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通过长期的基层生活经历和课题的调研情况，利用仪式功能理论和社会控制理论分析了贵州民俗信仰的现状、民俗仪式的正负功能，并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提出促进民族地区民俗信仰和谐稳定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民俗信仰； 民俗仪式； 社会治理； 社会政治稳定
2016年习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上指出，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要最大限度把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群众团结起来。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更好组织和凝聚广大信教群众同全国人民一道，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1]而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各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积淀了独特的社会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体系，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的社会管理经验和社会运作模式，这一切就决定了我国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必须面对特殊性和多元性的复杂局面。其中，如何维护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尤其值得我们去深入的思考和认真的研究。
一、文献综述
学界对于社会政治稳定或者民族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仪式以及各类具有民族特色的仪式均有了比较多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是很少有将社会政治稳定与民族地区特色的民俗仪式相结合起来的研究，尤其是有针对性的将社会政治稳定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与民族地区特色仪式对于维护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功能两者进行结合、探讨的则十分少见。虽然有些研究民族地区各类仪式的学术成果偶尔也会涉及到关于仪式对于维护民族村寨和谐稳定的积极作用和正面意义，但是对于其负面的制约效应则缺乏分析探讨，因而显得比较零碎、单薄，缺乏系统性与全面性。因此，笔者对现有与之相关性的文献资料从两个方面开展梳理工作:首先是关于有关民族仪式以及关于民族地区有关宗教仪式、民俗仪式或祭祀仪式的具体研究；其次是对少数民族地区在社会治理、社会政治稳定方面的有关研究。当然，做如此的粗略分类仅仅是依据学术成果研究的侧重点而言，目的是让资料梳理更加清晰明了，而不是认为之前的学术成果均可以这样简单地划分为两类。
对于仪式及各类民俗仪式的研究，国外主要从需求视角出发，认为仪式有心理调解功能；其次是社会控制论者则认为仪式具有一定的社会控制功能，所有的仪式都有一种通过心理调解将人们引入集体情感的认同，从而实现了社会控制的功能。对于国内相关研究来说，可查阅的较早关于民族宗教及其相关特色仪式的论著是贵州学者张建建所著的《冲傩还愿》一书，主要从文化的视角探究了仪式的符号涵义、结构意义、仪式空间象征、仪式的宇宙论象征、仪式性脱离文化结构等，深入分析了民族特色傩仪的文化整合功能和及其对少数民族民众精神生活的影响及其意义。蔡威、蔡亚认为媒拉仪式，是一套系统的象征体系，具有社会功能、文化意义，是族群文化的传承与展现，是族群灵魂观的表达[2]。另外还有许多学者从各自角度对各类民俗仪式开展研究的学术论文，但研究特点都是对民俗仪式深入发掘进行人类学的描述，更关注在现代化的冲击下民俗仪式的生存前景及其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支持的可能性研究。针对在维护我国民族地区社会政治稳定的过程中，民俗仪式具体发挥什么作用以及如何发挥作用的研究还是比较缺乏的。关于社会政治稳定的问题，国内外政治家和学者们很早就开始关注。首先，以亨廷顿为代表的提出“继承性和秩序性是维持社会政治稳定的两个关键要素”[3]，“现代性产生稳定，现代化引起不稳定”[4]；其次，以阿尔蒙德为主要代表从结构功能视角研究社会政治稳定；第三，从心理学角度展开研究，认为维持社会的稳定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维持社会心理的稳定[5]。国内的学者们从各个角度对社会政治稳定进行了研究。从价值、操作、理论、历史、现实、战略等展开全面的分析，还有部分学者考虑社会发展、社会转型对民俗信仰和民族仪式的影响，综合考量现代化过程给社会建设、民族地区政治稳定带来的“发展”及“制约”。但是不难发现西方学者显然带有“西方本位主义”“欧美中心主义”价值取向，对各国社会政治发展要受到特殊国情影响存在明显忽视。但反观国内研究，很少有学者从仪式的角度来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及功能开展研究，也没有相关的学者及研究将政治稳定与仪式、民俗信仰进行有机结合。正是因为如此，本文试图基于对贵州民族地区进行深入分析，进而挖掘民族地区民俗仪式在促进地方政治稳定及社会治理方面的社会意义及其积极作用。
