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37年7月到1945年9月的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的变化，努力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战胜了无数艰难困苦，使得自身力量迅速壮大。而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壮大，对于中国的抗战胜利发挥了关键作用。
关键词：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表现；原因；经验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蹂躏，领土主权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掠夺和侵犯。中国在长期的反侵略斗争中，只有抗日战争取得了最终胜利，避免了亡国灭种的厄运。抗日战争是全中国各党派团体、各阶级阶层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中国共产党作为中流砥柱，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最突出的贡献。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得到了迅猛发展，而这也正是抗战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
一、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力量壮大的表现
从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到1945年9月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有了极大的增强，具体表现在许多方面。
虽然近年来不少学者也逐渐转向多模态视频分析，但多数学者仍旧关注静态文本的多模态。总体上说来，研究还较少，尚处于起步阶段。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有了很大发展。抗战爆发时，全国的共产党员只有4万余人，到抗战接近胜利的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时，全国党员已达121万人。
第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有了巨大增长。全面抗战之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只有5万多人。抗战胜利时，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等正规军即达127万，另外还有268万民兵，武器装备也有了很大改善。
第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也有了飞速的发展。全面抗战之初，我们党掌握的根据地只有陕甘宁边区一块，人口只有150万，而且所处地区异常偏僻荒凉。抗战胜利时，党已经拥有陕甘宁、晋察冀等19块根据地，总面积达104万平方公里，人口12500万，［1］在华北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的广大地区占有极大的优势。
（2）合理灌排水：长期深灌水，极易导致土壤的氧化还原电位降低，加大还原性物质对根系的为害和对钾素吸收的抑制作用，应合理灌排水，适时搁田，干干湿湿，以促进水稻根系对钾的高效吸收。
第四，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壮大，不仅表现在数量上，更体现在质量上。广大党员素质和斗争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并且形成了坚强的、具有丰富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具备了驾驭各种复杂局势的能力，在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并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真正走向了成熟，并以前所未有的自信迈向未来。
6.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适应残酷的战争环境，解决根据地党政军民中的一些不协调现象，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1942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规定各根据地党的委员会统一领导相应根据地的一切组织和大政方针。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增强了党的团结，协调了根据地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工作步伐，使得各项工作通畅得进行，从而保证了党的各项政策的贯彻实行。
二、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得以迅速壮大的原因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进入1944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力量有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受到中国人民和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双重打击，已成强弩之末，迅速走向颓势。国民党错失日寇将主要力量对付中国共产党而自身压力大大减轻的机会，改革政治，发展经济，加强军力，却迅速腐化堕落下去。国统区人民生活日益困窘，国民党上层却大发国难财，声色犬马，骄奢淫逸，军队中矛盾也非常尖锐，战斗力急速下降。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又做了大量工作，最终蒋介石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联合中共共同抗日。
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大举侵华是近代以来中国遭受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是有史以来中华民族生存危机最严重的时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2］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使得中国的抗日战争有了最深厚的基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对日本的巨大力量差距。克服了一盘散沙而团结起来的中国人民发挥了巨大的潜力，成为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关键因素。
2.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落到实处。在华北，党妥善处理了和阎锡山的关系，在山西建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军，并和国民党中央军在华北的最高军事长官卫立煌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从而为抗日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方便。
（二）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自身发展壮大的措施
1.洛川会议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制定了动员和组织各界民众进行全面抗战的路线。毛泽东特别强调要遵循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4］之后，由中国工农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挺进敌后，积极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平型关一战，消灭日军1千余人，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同时，中国共产党人深入敌后，宣传抗日主张，组织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创建抗日根据地，扩大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为更加严酷的斗争做了充分准备。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壮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国民党消除了后顾之忧，蒋介石能够下定决心调动其主要兵力对日军的猖狂进攻展开较为积极的抵抗。从1937年8月到1938年底，国民党先后对日寇进行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等四次大规模的会战，国民党以巨大的牺牲，造成了日寇数十万人的伤亡，并使日本消耗了巨额军费。［3］这一段时间，日寇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正面战场，对于大片占领的地区无暇顾及。这样，就为中国共产党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经响应面分析后，获得的最佳提取工艺为：液固比33.24、提取时间41.46min、提取温度为48.98℃，此条件下叶黄素得率为0.96mg/g。将工艺进行优化调整：液固比设定为33、提取时间为41min、提取温度为48℃。通过进行验证实验，最终获得到0.93mg/g的提取量，与响应面分析结果基本吻合，因此，该提取条件是可行的。
