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体系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由于时代条件的特殊性，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体系的形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国共两党通过“真假三民主义”“中国之命运”“革命与民主”的论争，为中国共产党赢得全国性的合法地位奠定了重要基础，也证明了中共政治话语的科学性与实践性。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变迁中多维论争的历史考察，可以为当前党的政治话语体系的构建与创新提供现实启迪。
关键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论争
“话语是意识形态传播的载体，政党要向党员及社会传达政治信息并使其效果最大化，必须有话语权。”①延安时期，党的政治话语转向为塑造崭新的政党形象奠定重要基础，但政治话语的转向也是在与不同话语的交锋中不断推进。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与国民党、青年党等展开的激烈交锋，不仅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的科学性，更重要的是中共通过与其他党派的话语论争，一方面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未来政权性质的深刻思考及对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维护；另一方面也在实践中通过实际行动为党赢得了最广泛的民族认同。因此，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的变化是对重大时代课题做出深刻回应的重要表现，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独有的理论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征。通过研究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变迁多维论争，梳理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变迁的基本经验，进而为当前党的政治话语体系创新提供重要的启示价值。
一、国共两党关于“真假三民主义”的论争
随着革命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不断转变政治话语并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汪蒋集团为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从1938年年底到1940年年初，国共两党主要围绕“三民主义”产生了激烈交锋，不仅从深层次反映出国共两党阶级利益的根本差异，更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比较、鉴别与选择的历史契机。抗战爆发后，国民党迫于全国的舆论压力，不得已承认“三民主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但此时国民党所宣传的“三民主义”并不是孙中山所阐释的“三民主义”，而是打着“三民主义”旗号，抵制中国共产党的“三民主义”。1939年5月，蒋介石指出，虽然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有很大相似之处，从某种程度上也比较重视经济，但是却忽略了民族和民权主义，这与孙中山提倡的三民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实际上，国民党蒋介石宣扬的“三民主义”只是为了拉拢国内各民主党派，收买人心而已。蒋介石希望通过重新阐释三民主义来消除共产党及共产主义。此外，张君劢也发表言论认为应当把马克思主义搁置一边，把整个的努力放在对外进行民族战争方面。尽管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的政治理论，但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中国各党派对三民主义进行了重新阐释，并以此作为夺取中国革命领导权的幌子，尽管他们对三民主义的阐释各不相同，但他们在反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方面却达成了一致。而中国共产党在此时也亟须发出自己的声音，驳斥诋毁共产主义的行为与言论。
国民党打着三民主义的幌子作为反对共产主义的借口，实际上就是想要争夺革命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指出：“抗日战线中各党各派的任何人究竟信仰三民主义与否，不在其口头之自称，而在其行为之表现，只有言行相符，才可称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②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认为言行一致，不仅要提倡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且要从实践上加以坚守。5月17日，中国共产党又一次做出指示，“力争以革命的言行相符的真正三民主义去对抗曲解的与言不顾行的假三民主义，以真正三民主义的姿态，去反对假三民主义者，即顽固分子”③。此时，便把国民党所阐释的假三民主义也概括进来。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汪精卫集团，实际上都是在假借“三民主义”来诋毁共产主义，目的是为了牢牢控制政治话语权，否认共产党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由于当时国民党是公认的合法执政党，他们的政治话语具有合法性和某种欺骗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一部分人造成疑惑，这对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的构建无疑是极大的挑战。为此，中国共产党必须以自己的政治话语来驳斥国民党诋毁共产主义的行为与言论。
1939年12月毛泽东同志明确区分了“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并把是否坚持三大政策作为区分真假三民主义与新旧三民主义的标准。因此，离开三大政策，就伪三民主义。国共两党关于“三民主义“的论争，不仅是政治话语的论争，实际上也是领导权的论争。中国共产党通过新旧三民主义的论争，不仅对国民党借三民主义代替共产主义进行了有力打击，而且让更多人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的真正继承者，从而维护了中国共产党独有的政治话语，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长期实践中不断获得广泛的民族认同。
二、国共两党关于“中国之命运”论争
国民党把“哪个党才能救中国”作为政治选择题，并提出“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口号，中国共产党则提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口号作为回应，通过论战，一方面暴露出国民党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的劣势，也凸显出国民党话语不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意愿。另一方面展示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优势，并逐步在论战中取得话语权。