二、贵州民族民俗信仰的现状及功能特点
民族地区的民俗信仰一直在民族地区有其存在的土壤，这与长期以来民族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内化到少数民族群体的具体行为和仪式表现中，其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分子存在，一旦植入治理，就能团结当地群众参与社会集体中的各项事务，一旦植入经济，就很有可能对地方经济形成强大推力，也正是因为如此，对其合理利用和引导往往会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稳定、良好发展。
（一）贵州民族地区民俗信仰的积极功能分析
1.转化为旅游资源，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动力
民族传统权威的产生受益于各类民俗特色仪式的展演过程中的神圣资源，然而，民族传统权威本身有一些局限，比如传统保守、囿于地域观念、个人利益的考量等，也可能给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造成一定的负面作用。
一方面可能影响民族村寨的民主建设。我国农村一直以来实行村民自治，村委会委员是经过全体村民民主投票产生，代表大家意愿且为大家服务，这是一个村民的自治组织，也是村民共同参与、共同维护、民主监督的场所。但在民族村寨的选举过程中，一些民族传统权威人物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影响力使选举结果符合自己的意愿。一是民族传统权威人物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威地位为自己拉选票，使自己当选；二是民族传统权威人物也可以想办法保证符合自己利益的代言人在选举中胜出，从而使村民委员会成为其把持的谋取私利的工具。尤其是基于地缘或血缘关系形成的少数民族村寨一般由一个或几个宗族构成，宗族意识非常强烈。如果是民族传统权威人物再夹杂着宗族意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掌控村民委员会，并将其变为自己所在宗族利益的保护机构，把村民委员会变成为自己和自己家族获利的杠杆[8]。这一切都会影响民族村寨社会秩序的稳定，并从根本上动摇民族村寨民众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信心，制约着政治文明在民族地区农村推进的进程，降低了民族地区民众的获得感。
2.具有生态意义，保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
民族特色仪式能够建构并强化民族地区民众的共同信仰，成为整合族群共同体、凝聚族群人心的重要力量。原因正如迪尔凯姆所指出:在举行仪式的时候，人们的“思想全部集中在了共同信仰和共同传统之上，集中在了对伟大祖先的追忆之上，集中在了集体理想之上——而他们就是这个理想的具体化身[6]；简言之，他们完全倾注于社会的事物。在每个人意识的视野中，所见到的都是社会，社会支配和引导着一切行为。”[6]因此，民俗信仰、特色的仪式作为民族地区民众互动、社会聚合、人际交往的重要场所，在少数民族的社会中起着促进社会交往的积极作用。通过信仰仪式能增进族群的认同，强化人们的“家园自豪感”，形成强大的民族合力，为经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社会资本基础。
在万物有灵观念的影响下，少数民族民众订立村规民约进行约束，谁破坏谁将失去神灵的庇护和面临族群的处罚。苗族人在古歌中称保寨枫树为“枫树妈妈”，形成一种“虚拟的血缘关系”，认为自己就像子女接受母爱一样受到枫树的庇护。然而，所有这一切都与民族民俗信仰、特色的仪式紧密关联，所有的信仰、崇拜行为要通过民俗仪式来展现，所有的保佑和幸福的感觉要通过民俗仪式来获得。由此可知，民俗信仰外化出来的民俗仪式有时不仅仅是满足人们个人的内心诉求，有时候也对维护村寨稳定和维护地区环境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3.能够凝聚人心，奠定经济发展的基础
下面证明ρ是好同余。设aL*E,则存在CS°(a)和CS°(e)使得a°L*e°和Λe=Λa。记e°λe, e°λeixx°和e°λeiyy°分别为λa,(ex)°和(ey)°。则
