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60年以来，学术界对范仲淹政治思想的研究成果较多，出版研究著作30多部，公开发表相关研究论文70多篇，研究内容主要涉及范仲淹的民本理念、忧患意识，政治改革（庆历新政），勤政廉政思想、法治思想，君臣关系，主要政绩等多领域多方面，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有价值的真知灼见，并有向深度和广度扩展的趋势。根据近60年以来有关范仲淹政治思想研究的文献整理、学术梳理和回顾反思，在肯定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也认识到存在的问题，并进而解决问题，达到质的突破，推动范仲淹研究的不断发展。
关键词：范仲淹；政治思想；研究述评；回顾反思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思想家、文学家，谥“文正”，世称“范文正公”，是中国历史上集功业、道德、文章于一身，优秀杰出，影响深远的伟大人物①，引起了历代学者的高度关注和不断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范仲淹政治思想的研究，主要内容涉及民本理念、忧患意识，政治改革（庆历新政），勤政廉政思想、法治思想，君臣关系，主要政绩等方面，以下分别从整体研究和专题研究进行论述。
一、范仲淹政治思想研究总论
范仲淹作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庆历新政的主持者，他的政治改革思想历来备受瞩目。较早系统研究范仲淹政治思想的有：1968年若兰在《中华日报》发表文章称范仲淹为“宋代的民主政治家”②。1969年王云五教授出版研究著作《宋元政治思想》，并在“范仲淹的政治思想”一节中高度评价了范仲淹的政治思想和施政方针，研究论述了范仲淹在政治上的成就③。1970年刘志清发表论文《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认为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实施的改革变法，是“以天下为己任”思想的自觉体现④。
2000年董平教授出版著作《伟大的教育家范仲淹》，其中部分章节对范仲淹的政治思想和改革精神同样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范仲淹政治改革的主要目的在于造福于民，政在顺民、养民、和民。指出范仲淹是我国古代将进步的理论思想与改革现实社会实践紧密结合的一位伟大思想家⑤。2001年方健教授出版的研究著作《范仲淹评传》，从考辨史实着手，以评传结合的形式在“（范仲淹）政治思想论析”章节中指出范仲淹的政治思想内容丰富，思想深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值得认真总结的宝贵财富⑥。2017年武桂霞、张墨林出版的研究著作《为官师表范仲淹》，详细论述了北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宏观大背景，并从范仲淹的学习、执政、治学等细节入手，透过现象看本质，全面深刻地展示了范仲淹四起四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传奇人生。用大量鲜活的事实，揭示了范仲淹鲜为人知的细节，令人信服地刻画出一个正直、忠诚、干净、担当的古代贤臣形象⑦。
赵继颜分别于1980年、1982年发表论文专门论述了范仲淹的修养、从政和政治思想。在1980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当北宋中期社会生产力发展受阻，社会矛盾发展出现了政治危机之时，范仲淹切中时弊，积极正确的推行政治改革，主要内容有限制封建特权、广开言路、整顿吏治、改善民生、轻徭薄赋等。这在范仲淹所主持的庆历新政中得到了大部分体现，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封建社会生产关系，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安定⑧；在1982年发表的文章论述了范仲淹一生勤奋好学、生活俭朴、助人为乐、敢言敢行、勇于进取、从政认真、不计个人得失、积极荐引人才，不论在朝廷或地方为官，都不畏艰难、忠于职守，把封建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真正做到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可以说范仲淹是北宋时期少有的政治家⑨。
文娟、范立舟于2007年发表的研究论文论述了范仲淹与李觏的交游及政治思想的共鸣，范仲淹主持的北宋中期的庆历新政，李觏是积极支持者，他们二人志同道合，都以天下兴衰为己任，都有变法革新、理财富国、术强图变的思想主张⑩。相关研究还有，郭正忠的《一次限制特权的历史尝试——论范仲淹的“庆历新政”》、郭伟川的《论范仲淹薄道尊儒的治国思想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周熠的《范仲淹的为官之道》等，这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范仲淹的为政思想和治国理念提出了诸多见解⑪。
二、范仲淹民本思想的相关研究