国民党把“中国之命运”的落脚点放在蒋介石鼓吹的所谓的“三民主义”信仰之下，显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就是要铲除中国共产党，重新回到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的时代。在蒋介石看来，任何人都应当“为国家的利益，为民族的生存，都要一德一心”⑤。为此，他主张青年学生必须加入青年团，因为“这是大家的权利，也是大家的义务”⑥。为什么国民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蒋介石认为，今日中国如若无国民党，则无中国。简言之，中国之命运如若无国民党之掌控，则将无中华民国之名词。所以，蒋介石认为：“没有了三民主义，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指导的原理，所以三民主义是国家的灵魂。”⑦因此，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政治话语论争，表面上涉及是中国之命运的论争，实质上是国民党希望通过论争来消灭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希望借助论争坐实只有国民党才能救中国的言论，因此，国共两党的论争，便转换成为到底“没有哪个党就没有中国”的政治选择问题，足以看出，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力图消除共产党的决心。正如刘少奇指出的，蒋介石的“中心目标就是反对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并为内战作准备”⑧。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蒋介石提出的“中国之命运”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并从民族大义出发，在中共党刊发表文章以及时回击国民党提出的“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口号。针对蒋介石提出的“中国之命运”，中国共产党派刘少奇同志领导这场政治话语间的激烈斗争，并围绕三方面展开。一是通过中央党刊发表社论，批判蒋介石提倡的法西斯主义；二是通过组织“笔杆子”撰写文章，多方批判以蒋介石为代表的独裁主义；三是正确区分国共两党提出的“中国之命运”。《解放日报》也以响亮鲜明的话语表达形式，直面抨击国民党之本质面目，揭露出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和“中国式法西斯主义”的本质面目。在1943年曹火星还创作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以文学艺术的表达形式从侧面为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的影响力做出了重要贡献。抗战结束后，中国面临着一次两种前途、两个命运的现实选择。当时中国社会主要存在三种政治力量：一是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它们是反动势力，是中国革命的对象。二是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进程中存在两面性，有时会成为中国革命的动力。三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力量。对于中国命运的选择，不同党派和阶级都有着不同思考：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政治力量希望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使中国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以民盟为代表的政治力量希望中国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道路；第三种力量则希望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建设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的共和国。由于国民党违背民意，一意孤行，挑起内战，很快被人民群众所抛弃；民主党派的第二条道路在实践中被证明行不通；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
（一）国共两党“中国之命运”论争的核心议题：“哪个党才能救中国”
1943年1月11日，美英两国率先废除其在中国的特权，随后其他国家也与国民党政府签订新约。为此，蒋介石非常欣喜，写道：“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④国民党在大肆宣传废约意义的同时，也不失时机地宣传其建国方略，并从心理、伦理、政治、经济、社会建设这五个方面大肆宣扬废约的重大意义和建国的主张，实为攻击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为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而做出的舆论准备。此外，国民党也宣传了其建国的主张，并从心理建设、伦理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五个方面指出建国工作的五大任务。通过论战不仅能够表明两党的政治态度，更能从实践上辨别国共两党政治话语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二）中国共产党提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以回应“中国之命运”
绩效考核体系应全面反映考核对象的工作特点，同时坚持适度原则，抓住阻碍员工绩效的主要方面，讲求全面性以及重点性的结合。指标体系中的各层次指标应保持独立性并考虑整体性，使考核体系既保证系统性又突出考核重点。
一定的阶级和政治集团都是通过某种具体的话语体系来掌控其统治的。现实社会中的话语之争，实际上体现的就是意识形态之争。延安时期，中国社会各种矛盾交织并存，面对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中国共产党针对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变化，及时实现了党的政治话语变迁，最终形成了鲜明体现中国共产党阶级性质和政治主张的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而作为当时执政党的国民党，为维护一党专政、独裁统治，不顾民族利益，违背时代潮流，坚持封建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不遗余力地攻击中国共产党与共产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站在意识形态的制高点，通过政治话语变迁中的多维论争，以各种报刊为阵地，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播党的声音，以为民族危亡担忧、为黎民百姓谋福为己任，不断刊文揭露抨击反马克思主义的恶劣行为，充分发挥了党报、党刊的“舆论监督”作用。同时，也使党报、党刊等主流媒体成为引导社会舆论的中心点和主渠道。然而，新闻舆论阵地没有真空，党和人民不能掌握这一阵地，就会被各种错误思想舆论占领。西方国家通过多种形式把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价值理念向社会成员渗透，“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文化多元主义”“新威权主义”等政治话语还有相当市场。西方国家还试图以所谓“普世价值”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试图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因此，意识形态的传播是意识形态建设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提高意识形态传播的有效性，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深入人心，得到人民大众的共鸣和认同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因此，要从意识形态的高度来认识政治话语的重要性，在批判各种错误政治话语中增强马克思主义思想主导权和政治话语权。
三、国共两党关于“抗日与民主”之论争