20世纪70年代，“文化转向”席卷哲学、翻译学等多个学科专业，“后现代”翻译理论趁机蓬勃发展，女权主义、结构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等各种理论思潮，试图从不同层面和不同侧面为译者拨云散雾，并逐渐突破译者以往的“禁忌”与“桎梏”，使译者也开始享有与原文作者一样的“自由”创作权以及作为“作者”应有的平等的主体地位。
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张力对域内社会治理和良好秩序的构建有着较强的约束，这种约束往往体现在其内在的吸引力上。但一些民族村寨的民众因为民族传统文化出现传承的中断与日益衰落而觉得精神无所依归，苦于生活失去了意义，他们要么是沉迷于酗酒赌博，要么是慌不择路地信奉外来的基督教甚至还有人误入歧路迷上邪教。这种外力往往会打乱原本村寨的运行机理，会对村中原本的统治权威带来挑战，严重威胁村中的治理和稳定。
高管是企业管理的高级人才，一般指企业副总以上的人才，包括高级技术人才。高管是企业的核心人力因素。发挥高管的责任意识是提升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受睡眠或者吃奶量的影响，初加辅食不可能做到定点定量，但也不应该没有时间原则地随时喂。一般来说辅食安排在两顿奶之间是最理想的，既不影响吃奶，也不耽误练习吃辅食。
民族传统文化属于一个民族的群体记忆，包括认识记忆（如价值取向、习惯法等）与习惯记忆（如生产、生活的风俗等），而这些记忆往往需要借助民族特色仪式的展演才能得以具体化呈现，才能让记忆在族群中得以延续，因此，民族地区文化的传承往往是借助各种特色仪式的口口相传和多次反复性的展演才得以使群体记住和完成。原始民族缺乏对文字的掌握，也没有什么正规的教育，要把世代积累的生产知识和生活技能传承下去就需要借助民俗特色仪式的象征性展演，而通过这种特色仪式的权力建构技术而塑造的传统权威人物对于包含民族生存知识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国民族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迄今仍然没有自己的文字，关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记忆完全靠举行民俗特色仪式时传统权威人物的叙述和歌唱来传承。他们不仅在仪式的展演中进行宣讲和操演，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因崇高的威望也能对民众口传身授，让许多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得以传承。
4.具有文化传承功能
因此，通过民俗特色仪式传承下来的民族传统文化对于充实民族民众的精神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维护民族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些情况在笔者长期的民族地区基层工作经历和主持的课题进行随机问卷调查、访谈中都得到验证。
（二）贵州民族地区民俗信仰的制约功能
民族地区民俗信仰中外化出来的民俗仪式尽管在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不可否认，其自身也有一些弊端，容易受到群体性的煽动和错误的引导，会对原本传统治理理念和治理秩序带来挑战，从而不利于当地社会稳定的维护。
1.内容中愚昧落后的因素
160例体检采血人员此次实验结果均进行统计学处理,使用软件包——SPSS20.0。护理工作满意度、皮下血肿形成率等计数观察指标以%形式展开,进行X2检验。P<0.05,证明组间观察指标差异结果有统计学意义。
民俗特色仪式主要是借助看不见的神灵的力量来对社会进行控制，因此一旦民众的信仰随着社会的发展发生了变化，就很容易带来负面的社会影响，如一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民俗特色仪式——“神判”，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比如居住在黔南州和黔东南州的水族就时常举行一种叫做“过阴”的“神判”仪式，其真正作用在于“心证”的威吓，而一旦仪式的当事人不再信仰所谓的“神灵”，那么“心证”的威吓作用必将失效。大家通常还会听到“捞油锅”的神判仪式，在现代社会人们对神灵的信仰与敬畏都大不如前，简单粗暴的神判仪式难以使真正的犯事者感到畏惧和坦白，而可能连累一些无辜的人受到伤害。比如2010年12月，贵州龙里县的金谷村金下组就发生了“捞油锅”的闹剧，差点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7]。
除了上述的“神判”仪式之外，在民族地区通常还存在请巫师举行一些特别仪式治病的情况，笔者对一些仪式进行观察后发现，巫师口中念念有词翻译下来尽是一些恐吓和给人打气、鼓励的话语，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医院救治的时间给民众带来生命危险。因为这些所谓的“治病仪式”并不能真正治病，反而会延误病情，最后影响救治。
2.民族传统权威对社会治理的挑战