民本思想的发展演变源远流长，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被被赋予了新的内涵，研究范仲淹的民本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的理解范仲淹理想人格和高尚人格魅力。范仲淹一生刚正廉洁、为国为民，以天下为己任，他的政治美文《岳阳楼记》全文之中充满了一种“进亦忧，退亦忧”的不自觉民本意识，提出的“先天下”观，一直以来被看作是一种“以民为本”的思想⑫。范仲淹的政治主张和千古名言“先忧后乐”更是对民本思想的高度升华。
杨德堂、穆朝庆、任崇岳等人撰写的学术研究论文，分别论述范仲淹承袭了传统儒家民为邦本思想，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本思想，是毋庸置疑的民本主义者。杨德堂认为范仲淹从小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民本思想。一生都将“以民为意”、“救民之患”奉为圭臬，忠实践行着民本思想，这也是范仲淹一生立身行事的最高准则㉑。穆朝庆在《范仲淹民本思想探微》一文中从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的角度，论述了范仲淹一生为官清廉、政平讼理、孜孜为民。当政期间，不但兴农桑、办学堂、育人才，而且倡导“先忧后乐”的民本思想，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评述了范仲淹民本思想的时代特征与历史高度，激励后人为民效力。㉒任崇岳指出范仲淹之所以名垂千秋，作为中国历史上从未受到过争议的政治家，是因其心忧天下，以身许国的济世精神及其民本思想㉓。相关研究还有任伟鹏和李秀月的《寸怀如春风，思与天下芳——范仲淹的忧乐观》、杨国宜的《简论范仲淹的民本思想》等㉔。
② 若兰：《宋代的民主政治家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中华日报》1968年9月3日。
学生对教学的配合是其“主动性”发挥的重要表现，这可以从学生的气质上、情绪上以及交流方式的变化上观察到：比如，微笑、赞同的眼光、专注及微带严肃的神情；又如，情绪稳定、较为兴奋、专注且表情自然；另外，愿意交流、自愿讨论、接受评价、好问等等，这些都视为学生主动配合的表现。反之，就意味着着“主动性”不足，教学过程出现了异常，需要紧急调整和改变方法、步骤。值得一提的是气馁、萎靡不振是“主动性”下降或开始降低的标志。
1.分类进行思想教育。对思想素质较高的退休职工党员进一步深化提高；对存在思想顾虑的退休职工党员进行重点引导；对思想波动较大的退休职工党员进行结对教育。
我们要讨论的“主动性”归属于心理学范畴，对体育教学中学生的“主动性”的认识实际上是对学生体育学习心理的探讨，是对发挥学生能动性要素的探究。“主动性”作为经常被人提及、备受重视的教学要素是怎样被定义，它有哪些自身规律和特点呢？
关于范仲淹民本思想的相关研究，学术界多数人持肯定态度，但仍有人持不同意见，对范仲淹忧乐思想中的民本观念提出质疑。如吕变庭认为范仲淹所说的“天下”其实是“君天下”而不是“民天下”，范仲淹的“先天下”观是一种“君本”思想，有着时代和阶级的烙印。因此，对于他的“先天下”思想我们应当批判的去继承和接受㉕。
三、范仲淹忧患意识的相关研究
忧患意识作为一种哲学智慧和人生价值观，是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品格，是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强烈历史使命感、民族大义感与社会责任感，是历代圣哲贤达的一种自觉的济世情怀和责任担当。并非杞人忧天，亦非悲观绝望，而是一种未雨绸缪、居安思危、防微杜渐、锐意进取、志存高远、开拓创新的哲学智慧。伟大领袖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认为范仲淹乃“办事兼传教之人”，给予了高度评价㉖。
牟永生2011年发表的论文《范仲淹忧患意识探析》，2014年出版的著作《范仲淹忧患意识研究》都认为范仲淹的忧患意识植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源于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和曲折困厄的仕宦生涯，继承了儒道佛三教中的忧患思想，所形成的是一种忧患哲学㉗。姜正成2013年出版的著作《忧国忧民范仲淹》客观详细论述了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的一生㉘。唐金培的论文《21世纪范仲淹忧乐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对范仲淹忧乐思想研究的基本情况作了简要分析与评价，对未来的研究走向作了思考和展望㉙。张俊英、邹璇的论文，论述了范仲淹忧患意识的形成发展、时代价值、当代启迪等方面的研究现状，对范仲淹忧患意识的研究提供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参考和思考展望㉚。
四、范仲淹政治改革（庆历新政） 方面的研究
