们主办或编辑的刊物。张东荪是其中较早关注并宣传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个代表人物。自1919年4月起，张东荪不仅在其主编的《时事新报》上开展了以“社会主义”为题的征文，而且在刊物上相继刊发了由国内学者翻译的日本著名社会主义理论家河上肇的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作品。如：《社会主义之进化》《马克思社会主义之理论体系》《河上肇博士关于马克思之唯物史观的一考察》《社会主义之进化谈》等。其间，张东荪还通过《时事新报》的两份副刊——《学灯》与《社会主义研究》，广泛介绍了科学社会主义、社会改良主义、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社会主义思潮。同年9月，张东荪又在上海创办了《解放与改造》杂志（次年9月易名为《改造》）。刊物一方面发表了大量介绍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如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德国社会民主主义、俄国社会主义、法国工团主义，以及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另一方面对各国劳工问题也非常关注，不仅对英、美、苏俄以及中国的劳工问题和状况都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与调查，而且还发表了一系列客观介绍苏俄建设情况的文章。①参见涂志明：《张东荪与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潮》，《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年第2期。因而，《解放与改造》成为当时传播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平台。
二、办刊和翻译：浙籍知识分子传播社会主义思潮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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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是浙籍知识分子中较早关注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他于1918年10月5日创办并主办了注重政局报道的《京报》，因刊物在五四运动中支持学生的爱国斗争，于1919年8月21日被北洋当局封杀，次年9月复刊。复刊后，《京报》发表了大量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以及十月革命和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文章，因而成为五四期间北方传播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阵地。
五四时期，在社会主义思潮与马克思主义思潮传播的历史进程中，还有三份在当时产生相当影响的刊物也是由浙籍知识分子编辑和出版的。一是创办于1919年6月16日，由邵力子在上海主编、陈望道协助编辑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觉悟》在当时是除《新青年》之外影响较大的刊物，与北京的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并称五四时期的“四大副刊”。②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83页。自创刊之日起，《觉悟》就密切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宣传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知识，介绍十月革命和国内外工人运动状况，反对无政府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当时进行了“覆盖面最大的社会主义宣传”③皮明庥：《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觅踪》，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80页。，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广泛传播，以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形成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二是创办于1919年6月8日，由沈定一和戴季陶主编的周刊《星期评论》。该刊虽为国民党人创办，但其撰稿人当中也包括了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以及陈望道和施存统等早期共产主义者，其刊发的文章也侧重于宣传社会主义与各国劳工运动问题。因而，刊物不仅与“北京的《每周评论》、湖南的《湘江评论》齐名”，而且“在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中起过很大的影响”。④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62页。三是由施存统、俞秀松等浙江第一师范的学生于1919年10月10日创办、11月1日正式出版的《浙江新潮》(初名《双十》半月刊)。该刊虽然存在的时间较短，仅出版三期，但它不仅是浙江最早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而且因其发行范围广泛（东北、华南、西南，以及日本等地都有其发行点），其在当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甚至高于毛泽东在长沙主编的《湘江评论》。⑤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25页。
(5) 用青绿色黏土揉搓出直径约2mm的小圆粒100个左右。将5cm长的铁丝一端串上大约5个小圆粒，铁丝余下部分包上白色黏土，这样3根为一小束，2小束为1大束固定在另一泡沫板的直立菌丝顶端，作为青霉扫帚状的分生孢子。余下的青绿色小圆粒用1cm的铁丝不均匀固定在泡沫板上作为散落在地上的孢子(图2)。
在此方面，浙籍知识分子中的张东荪对社会主义的宣传与研究就是一个显例。从1917年初至1921年9月，张东荪先后在《时事新报》及其副刊《学灯》与《社会主义研究》、《解放与改造》，以及《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书信，阐明了其所理解与主张的社会主义思想。其间，《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的发表还引发了一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张东荪等主张“稳健”的社会主义者之间意义深远、影响巨大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随着五四前后政局的变化，张东荪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与主张也经历了从“浑朴的趋向”，到“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再到信仰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转变。
