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
[摘 要]中央红军长征中在汝城“扩红”150多人，在宜章至少“扩红”900多人，在临武、蓝山、道县、嘉禾、江华、永明“扩红”约900人，在湖南“扩红”总计约2000人，取得较好的成效。中央红军长征中在湖南“扩红”取得较好成效，原因主要在于：党和红军在湖南的影响很大，群众基础好；党和红军日益重视“扩红”工作，较好地组织、推动了“扩红”工作的开展；红军广大指战员更加重视开展宣传工作、群众工作，积极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模范遵守纪律，注意给予群众利益，大大提升了人民群众对红军的认可度；地方党组织大力协助红军开展“扩红”工作。中央红军长征中在湖南“扩红”，进一步扩大了党和红军在湖南的影响，增强了中央红军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为此后在贵州“扩红”取得丰硕成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从而为中央红军在长征中扩大、保存有生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中央红军；长征；湖南；“扩红”
在长征史上，湖南占有重要地位，湖南人民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1934年10月底，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湖南，12月中旬离湘入黔，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长征经过了湖南15个县。在湖南，中央红军开展了“扩红”(即扩大红军)工作。中央红军长征在湖南“扩红”多少人，成效怎样，原因何在，意义如何？本文拟就此作一初步考察。
一、入湘前“扩红”
依照1934年10月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下达的军事命令和中共中央给各军团下达的政治命令，10月9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指令提出要“严格的执行阶级路线，发动连队进行扩大红军与搜集资材的革命竞赛。对于扩大来的新战士，应集中补充团加以短期训练与检查工作”[注]《总政治部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1934年10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文献》(1)，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版，第70页。。对于即将开始的长途行军与战斗中的“扩红”工作，总政治部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重视。
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雩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20日，中央红军主力完成突围准备。当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三团在江西信丰县谷平寨休息，“团政治处通知：各连要广为宣传红军政策，就地扩大红军”。可见，即将突围之时，根据总政治部的要求，中央红军各级政治机关对“扩红”应该还是做了一定的发动的。21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开始突围，至2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
位于上海市南端、东海之滨杭州湾北部的上海化学工业区，是一块由围海造地而得的土地，横跨金山和奉贤两区，规划面积29.4 km2，管理面积 36.1 km2。
此后，中央红军向湖南汝城县和广东仁化县城口方向前进。10月25日，红三团由信丰庙下行军至广东南雄县境。途中，红一师政治部主任谭政“布置沿途扩大红军”。红三团党总支书记萧锋认识到，红军“远离苏区，现在是牺牲一个少一个，损失一个就要设法补回一个。红军既要战斗，又要认真做好扩大红军的工作”。突围以来，红三团“九连只扩红五名，一连沿途派多人做工作，也没有扩几名”。“扩红”效果不好，是“因环境太坏”，“那些伪乡、保长知道你要当红军，捉住了不是杀头就是坐牢，还要牵连几代”[注]萧锋：《长征日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红军长征纪实丛书·日记卷》(3)，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1045—1046页。。突围开始后，在江西和广东，中央红军几乎没有扩大新战士。