庆历三年（1043）九月，范仲淹向宋仁宗上呈《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提出10项改革主张，其核心是通过整顿吏治，限制冗官，提高效率，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统治秩序。主张主要包括：一曰明黜陟，提倡依官吏政绩决定升迁罢黜；二曰抑侥幸，限制官僚子弟依据恩荫充官；三曰精贡举，变更学校传习之业及科举取士之法，应“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四曰择长官，重视对地方官吏的择选，而使政令下达，杜绝扰民；五曰均公田，均定官所占职田的收入；六曰厚农桑，主张重视农业生产，修复水利，以利财政收入；七曰修武备，建议招募强壮之丁，以充京畿卫士，令其三时务农，一时教战。既可省兵费，又益京师防卫；八曰减徭役，提出合并州县，以利减轻户少之州县百姓的赋役负担；九曰覃恩信，要求朝廷及地方政府官员恪守职责，严格执行宋帝及朝廷所颁大赦等恩惠，以取信于民；十曰重命令，即慎重订立条法，一经颁行，各级官吏必须照章遵守执行。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宋仁宗采纳了其中的大部分意见，下诏颁行全国，施行新政。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以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等为谏官的改革团队正式成立，“庆历新政”便由此正式拉开帷幕。其间，富弼还上疏陈当世之务10余条和安边13策，韩琦亦前后上疏陈述15事，是为对“新政”的完善与补充。以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为首的“新政”派，主要从整顿吏治入手，由于新政在实施过程中，触犯了贵族官僚的特权利益而遭到了攻击、反对和阻挠。庆历五年（1045）初，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历时一年零四个月的新政宣告失败。
有关庆历新政的研究，历来备受瞩目，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较早研究范仲淹的政治改革思想的有，历史学家漆侠先生自1952年开始就发表论文，出版系列著作对庆历新政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论述㉛。高欣1959年发表论文《北宋变法的开端—庆历新政》认为庆历新政是北宋社会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在北宋变法史上有着承先启后的巨大意义㉜。
公开发表代表性研究论文的有：郭学信的《范仲淹与庆历新政》㉝，王月平的《范仲淹行政改革思想研究》㉞等；张俊英、邹璇的论文《近60年以来庆历新政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论述了近60年以来，有关庆历新政的研究，主要涉及庆历新政的指导思想、吏治改革，庆历新政失败原因，庆历党争，历史影响、当代借鉴，以及与“熙宁变法”之关系异同等方面，通过近60年来专家学者研究的文献整理、学术梳理和回顾反思，对学界的研究进行总结概述和分析评价，是目前有关庆历新政研究比较全面的文献归纳整理，对庆历新政的研究提供了较全面的研究参考㉟。
在当代对庆历新政研究较为优秀的论著有林嘉文的著作《忧乐为天下：范仲淹与庆历新政》㊱，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宋史名家李裕民先生认为林嘉文的著作放诸当今有关范仲淹庆历新政较为优秀的论著之列，也是当之无愧的，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最新出版的代表性研究著作有，李存山2019年出版的著作《范仲淹与宋学精神》㊲，其中论述了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改革科举、兴办学校、砥砺士风、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经济和军事等领域。虽然其整饬吏治仅及一年就夭折了，但其改革科举、兴办学校、砥砺士风、培养人才则对以后宋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六、范仲淹廉政思想的相关研究
古往今来，廉政问题一直是关系一个政权、一个国家兴衰存亡的重大问题。范仲淹一生为官清廉、政平讼理、孜孜为民，最为人们称道的是崇高的“忧乐观”，其价值核心则是“廉政思想”，反腐倡廉的思想在范仲淹从政一生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范仲淹在青少年求学时期，以异乎常人的刻苦砥砺自己的志操。入仕以后，以“忍穷”二字砥砺官德，忧国忧民，先忧后乐，以自己的清俭自奉为代价，勤政爱民、终生不渝，以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㊳，位高禄厚却清正廉洁、两袖清风，赢得了后世的崇敬㊴，充分展现了廉洁为政的凛然正气㊵。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范仲淹廉政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范仲淹廉政思想及思想渊源、思想实践，以及时代价值、现实意义，当代借鉴与启示，范仲淹与王符廉政思想的比较研究等方面。
对范仲淹廉政思想的渊源和理论实践研究的有：虞祖尧的《论范仲淹的勤政风范》认为范仲淹的一生言行一致，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为官清廉，为当前党中央为惩治腐败，走群众路线，密切联系实际，进行廉政建设树立了榜样和借鉴㊶。李勇先的《从官员选任看范仲淹的廉政思想》认为范仲淹善择官长、选贤任能、厚禄养廉、严于考核的选官思想，对今天践行科学发展观、搞好廉政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㊷。杨国宜的《范仲淹反腐思想浅析》提出了范仲淹反腐倡廉的举措，对当今反腐斗争有一定的现实意义㊸。闫德亮的《浅析范仲淹的廉政思想》认为范仲淹一生清正廉洁、克己奉公，忧国忧民、先忧后乐，以民为先、兴利除弊，就连被贬谪之时依然心在朝廷，关注民生，他的精神境界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㊹。范秉寅的《范仲淹廉政思想的历史思考》认为范仲淹的廉政思想为当今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借鉴，他“先忧后乐”思想是廉政文化建设的经典㊺。任崇岳的《范仲淹的廉政思想及其实践》认为范仲淹一生廉洁自律、勤勉从公，清廉从政、始终不渝，位高禄厚而贫穷终身，身死之后竟无钱营葬，因此赢得了后世的崇敬。在反腐倡廉的今天，范仲淹的廉政思想，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㊻。
