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大中专院校中共党组织建设，面临着发展对象小资产阶级思想比较严重的问题。此时的中共党组织建设以思想建设为重点，以组织建设为保障，成功克服了小资产阶级思想，这是中共在非无产阶级群体中建立党组织的典范。本文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中专院校的中共党组织建设为研究对象，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中专院校党组织建设的环境、思路及地位，探讨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共如何在大中专院校中建立、发展党组织并发挥作用，以期对推动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党组织建设实现新发展、新跨越提供启示。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中专院校；中共早期党组织建设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在大中专院校的党组织建设克服了发展对象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不利条件，以思想建设为重点，以组织建设为保障，通过学习教育、思想改造、实践锻炼等形式，采取积极、慎重的党员发展方针，完善组织联络机制、会议制度和领导体制，努力建设在组织上、思想上、政治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大中专院校基层党组织。本文通过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中专院校中共党组织建设的环境、思路及地位，探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在高校中如何发挥作用，从而助推新时代背景下的高校党组织建设实现新发展、新跨越。
建立农产品“走出去”专项发展资金，加大对农产品收购、保险、质量安全检验检测、农产品认证、市场营销培训等资金扶持力度。整合涉农扶持资金，重点向农产品外销企业和精深加工企业倾斜，采取“以奖代补、贷款贴息、紧急援助”等方式，对农产品运销企业、农民合作社进行奖励和补助。协调金融部门降低信贷门槛，开发金融新产品，切实解决农产品运销企业的融资难题。
一、大中专院校中共党组织建设的环境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中专院校的中共党组织建设，既不同于无产阶级群体中的党组织建设，又不同于农民群体中的党组织建设。因而必须从具体环境和条件出发，既要遵循一般的规律和要求，又要有所不同和创新。
（一）有利条件。中共早期党组织的大多数成员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大中专院校是知识分子产生的摇篮，因而中共在大中专院校建立党组织具有较大优势。
1.有一个先进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共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马克思主义也是在十月革命之后才在中国广泛传播，因而中共最初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一开始就有一个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开始就接受了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和原则。中共在坚持运用列宁主义建党学说和原则的基础上，创立了毛泽东建党思想。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工作作风是什么，有一套完整的体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遵循列宁主义建党学说和毛泽东思想建党学说，为中共在大中专院校的基层组织建设提供了思想保障。
1.发展对象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较为严重。依据中共阶级分析理论，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主体属于小资产阶级。一方面，他们具有革命性，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拥有一定政治敏感度，他们在当时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4]另一方面，他们具有妥协性、动摇性。相比中共在工农群体中发展党组织，大中专院校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环境更为困难。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由于近代中国小资产阶级群体众多，而他们自身又不可能组织强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因此就有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分子向无产阶级队伍寻求出路，使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占大多数。此外，即使是工人群众和工人党员，在当时中国的经济条件下，也容易沾染小资产阶级色彩，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党内常常有各色各样的反映。[5]当时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普遍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或多或少地阻碍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基层组织的实现。