进入湖南之前，中央红军没有扩大多少新战士，原因何在？从主观方面来看，“扩红”工作尚未提上日程：一是中央红军要进行的军事行动是战略转移，成功突围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扩红”并非当务之急；二是实行战略转移前中央红军已经在中央苏区突击扩大了许多新战士，参加战略转移的红军主力已达8.6万余人，考虑到当时的军力，“扩红”也非当务之急。从客观方面来看，这段时间确实不太具备开展“扩红”工作的条件：一是从长征开始到进入湖南一共不到20天，其中一半的时间是在中央苏区内完成集结、突围准备工作，剩下的时间则忙于进行突围战斗和连续行军，各部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扩红”；二是在这段时间里各部队基本上都是夜行军，很难开展“扩红”工作；三是如萧锋所言，“环境太坏”，在反动势力的高压下，沿途群众不敢参加红军。
二、汝城“扩红”
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中央红军即已离开中央苏区。为了帮助广大指战员迅速适应“行动与环境的巨大转变”，10月29日，总政治部发出《对目前行动的政治工作训令》。训令提出五项“争取群众最重要的工作”，其中之一是“吸收广大群众到红军中来，扩大红军”。指令要求各级政治机关，一是要教育政治工作人员和所有战斗员“注意扩大红军的工作”，在白区完全有可能争取大批工农群众参加红军；二是“要反对以为白区不能扩大红军的观点”，大力争取新战士，同时也要“进行严格的检举，防止敌探及一切反革命份子混入”[注]《总政治部对目前行动的政治工作训令》(1934年10月29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文献》(1)，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版，第125—126页。。此时，对于“扩红”工作，总政治部是更加重视了，训令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湖南后“扩红”工作的开展。
人文精神的最终表现为人文关怀，在悦纳自己、理解自己、自尊自爱的基础上，学会理解他人，尊重他人，产生利他心理。这是初中学生人格发展的高级阶段，实际的习得还需要通过日常的学习生活慢慢体会。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就必须对自己的教学行为有较高的要求，通过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为学生树立一个“理解他人、尊重他人、关怀他人”的行为典范，以此凸显人文精神。例如，教师在教学之后，可以就某一问题与学生进行讨论，主动为学生提供帮助；在学生提出问题时应明确地、耐心地解答；在课下遇到有困难的学生应给予支持和关怀等。
11月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主力由汝城和城口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同日，红军在汝城小垣的大山、简水，延寿的东寿、官亨、下拓、桑坪等地宣传党的政治主张，打击土豪劣绅。7日，毛泽东、朱德联署发布文告《出路在哪里？》。《出路在哪里？》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指出共产党主张的苏维埃和红军才是工人、农民、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出路，号召广大工农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暴动起来，实现党的主张，创造红军和苏维埃政府[注]遵义会议纪念馆编：《遵义会议前后红军政治工作资料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出路在哪里？》对于中央红军在汝城“扩红”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日，红军到文明后在老田、秀水、韩田、沙洲、新东、文市等地短暂休整，并在文明街、沙洲村设立兑换处，连续三日兑换红军使用的苏维埃钞票。8日，红军在所驻文明各村召开群众大会，没收土豪劣绅财物。同日，中央红军全部通过第二道封锁线。至13日，中央红军全部离开汝城。