对范仲淹廉政思想当代价值、现实意义和当代借鉴与启示研究的有：唐金培的《范仲淹清廉思想的历史意蕴与当代启示》从范仲淹的“忧乐”观、“忍穷”理念、“三不欺”准则，以及“担当”精神等方面探讨范仲淹清廉思想的历史意蕴，以及对当今反腐倡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㊼。杨波的《论范仲淹的廉政思想及其时代意义》认为范仲淹继承并发扬了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积极谋求固邦厚本之道，并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对时弊有着清醒的认识，主张固邦厚本，量才为用，注重选拔经邦济世的官吏，重视官吏的监督和考核，提出的厚禄养贤、改革时政的策略，类似于当今西方发达国家的高薪养廉，对我国当前的廉政文化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㊽。闫德亮《范仲淹的廉政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认为范仲淹一生俭廉勤政、克己奉公、忧国忧民，观其从政之路，所到之处以民为先、兴利除弊，就连被贬谪之时依然心在朝廷，关注民生。范仲淹的廉政思想以及“先忧后乐”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我们当前开展反腐倡廉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意义㊾。张召平、张乐乐《论范仲淹廉政思想的现实意义》认为一代名臣范仲淹在黑暗的统治下不怕牺牲、忧国忧民、清正廉洁、改革弊政、以民为本。推行有利于解决民族矛盾的民族和谐政策，不怕失败、百折不挠；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忧乐观；以天下黎民为己任的远大抱负，都具有深刻的现实借鉴意义㊿。
六、范仲淹法治思想的相关研究
2007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李勇先、王蓉贵点校的《范仲淹全集》中收录了范仲淹较为明确的法律、司法思想，近年来学者对范仲淹法治思想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发表的学术研究论文也较少。
较早专门研究范仲淹法律思想的有，1998年皇甫志新发表的论文《论范仲淹的法律思想》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角度阐述范仲淹的法律思想，认为范仲淹在立法思想上强调修德省刑、以德化民和精审号令，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法令要尽速颁行，对有碍于惠民、养民、顺民原则的苛刻之法和言而无信的法令要变革。特别强调了范仲淹在司法思想上明慎刑赏、赏罚惟一，对用法枉滥之弊尖锐批评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圆情理、审刑名、慎重天下之法的司法思想。范仲淹还在执法思想上强调澄清吏治、良吏抚驭，并对执法官吏的选拔、培养、使用和考察等方面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意见[51]。1985年饶鑫贤发表论文《范仲淹司法改革思想述评》认为北宋王朝当时面临内忧外患、积贫积弱，政治上因循苟且、漏洞百出，社会危机日益严重，人民生活困苦的情况下，范仲淹在司法改革方面的思想和主张，希望加强法制建设，整顿和改变司法，革除弊政、变革图强，摆脱内忧外患，但在当时的现实下，不可能触动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范仲淹的司法改革也和庆历新政一样很快就遭到了失败，但为以后的“熙宁变法”提供了实际的经验[52]。
陈金全于2000年发表了《简议范仲淹的司法改革思想》，又在2004年发表《北宋庆历新政经济法律思想评述》，这两篇论文论述了范仲淹在庆历新政中提出的加强司法监督，强化刑部职能，重命令、准律文、慎选司法官吏等重大措施，强调了立法的重要性，从商业立法、农桑立法，以及税法中向我们较全面地展示了司法改革思想。范仲淹提出的立法、司法体制改革方案、措施针对性很强，对于革除当时司法制度弊政很有指导意义。但封建制度的阶级本质和历史局限性决定了这些改革良方的悲剧性质，随着庆历新政的失败，范仲淹提出的司法改革措施也被一一废除，但直接为以后的王安石司法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53]。
2013年郭东旭、郭瑞童发表的论文《范仲淹的法律思想与法制变革》认为范仲淹具有修德省刑的法律思想和精审法令的立法主张。在法制变革的实践中，范仲淹又持有令出为行的执法理念和明法慎罚的用法原则。其法律思想集中体现了儒家重情恤刑的慎法精神[54]。
七、君臣关系方面的研究