这一时期，陈望道还翻译了《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一书，以及《唯物史观底解释》《劳动运动通论》《马克斯底唯物史观》《劳农俄国底劳动联合》《劳工问题的由来》《社会主义底意义及其类别》《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产业主义与私有财产》等一系列宣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⑦参见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陈望道著译编述目录》，上海鲁迅纪念馆编：《陈望道先生纪念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23-531页。此外，其他浙籍知识分子也先后翻译了一些介绍与研究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作品。如：施存统在旅日期间翻译了日本社会主义思想家山川均、河上肇、佐野学等人的《劳动组合运动和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上所谓“过渡期”》《见于“共产主义宣言”中底唯物史观》《俄罗斯革命和唯物史观》《中间阶级的社会主义论》等；戴季陶翻译了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等；沈雁冰翻译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第一章、《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等。这些社会主义理论作品的翻译，不仅进一步扩大了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而且也极大地提高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理论素养。
“互联网+”对工作人员有了更高的技能需求。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对于从事会计的工作人员不再只要求掌握财务技能和知识，还要对网络知识有所涉猎，掌握互联网的知识和技术用以简化繁琐复杂的会计流程，但这种掌握计算机知识的会计人才实际上是很稀有的，尤其是面临一些新的会计操作如云计算，在线财务咨询，网络代理记账等时，仅拥有传统会计知识和操作是不够的，必须要与时俱进，开始着重培养适合新时代环境的会计人才。
三、抉择和实践：浙籍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五四时期，在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进程中，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如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工团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思想与学说都在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之中得到了极大程度的回响。这表明在近代中国的思想界对名目多样的社会主义思潮有着复杂的认知与抉择过程。
虽然将社会主义文明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与马克思主义者从社会与经济制度的改造入手不同，张东荪注重的是精神方面的改造。“我们讲社会主义不是从物质方面破坏现在的制度入手，乃是从精神方面传播一种新思想、新道德、新人生观、新生活入手，也就是先从打破现在社会上资本主义的习惯入手”，因而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只是一种“浑朴的趋向”。①张东荪：《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7号，1919年12月1日。在考察了当时中国的现状后，张东荪认为此时的中国还不具备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与阶级基础。“中国今日之所急者，乃在救贫”②张东荪：《答高践四书》，《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1日。，而解决的方法则在于采用资本主义方式来“增加富力”与“开发实业”。为此，他建议对社会主义应做长期的宣传与切实的研究，“我辈不主张社会主义则已，若主张之，则当有极长期之耐性。在此种具有不能产生真社会主义而又易于产生伪社会主义之条件之时代中，止可冷静研究，并宣传事业亦可少做。”③张东荪：《长期的忍耐》，《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1日。因为资本主义是“利在目前而害在将来”，而社会主义则是“害在目前而利在将来”④张东荪：《现在与将来》，《改造》第3卷第4号，1920年12月15日。，所以对于资本主义须把“实际”与“切近的目前”看得重些，而对于社会主义则须把“理想”与“较远的未来”看得重些。⑤张东荪：《一个申说》，《改造》第3卷第6号，1921年2月15日。由此，他提出了“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的社会主义阶段说。其核心观点是：在经济文化都极端落后的中国必须先发展资本主义，才能建设社会主义，否则就是“越阶”，不利于社会正常发展。尽管张东荪的“阶段说”有对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思想的机械理解，但应该承认的是其中也包涵了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国家与社会如何才能跨越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等具有历史合理性的构思。在“阶段说”遭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猛烈批判之后，尤其是受罗素于1920年10月来华所宣扬的对于中国问题观点的影响，张东荪又转而在众多的社会主义思潮中选择了他认为是最圆满的社会主义，即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宣传，不仅宣称自己是基尔特社会主义者，而且提出提倡社会主义的正当方法，“不在于革命的宣传，而在于思想的传播”⑥张东荪：《社会主义研究宣言》，《时事新报》副刊《社会主义研究》，1921年9月16日。。由此可见，张东荪宣扬的是一条温和的社会主义改良道路，并且成为了近代中国传播社会主义改良思潮的重要人物之一。
在社会主义思潮传播的过程中，浙籍知识分子群体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翻译了大量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论著。陈望道就是其中一位著名的代表人物。当时，陈独秀、李大钊、戴季陶等人都迫切希望能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正式诞生的《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后经邵力子的介绍，陈望道担当了这一重任。经过一番努力，《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版译本于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随即产生了广泛的反响。鲁迅当时就指出：“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要紧的工作。”他为此称赞陈望道这个埋头苦干的翻译工作做得很好，“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②鲁迅研究资料编辑部编：《鲁迅研究资料》(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300页。