3.着力扩充和壮大党的组织。中共中央在1938年3月做出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指出，为了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任务，“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5］之后，中国共产党向广大的工人、雇农、革命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及革命武装敞开了大门，在短时间内，党的组织有了迅速壮大。之后，为巩固党的组织，纯洁党的队伍，1939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了《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指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成为我们今天极端严重的任务，成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6］《决定》还规定了巩固党的具体措施：个别地、详细地、谨慎地、自上而下地审查党员；加强对党员和各级干部的教育；加强党的保卫工作和反对奸细的斗争，等等。各解放区的党组织认真执行党中央的上述规定，首先审查干部，作出鉴定；然后整顿支部，对普通党员进行详细的审查。对于查出的异己分子、投机者和太落后的分子进行清除，再对保留下来的党员进行教育。通过教育和学习，大部分党员干部思想文化素质有了较大提高。
4.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为党正确领导抗战提供了组织保证。这次全会最大的成果就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会议还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对中国共产党抗战路线的干扰，进一步在全党明确了党的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和以持久战、山地游击战为基本特点的战略战术，使中国共产党的健康发展有了根本保证。
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措施是卓有成效的，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也有了长足发展，党员由抗战之初的4万余人增加到1940年底的80余万；正规军由抗战之初的5万人增加到1940年的50万人；各个根据地人口到1940年增加到5000万，连同游击区拥有近1亿人。［7］自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从来没有这样强大过。
（三）咬紧牙关，度过抗战中期最艰难时期
1945年，敌后军民展开了更大规模的反攻。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进一步明确了我们党领导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路线，确立了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委员会，达到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高度统一。在党的七大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获得更加迅猛的发展。抗战胜利时，人民武装的正规部队已达到127万，根据地人口12500万，面积超过一百万平方公里。
面对严酷的环境，中国共产党沉着应对。中共中央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
1.开展整风运动。要克服严重的困难，就必须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就必须提高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开展整风运动，以纯洁党的思想和组织，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整风运动的主要任务和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11］其步骤是：首先学习研究党的文件，特别是毛泽东的有关文章，例如，《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然后联系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此基础上，写出个人总结。之后，又在全党范围内对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作了总结。通过整风，破除了对共产国际的迷信，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根本原则，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地统一起来，继续大踏步的前进”，［12］为党领导根据地战胜困难、取得抗战胜利发挥了关键作用。
2.大生产运动。为克服严重的物质困难，毛泽东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1941年，中共中央强调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各根据地的党政军学人员和人民群众响应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陕北，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人人动手开荒种地，使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好江南”。而边区的群众这一年开荒也达100万亩。［13］在斗争严酷的华北、华中前线，广大党政人员也在战斗之余一边帮助群众生产，一边自己开荒种地，从而极大地减轻了群众负担，改善了军政人员的生活水平。
3.实行精兵简政。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帮助根据地度过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共中央在1941年底接受了民主人士李鼎铭精兵简政的建议，要求主力部队缩小编制及指挥机关，在地方上，要求整顿各级政权组织，紧缩机构，减少办公人员，使各根据地脱产人员人数不得超过根据地总人数的3%。对于中央的指示，各根据地都不折不扣的实行下去。在太行区，1943年经过三次精简，政府工作人员减少了51%。在陕甘宁边区，边区办公厅、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教育厅和物资局在精简前共有467人，精简后只剩279人，精简比例超过40%。［14］这对于减轻人民负担、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起了重要作用。
4.进一步落实减租减息政策。减租减息是党在抗战时期处理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实行这一政策，既可以改善农民生活，激发他们抗战的积极性，又可以团结地主、富农等阶层共同抗日。由于诸多原因，1941年底以前，减租减息实行的很不彻底。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在1942年初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必须把“二五减租”“分半减息”等规定落实下去，为此，中共中央还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督促实行。通过减租减息，农民负担大大减轻，大部分地区的地租率在37.5%以下，有的只有10%。农民高利贷负担也大为减轻，山西、河北、山东战前利率一般在三分左右，减息后一般只有一分左右，减轻了三分之二。［15］农民生活的改善，对于激发农民抗战热情，对于根据地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起了很大作用。