在先秦文献中，有大量讨论君臣关系的文字，自秦汉以来，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确立，君臣形成了不平等的纵向隶属关系。范仲淹从“道”的高度出发，论述了君道、臣道的内涵，提出了君臣共理天下的进步政治观，唤醒了宋代士人的政治主体意识，光大了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成为宋代思想界一面旗帜，影响极为深远[55]。
新加坡大学李焯然教授曾经指出：儒家的道德政治在范仲淹手中我们可以看到开拓，范仲淹把儒家道德政治进一步具体化，这表现在他探讨“为君之道”和“为臣之道”两个方面。虽然范仲淹仍然是因袭传统以来的道德操守为政本的理论，但他却在传统中表现了创新。在君道方面，他奠定了宋代及以后帝王学的规模；在“臣道”方面，他树立了大臣理想人格的新典范。其次，传统的儒家道德政治本来就有过分强调修身，而忽略实际政治操作的危机。但范仲淹却能摆脱这方面的弊病，而开拓出中外学者所公认的“实学”……范仲淹知道因时制宜的需要，所以经典经过他的诠释，成了实用的理论，古代经典中的理论和理想境界，却成了他改革的动力和根据[56]。
王瑞来的研究论文《将错就错：宋代士大夫“原道”略说——以范仲淹的君臣关系论为中心的考察》，认为范仲淹倡导砥砺名节，转变士风，作成了宋朝忠义之风，对士大夫独立精神、独立人格的唤醒和塑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士大夫树立了榜样，以范仲淹为首的士大夫开始的全面精神建设，形成与君主共治天下的士大夫政治[57]。诸葛忆兵的《论范仲淹与宋仁宗之关系》，认为范仲淹与仁宗之交往，大致可以分成前、中、后三个时期。前期截止于康定元年范仲淹出任西北军政要职之前。在仁宗未亲政之前，范仲淹直言上疏，要求太后还政于帝，给仁宗留下极好的印象，奠定了仁宗对范仲淹特殊信任和亲近之基础。仁宗亲政后，范仲淹即使两度遭受贬谪，都显示出仁宗对范仲淹的特殊眷顾。中期指范仲淹庆历年间出将入相之阶段。这一阶段，仁宗对范仲淹的信赖和好感臻至极点。范仲淹亦以守边之成就报效国家与帝王。仁宗求治心切，对范仲淹有特别的期待，由此迎来了范仲淹等主持的庆历新政。后期是新政失败后之阶段。对新政期待之失望，对范仲淹等“朋党”之猜忌，帝王独断专横品格之作祟，使仁宗疏离范仲淹，范仲淹最终被彻底排挤出政治中心[58]。
㉓ 任崇岳：《长戴尧舜主，尽做羲皇民—范仲淹民本思想实践》，《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八、范仲淹任职地方政绩方面研究
范仲淹一生为官清廉，大公无私，出将入相，敢于进谏，无畏生死，以国家社稷为重，关心民生疾苦。尽管生在封建时代，无法充分发挥所长，但在处世多变的政治环境中，从基层做起，虽屡次被拔擢至高峰，却也数度被贬，为政地方期间，兴办学校、治水治河、赈灾救灾、恩泽世人。他的个人生活却极其俭朴，人格特质鲜明，轻官重德，寄情于文学的修养，佳句如潮、传唱不绝。
天圣八年（1030） 初，范仲淹担任河中府通判，第一次在山西期间，就上言建议改革科举考试内容，疏请裁并郡县，以减轻百姓差役负担。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又担任河东、陕西宣抚使，再次到山西，在抵御西夏方面积极固城修堡、垦复农田、加强战备，坚持持久的防御方针，对当地国计民生的问题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60]。
范仲淹在苏杭地区治理的主要政绩有：出任苏州知州期间，一是兴修水利，从太湖下游水网地区的实际出发，提出“浚河、置闸、修围”相结合的治水主张，使苏州大片沼泽之地，成为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一跃而成为我国的重要粮仓；二是创办学校，捐地助学，延聘著名教育家胡瑗为师，创立“安定学法”。从此，开创了苏州教育史之先河，首开地方学校实学之风，促使地方学校与科举制接轨[61]。程伊权的论文《范仲淹在苏杭地区行踪初探》，论述了范仲淹一生忧乐人生、改革弊政、清正廉洁。三次入朝参政，三次被黜外放，先后在浙江睦州、江苏苏州、浙江越州、杭州做地方官，共计6年。在当地留下许多善政，为后世所传颂，人民怀念他，幸存一些文物古迹，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人文景观[62]。
相关研究还有，许广跃的《范仲淹知越州政绩考议》、张芳的《范仲淹与江苏水利》、李丛昕的《范仲淹与安徽》、朱家康的《苏州清官范仲淹》、诸葛忆兵的《范仲淹与苏州》和《范仲淹与杭州》、沈伯素的《范仲淹的镇江情结》、任崇岳的《范仲淹与睦州》 等[63]。
九、思考与展望
近60年以来，范仲淹政治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就，主要以研究著作、研究论文为主，成果丰富，研究主题集中，研究范围较广，并有向深度和广度扩展的趋势。通过对研究成果研究梳理和比较分析，在范仲淹政治思想的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研究的薄弱之处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③磨矿分级流程交叉影响，旋流器分级效率低，溢流浓度低，进而使球磨机循环负荷重，磨矿效率低。一段弱磁选及强磁选混合精矿浓度很低，使得一段旋流器的分级效率很低，在20%以下，一段旋流器溢流浓度仅2%；一段旋流器的分级效率很低使得二段磨球磨机负荷重，磨矿效率低，二段旋流器与磨机匹配性不好，分级效率不高，溢流细度-0.043 mm粒级含量仅在65%左右；
（1）个别研究成果零散，缺乏系统性。董平、武桂霞、张墨林等学者多从范仲淹生平思想的某一方面，以点带面，以不同的角度研究探讨和梳理范仲淹政治思想，尚缺乏从整体层面进行的研究审视。