由于社会反响强烈，此书于同年9月又再版了一次，并且“成为国民党统治时期在国内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③陆珠希、王长金：《陈望道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观察与思考》，2015年第5期。。《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出版，不仅使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而且也坚定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如：毛泽东于1936年在延安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谈到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对其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建立，以及成为一个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深刻影响；④参见[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147页。1941年9月，毛泽东又再次说到此书对其共产主义思想形成的重要意义，即使得他第一次“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⑤《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页。周恩来也认为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极大地培养了那一代共产主义者的形成。⑥金普森：《陈望道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浙江学刊》，1991年第4期。
②设计深度不够。年度实施方案的编制应达到初步设计的深度，而不少县还存在一定差距。突出表现在：工程规模的确定依据不足，如水源工程中塘、坝等水文分析计算不完善；有些沟渠断面大小不是严格按照其设计流量确定的；部分建筑物缺少必要的结构计算等。
分析图8可知，28 d的粉煤灰混凝土，其水或气体渗透系数与微毛细孔、大毛细孔的贡献孔隙率之间均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其中，混凝土的气体渗透系数与两种孔径的贡献孔隙率相关性均要高于水渗透系数，R2分别为0.959和0.897；而混凝土水渗透系数与两种孔径贡献孔隙率的相关系数R2分别为0.707和0.838。由于孔径大的孔占比越多，贡献的孔隙率越大，对降低混凝土的渗透性也越不利。尽管不同孔径的孔隙对水和气体渗透性的影响不同，但总体上是孔径为100～1000 nm(大毛细孔)的孔隙占比对混凝土渗透性的影响更大一些。
在当时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思潮中，浙籍知识分子群体对社会主义思潮的认知都有一个抉择的过程。如施存统与俞秀松等人最初信仰的是无政府主义，并为此参加了具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工读互助运动，但运动的失败使得他们“不想做个学问家，情愿做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①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俞秀松纪念文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页。，开始认识到要改造社会，“枝枝节节地一部分改造是不中用的”，“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②施存统：《“工读互助团”的实验和教训》，《星期评论·劳动纪念号》第48号，1920年5月1日。从而走上了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道路。戴季陶与沈定一等人则是出于对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失望，以及十月革命的影响，转而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而，浙籍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在五四时期对社会主义思潮宣传最力、研究最深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这不仅进一步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也表明了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认知程度。③有外国学者甚至认为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程度甚至超过了李大钊与陈独秀。参见：[日]石川桢昭：《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如邵飘萍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就有一个相当科学的概括：“吾人研究马克思之思想，从便利上可分为三方面以观察之，即哲学方面、社会学方面，与经济学方面是也。哲学方面，马克思之学说，有唯物论。社会学方面，马克思之学说，有唯物史观。经济学方面，马克思所独见者，有剩余价值说。”④邵飘萍：《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第78、78、87页。这些浙籍知识分子也由此主要围绕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十月革命与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等几个方面，来展开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与阐述。
不仅如此，浙籍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还创办了《钱江评论》（浙江第一师范学生曹聚仁等人于1920年1月1日在杭州创办）、《劳动与妇女》（沈定一于1921年2月13日在广州创办）等二三十种进步报刊。这些刊物不仅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而且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①参见金延锋：《浙江籍先进分子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的贡献》，《嘉兴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Chiralcel OJ-H手性色谱柱-HPLC法同时分离4种H1受体拮抗药的对映体 ……………………………… 李尚颖等（23）：3189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成为科学理论的基石。浙籍知识分子在介绍与研究唯物史观时：首先，充分肯定了唯物史观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施复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以唯物史观为根本的，离开唯物史观，就不成马克思主义”⑤施存统：《理智和感情的矛盾》，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3月3日。，因此唯物史观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特色”⑥施存统：《马克思主义的特色》，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9月23日。。