5.顽强开展对敌斗争。对于日军的残酷扫荡，根据地广大军民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利用一切机会，一切适当的手段，对敌人展开反击。当敌人集中兵力进攻根据地时，根据地首先组织人民群众转移，并实行坚壁清野，根据地武装除留一部分在内线对敌人进行阻击、袭扰外，另外一大部分则转移到外线和敌人后方进行伏击，以切断敌人交通补给线和消灭小股敌人，并攻击敌人空虚的据点；当敌人撤退时，则进行伏击和侧击。在斗争实践中，广大军民创造出了伏击战、袭扰战、围困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翻边战术等各种形式的战术。通过这些战术的灵活运用，打得敌人狼狈不堪，穷于应付，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就是在根据地军民的持久的、坚韧的斗争中，敌我力量逐渐此消彼长，开始向有利于我军的方向发展。
第五，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也日益扩大。全面抗战之初，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局限于西北一隅，在国内外的影响很小。但是，抗战期间，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抗战后期，美国就多次派军事代表团到延安参观访问，并试探和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合作问题。1945年4月，联合国成立大会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共商国是，这表明，共产党力量的壮大已经是国内外任何力量都不能忽视的。
7.加强三三制政权建设。为了巩固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要求各地贯彻执行“三三制”政权建设原则，即在各级政权组成中，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以更好地调动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召开会议，选出的9名常驻议员中有3名共产党员，选出的边区政府18名委员中，有共产党员7名，略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徐特立当即申请退出，以党外人士白文焕递补。［16］总之，中国共产党人忠实执行了“三三制”原则，在党外人士中产生了强烈反应，极大地增强了根据地的社会基础和党的声望。
（四）全面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力量迎来了更大的发展
1935年，日寇策动华北五省自治，中共中央发表了旨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八一宣言》，号召中国各党派领导的军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又和东北军、西北军结成了三位一体的抗日统一战线。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共产党审时度势，排除了诸多干扰，和张学良、杨虎城一起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总之，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制定了全面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抗日斗争的路线、方针、政策，调动和组织了中华民族一切抗日积极因素和力量，成为抗日斗争中中华民族利益的最根本的代表和核心，从而也就得到了中华民族的信赖和支持，促成了革命的迅速发展和壮大”，［19］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当之无愧地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我国是一个水稻生产大国，水稻机械化种植水平却较低。全国水稻机械种植水平为16.71%，而重庆地区水稻种植机械化水平远低于全国水稻种植机械化水平，仅为7.69%[1]。机插秧技术的推广有利于突破制约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的“瓶颈”，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当前的农业生产效率[2]。水稻作为重庆的主要粮食产物，其过低的种植机械化水平严重影响到了其产量的稳定性。因此，本文针对影响重庆地区水稻种植机械化的原因进行分析，总结插秧机在示范推广、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出有利于插秧机推广应用的建议。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利用日军后方空虚的有利时机进行局部反攻。1944年，人民武装对敌作战2万余次，消灭日伪军20余万，解放人口1700多万，和国民党战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从1940年开始，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首先，国民党不但断绝了对根据地本来就有限的供应，而且对根据地进行包围、封锁和进攻。“皖南事变”是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进攻达到顶点的标志。1941年1月，新四军9000余人遭国民党8万余人包围进攻。除2000人突围外，其余全部牺牲或被俘。日军也对根据地展开频繁的、残酷的“三光”政策。1941年1月，日军在冀东的潘家峪村，杀害无辜群众1300余人；［8］1942年5月，日军对冀中发动“五一”大扫荡，杀害和抓走群众5万余人，等等。其次，华北在1942-1943年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成千上万亩的农田颗粒无收。在天灾敌祸的共同摧残下，根据地面临着极大的困难。毛泽东曾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随后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9］1942年底，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少到40万人，根据地人口由1亿减少到 5000 万以下。［10］
八年全面抗战，人民武装由初期主要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到中后期转变为抗战的主力，对日作战共12.5万余次，歼灭日伪军170余万，［17］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抗战时期，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和民族解放战争的旗帜，从民族大义出发，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党制定了人民战争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方向；党领导人民军队深入敌后，开展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成为抗日战争的主力军；党组织和推动了国统区抗日民主运动，对激发大后方人民的爱国民主意识、支持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党正确处理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够坚持下来，并得到巩固发展。［18］
由于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彻底失败，日军已丧失从本土到其东南亚殖民地海上交通线的安全保障。为了保持两者之间的联系，1944年4月，日军对国民党发动了意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半年多的时间里，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损失国土2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6000多万，遭到了抗战以来最惨重的失败和耻辱。
三、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历史经验