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应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实现了从坚持“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转变，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合作以建立全国范围内统一战线。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民族大义顾全大局，才使全民族抗战得以实现。而国民党顽固派却利用中国共产党的让步，攻击中国共产党，其之所以“联蒋抗日”，是因为所坚持的革命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国民党顽固派把共产党的合作抗日政策讽刺为“失败”，同时借助国民党党报党刊大肆宣扬共产党已经“投降”。其实，对于国民党的论调，中国共产党早已有过回应，如中国共产党指出，之所以在民族大义面前放弃推翻国民党的方针，这种放弃是“在特区与红军中共产党领导的保持，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自由的保持，这就是让步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是不许可的”⑨。但是中国共产党的这种让步，并不意味着投降，而是以一种最大程度的希望建立统一战线的方式，来拯救中国之命运。
关于战时民主的问题，国共两党即使是在合作期间也存有极大争议。抗战时期，国民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拥有绝对的合法性地位。但为了坚持一党专政统治，始终寻找各种借口拒绝实行民主。国民党刊《抗战与文化》发表的《抗战与民族问题》一文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还比较薄弱，实行民主的条件尚不成熟，需要在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完成以后才能进行，现阶段不仅不能实行民主制度，而且很有必要实行专制。国民党的言论违背了时代潮流与人民意愿。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局出发，认识到抗日与民主是相辅相成的，民主政治是全民抗战的迫切呼唤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潮流，发展民主是抗战胜利的重要保证。鉴于中国民主制度的缺失和国民党政府虽然参加了抗战却又拒绝实行真正的民主改革的现实，中国共产党决定从抗日根据地开始，率先实行政治改革，以广泛的民主选举建立民主政府，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并以此推动全国的政治改革。毛泽东同志指出，民主制度在外国已是历史上形成的东西，中国则现在还未实行。边区的作用，就是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最于抗日救国有利的，是抗日救国唯一正确的道路，这就是边区在全国的意义与作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民主选举，保障人民拥有充分的民主权力作为政权建设的首要问题，提出的选举口号是“民主政治，选举第一”。中国共产党用“民主就是大家当家”的朴实语言让老百姓了解民主的含义；用普遍平等直选的形式进行选举，如“掷豆子”，在瓷缸上封纸，纸上挖洞，将豆掷入，这种民主给人民的感觉是真实的。中国共产党还将人民的各项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写进法律法规，保证人民群众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争取各项民主权利的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在民主政治的浪潮中受到洗礼，从自己切身问题的解决中感受到民主的好处，不仅有效地激发出抗战的积极性，而且消除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隔阂，拉近了与他们的情感距离，增加了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话语的认同。
四、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话变迁的现实启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变化，及时实现了政治话语的变迁，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并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认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虽然这些话语的创新与具体的时代主题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它是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成功的革命实践，因此，梳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变迁的多维论争，必然会对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话语创新与传播提供重要的借鉴价值。
在课后阶段，学生可以通过移动终端进入虚拟共享实训平台，通过虚拟共享平台上的动画和视频回忆巩固拆装实训的相关内容，完成实训报告的撰写及关键零部件图纸的完善工作，最后需要通过虚拟平台上设置的虚拟考核内容完成该课程的学习。
（一）在批判各种错误话语中增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导权和政治话语权
“好的评价，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挖掘出学生学习的最大潜能。”作业的批改实质上就是对学生学习的评价。在教学中，我有意识的训练，也初见成效，主要做法有以下几种。
（二）采用人民群众熟悉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话语表达方式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赢得广泛民族认同的重要原因在于——政治话语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诉求。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救国”“民主救国”“人民民主”“民生幸福”“民主联合政府”“人民共和国”等，深刻地反映了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统一，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利益诉求。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利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这一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赋予政治话语以新的内涵；另一方面使用人民群众熟悉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使政治话语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变得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用“掷豆子”、“烧香洞”、画点等简便易行的选举方法，使广大人民从中领悟到“民主就是咱大家来当家”的真谛。毛泽东同志更是充分重视用中国传统语言和智慧解读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其作品中大量引用了中国的格言、警句、寓言等大众化语言。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翻开《毛泽东选集》，鲜明朴实的文风扑面而来，生动活泼的语言引人入胜，深入浅出的论述让人茅塞顿开。”⑩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掌握政治话语的领导权，同样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和采用人民群众熟悉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习近平同志曾经严肃批评个别干部缺乏对群众的深厚感情和真诚态度。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南海要始终直通人民群众，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脑中。”⑪他还用“中国梦”这一通俗易懂的话语来真切反映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夙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这些针对人民群众的心理、贴近群众现实生活的政治话语，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也更易于为人民群众所接受。