3.发展对象较为集中：大中专院校聚集的、沿海或沿江的大城市。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及其他社会群体相比，大中专院校的学生群体性特征更加明显。第一，这些大中专学生年龄和经历相仿，较多来自于社会中上层。他们大多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富于激情和理想，容易被组织动员起来，采取集体行动。第二，近代中国高等教育资源的区域分布参差不齐，主要集中于北京（北平）、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沿海或沿江的大城市。这就使大中专院校中共基层组织的发展对象较为集中，有利于借助交通、通信和传媒，突破一校、一城之限制，采取跨学校、跨区域性的行动，形成广泛的大中专院校党组织联盟。
（一）中共在非无产阶级群体中建立党组织的典范。
2.发展对象文化素质较高：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大中专院校基层党组织的发展对象是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文化素质较高。据统计，1916年全国高校学生总数为19921人，1925年全国高校学生总数为36321人[1]，1931年全国高校学生总数为44167人，1937年全国高校学生总数31188人[2]，1947年全国高校学生总数155036人[3]，直至1947年，全国大中专院校在读学生总数才超过15万。拥有学校学习工作经历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是民族与国家的精英，由于他们文化素质较高，不存在语言表达和文字表述障碍，客观上易于接受中共的思想宣传和政治动员，为中共在大中专院校发展基层党组织提供了可能。
2.知识分子和学生政策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中共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关于知识分子的看法，党内存在着不少分歧和争论。例如，以恽代英为代表的看法较为激进。1923年6月，他指出：“学生与其他知识界人，除极少数永远保持革命精神者以外，其余确不可恃。”[6]这就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采取“左”的政策，埋下了伏笔。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归咎于党的领导干部是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是党内机会主义的源头。在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错误认识下，中共采取了“左”的知识分子方针和政策。突出强调党的指导干部工人化，排斥、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等，这些政策无疑使中共在国统区大中专院校的活动难于开展和深入。在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左”倾错误开始得到纠正，推动了中共提出新的知识分子方针与政策，如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等。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延续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并有所发展。
二、党组织建设思路
1.在非无产阶级群体中建立党组织，应坚持发展党员“有成份论”，但不“唯成份论”。[10]中共在大中专院校发展党员时，对非劳动者（智识分子，自由职业者等）的候补期规定为三个月。[11]学校基层党组织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既坚持“有成份论”，重视考察发展对象的历史和家庭出身，又以发展变化的眼光，不“唯成份论”，正确区分发展对象的家庭出身和本人身份，重视个人的政治表现和思想觉悟。这既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在非无产阶级群体中发展党组织提供了借鉴，又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共在新的社会群体中发展党组织提供了历史依据。
（一）着重从思想上建立党组织。尽管中共的阶级基础是无产阶级，但因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有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7]，较多情况下是在非无产阶级群体中建党。对此，大中专院校的基层党组织建设以思想建设为重点，通过各种形式，统一了党内思想。
（二）以组织建设为保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中专院校的中共党组织大力加强组织建设，采取积极、慎重的党员发展方针，完善组织联络机制、会议制度和领导制度，为党组织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2.在非无产阶级群体中发展党组织，必须以思想建设为重点。民主革命时期，由于担心把非无产阶级思想带入党内，从而在吸收党员问题上采取了关门主义。这样的考虑和担心是必要与合理的，但其做法却颇值商榷。对此，学校基层党组织通过加强思想建设，既大量吸收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入党，又成功克服了他们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这些成功经验，不仅适用于中共在学校以外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开展思想建设，而且对中共在农民群体中发展党组织也有积极借鉴意义。
杨秉奎被感动了:“姑娘,北大荒其实是个很有人情味儿的地方。冲你这一份诚心诚意,我帮你。起来,跟着我。我一定会帮你到底!”