（一）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判断社会的各种矛盾和主要矛盾，制定出相应的对策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中国社会存在着诸多矛盾，但是，当时最主要的矛盾是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大规模入侵，使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了这种危险和矛盾，从民族大义出发，摒弃前嫌，努力和国民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来应对这种矛盾，挽救国家危亡。
（二）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时机，加快自身发展，壮大实力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不但使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有了最深厚的基础，而且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国民党集中全力对日作战，日军在抗战初期也将主要兵力用于正面战场。这样，在广大的沦陷区，日寇的兵力非常薄弱。中国共产党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时机，从而得到了迅速发展。
（1）采用联合去噪手段，在振幅补偿前后、反褶积前后、叠前时间偏移产生CRP（共反射点）道集前后、叠加前后用不同的针对性手段分别去噪。这也是一般性处理过程。
绝热加速量热仪通过保持环境与样品温度时刻相等,营造化学反应绝热环境,模拟潜在热失控状况,记录反应放热过程时间-温度数据,运用数值方法计算反应热力学及动力学参数实现热危险性评估[11]。其基本结构如图1所示,主体包括温控炉体、电加热棒、球形样品池、样品热电偶及炉体热电偶等组成。
（三）根据形势变化，采取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
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通过了扩大组织的决议，使得党员人数有了快速增长。为了巩固党，又对党的组织进行了整顿。在深入开展游击战的同时，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扩大武装，创建了巩固的根据地。当根据地面临严重困难时，中国共产党又开展了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实行了精兵简政和“三三制”政权建设，并将减租减息认真落实下去，从而最终战胜了各种困难，走向胜利。这些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充分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四）坚持不懈地加强党的思想、组织、政治、作风和制度建设
在思想建设方面，通过整风运动，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真正使全体党员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并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在政治方面，确立了正确的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在组织方面，不仅使党员人数有了数十倍的增长，而且确立了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在作风建设方面，形成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等三大优良作风；［20］在制度建设方面，制定了一系列适合当时党的建设和发展的规章制度。党的各级领导人的模范带头作用，为全党作出了表率。在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朱德等人不顾公务繁忙，坚持到田间劳动，周恩来和大家一起纺纱织布，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为掩护群众和机关转移亲自断后，最后英勇牺牲，等等，这些都有力地鼓舞了全体军民的斗志，增强了全体军民的信心和勇气。
四、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启示
（一）切实加强政治和组织纪律建设，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
抗战初期，由于王明在政治上违背党的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在组织纪律上无视党的集体领导，屡屡破坏党的纪律，从而对党的建设、对抗战事业造成了较大的损失。后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对王明的错误及时作出了批评和制止，才避免给党造成了更大的损失。由此开始，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政治和组织纪律建设，增强了党的战斗力，为抗战胜利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时至今日，政治建设和组织纪律建设对我们党来说依然是尤为重要，因为这关系到我们党的前途命运，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成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举行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使我们党具有崇高政治理想、高尚政治追求、纯洁政治品质、严明政治纪律，从而为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重要保证。全体党员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的党建思想，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根本性建设，旗帜鲜明讲政治，严明组织纪律，坚定不移地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不懈地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始终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抓住主要矛盾，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1］同改革开放之初相比，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虽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这个主要矛盾也有了转化。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总体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与我们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相比，还有巨大的差距，现在“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22］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全党全国人民要始终坚持的党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在新时期内对党的基本路线的丰富发展和具体化。
无痛人工流产术作为非意愿早孕后的补救措施，在临床广泛应用。但是，麻醉本身有一定风险，有些还会造成不良后果，国内外有研究报道在使用丙泊酚完成麻醉的人工流产术患者出现了性幻觉现象[1-3]，发生率可高达 10.6%[4，5]，给患者留下心理疾病，甚至个别患者认为受到了性侵犯[3]。本研究采用咪达唑仑提前注射，丙泊酚联合舒芬太尼麻醉诱导，术中丙泊酚维持麻醉深度实施无痛人流术[6，7]，观察咪达唑仑联合丙泊酚麻醉在人流术中性幻觉的发生情况。
到了晚饭时间，学生们再次分成两队，一队包饺子，另一队继续陪老人。在包饺子这队中，有些同学第一次尝试自己包饺子，因此饺子的形状奇形怪状。
（三）抓住当前的战略机遇期，趋利避害，全面发展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抓住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时机”，实现了中国的迅猛发展。时至今日，尽管在国内面临着经济下行的压力，以及贫富悬殊加大、恐怖势力猖獗等不利因素；在国际上面临着美国战略东移对中国造成的压力。但是，总的说来，我国仍然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形势，趋利避害，加快发展，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由于急性阑尾炎的突然影响导致医护人员应做好术前患者的心理护理。通过疏导和引导患者,使患者明确急性阑尾炎手术的基本表现,避免手术的影响。在手术前,护理人员需要科学合理的更换病人的病情和手术的恢复,为患者提供增强手术信心的辅助条件。当膜刺激现象时,患者无禁忌表征后,进行术前护理心理辅导和体格检查,尽快完成手术,降低手术风险。术前护理不仅是衡量医护人员素质的指标,而且对患者的情绪调节和术后恢复有一定的影响。对实际护理工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四）切实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强化党员的宗旨意识