一方面在高校基层党建工作中加强学习型组织机构的建立，不断提高党建工作人员的思想素质和管理能力，定期组织党建工作人员进行思想培训和学习交流，让其了解国家最新的教育政策理念，并对其在教学和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进行深入地交流和探讨，结合大学生思想发展现状，制定今后的教学计划和方案，推动高校基层党建工作的有效发展[4]。
《总政治部对目前行动的政治工作训令》发出的同一天，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由江西崇义县聂都率先进入汝城东岭一带宿营。10月30日至11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分三路全部进入汝城县境。10月30日，红军到热水附近的平头脑后召开周边村庄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策，打击土豪劣绅。31日，红军到集龙后打开国民党地方政府设在当地的粮仓，将大部分粮食分给贫苦农民；到土桥后在附近的东坑、坳口、青龙、黄家、坳背等村召开群众大会，没收了几家豪绅的稻谷、衣物。
中央红军长征在汝城，从10月29日至11月13日历时16天，经过18个乡(圩)205个村。东岭上里村青年农民何青林患病得到红军医治，病愈后何青林坚决要求参加红军，在他的带动下，同村钟有堂、黄涛明、李付军等人也参加了红军；在小垣白云村，一次就有34名青年加入在当地宿营的红五军团某部；红军来到附城磨刀村时，村民朱天古躲到一间杂屋楼上，看到红军纪律严明，不进民房，不拿群众东西，朱天古赶紧下楼并跑到后山叫回村民，红军离村时朱天古带着村里几个青年参加了红军；泉水秀溪村胡光海的妻子曾当过地主家的丫环，苦大仇深，红军路过时雨后道路泥泞，胡光海之妻主动挑了糠壳铺路防滑，后干脆扔掉箩筐参加了红军；在文明，一个村子就有51人参加了红军。在汝城，“延寿、岭秀、文明等地150余名青年农民参加红军”[注]湖南省汝城县史志办公室：《中国共产党汝城历史(1921—1949)》，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34—151页。。汝城“扩红”成果的取得，一是因为中央红军在汝城较好地开展了宣传工作和群众工作，红军不侵犯群众利益，关心群众疾苦，纪律严明，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从而吸引了部分群众参加红军；二是因为《总政治部对目前行动的政治工作训令》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各部队“扩红”工作的开展。
大革命时期，在中共汝城特别支部的领导下，汝城农民运动蓬勃发展。1927年9月汝桂秋收起义爆发，工农革命军连克桂东、汝城两座县城，并建立了汝城县苏维埃政权。1927年11月，朱德率南昌起义余部来到汝城活动，汝城成为湘南起义的策源地。湘南起义后，毛泽东率部由井冈山南下策应，攻克汝城县城。井冈山会师后，朱德、陈毅又率部征战汝城，再次成立县苏维埃政权。1929年、1932年彭德怀率部两度攻占汝城县城。1931年邓小平率红七军过境汝城。就在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汝城前两个多月，西征的红六军团也曾过境汝城。党和红军在汝城的影响比较大，汝城的群众条件也比较好，再加上中央红军长征过境汝城时间并不短，为什么汝城“扩红”虽取得一些成绩，但成效也并不那么显著？一方面是因为“扩红”工作还没有在中央红军各部队中得到普遍的高度的重视，没有在各部队中真正开展起来。另一方面是因为红军的宣传工作和群众工作仍有待加强，模范遵守纪律方面做得也还不够：一是对白区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还“非常缺乏”，宣传方式有待改进。“用大字在到处的墙壁上书写大标语，则一般的没有注意。有些地方也只写了个别我们的基本口号”，而没有注意写出群众迫切要求的口号，特别是“口头的宣传鼓动工作，还没有注意”。“连队中的宣传队，还没有真正开始在群众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进行宣传不是“首先从群众切身的利益开始”，没有“以最通俗的言语，极大的耐心，同群众接近，来启发他们的斗争。……引不起群众的兴趣与注意”。二是通过给予群众利益去发动群众斗争与组织群众方面做得还不够。“打土豪的东西，我们很少发给群众。……打土豪的积极性是大大的提高了，然而主要的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给养与改善自己的生活。”三是“红军中地方工作部与中央工作团的工作，还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四是“在阶级纪律方面，从我们最近几天的行军中看来，还表现非常的不够。到处屙屎，到处丢弃禾草，乱拿群众的东西等现象，还是非常严重”[注]《关于目前地方居民中的工作》(1934年11月4日)，《红星》报，1934年11月11日，第1—2版。。