许多民族村寨都在政府的组织和引导下将自己传统的民族特色的祭祀、歌舞仪式包装为旅游项目，成为创收的一个重要来源。例如，贵州紫云的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在当地苗族人的内心世界中亚鲁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种权威在当地的苗族人心中形成了一个内在的约定俗成的规矩，也正是因为这一“规矩”的存在促进了地方治理的和谐，其内容中围绕神圣、神秘而隆重的“送灵”仪式组织策划了朗诵、吟唱系列节目，结合格凸河独有的自然风光，打造成“紫云亚鲁王城”，通过展示苗族服饰、饮食、歌舞等民族文化，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和民族文化旅游，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紫云县域经济的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也促进了当地群众增收。
没有一朵花会因为季节和环境而改变自己，它努力地绽放，只为遇见那个懂它、欣赏它的人。此时，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只有懂得，才能心领神会，无言才是最好的表达。
课始，通过与课文内容相关的游戏激发学生上课的积极性，在调动学生已有认知和经验的基础上，开始进入到儿童诗的学习，为学生提供交流的平台，达到调动已知、激发兴趣、铺垫情感的目的。如二年级上册《田家四季歌》中，从“看图猜字”的游戏开始入手，由猜熟知的“田”“木”“林”到这篇课文中要学的“农”，再猜图中与“农”有关的词，由字突破，自然而然地进入到对课文的学习。
另一方面可能与象征国家意志的国家法规政策相冲突。如国家《刑法》规定，杀人者必须要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一些少数民族的习惯法却认为杀人者只要愿意付出“赔命价”即可完事。再比如一夫一妻制在中国的《婚姻法》中有明文规定，但是在一些少数民族族群里依然还存在走婚现象，这显然与国家《婚姻法》相违背，但是却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约定俗成的传统和文化中，这种婚姻现象却被认为是合法的。这都将有损于国家法规的权威，不利于国家意志的统一，给民族地区社会的稳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3.给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是民俗仪式消费的浪费，客观上造成再生产投入资本的减少，制约当地经济发展。浓厚民俗观念与信仰也使一些民族地区的民众重来世、轻现实，在举行民俗特色的仪式上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存在挥霍浪费的现象，这甚至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有人曾形象地把一些少数民族的生活概括为“吃在酒上、穿在银上，用在鬼上”。如苗族有“椎牛祭祖”的习俗，即在祭祖时一次杀掉多头“牛牯”，开支不菲，但基本没给家里的经济发展带来任何贡献。
二是民俗仪式地位的式微会导致域内民众信仰的多元和经济发展的衰退。在开发村寨旅游、民俗文化旅游产业的过程中，村寨原本封闭的生活秩序被打乱了，传统的社会结构走向解体、宗族渐趋式微带来的不仅仅是理念的涣散，其民众的价值观也呈现出了多元性。尤其是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见识了外面精彩世界的年轻人对民族服饰、民族风俗、民族歌舞等传统文化的尊崇意识日渐消散，曾经无比神圣的民俗特色仪式在他们眼中亦不过是一种纯粹的娱乐活动而已，这动摇了民俗特色仪式的神圣地位，部分丧失了社会整合功能，民族地区社会由此也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随着仪式神圣性的衰减，过去有着至高无上权力的精神领袖壮族寨老们的权力亦正日趋式微，他们管理不再是面面俱到，现在也紧紧局限于处理村中习俗、祭祀以及协调家长里短也才会聚在一起[9]。这种变化具体表现为一些民族地区民众的族群认同与“家园自豪感”的意识渐趋弱化，失去“家园自豪感”的民众，会感到精神失落而陷入苦闷彷徨，对家乡的村寨失去精神依恋，许多民族村寨的年轻人正因为此而离开村寨去往城市寻找安身立命之处[10]。伴随着村中年轻劳动力、青壮年的外流，民族村寨因失去活力而日渐凋敝，村寨经济发展自然陷入困境。
4.民族活动的易触发性
民族地区的民众，民俗信仰比较强烈，在举行民俗特色的仪式时，常常伴随有较大规模的人群聚集，而这些聚集的仪式参与者一般都具有相同的民俗信仰背景，仪式展演的特殊社会情境让这些仪式的参与者们仿佛置身于社会剧场，从而激发心中的信仰激情与狂热。尤其是在一些聚集性极强的民俗特色的信仰仪式上，虔诚的民众在信仰的支撑和传统权威的影响下，往往会陷入一种集体兴奋的状态并产生一种追求圣洁的心理，从而出现带有狭隘的、偏见的排斥异己行为。正如古斯塔夫·勒庞所说，“社会中的特定群体一般总是期望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因此只要给这个群体发出某种暗示就能对其产生极大的引导作用。因为这种暗示会迅速的在群体里传递，从而对群体里每个成员的思想产生影响，在此情形下，一种近乎全体一致的群体感情马上就会形成。”[11]集聚的人群在神圣心理作祟下的排斥行为近乎一种失去理智的疯狂，此时一旦受到什么偶然事件的激发或者是受到居心不良者的挑唆，往往会不顾一切法律的规定进行肆意的破坏，极易引起社会冲突而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给民族地区的和谐稳定带来严重危害。