（2）研究领域略失平衡，个别方面较为薄弱。在范仲淹的廉政思想、法治思想研究方面显得较为薄弱，当下性、前瞻性研究成果较少。究其主要原因：在于学者们各自为阵，缺少统一的研究组织和阵地，研究力度相对不均衡。
（3）对资料的运用不够充分，部分史料收集发掘难度较大，也有部分研究者在这方面有畏难思想，不够重视。应鼓励更多青年学者加入范仲淹研究的领域，为研究队伍补充更多新鲜血液，为其创造从事范仲淹思想学术研究的条件和空间。
在小学阶段，学生的自我控制和管理能力比较弱，教师往往是维护课堂秩序的中坚力量。生活化的教学要求更加注重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提倡激发学生的主动性，使其在课堂上进行自主的学习。教师如果不及时调整课堂教学，很容易使课堂陷入到无序、混乱的状态之中，最终使课堂教学完全失控。生活化的课堂教学有一定的导致课堂走向无序状态的风险，要避免出现这样的风险就应该进行全盘的考虑，而不应该片面地把形式搬过来套用。
展望未来，从事范仲淹政治思想理论研究的学者仍然占据绝对优势，但在研究方面能提出真正有影响力的论断、以及具有高度原创性的观点者并不多见；在范仲淹研究的理论体系的构建，角度、方法与路径方面，也需要开放学术心态、开拓学术视野，提高学术敏感；进一步拓展多元化研究思路，加强考古资料的研究与利用；注重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实现学术创新等，探索开拓，推动范仲淹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注释：
① 张俊英、蔡静：《近30年来范仲淹教育思想研究综述》，《社会科学动态》2017年第12期。
对范仲淹民本思想的研究主要有，陈麟德和刘兆清在《范仲淹爱民惠政初探》中提出范仲淹在北宋的政治舞台上深受人民拥戴，“先忧后乐”的思想集中反映了爱民思想和民本意识⑬。张念书的《范仲淹对民本思想的实践》认为范仲淹一生公正无私、公而忘私，深具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真正体现了“先忧后乐”民本思想的崇高境界⑭。郭学信《试论庆历新政的民本仁政思想》指出庆历新政范仲淹提出的10条改革措施，除“修武备”外，其余九项：“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都直接或间接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仁政思想⑮。郭文佳的《范仲淹爱民活动浅论》认为范仲淹作为北宋大儒，是儒家民本思想的坚决执行者，不论为官何处，都能把民众疾苦放在心上，体察民情，为民排忧的爱民活动和实践，是受到儒家思想文化熏陶和感染的结果⑯。焕力的《范仲淹经略西北边地的人本透视》认为范仲淹在经略西部边境的过程中，以人为本的决策是代表着民意，彰显了人本主义理念⑰。柴亚东的《范仲淹的民本思想与爱国之心》认为范仲淹“君民一体”思想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创新及升华，范仲淹民本思想的实践，是对社会现状的热切关注和忧虑⑱。牟永生的《范仲淹的民体思想》认为范仲淹集成并创新了儒道佛三教爱民智慧，提出“民体”概念：“君育黎庶如彼身体”，极力推崇“民以邦本”，“行仁政，安民生，厚民力”，体民之疾苦，体民之诉求，体民之境遇⑲。安立志通过对《范仲淹全集》中的《用天下心为心赋》的阅读和思考，认为范仲淹不仅从政经验丰富，而且执政理论深湛，其胸襟，政治与民心，权力与百姓，竟然如此哲理深蕴，真谛明晰，体现了民本精神，可视为古代版的群众路线⑳。
③ 王云五：《宋元政治思想》，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
④ 刘志清：《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建设》1970年第5期。
⑤ 董平：《伟大的教育家范仲淹》，西安地图出版社2000年版。
⑥ 方健：《范仲淹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⑦ 武桂霞、张墨林：《为官师表范仲淹》，辽宁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我逃回村里，向一位慈眉善目的乡村老翁展示我那红肿的手背。老翁笑着告诉我：“这不是蜜蜂，是马蜂！这虫子厉害，你不要去惹它们。”
⑧ 赵继颜：《范仲淹的政治思想》，《山东师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
一杭走到核桃脸所住的病房，轻轻敲了一下门。无人应声。再敲，仍没有动静。他推门进去。核桃脸安静地躺在床上，一脸青紫，手脚微凉，已经没有鼻息。
⑨ 赵继颜：《范仲淹的修养与从政》，《齐鲁学刊》1982年第6期。
⑩ 文娟、范立舟：《李觏与范仲淹的交游及政治思想刍论》，《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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⑪ 郭正忠：《一次限制特权的历史尝试——论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光明日报》1979年7月17日；郭伟川：《论范仲淹薄道尊儒的治国思想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范仲淹研究文集》 （之一），新亚洲文化基金会2000年编印；周熠：《范仲淹的为官之道》，《人民日报》 （海外版） 2005年3月17日。