三、宜章“扩红”
1.红一军团白石渡“扩红”。
中央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很快颁布紧急“堵剿”电令，设置了第三道封锁线。1934年11月7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从宜章县以北之郴县良田至宜章县以南之广东乐昌县坪石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线。同日，红三、红八军团由汝城出发兵分两路进入宜章县境。8日，红三团作为红一军团的先头部队向宜章白石渡进军，任务是于11日前抢占白石渡。10日，红三团由乐昌罗家渡出发，攻占白石渡。白石渡是宜章的一个镇，粤汉铁路由此经过，有三四千名工人在这里修筑铁路。筑路工人们工资很低，生活很苦。第二天，红一师政治部主任谭政即布置在白石渡开展“扩红”工作，11日至12日共“扩红”300多人。12日，谭政在红三团召开政工会议总结“扩红”经验。红一师政治部和中共宜乐工委还指导成立了三个苏维埃政府，发展了42名党员，建立了三个秘密党支部，成立了60多人的游击队和100多人的赤卫队[注]萧锋：《长征日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红军长征纪实丛书·日记卷》(3)，第1053—1054页。。13日，红一军团军团部及直属队来到白石渡。还未到达白石渡之前，各单位基层党组织就已经动员指战员们去开展“扩红”竞赛。一到白石渡，军团政治部政治工作人员与扩红突击队就积极开展宣传鼓动工作。红军在白石渡组织工人召开群众大会，给工人发放谷米、衣物、猪肉，想回家的还发给路费，13日至14日两天扩大了不少新战士。14日，红十五师经过白石渡时也大力开展了“扩红”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补充了五六百名新战士[注]《彭绍辉日记》(节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红军长征纪实丛书·日记卷》(1)，第316页。。在白石渡，红一军团“扩红”至少八九百人。
1.红一军团临武、蓝山、道县“扩红”。
近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越来越重视。建设水生态文明城市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城市中小河流治理，要求整个工程的总体布置和设备选型不但具有常规水利工程所要求的使用功能， 而且更要具备与生态环境相适应的多种功能。
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为数据统计源，以篇名“校园足球”，时间从“不限”到“2017”，来源类别“核心期刊”为检索项，进行检索．将检索到的132篇文献进行整理，剔除简讯、会议报道等文献，得到124篇学术论文．对校园足球研究论文的文献量和被引频次、研究内容、期刊分布和作者情况等进行逐篇分析，用Excel软件进行数据统计．
为避免敌军的截击和追击，中革军委“决定迅速秘密的脱离尾追之敌，前出到临武、嘉禾、蓝山地域”，11月14日朱德致电各军团首长作出部署[注]《朱德关于红军占领嘉禾、临武、蓝山等地的部署》(1934年11月14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文献》(1)，第139页。。受领作为先遣队袭占蓝山城的任务后，红三团于14日由白石渡出发，15日至临武县楚江圩宿营，行军途中扩大新战士30多名。“昨夜通过宜章城、骑田岭、牛荷村，过香花山，到楚江圩宿营，行程120里。……沿途扩红30多名，大多是十七八岁的青年人，其中多数是没吃没穿的苦孩子。”由白石渡至楚江圩的120里，大约半数在宜章县境，半数在临武县境。白石渡距宜章城约20里，通过宜章城已是晚上，在宜章境内基本上是夜行军，“扩红”的可能性不大，这30多名新战士可能主要是在临武境内扩大的。16日红三团“经繁木村到石河宿营”，“机枪连扩红八名”；红一军团先遣团占领临武城，红一军团主力到达临武城及其附近地区，在临武水头圩一带红二师“扩红百余人”，红一师也于17日在水头圩一带“扩红200多人”。18日，红三团由水头圩进入蓝山县境，19日晚红三团袭占蓝山城，20日红九军团接防蓝山城，红三团向宁远进发。在蓝山，红三团扩大75名新战士。“政治处汇报，两天来扩红75名，有八个雇农，十个中学生。他们有的因父母被反动派杀害，要为父母报仇。有的为了逃婚。大多数青年是为了寻找革命真理，不愿受压迫。他们说，不当红军也得被国民党抓去当炮灰。有兄弟俩扛着锄头来当兵，要为父报仇。”红三团攻击宁远城不克，转移至天堂圩一带参与阻击追敌薛岳纵队，完成掩护任务后于27日进至道县白芒铺。红三团之“三营在白芒铺扩红27名，蒯秋棠只有16岁，学做衣服，红军一来，他丢下剪刀，拿起刀枪，愿为工农打天下”[注]萧锋：《长征日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红军长征纪实丛书·日记卷》(3)，第1055—1059页。。
