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态智慧美学代表了菲利克斯·加塔利的最高理论成就，是加塔利为人类文明困境的生态救赎开出的一副济世良药。生态智慧美学的生成路径与加塔利独特的人生履历密切相关，主要涵盖了以下几个方面：一、加塔利与德勒兹“双手连弹”的学术合作，构成生态智慧美学的生成语境；二、加塔利在拉博德诊所的精神分析实践和对贝特森的学术传承，构成生态智慧美学的生成谱系；三、横贯性和一致性通过对“部分对象”的倡导和“潜在的潜能”的发掘，构成生态智慧美学的生成路径；四、先验的经验主义的方法论通过赋予潜在的无形之物以本体论厚度，使生态智慧美学走向以主体性生产为目标的本体论美学。加塔利的生态智慧美学思想为重建生态文明的社会实践找到了定位的罗盘。
[关键词]加塔利；生态智慧美学；横贯性；一致性；先验的经验主义
菲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 ,1930—1992 )是法国20世纪一颗璀璨的思想明星，纵观其一生，加塔利持守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横贯于人类思想的各个领域，在各种实践活动中驰骋纵横，并在其生命的最后10年以生态智慧美学为理论工具深刻地思考了人类文明困境及其生态救赎之道。加塔利的学术生涯横贯于三个阶段：一、加塔利在拉博德(La Borde)诊所师从拉康从事精神分析实践的职业生涯。此阶段，作为职业精神分析师的加塔利学术论著很少，但却通过切身的精神分析实践，为此后的学术创作奠定了迥异于通常意义上的书斋式学者的经验基础。二、与德勒兹作为“双手连弹”的学术伙伴的合作时期。此阶段，德勒兹将经典学院派的哲学理念灌输给加塔利，加塔利将来自政治经济领域和精神分析实践领域的经验带入德勒兹的研究体系，两人相互影响、相互生成、相互成就。三、20世纪80年代后，加塔利回应生态危机的时代语境，将理论转向为对人类文明的生态救赎。此阶段，加塔利开始了对生态学和美学的关注，并渐渐脱离了德勒兹的影响，开启了别具一格的独立著述的学术道路。加塔利独特的学术人生决定了其独到的研究主题和思想图像，生态智慧美学作为其学术生涯中的最高理论成就，虽萌芽、发展并逐渐成熟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但却与他的精神分析实践经历、德勒兹的学术熏陶休戚相关。
不得不提及的是，笔者在之前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参见拙作《混沌互渗：走向主体性生产的生态美学——论加塔利伦理美学范式下的生态智慧思想》(《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人大复印资料《美学》2017年第10期全文转载)、《论生态美学的三个维度——兼论加塔利的“三重生态学”思想》(《文艺理论研究》2019年第1期)、《生态美学的情动转向——兼论生态美学的合法性》(《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从“一”与“多”论加塔利的生态美学思想》(《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中，围绕生态美学的理论建构，分别阐释了加塔利的伦理美学范式、主体性生产、三重生态学、潜在生态学等思想，就这系列思想的主旨而言，加塔利谈论的还是生态智慧美学，他的生态智慧美学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异象，而是根植于一定的理论语境和理论谱系之中，并且有着自己独特的方法论和生成路径。
本文选取与降水关系较大的比湿、可降水量、水汽通量、垂直速度等物理量对不同量级暴雨过程进行分析,由于春秋季的暴雨雨日较少,因此本文将暴雨量级分为50～70 mm和70 mm以上。
一、与德勒兹的学术合作：生态智慧美学的生成语境
加塔利与德勒兹交错融贯的学术合作堪称哲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他们以“双手连弹”的工作方式倾力合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合作方式犹如两条溪流的交汇，相得益彰，浑然天成。《千高原》(CapitalismeetSchizophrénie2:MillePlateaux, 1980)的卷首借德勒兹之口为我们道出了两人独特的合作关系：“我们两个人合著了《反俄狄浦斯》。既然我们每个人自身都代表了几个人，那么(我们两个人)堪称众多人了……我们不再是我们自身。每个人都可以辨认出属于他自己的东西。我们彼此帮助、彼此赋予对方灵感、彼此因对方而丰盈。”[注]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Anti-Capitalism:CapitalismandSchizophrenia, Translated by Robert Hurley & Mark Seem & Helen R.Lane，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2000，p.3.