2.专业素质：三级指标主要包括专业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学习态度、计算机与英语能力。部分指标值基于学生的学习成绩获得。
（三）正确处理好主流话语与流行话语之间的关系
注释：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仅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主流话语体系与其他非主流话语并存的现实，而且由于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人人都可以成为发声者，因此，网络平台是一个社会信息大平台，也是一个民意大平台。习近平同志指出：“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但不可否认的是，网络是把双刃剑，由于网民大多数是普通群众，来自四面八方，各自经历不同，观点和想法肯定是五花八门的，不可能全是主流话语的体现。习近平同志指出：“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基本不看主流媒体，大部分信息都从网上获取。必须正视这个事实，加大力量投入，尽快掌握这个舆论战场上的主动权，不能被边缘化了。”⑫因此，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掌握、利用各种新技术、新手段，做好网上群众工作，在双方平等的传播环境中尊重群众的思想和创造，在虚实交织的交往环境中注重对群众的教育与引导。这样，才能牢牢把握政治话语权，坚守住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主阵地。
实现方式：在施工开始前或深化设计过程中利用BIM技术的可视化及可协调特性对各个专业（建筑、结构、给排水、机电、消防等）的设计进行空间协调，检查各个专业管道之间的碰撞以及管道与结构的碰撞，避免施工中管道发生碰撞和拆除重新安装的问题（见图15、图16）。
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代表了时代发展的正确方向，而且善于妥善处理与各党派的利益关系，协调好马克思主义主流话语与流行话语之间的关系，逐步将其他党派的政治主张和政治话语纳入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主流话语体系。
②③⑧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9-60、72、314页。
①徐立波、朱小玲：《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形成的历史基础及现实启示》，《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年第9期。
④何仲山、李松林、陈述等：《毛泽东与蒋介石——半个世纪的较量》，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第177页。
由此可知，圆了在学生时期追究西洋哲学的同时，首先追究中国哲学，阐明这点的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专家佐藤将之。[注]参见佐藤将之：《井上圆了思想における中国哲学の位置》，《井上圆了センター年报》第21号，2012年9月，第31—32页。
⑤⑥⑦蒋中正：《中国之命运》（增订本），正中书局1943年版，第210、211、206页。
⑨毛泽东：《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解放》第2期，1937年5月1日，第6页。
⑩《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70页。
怀孕的最后三个月胎儿不断发育，孕妈妈临近预产期。这时候身体重心开始前移，行动也越来越不方便。增大的子宫使孕妈妈背部和腰部的肌肉常处于紧张状态，对腰背部的压力也逐渐增大。此时的运动是要缓，避免剧烈的运动导致宝宝早产。应选择以舒展为主的运动配合呼吸法的练习，通过加强盆底肌肉的训练，为分娩做好体能储备。推荐平时练习舒展瑜伽。
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89页。
⑫《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06页。
Multidimensional Controversy and Realistic Enlightenment in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Discours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Yan’an Period
Xu Libo,Zhu Xiaoling
Abstract:The Yan’an period i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period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which is not smooth sailing due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conditions of the times,but is gradually formed in fierce competition with other parties.In particular,the debate with the nationalist party on“true and false three people’s ideals”,“the fate of China”and“revolution and democracy”has laid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CCP to win a national legal status,and it also proves the scientific nature and practicality of the CCP’s political discourse.The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controversy in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an provide a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on of the current political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party.
Key words:Yan’an Period;Communist Party of China;Political Discourse;Argument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19）03-0043-05
收稿日期：2018-12-20
基金项目：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共产党早期基层党员群体传播马克思主义研究”（17CDJ004）
作者简介：1.徐立波，男，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2.朱小玲，女，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共党史研究。
编辑 真 明
陈 曲
标签：中国共产党论文; 话语论文; 政治论文; 国民党论文; 民主论文; 法律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河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论文; 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共产党早期基层党员群体传播马克思主义研究”(17CDJ004)论文; 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