11月11日，红三军团第六师进占宜章城。红三军团政治部派出了一个工作团，协同红六师政治部在宜章城开展工作。红军打开监狱，释放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和无辜群众；没收豪绅地主的财物，并组织游斗土豪劣绅和反动官吏；书写标语、演戏，积极进行宣传活动；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宜章县苏维埃政府，将没收来的财物分发给贫苦群众；成立工人赤卫队，发放枪支100多支；设立临时银行，兑换银元，收回苏维埃钞票。驻宜章平民工艺厂的红十七团团部卫生队也积极向工人进行宣传，“十几个青年工人，很快觉悟过来，参加了红军”[注]中共宜章县委党史联络组，宜章县志办公室：《中国共产党宜章历史(1921—1949)》，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65页。。在宜章城，红三军团“在三天中扩大了五十名新战士”。
与红一军团白石渡“扩红”比较起来，红三军团在宜章城的“扩红”效果显然差了很多，原因何在？《红星》报11月25日刊发了《宜章城市工作的经验》一文，署名为“福州”[注]“福州”为红三军团的代号。政治部。从这篇文章来看，红三军团在宜章城“扩红”没有取得很好的成效，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在扩红工作上没有把最大力量放在铁路工人方面，因此所获成绩还是不够得很”；二是虽然在铁路工人中开展了工作，但是没有把他们组织起来，派去铁路工人中开展工作的同志存在着“把组织工会与扩大红军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三是“扩红”工作主要是由红三军团政治部和红六师政治部承担了，没有充分发动整个部队去做[注]“福州”政治部：《宜章城市工作的经验》，《红星》报，1934年11月25日，第4版。。
(2)在全球变暖背景下，近40年来沪宁杭三地的均温有明显上升趋势。相比下，最低气温上升趋势同样明显而最高气温上升趋势较缓和。
中央红军长征在宜章，从11月7日至18日历时12天，经过15个乡镇56个村。红一军团在白石渡“扩红”至少八九百人，红三军团在宜章城“扩红”50人，另外，“‘红章’[注]“红章”为第二野战纵队的代号。在樟桥时，鼓动了卅余个路工加入红军”，“‘红星’[注]“红星”为军委的代号。四科指导员胡锡光和五科罗科员，努力扩红工作，在章桥时仅仅一天功夫，扩大了四个红军”，中央红军在宜章至少应“扩红”900多人，成效显著。
图5中的低通数字滤波器,输入输出均为32位,截止频率、增益、阶数均可调,整个数字内部累加时钟为59字长。该低通滤波器消耗DSP48s单元仅为3%。大大降低了FPGA的资源占有率,简化了算法,降低了功耗。
四、《红星》报发出“扩红”动员令
11月14日，《红星》报刊发《加紧扩大红军的工作》一文。文章未署名，从行文语气来看，应为《红星》报编辑部写作。文章开门见山，提出“扩大红军是我们在白区一刻也不能放松的战斗任务”，接着以1933年8月彭德怀、滕代远率东方军在福建建瓯县洋口“以十天的工夫扩大了一千五百个新战士”为例说明白区也能扩大红军，指出“扩红”工作“在这次行动中，还未能引起各部的重大注意”，仅仅取得如下成绩：第二野战纵队在宜章樟桥鼓动了30多个筑路工人加入红军；红三军团某部在宜章城两天扩大了36个新战士；红三军团“攻”团第九连在汝城文明开了一个群众大会，扩大了三个新战士；总政治部的同志在郴县安源召集了一个铁矿工人会议，争取两名工人加入红军；军委胡锡光指导员和罗科员在樟桥扩大了四个红军。但“这是扩红最先的捷报，打击了以为在白区不能扩大红军，或者以为在一个地方时间很短无法扩大红军的胡说”，强调“扩红工作还仅开始，要求我们用大力的去进行”。另外，红三军团政治部出版的《火线》报已向红三军团各部提出“扩红”号召，文章对此做了详细介绍：“每单位每月至少扩大五个新红军。每团每月至少扩大一连新红军。每师每月至少扩大一营新红军。并且要保证这些新战士都是自愿的，都是坚决勇敢的贫苦工农，同时要加紧对于这些新战士的巩固工作。”最后，文章要求各兵团“立即动员起来，加紧扩大红军的工作！”[注]《加紧扩大红军的工作》，《红星》报，1934年11月14日，第3版。