中译参考[法]德勒兹、[法]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正因如此，《千高原》的英译者玛斯素美(Brian Massumi)在这本书的代序中，形象地将加塔利称之为德勒兹的合“多”(co-multiple)者。如果选择一个最能表现加塔利和德勒兹的哲学精神的术语来形容两人的合作关系，最恰当莫过于“生成”(becoming)一词了。加利·热那斯科(Gary Genosko)曾就两人之间的相互“生成”关系做了如下阐释：“德勒兹与加塔利之间有一种类似于黄蜂和兰花的互惠生成关系：德勒兹生成加塔利，加塔利生成德勒兹”[注]Gary Genosko, FélixGuattari：AnAberrant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Continuum,2002,p.44.。在这种互惠共生的相互生成关系中，德勒兹成就了加塔利，加塔利也成就了德勒兹，两人思想的和弦奏响处，就是两人理论谱线上的最强音，当然也是两人思想创造的巅峰。
“德勒兹生成加塔利”，亦即德勒兹将经典学院派的哲学理念灌输给加塔利的过程。加塔利在结识德勒兹之前只有寥寥数篇文章，在认识德勒兹之后，应德勒兹的要求开始静下心来写作。对于作为激进的社会活动家的加塔利来说，虽然重回书斋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但他还是听从了德勒兹的建议并开始写作，并以此拉开了他作为一名伟大理论家的序幕，也是他受德勒兹学术熏陶的开始。德勒兹对加塔利的影响无处不在，加塔利的很多学术术语和理念都明显地借鉴于德勒兹，比如：加塔利的独立著作《三重生态学》(LesTroisécologies, 1989)一书中的“频闪轨迹”(stroboscopic trace)[注]Félix Guattari, TheThreeEcologies, Translated by lanPindar, Paul Sutton,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2014,p.25.一词，就出自德勒兹论电影的两卷本著作——《电影1：运动-影像》(Cinéma1：L’Image-Mouvement，1983)和《电影2：时间-影像》(cinéma2：L’Image-Temps，1985)中，此概念直接影响了加塔利的时间观、空间观和身体观。再比如：在加塔利的独立著作《混沌互渗》(Chaosmose, 1992)一书中，“变异的感动和情动”(mutant percept and affect)[注]Félix Guattari, Chaosmosis:anethico-aestheticparadigm, Translated by P.Bains & J.Pefanis, Sydney: Power Publications,2006,p.93. 这一核心概念的中心词“感动和情动”，即来源于德勒兹的《弗兰西斯·培根：感觉的逻辑》(FrancisBacon：LogiqueDeLaSensation，1981)，加塔利只不过加了定语“变异的”一词予以改进。此种案例不胜枚举。这就是为什么，每当读加塔利的著作或文章，如果不放到加塔利和德勒兹共同的概念体系中去解读，就压根无从置喙。两人合作期间的每一部作品——无论是独立著述或合作专著——都分别与自己的作品、对方的作品和合作的作品发生关联，而且，在某部作品中出现的一些重要概念会在其他作品中做递进式阐释，这正是德勒兹所谓的“蜘蛛结网式的写作模式”，此模式直接影响了加塔利。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对于加塔利和德勒兹的全部学术论著的统筹把握，以及对于他们所自创的全部概念体系的统筹理解，加塔利的思想研究根本无从谈起。
加塔利对贝特森的学术传承，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有机体与环境加权”(organism plus environment)式一元论世界观。这是贝特森终生学术生涯的理论基石。所谓“有机体与环境加权”其实就是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一种“双重有利”原则：有机体的行为都必须既有利于环境又有利于有机体自身；否则，有机体将遭受灭顶之灾。贝特森在盖亚假说的基础上，将有机体对环境的影响归因于有机体与环境之间自发的相互调节：“一方面，有机体与环境形成一种休戚与共的耦合关系；另一方面，有机体作用于环境的思想和行为可以具体化为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注]张惠青：《生态整体的审美何以可能？——贝特森递归认识论下的生态美学思想探微》，《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加塔利将这种一元论世界观与机器论相结合，形成了其独特的机器论生态世界观，此世界观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作一种互惠共生、生成流变的机器式装配关系。此一元论世界观构成理解加塔利的自然生态学乃至整个思想体系的根本前提。[注]参见拙文《论生态美学的三个维度——兼论加塔利的“三重生态学”思想》，《文艺理论研究》2019年第1期。二、加塔利的精神生态学直接传承至贝特森的心智生态学(Ecology of Mind)，而且，将生态学做三重划分的思想源头也可以追溯到贝特森这里，因为，在贝特森的著作《走向心智生态学》(StepstoanEcologyofMind，1972)中，已经论及了三个生态学的理论概要。因此，我们可以断言，贝特森的心智生态学不但启发了加塔利关于三重生态学的理论构想，而且引导了其精神生态学的发端，因此而成为其生态智慧美学思想最直接的理论源泉。