⑫ 胡明强：《“进亦忧，退亦忧”——从〈岳阳楼记〉看范仲淹的民本思想》，《教育教学论坛》2011年第4期。
⑬ 陈麟德、刘兆清：《范仲淹爱民惠政初探》，《盐城师范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
⑭ 张念书：《范仲淹对民本思想的实践》，《东岳论丛》1997年第3期。
⑮ 郭学信：《试论庆历新政的民本仁政思想》，《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⑯ 郭文佳：《范仲淹爱民活动浅论》，《殷都学刊》2002年第4期。
⑰ 焕力：《范仲淹经略西北边地的人本透视》，《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⑱ 柴亚东：《范仲淹的民本思想与爱国之心》，《兰台世界》2012年第33期。
经3'及5'RACE扩增后得到MLAA-22 cDNA全长为3070 bp，为验证全长序列的可靠性，对全长序列分3段扩增，包含重叠部分，扩增产物经凝胶电泳后分别可见大小约2 kb、400 bp及600 bp的片段(图3)，TA克隆测序后经过拼接除去重叠部分后序列与RACE后得到的序列高度同源，验证了MLAA-22 cDNA的可靠性。全长扩增产物400 bp产物凝胶电泳图(图3b)；全长扩增产物600 bp产物凝胶电泳图(图3c)。
⑲ 牟永生：《范仲淹的民体思想》，《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⑳ 安立志：《范仲淹的民本观》，《唯实》2014年第5期。
㉑ 杨德堂：《范仲淹在邓州践行民本思想考》，《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㉒ 穆朝庆：《范仲淹民本思想探微》，《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郑志强的论文《范仲淹与宋仁宗政治关系新论》，站在俯瞰历史的高度来审视范仲淹与宋仁宗之间的政治关系，认为宋仁宗与范仲淹不仅在认识上，而且在价值观上都产生了矛盾和差距。富弼等所作“上倚公右于诸臣”的论断只能适用于君臣二人交往的几个短暂时段，若从总体上看，范仲淹在宋仁宗那里取得的好感与政治信任基础是很脆弱的。范仲淹与宋仁宗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堪称中国传统社会儒家思想中的“大道”与皇权中的“霸道”既合作又博弈的一个缩影。而儒家“原道”主义者在政治生活中的兴衰正变，也事实上成为中国历代皇朝兴衰正变的风向标或晴雨表[59]。
㉔ 任伟鹏、李秀月：《寸怀如春风，思与天下芳——范仲淹的忧乐观》，《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杨国宜：《简论范仲淹的民本思想》，《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㉟ 张俊英、邹璇：《近60年来庆历新政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社会科学动态》2019年第1期。
㊵ 韩飞：《清廉范仲淹》，《改革与开放》2011年第14期。
㉗ 牟永生：《范仲淹忧患意识探析》，《湖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牟永生：《范仲淹忧患意识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㉘ 姜正成：《忧国忧民范仲淹》，北京海潮出版社2013年版。
㉙ 唐金培：《21世纪范仲淹忧乐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
㉚ 张俊英、邹璇：《近四十年来范仲淹忧患意识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㉛ 漆侠：《范仲淹的历史地位》，《大公报》 （上海），1952年2月7日；漆侠：《中国改革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漆侠：《探知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漆侠：《漆侠全集》 （第6卷），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㉜ 高欣：《北宋变法的开端——庆历新政》，《史学月刊》1959年第5期。
模辊式成型机分为环模成型机和平模成型机，主要工作部件是压模与压辊，在成型室中，压模与压辊通过将原料挤压进模孔而成型[16]。
采用感官分析比较低度与高度五粮液风格特征的结果表明，低度五粮液具有色泽透明、香气优雅、酒体醇和协调、绵甜、爽净等特点，其酒体风格基本保持了高度五粮液的风格。色谱骨架成分的分析结果表明，低度与高度五粮液中骨架香味成分的相对比例较一致，低度白酒在己酸乙酯等骨架成分上含量低于高度五粮液。Osme分析表明，果香类骨架物质（己酸乙酯、丁酸乙酯等）的香气强度顺序基本一致，能使低度与高度五粮液在气味风格上保持一致，而酸类物质和芳香族类物质在低度与高度五粮液中优势物质的排列顺序不同，尤其是部分呈显著药材香和甜香味物质（苯乙酸乙酯、4-甲基愈创木酚等）则可能是低度五粮液香气特征区别于高度五粮液的原因。
㉝ 郭学信：《范仲淹与庆历新政》，《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2期。
㉞ 王月平：《范仲淹行政改革思想研究》，东北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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㉕ 吕变庭：《范仲淹的“先天下”观是一种“民本”思想吗？》，《党史博采》2005年第6期。