长征中《红星》报由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唯一的报纸，实际上起到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报的作用。《红星》报首次刊发《加紧扩大红军的工作》是代表总政治部乃至中革军委和中共中央发声，向广大指战员发出了“学习去年东方军在洋口扩大红军的经验，动员白区广大工农加入红军”的号召，明确要求各军团“立即动员起来，加紧扩大红军的工作”，实际上是向各军团发出了“扩红”动员令，对此后中央红军“扩红”工作的开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此时，中央红军已经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减员十分严重。“第一次突围减员3700余人，第二次突围减员9700余人，第三次突围减员8600余人”，突破三道封锁线后中央红军共减员2.2万多人[注]石仲泉：《新旧中国的交替》，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85页。，“加紧扩大红军的工作”确已势在必行。
《加紧扩大红军的工作》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前文所述入湘前中央红军“扩红”确实没有什么成绩；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正确看待《加紧扩大红军的工作》对“扩红”情况的报道并不那么准确、全面。关于宜章“扩红”，红三军团在宜章城三天“扩红”50人，文章中讲到红三军团某部在宜章城两天扩大了36个新战士，这表明《红星》报编辑部对红三军团“扩红”的情况是了解的，报道也是准确的，但红一军团在白石渡“扩红”的情况《红星》报编辑部并不清楚，所以文章中没有反映白石渡“扩红”的情况。关于汝城“扩红”，文章中只提到红三军团“攻”团第九连在文明扩大三个新战士，这表明《红星》报编辑部也并不了解中央红军在汝城“扩红”的情况。由于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并未要求各军团及时汇报“扩红”情况，在军情紧急且联络并不那么畅通的情况下，各军团并不都会将“扩红”情况上报至总政治部，甚至各军团对所属部队“扩红”的情况也并不一定清楚，不止是《红星》报编辑部，就是总政治部、中革军委也无法十分准确、全面地掌握各部队“扩红”的情况。
五、临武、蓝山、道县、嘉禾、江华、永明“扩红”
红一军团白石渡“扩红”成效显著，原因何在？从客观方面来看，一是白石渡聚集了大量筑路工人，他们受压迫很严重，有强烈的革命诉求，比较容易将其发动、组织起来；二是此前中共宜乐工委在白石渡筑路工人中已做了大量工作，这就为红一军团在这里“扩红”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三是从10日到达至15日离开，红一军团在白石渡活动了好几天，其中红三团整整休整了四天，有较为充裕的时间去做“扩红”工作；四是长征以来红一军团各部队减员比较严重，需要大量补充新战士，例如红三团到达白石渡时已由长征出发时的2724人锐减至1700人左右了。从主观方面来看，一是红一军团各级政治机关和基层党组织比较重视“扩红”工作，例如红一师政治部主任谭政、红三团党总支书记萧锋自长征以来就一直十分重视“扩红”工作；二是红一军团各级政治机关和基层党组织对白石渡“扩红”做了较好的布置与发动，各单位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扩红”竞赛；三是不仅政治工作人员积极“扩红”，而且广大指挥员、战斗员，甚至炊事员也积极参与到“扩红”中来。
按照中革军委11月14日的决定和部署，红八军团于15日进至宜章老铺上、新铺上。至15日，中央红军全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16日，红八军团进至嘉禾城附近宿营。在宿营地，红八军团无线电队政委袁光给小孩子讲故事，然后又和年轻人拉家常，了解到“这些年轻人都是受苦人的孩子，不少人的父兄都受过革命的影响，有的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这些青年，无一例外地对国民党、蒋介石怀着刻骨的仇恨”。于是，袁光向他们做宣传，动员他们当红军，并叫他们回去征求家里的意见，当晚就有35名年轻人来报名参军，袁光派人将他们送到了军团政治部。第二天部队出发前，又有20多名青年来无线电队报名参军，“无线电队扩大了一百多个红军”，受到军团政治部的表扬[注]袁光：《风烟滚滚的岁月》，北京：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103页。。
2.红三军团宜章城“扩红”。
2.红八军团嘉禾“扩红”。
为兼顾反映预算执行情况信息和财务信息的双重目标，《政府会计制度》引入 “5+3”会计要素，即财务会计要素：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和费用等5要素，预算会计要素：预算收入、预算支出、预算结余等3要素。
3.红九军团江华“扩红”。