三、引导民族地区民俗信仰健康发展的对策
（一）积极化解民俗信仰中外化仪式的张力
探寻民族地区民俗信仰中外化仪式张力的化解之道。现代行政权力可以借助传统权威增强合法性基础，传统权威与现代行政权力相结合的熟悉性让民众更易接受性能增强现代行政权力的合法性；现代社会先进治理理念引导传统权威参与地方治理，提升民众的认可度；如由一些在族群里经常主持仪式具有崇高威望的老人组成的“老人组”，老人组在族群中通常具有强大的沟通协调能力，在处理具体的日常小事或小矛盾时能发挥重要作用，能有效缓解群众与政府直接冲突，且这种权力和权威关系也能起到相互监督的作用。另一方面，转型期的现代行政权力可能被滥用。如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现象常有发生。此时，一些传统权威人物可以崇高的威望对现代社会先进治理理念产生相互作用，形成双向的制约和监督，促进权力的规范运行。
3）用法、用量不适宜。实例：患者女性，32岁；诊断：发热；处方用药：头孢克肟颗粒0.5袋bid 3 d、马来酸氯苯那敏片0.5片 qn 3 d。处方点评：患者32岁，头孢克肟颗粒成人用量为50～100 mg/次，马来酸氯苯那敏片成人4 mg，处方用量头孢克肟颗粒50 mg 0.5袋，氯苯那敏片4 mg 0.5片为儿童用量，属于用量不适宜。
（二）“专群结合”重塑民族地区民众的集体意识
利用先进文化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塑民族村寨的集体意识。虽然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社会原子化程度越来越高，但是共同的理想和中国梦又将我们凝聚成一个整体。一是国家可以形成专业化工作队伍介入民族特色仪式，因为国家的身影并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它必须以现实的人的形式来体现，这样象征国家意义的统治合法性资源也得到有效利用，提高国家在民族地区的权威，也能防止民族特色仪式被心怀不轨的人窃用从事非法活动，从而危害民族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二是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发挥群众力量，因为群众性工作队伍熟悉少数民族民众、熟悉民族特色仪式，其能弥补专业化工作队伍的不足。这样传统的民族特色仪式国家和民族地区社会可以实现相互的征借和利用。国家可以征借民族特色仪式的舞台与象征体系，加入一些国家元素与国家意志的特殊标志与象征符号，从而达到强化国家认同和巩固民族团结之目的。民族地区社会则充分利用国家元素的加入使一些传统民俗特色仪式获得政府的许可而让活动更具正当性，从而有利于重塑少数民族民众的集体意识，建构民族精神信仰，凝聚人心与力量促进域内经济与社会发展。
（三）将“信仰文化”与经济建设相融合
首先将民俗信仰外化出来的特色仪式分为功能性与表演性两类。仪式具有社会功能，亦天然具有表演的性质与特征。所以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对民俗特色仪式进行有意义的区分类别，将其展示为有经济价值的表演性一面和有神圣仪式的功能性一面，这样就能实现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保留强仪式的神圣功能共赢的局面。
提升民俗信仰中仪式与经济发展的关联度，让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促进仪式的宣传和内涵开发。我们可以将民俗特色仪式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视为通过各自的耦合元素彼此影响的两个系统。即民俗特色仪式转化为乡村旅游、民族旅游项目之后以其独特性、竞争性的优势的确能够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两个系统一旦一个发生变化，其另一个部分也会随之发生调整。即经济发展收入增加了可能导致民俗特色仪式的变化（弱化仪式的信仰基础和真实的神圣性），作为耦合机制，将民俗特色仪式区分为两个类别，就能有效避免其负面影响。这样既满足了外来游客对民族特色仪式文化的好奇心，发展了当地经济，也能保护民俗特色仪式的特殊性，更能促进了特色仪式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之间的调适和与时俱进。如此，民俗信仰就会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形成一个良好的多元互动，在互动中促进民众的自身发展。