邵飘萍也强调：“马克思之论，基于唯物的历史哲学。”⑦邵飘萍：《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第78、78、87页。其次，积极宣传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原理。沈定一在其发表的文章中，就介绍并肯定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对于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以及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等观点。此外，他们还试图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去解释中国的社会问题。施存统根据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就必须根本解决经济问题，因为“经济组织一有了变动，其余的一切组织都跟着变动”⑧施存统：《为什么要从事根本改造？》，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5月27日。。戴季陶则在《到湖州后的感想》与《旧伦理的崩坏与新伦理的建设》等文章中，依据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观点来解释湖州的社会状况和中国伦理的变迁。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入分析与批判后取得的重要成果。邵飘萍高度评价了剩余价值学说的理论意义，认为其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上放一异彩，直授劳动阶级实际运动上以一极有力之根据”，而且与唯物史观“同为造成科学的社会主义之二大要素”。⑨邵飘萍：《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第78、78、87页。同时，他指出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发现，既揭示了无产阶级受剥削的原因，也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戴季陶也称赞马克思关于商品、货币、价值、剩余价值的学说，“实在是近代经济学上的巨大功绩”⑩戴季陶：《中国劳动问题的现状》，《星期评论》第35号，1920年2月1日。，并发表了《中国劳动问题的现状》《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等文章，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来解释中国的现状。沈定一也通过《价值与公道》与《工人应有的觉悟》等文章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
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重要基础与内容。施存统指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必然产物，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就必须“用革命手段，推翻现政府”，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则在于一方面可以消灭一切反对阶级，是完成社会革命的手段，另一方面也可以“训练自己阶级，使个个无产阶级分子成为革命者，担任建设共产社会的事业”，以达到实现共产主义的手段。①施存统：《我们要怎么祥干社会革命？》，《共产党》第5号，1921年5月16日与施存统：《第四阶级独裁政治底研究》，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7月21日。②邵力子：《当然的事》，《邵力子文集》（下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47页。邵力子与戴季陶也认为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的产物。如邵力子就说到：“无论用什么方法去遏制或怀柔，都不会有效的。”②沈定一在介绍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之时，不仅指出了暴力革命是阶级斗争的必然方式，而且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及其目的，有力地批驳了无政府主义的荒谬性。
向国人介绍十月革命的真相与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十月革命爆发后，邵力子在其主编的《民国日报》上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为题，最早向国人报道了十月革命的消息。邵飘萍则在1920年间分别出版了两部宣传马克思主义与介绍苏俄革命的专著——《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和《新俄国之研究》。其中，《新俄国研究》一书比较完整地介绍了十月革命后苏俄社会主义各方面建设的政策与成就，并赞颂十月革命在世界历史上所具有的非凡意义。在他看来，“俄国今日所实行之社会主义，非独在俄国之政治与社会中为空前之创举，实世界历史上之一新纪元”③转引自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浙江先进分子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49页。。同时，还通过《京报》发表数篇专论，以及连载《俄国大革命史》《改造世界之人物》等作品，进一步向国人介绍苏俄的真实情况。戴季陶则通过发表《劳农政府治下的俄国》等文章，对苏俄社会主义建设中体现出的政治民主与经济平等大加赞赏，“俄国劳农政府里面充实的社会民主的精神的确是真实的……他们政府的领袖能够实实在在的和兵士工人受平等的物质分配，已经可以说在世界历史上要算是空前的”④戴季陶：《为布里特〈劳农政府治下的俄国〉所作按语和注释》，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1909-1920）》，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37页。。
此外，浙籍知识分子还对科学社会主义、劳工运动、妇女解放、社会改造、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法等问题进行了介绍和研究。这些都极大地丰富和提升了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潮传播的理论广度与深度。当然，由于存在着时代的局限与自身理论水平的限制，浙籍知识分子对上述问题的论述与认知或多或少还有不足之处，但他们对于社会主义思潮，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无疑具有深远的影响，并进而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作者陈永忠，男，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杭州310007）。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学研究中心课题“浙籍知识分子与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凌 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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