在红军通过第三道封锁线时，蒋介石已判明中央红军西进的战略意图，于是调集军队准备实施“湘江会战”计划。11月25日，朱德发出作战命令，以红八、红九军团“为第四纵队，经永明……三峰山向灌阳、兴安县道前进”[注]《朱德关于红军向全州、兴安西北之黄山地域进军的作战命令》(1934年11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文献》(1)，第161页。。26日，红九军团“政治部编印了红军告僮、苗、瑶族同胞书，并颁发了通令，说江华、永明是僮族、苗族和瑶族聚居的区域，要教育部队严格执行我党的民族政策，做好少数民族的工作”。接到通令后，红九军团供给部立即展开了所属单位的士兵大会，供给部部长赵镕讲话，要求必须尊重少数民族，“绝不能欺负或歧视少数民族，我们要争取他们成为革命的重要力量，要把他们当做自己的亲骨肉、亲兄弟、亲姐妹”。27日晨，红九军团第三师第七团进占江华城，下午红七团召开群众大会，将缴获反动分子的两万匹布分发给群众。继红七团之后，红九军团主力也进驻江华城。军团直属队进入江华城时，“我军团政治部编发的告僮、苗、瑶同胞书，七团战士们已贴得到处都是，群众争相观看，少数民族的兄弟们脸上露出了欢喜的笑容”[注]赵镕：《长征日记》(节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红军长征纪实丛书·日记卷》(2)，第419—420页。。在江华县城所在的沱江镇，红军散发传单，教唱革命歌曲《当兵就要当红军》《送郎当红军》《把苏维埃的红旗插遍全中国》《打倒土豪》等，用石灰、黄泥、染绽、锅灰到处书写标语，打开县粮仓和几个大商户的绸布店，宰杀土豪的生猪，在火神庙分发给群众，宣传队演出了斗争土豪劣绅的街头剧。红九军团还在沱江积极开展了“扩红”工作，在沱江冯都庙设立扩红接待站。据《中国共产党江华瑶族自治县历史(1921—1949)》，“有唐顺洪、何仲定等150余名青年报名参加红军”[注]江华瑶族自治县党史与地方志征集编纂办公室：《中国共产党江华瑶族自治县历史(1921—1949)》，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88页。。另据《红军长征在永州实录》，“有唐顺红、何仲定等150多名瑶族青年积极踊跃地参加红军”，在迎新大会上“给新兵发了寒衣，给他们的家属也发了布匹和安家费”[注]永州市党史与地方志征集编纂办公室编：《红军长征在永州实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4页。。江华瑶族人口众多，这150余名新战士中可能瑶族居多甚至占绝大多数，但并不一定全部都是瑶族。在没有确凿证据可以证明这150多人都是瑶族的情况下，“150多名青年参加红军，其中多为瑶族”这样的表述要准确一些。
4.红八、红九军团永明“扩红”。
11月28日下午，红九军团离开江华向永明城进发。29日上午，红八军团两个团在永明城外十余里与敌战斗。红九军团第三师第八团跑步增援，击溃该敌，十时左右红军进占永明城。红军用刺刀在龙母庙旁两颗大树的主干上分别刻上“保家卫国当红军”“中国工农红军万岁”两条标语，“没收了当铺，由地方工作部的同志把当铺里东西都从窗子里扔出来，叫群众认领回去。……一下子就扩大了200多个红军战士，多是瑶族和苗族”[注]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4页。。“白天，城乡四周的各族人民纷纷拥向城内，欢迎红军，大街小巷，人山人海，僮、苗、瑶族人民……高兴地跳跃，向红军欢呼。黄昏时分，当我们离开这一难忘的城市时，各族人民都恋恋不舍”[注]赵镕：《长征日记》(节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红军长征纪实丛书·日记卷》(2)，第422页。。
在临武、蓝山、道县红一军团“扩红”约440人，在嘉禾红八军团至少“扩红”100多人，在江华红九军团“扩红”150多人，在永明红八、红九军团“扩红”200多人。在这些地方，中央红军“扩红”约900人。考虑到这段时间里中央红军长途行军，战斗频繁，这样的“扩红”成绩还是不错的。之所以取得较好的“扩红”成绩，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党和红军在这些地方影响很大，群众基础好。“红军每到一地影响都很大，……劳苦大众见了高兴得了不得，群众心向红军。”“据讲，这一带由于受秋收暴动的影响，群众都知道毛委员。”[注]萧锋：《长征日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红军长征纪实丛书·日记卷》(3)，第1055—1056页。“沿途群众对我军极好，利于我继续扩大红军。”[注]《彭绍辉日记》(节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红军长征纪实丛书·日记卷》(1)，第317页。“此地农民对红军、苏维埃十分爱戴！”