今天，我们所处的是繁荣的和平年代，许多人入党的真实动机并不容易显露出来，广大党员也往往缺少实际行动的考验。因此，对全党进行深刻的思想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要通过长期的深入的教育，使全体党员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不一会儿，老吴骑着摩托车回来了。他说找到了自己的《黑暗传》。我什么也没说，把委屈咽了下去。我深知传承人把这些手抄本当做命根子，就是对我再大的误解，我也能忍受下去。
（五） 坚定不移地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切实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能够发展壮大，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全党和根据地党政军民有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才度过了重重危机，逐渐发展壮大。邓小平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23］今天，我们党仍然面临着“四大考验”“四大危险”，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还必须要克服无数的艰险和挑战。这就要求全党全国人民要有一个主心骨，要有一个核心。而习近平总书记执政以来，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获得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全世界的高度认同。在2016年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被确立为全党全国人民的核心，可以说是众望所归。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崭新的境界和高度。
（六）要继续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保持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
近年来，中央出台了“八项规定”，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随后，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了“三严三实”要求。这些活动的开展，使党的作风得到明显好转；今后，我们要继续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做到有章可依；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从严治党。党的十八大以来，数百名省部级以上高官落马，彰显了中央的反腐力度和坚定决心。
（七）巩固新时期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在新时期，全党全国仍然面临着实现现代化的艰巨任务，这就要求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以发挥最大多数人的创造性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热情，从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如前述，英国在定义跟追纠缠行为时，将行为之主观要件纳入考虑，即一连串的相当于纠缠他人之行为，以行为人“知道或应知道”该行为对他人而言乃纠缠行为之过程。美国则是较着重于客观行为的重复与持续性。而目前台湾民间团体立法委员提出的“跟踪骚扰防制法”草案中，就行为定义并无纳入主观要件。至于台湾内政部研拟之“纠缠行为防制法”草案，对于跟追纠缠行为定义，则是限定于“基于对特定人之爱恋、喜好或怨恨…反复或持续为下列行为”，其要求行为人具有主观动机。
（八）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决维护国家利益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拓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今天，我们仍然要高举独立自主的旗帜，不为任何外部因素所左右，把国家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把维护国家利益作为我国对外政策的出发点。
方法：在泡脚的时候，两手握拳，用拳背平行在脊柱上下反复搓“肾腧穴”，通过经络刺激肾脏，让肾脏兴奋起来。
参考文献：
［1］黄玉章，唐志纲，丁梦奇，张海麟，韩高润，吴广权.第二次世界大战［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512.
［2］毛泽东选集·第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47.
［3］王桧林，郭大钧.中国现代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342.
［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53.
［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466.
［6］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55.
［7］［1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694、750.
［8］王建朗，曾景忠.抗日战争（1937-1945）［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59.
［9］［11］［20］毛泽东选集·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92、812、1094.
［10］卢毅，罗平汉，齐小林.抗日战争与中共崛起［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237.
［12］赵云献.毛泽东建党学说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877.
［13］中国共产党晋察冀中央局.毛泽东选集·第5卷［M］.太岳新华书店印行，1947：77.
［14］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总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206.
［15］《中国农民负担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农民负担史·第3卷［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193.
［17］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208.
［18］罗平汉，卢毅，赵鹏.中共党史重大争议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63-64.
［19］朱西周.论抗日战争精神［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5（05）.
［21］［2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1、12.
中图分类号：D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994（2019）01-0159-06
收稿日期：2018-03-01
作者简介：苑书耸（1969-），男，山东惠民人，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博士研究生；中共滨州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讲师。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责任编辑：罗添仁
标签：中国共产党论文; 根据地论文; 抗战时期论文; 中国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9年第1期论文;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