（四）依托传统权威促进民族地区的和谐治理
在促进民族地区和谐发展的进程中，民众的社会认可往往起到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加强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不仅仅是单纯的民族地区管理问题，更是关乎中国民族团结和全局稳定的政治战略性问题。因此，要做到让民族地区民众认可、民众参与，就应当重视民众在长期以来的生活中产生和形成的民俗信仰、仪式展演，使之参与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来，促进民族地区的稳定、繁荣。
人文主义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4]。受市场经济等因素影响，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中部分医务人员道德素质下降，医患关系日益紧张，对医学生自身发展和病人健康造成冲击，医学的人性光芒日趋黯淡，医学的人文主义精神衰落，同样也对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产生严重冲击。为此，加强医学生人文主义教育成为高等医学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具体内容及实施路径见图1。
一是要扬弃民族民俗信仰、特色仪式中的一些消极因素。二是要充分发挥民俗特色仪式的社会协调作用。通过民俗特色仪式的展演对少数民族民众实施社会规范的教育和宣传是实现积极社会控制的关键，如此，则会极大地降低国家的社会控制成本，使民众对政府的控制与管理行为更加认同，政府亦可因此而获取更大的动员能力与社会凝聚力，提升民众的社会的社会参与。三是选择合适路径将民俗特色仪式融入于社会治理体系中。无论在治理制度构建的治理主体、治理方式还是在治理理念层面，民族地区将民族信仰、特色仪式融入到基层社会的治理体系中，这种由权威精英人物参与的非正式治理力量，将成为缓冲少数民族民众与政府直接冲突的减压器，能有效协调少数民族民众内部间和群体外部之间的各种关系。总之，重视民族信仰、特色仪式挖掘和运用成为创新民族地区有效治理促进民族和谐的重要理念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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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Religious Belief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te Governance
ZHOU Hua-lian
（CPC Guiyang Wudang District Party School，Guiyang，Guizhou 550018）
Abstract:Based on the long-term experience of grassroots life and research on the subjec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Guizhou's religious beliefs and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functions of ethnic religious rituals，using the theory of ritual function and social control.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harmony and stability of religious beliefs in ethnic areas.
Key words:religious beliefs； national religious ceremonies； social governance； sociopolitical stability
中图分类号:C9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743（2019） 09－0001－05
收稿日期:2019-08-08
基金项目:贵州省社会主义学院2018年度课题“国家治理视角下的贵州民族地区民俗信仰问题研究”（GZSYKT201823）。
作者简介:周华连，1989年生，女，湖南衡阳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地方治理。
标签：仪式论文; 民俗论文; 社会论文; 民族地区论文; 民众论文; 《怀化学院学报》2019年第9期论文; 贵州省社会主义学院2018年度课题";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贵州民族地区民俗信仰问题研究"; (GZSYKT201823)论文; 中共贵阳市乌当区委党校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