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赛博物馆。很难说，我在这里的经验是 “审美经验”。无论如何，我不知道审美经验是什么。我的想法在两个方向上展开：
一、一切自19世纪中叶积累到今天，无数的容易受到生理变化、时尚、历史的转变和飞跃影响的人类生命，无数已经死去的个体，其数量大得想象无法穷尽，却又可以被浓缩成一种精华；例如，德加的舞者，她是她自己，身后又伴随着一切——她的家人、交谈、床、厨房、巴黎的时间、年月日。德加能够打动我，因为他画作背后富含同情。为那脆弱的身体，为那些少女的愿望，为她们的情人、丈夫，为他们未知的未来冒险。资产阶级，妓女，杰出的芭蕾舞女演员。时间停止了，现在，在这里，连同它的潜在性。在奥赛博物馆，我对写实绘画更感兴趣，超过对印象派的兴趣。我漫步画廊，还有一个实际的目的，寻找一幅画，用于我的诗集《难以抵达之地》平装版的封面。
分别计算N=6, 8涡流发生器流场, 其余参数采用上文的最优组合: 安装角度α=12°, 后缘高度H=1.2δ, 安装位置距试验段入口20δ. 图10和表5分别为附面层速度分布和相应的附面层厚度, 图11 为尾涡诱导速度沿流向的分布.
回到我的主题，换句话说：在绘画里，人类过去经历的几十年时间并没有过去，它凝结，它冻结成了形式，否则，时间就会是难以捉摸、不可触及的，尽管有人可能会反对：那么摄影照片呢？也许。这个问题，我想留待他人来思考，为什么它们不是一回事。对我来说，每一幅画下方有一个日期，这是很重要的。
二、如果我们认真想想，这是难以置信的：隔着一个相当大的距离，甚至还不知道画家的名字时，我们能够辨认出他是谁。例如，那是柯罗的一幅风景画。这意味着其中存在 （我不确定如何定义它）一个基调、一点细微差别、一个旋律，它是独属于一个人的，他人没有，它是一个人的标志，而艺术只是供应了一个特殊的场景让人意识
到这一点，因为画家成功地试着表达了自己，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人缺乏自己独特的音符。这也许是 “灵魂不朽”唯一的证明，考虑到另外的前提，可以肯定的是：这也就是这个严格意义上的 “个人”身上唯一永远不被摧毁的东西，因为摧毁它将是无意义和不公正的。
但是，当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处理结果不满向检察机关申请法律监督，检察机关提出检察建议后时，由哪个部门、哪些人员审核检察建议所涉事项的问题就会非常突出。因为基层人民法院的审判监督人员数量有限，往往不足以安排不同的人员对同一事项进行两次审查。此种情况下，唯一的可能就是将检察建议所涉事项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每星期两次甚至更多次数的审判委员会能够实现对法律监督所涉事项的及时审核，并且通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有关事项也助于体现法律监督的严肃性。不过，目前尚没有就将检察建议所涉事项提交审判委员会的程序规定，这就意味着法律监督案件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不确定性与救济滞后的可能性。
在夜晚，在黎明，我常常倍受困扰，为不曾写出的诗，以及绘画、各种情境、主题。
我想说说我的书房，但我不会像某些人那样赞美自己的书房，这些人声称爱书其实只是想让你知道他是如何与众不同，如何比你有教养而已。我也不希望像那些喜欢卖弄的爱书人，他们会跟你说他们在布拉格偏僻街道上的一家小小的二手书店淘到某某罕有的书卷。还有就是，我生活的国家里人们不读书算是正常，看书的人则被认为多少有些毛病，所以我只能尊重屈指可数极少几个人的矫饰、痴迷与做作，因为这些人在总体上无聊粗野的环境里还能读书，并建有自己的书房。讲完了这些，现在我在这里要讨论的事情不是说我有多爱书，而是要说我有多讨厌它们。讲述这样的故事最好、最快捷的方式就是去回忆我怎样以及为何要把书处理掉。
——摘自［波兰］切斯瓦夫·米沃什著： 《米沃什日记选》，李以亮译，《四川文学》2017年第2期
既然我们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的书房有所布置，使我们的朋友只能看到我们想要他们看到的书，那么一条清理图书的简单方法就是断定，哪些书我们想，也许可以这么说，想把它们完全藏起来或者清理掉，使我们的朋友根本看不到这些书。仅仅为了让他人无从知道我们曾经对有些一派胡言的书籍相当看重，我们就可以处理掉大量的书籍。我们从孩童时发育到青春期，从青春期变成青年，这一特定的执迷一直伴随着我们。我的兄长就给过我一些书，他后悔在孩提时读过它们。他还把用线带束成一大捆的足球杂志送给我，他对这些杂志已经失去了兴趣。他这么做，可谓一箭双雕。我用同样的办法处理掉很多土耳其小说、苏联小说、糟糕的诗集以及社会学读本，更别说那些高不成低不就的乡村文学作品，以及我像《黑书》里的激进分子一样所收集的左翼小册子。用同样的方式，我清除了自己以前定期买下的科学书籍，我曾经忍不住想读的关于如何如何成功的空虚无聊的回忆录，还有各类精制、不带插图的淫秽读物：在将其丢弃之前，我起先总是满心焦虑地把它们放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
我决定把哪本书扔掉时，强烈的耻辱感会掩盖深深的、没有立时显现的怨恨情绪。令人蒙羞之处并不在于心里老是不安地想着我的书房里竟然会有这么一本书 （如一份政治忏悔，一本蹩脚的翻译作品，一部时髦小说，一部其中所有的诗歌都像一回事并与其他一切诗歌都毫无二致的诗集），而是在于这让我知道自己曾经对这本书过分看重以至于花钱买下来，让它在我的书架上端坐多年，甚至我还读了不少内容。我并不以这本书本身为耻，我为自己曾经赋予它重要的意义而感到羞耻。
青蛙不小心，摔了一跤，弄得灰头土脸，螃蟹扬起头，逐个拍打着自己的八条粗腿，一本正经地教导青蛙，你看你，你看你，应该多长几条腿嘛，腿多走的稳啊！青蛙点点头，惭愧地说，这是遗传问题，我没办法改变。螃蟹得意洋洋地哈哈大笑起来。
——摘自［土耳其］奥·帕慕克著： 《我如何处理掉我的一些书》，杨卫东译， 《世界文学》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