㊱ 林嘉文：《忧乐为天下：范仲淹与庆历新政》，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㊲ 李存山：《范仲淹与宋学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㊳ 李丛昕：《大节须从细处看——范仲淹的节俭清廉作风》，《江淮论坛》2006年第1期。
㊴ 李晓燕：《试析范仲淹的忧患意识与廉洁现状》，《学理论》2011年第15期。
㉖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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㊶ 虞祖尧：《论范仲淹的勤政风范》，《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
㊷ 李勇先：《从官员选任看范仲淹的廉政思想》，《杭州研究》2010年第2期。
㊸ 杨国宜：《范仲淹反腐思想浅析》，《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㊹ 闫德亮：《浅析范仲淹的廉政思想》，《中国纪检监察报》2011年1月31日。
㊺ 范秉寅：《范仲淹廉政思想的历史思考》，《杭州研究》2010年第2期。
㊻ 任崇岳：《范仲淹的廉政思想及其实践》，《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1期。
㊼ 唐金培：《范仲淹清廉思想的历史意蕴与当代启示》，《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㊽ 杨波：《论范仲淹的廉政思想及其时代意义》，《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㊾ 闫德亮：《范仲淹的廉政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4期。
㊿ 张召平、张乐：《范仲淹廉政思想的现实意义》，《现代妇女》2013年第2期。
[51] 皇甫志新：《论范仲淹的法律思想》，《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52] 饶鑫贤：《范仲淹司法改革思想述评》，《中国法学》1985年第1期。
[53] 陈金全：《简议范仲淹的司法改革思想》，《现代法学》2000年第1期；陈金全：《北宋庆历新政经济法律思想评述》，《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54] 郭东旭、郭瑞童：《范仲淹的法律思想与法制变革》，《衡水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
[55] 刘德杰：《范仲淹的“君臣之道”》，《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56] 罗凯、侯普慧：《近50年来范仲淹研究综述》，《范仲淹与庆阳：纪念范仲淹知庆州9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35页。
[57] 王瑞来：《将错就错：宋代士大夫“原道”略说——以范仲淹的君臣关系论为中心的考察》，《学术月刊》2009年第4期。
[58] 诸葛忆兵：《论范仲淹与宋仁宗之关系》，《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59] 郑志强：《范仲淹与宋仁宗政治关系新论》，《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6期。
[60] 张捷夫：《范仲淹在山西》，《沧桑》1994年第3期。
[61] 吴奈夫：《范仲淹治苏政绩考》，《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62] 程伊权：《范仲淹在苏杭地区行踪初探》，《嘉兴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63] 许广跃：《范仲淹知越州政绩考议》，《绍兴师专学报》 （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张芳：《范仲淹与江苏水利》，《中国水利》1984年第4期；李丛昕：《范仲淹与安徽》，《江淮论坛》1999年第6期；朱家康：《苏州清官范仲淹》，《今日信息报》2006年3月29日；诸葛忆兵：《范仲淹与苏州》，《古典文学知识》2010年第6期；诸葛忆兵：《范仲淹与杭州》，《文史知识》2010年第9期；沈伯素：《范仲淹的镇江情结》，《镇江日报》2010年12月13日；任崇岳：《范仲淹与睦州》，《寻根》2011年第6期。
基金项目：六盘水师范学院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科学研究项目“范仲淹反腐倡廉思想及时代价值研究”（LPSSYSKL201801）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章编号：2096－5982（2019） 10－0076－08
作者简介：张俊英，六盘水师范学院，贵州六盘水，553001；张伟军，六盘水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贵州六盘水，553001。
（责任编辑 刘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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