1.学习教育。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纲领、路线教育。院校党组织建立之初，明显存在着理论准备不足的短板，组织成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并不高，因此通过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邀请进步教授做报告、创办进步刊物、党内集中学习等形式，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纲领、路线教育。[8]二是形势教育。学校基层党组织在其领导下的学生进步团体和外围组织中开展形势教育，这与中共处于秘密和“非法”状态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不少党员在学生进步团体和外围组织中开展工作，以合法形式掩护秘密身份。
1.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共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视为最危险的敌人，拒绝和排斥他们入党。如在高校学生和知识分子入党问题上，强调“唯成份论”。这种状况在土地革命前期表现尤为严重，直至1935年瓦窑堡会议才有所改变。特别是1938年《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1939年中共中央《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1941年《中央军委关于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门家的政策指示》的发表，进一步推动了中共在大中专院校中大力发展党员，从而推动了大中专院校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到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已经形成系统、完整的关于发展党员的方针与政策。
2.健全组织联络制度、会议制度和领导制度。组织联络制度方面：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中共无论是在北方还是南方，都处于公开或半公开状态。[9]土地革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大中专院校党组织采取了单线联系的工作制度，在党员之间，实行个别联系。会议制度方面：尽管学校的党组织经常遭破坏，但他们还是在尽可能的情况下，适时召开支部会议和党小组会议。除非生活环境恶劣或上级组织要求，一般都能定期召开。领导制度方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对高等院校实行了特殊的领导制度。主要有由学校所在地的市委或区委直接领导、由中共各级组织设立专门机构领导、由上级党组织委派专人负责联系领导等三种形式。
作为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职业钢琴演奏家，巴尔迪曾于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巴黎普莱耶尔音乐厅、米兰威尔第音乐厅、波士顿交响乐团音乐厅、克利夫兰慎思堂（赛弗伦斯音乐厅）、上海大剧院和北京故宫等世界重要音乐厅、大剧院及文化圣地举办音乐会。亦曾与法国广播交响乐团、克利夫兰交响乐团、休斯敦交响乐团、柏林交响乐团和科罗拉多交响乐团等世界知名乐团合作演出。
三、党组织建设的地位
新民主主义时期大中专院校党组织建设是中共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构成部分，在整个中共党组织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是中共组织在白区发展的基础和依托，而且为中共培养输送了大批革命和建设人才。
（二）不利条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中专院校的党组织建设是在小资产阶级群体中发展党组织，不同于中共在工农群体中发展党组织，影响其发展的因素较多，具有较多不利条件。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中专院校基层党组织建设以思想建设为重点，以组织建设为保障，成功统一了党内思想。中共在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群体中建立和发展党组织，是中共在非无产阶级群体中建立党组织的典范。
内部控制监督制度是企业在组建甚至是日常管理中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但是，目前一些企业在制定内部监督管理机制时缺少对其科学性和系统性的要求，并且内部监督管理机制的制度不尽完善，进而企业在运行财会内部监督管理机制时无法将其作用有效发挥。还有些企业无法在具体工作中对财会内部监督管理机制进行有效落实，更加无法对企业相关经营项目进行有效预测和控制。
2.实践锻炼。统一思想，仅有学习教育还不够，还需要在革命斗争中接受锻炼和检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过参加学生运动、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实践考察等形式，派遣党员或进步学生到解放区或根据地学习、考察，通过所见所闻，使党员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从而坚定革命信仰，促使党员真正从思想上入党。
基础性地理国情监测与以往基础测绘项目不同，不仅对要素的性质、位置进行地理空间定位，还要尽可能将农、林、交通、环保等相关行业所关注的信息融汇在要素属性内，向政府部门、社会、公众等提供科学、权威、准确的地理国情信息服务。例如，表1中关于收费停车场的采集，要求在城市地区范围内收集相关资料，不仅要对停车场的位置进行准确定位，还要对停车场的名称、车位数、层数和类型等情况进行调查，以满足公众查询需要。
3.在非无产阶级群体中建立党组织，必须以制度建设为保障。学校基层党组织在以思想建设为重点的同时，大力加强组织制度建设，建立了一套组织制度和规范。这既提高了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又为中共在大中专院校以外的非无产阶级群体中建立党组织提供了借鉴和帮助。例如，基层党组织培养考察新党员的方法、多头单线联系的联络制度、多种形式的领导方式等，都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这对中共在白区非无产阶级群体中建立党组织提供了有益借鉴。
专业的森林保护人员是保护森林资源的主要力量，面对目前森林保护人员较少和专业知识较为缺乏的局面，我们应该加大对森林保护人员的专业知识培训，尤其是关于森林防火和病虫害防治等难题的解决方法，让他们掌握专业的森林保护知识，科学的去工作，提高森林保护的工作效率，提高我国的植被覆盖率，为我国的林业可持续发展贡献出力量。