[注]《陈伯钧日记》(节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红军长征纪实丛书·日记卷》(1)，第65页。“共产党和红军在群众中素有影响，……沿途群众男女老少对红军都是极为热情。这样有利的群众条件，为红军打土豪筹款和扩红工作提供了不少方便。”[注]袁光：《风烟滚滚的岁月》，北京：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102页。二是红军很好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进入江华、永明前，红九军团即编印了告僮、苗、瑶同胞书，并下发通令对部队进行民族政策教育，红军积极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得到了瑶、苗、壮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和大力支持。三是在各级政治机关和《红星》报持续教育和推动下，各部队在开展宣传工作、群众工作以及模范遵守纪律方面有了较大的提高和进步。四是自《红星》报发出“扩红”动员令之后，各部队已越来越重视“扩红”工作的开展。
六、结语
红八、红九军团尚在江华、永明时，中央红军主力正在桂北与敌激战，抢渡湘江。湘江战役后，红二师于12月11日占领湖南通道城，12月12日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转兵西进贵州。
中央红军长征在湖南，历时一个多月，途经汝城、郴县、宜章、桂阳、临武、嘉禾、蓝山、宁远、道县、江华、永明、城步、绥宁、通道、靖县等15个县。如前所述，中央红军在汝城“扩红”150多人，在宜章至少“扩红”900多人，在临武、蓝山、道县、嘉禾、江华、永明“扩红”约900人，此外，中央红军在宁远、郴县、道县等其他各县也扩大了少量新战士，中央红军长征在湖南“扩红”约2000人。
总的来看，中央红军长征中在湖南“扩红”取得较好的成效，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党和红军在湖南的影响很大，群众基础好，有利于“扩红”工作的开展；二是党和红军日益重视“扩红”工作，红军中各级政治工作机关和党的基层组织以及《红星》报较好地组织、推动了“扩红”工作的开展；三是在党组织和政治工作机关的教育、推动下，红军广大指战员高度重视开展宣传工作、群众工作，积极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更加模范地遵守纪律，更加注意给予群众利益，大大提升了人民群众对红军的认可度；四是红军的“扩红”工作得到了地方党组织的大力协助。
在英格兰权力压迫时期，少女自始至终都用盖尔语而非统治阶级所要求的英语在吟唱，她表现出一种强烈地对凯尔特文明的坚守态度。钱冠连在《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中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语言消失，那么文明也会紧随其后地灭亡，由此维护母语对保存文明有着生死攸关的意义[33]。作为凯尔特的民族悲歌，《孤独的割麦女》“代表了浪漫主义时期苏格兰的一个紧要关头，代表了苏格兰有意无意的一场文字反击”[29]，少女对文化暴力的强烈抗争令诗人产生情感波动:
中央红军长征中在湖南开展的“扩红”工作，进一步扩大了党和红军在湖南的影响，增强了中央红军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在湖南中央红军广大指战员进一步认识到“扩红”的重要性，完成了从习惯于在苏区“扩红”到善于在白区“扩红”的重要转变，为此后在贵州“扩红”取得丰硕成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从而为中央红军在长征中扩大、保存有生力量作出重要贡献。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19)04-0087-08
[基金项目]本文系贵州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遵义师范学院红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项目“中央红军长征中贵州‘扩红’研究”(项目编号：2017JD114)之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阳勇，遵义师范学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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