（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共前进的方向和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在大中专院校的党组织建设，对中共基层组织的发展壮大以及党组织组织力战斗力的提升，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1.大中专院校党组织是中共组织发展的依托和基础。中共自建党之初就高度重视在大中专院校开展党组织建设活动。[12]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中专院校的党组织建设工作在中共组织发展中居于关键地位，发挥着积极作用。第一，中共地方组织是以大中专院校基层党组织为基础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大中专院校是中共在城市中建立党组织的首选目标，院校党组织往往是所在城市最早设立的中共支部，大多城市的地方党组织都是在大中专院校基层组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中共北京地方组织为例，1920年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在北京大学宣告成立，11月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这是北京和北方的第一个党支部，也是北京大学的第一个党支部。[13]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北京地方组织多次遭到破坏，但大多在大中专院校党组织的基础上得以重建。第二，学校党组织培养的人才发挥了先锋作用。他们或受中共派遣，利用假期或专门时间到各地传播革命思想，参与筹建中共地方组织；或由院校毕业后，在所在行业或领域进行革命宣传，创建所在地区或行业的中共地方组织。以大革命时期为例，中共派遣大量优秀党员到中小城市和农村发展党组织，其中不少为大中专院校中共党员。
2.大中专院校党组织培养的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学校知识分子领导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大中专院校是中共诞生的摇篮，中共主要是由五四时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创建的。这个知识分子群体大多集中于大中专院校，他们首先领导创建了各地早期共产主义组织，随后又筹备组织了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据统计，中共创立时，在全国58名党员中，就有22人为大中专院校的老师和学生，高等院校在中共创建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4]第二，建党和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大多具有在学校学习工作的经历，理论素质和领导水平较高。关于这一时期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教育背景，情况如下：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到第五届委员会共83人，其中具有大学学历的52人。中共之所以能在这一时期制定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实行国共合作开展大革命，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与中共领导集体主要成员的素质较高有关。而中共领导集体又较多来源于高等院校，深受其党组织影响。第三，土地革命中前期，尽管中共犯了多次“左”的错误，但仍有不少大中专院校出身的党、政、军干部，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一时期，尽管大中专院校党组织的建设被边缘化，但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培养的人才，在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白区的地下斗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第四，土地革命后期，大中专院校出身的党员和干部，在纠正“左”的错误，扭转革命形势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张闻天、王稼祥、秦邦宪，都具有大中专学习经历。[15]正是他们的支持，才使“左”的错误逐步得到纠正，从而挽救了中共、红军和中国革命。第五，抗日战争时期，大中专院校出身的中共党员，不仅在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和确立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共意识形态构建和确立的关键时期，学校党员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基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教育背景，可以推出：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大中专院校党组织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共意识形态和思想理论建设的方向。第六，大中专院校出身的中共党员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领导和指挥作用。他们或是中共地方组织的构成人员，或是中共武装力量的领导人。他们或从全局、或从局部、或在战略上、或在战术上，影响了中共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中专院校党组织建设独特的环境、思路及特殊地位与意义，决定了21世纪的今天，在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16]进程中，必须重视和加强高校党建。既要吸取和借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中专院校党组织建设的成功经验做法，又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际，有所创新和发展。
拟南芥中的BR合成与信号转导相关研究已开展地较为深入，近年来在水稻(Oryza sativa L.)、大豆(Glycine max (L.) Merr.)等重要作物中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18-22]。目前针对油菜BR基因也开展了相关研究，有研究表明使用外源BR处理可以增加油菜单株籽粒产量[23]；施加外源油菜素内脂(eBL)可以增加油菜幼苗根的细胞呼吸速率，增强抗逆性[24, 25]；甘蓝型油菜(Brassica napus L.)过表达拟南芥的AtDWF4基因能够提高油菜种子的产量，并增强油菜的抗逆性[2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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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9）01-0048-05
作者系福州大学人事处助理研究员
■ 责任编辑：沈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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