温尼考特为了摒弃弗洛伊德移情理论中的性本能倾向，从文化和社会层面重新审视了母亲和孩子的关系，并由此提出的过渡对象(transitional object)及其过渡现象，就发生在该“潜在空间”中。作为“中间经验区域”的“潜在空间”体现了一种可靠性，可以使婴儿或病人对温尼考特所谓的“环境因子”产生“信任”，而如何创造一个值得信任的环境，则成为精神分析的关键。加塔利追随并发展了温尼考特的思想，同样创造了某种居中的“潜在空间”，致力于发掘该空间中的“潜在的潜能”(virtual potential)，使之成为一个完全开放的创造性空间。正是遵循“潜在的潜能”的发掘这一主旨，加塔利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形成了他的潜在生态学理论，其最终目的就是通过横贯性激活这个“潜在空间”，继而，通过对其“潜在的潜能”的发掘，实现主体性生产这一生态智慧美学的根本目标。“潜在空间”遵循加塔利所谓的“骑墙居中”(included middle)逻辑，这是一种“黑与白不分、美与丑共存、内与外一体、‘好’与‘坏’比肩”[注]Félix Guattari, TheThreeEcologies, Translated by l.Pindar & P.Sutton,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2014,p.37.的横贯性逻辑，是对弗洛伊德的“初级过程”(primary process)理论的批判性继承。
二、精神分析实践与对贝特森的理论传承：生态智慧美学的生成谱系
让加塔利从德勒兹的“第二作者”身份中走出，让其本我特色的、天才的学术思想抽丝剥茧、喷薄而出，是研究加塔利的重中之重。作为先验的经验主义者的加塔利，无疑笃信人类经验的积累对主体的“生成”的作用，如果用他自己的思想立场对他自身的学术生涯进行诠释，那么，加塔利独特的人生履历无疑“生成”了其迥异于常人的学术人生。加塔利作为一名激进的社会活动家的人生经历，在拉博德诊所作为拉康的明星学徒的精神分析实践经历，在与德勒兹的精诚合作中所受到的来自学院派哲学的浸染和熏陶，以及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生态学和美学思想对他的影响，都作为宝贵的人生财富“生成”了他人生最后10个年头登峰造极的生态智慧美学思想。正如德勒兹对加塔利的评价：“加塔利的生命自身就是一种永恒运动的旋律，难以被纳入既成的意识形态、学科壁垒或确定的体制当中。……他的生命就像一片‘海’，‘表面上始终在运动，不断闪烁着光芒’。”[注][法]德勒兹、[法]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他以自己熠熠生辉的学术思想，在人类文明史上闪烁着光芒。
8)过程产品的分辨率直接关系到计算机工作量大小和后续地物采集精度。3D 模型的分辨率由影像组的分辨率和影像采样百分比共同决定。而生产TDOM和DSM时，应根据地形图成图比例尺、等高距、测区地貌情况设置分辨率，因为TDOM和DSM分辨率数值设置过大，则降低TDOM的精度，造成建筑物棱角模糊，直线围墙在视觉上成为折线等。
在认识德勒兹之前，加塔利曾经师从拉康接受过长达7年之久的精神分析学熏陶，并在拉博德诊所进行过精神分析与精神治疗实践，后来又加入了以精神分裂分析反对精神分析的阵营。加塔利作为一名超越了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家，更确切地说，作为一名精神分裂分析学家，在其日复一日地对形形色色的精神病患者的诊治中，思考问题的方式不再局限于人类个体层面，而是从社会机制层面探究精神病患者与社会群体的各种复杂关系，从而将精神分析诊所转变为诊断现代“社会病”的阵营。毫无疑问，加塔利在拉博德诊所的精神分析实践，不但对他后半生的学术生涯影响最大，更为其巅峰时期的学术创作埋下了伏笔。比如：他传承并改进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保留了对拉康的“物体a”概念的应用，为贯彻其横贯性思想提出的“部分对象”概念，将“群体爱欲”概念引入对于社会生态学的论证，等等，都来源于精神分析领域或其精神分析实践经验。加塔利毕生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可定格为对无意识体验的推崇：他批判地继承了弗洛伊德和拉康的无意识范畴，并传承了德勒兹对“感动和情动”概念的思索，创造性地提出了其“变异的感动和情动”概念，为其生态智慧美学思想提供了前人类的、非人的思想根基。
加塔利是横贯性理论的创始者[注]Gary Genosko,“Afterward: Subjects Matter”in Bryan Reynolds (ed) ,TransversalSubjects:FromMontaignetoDeleuzeafterDerrida,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2009,p.262.，横贯性是贯穿于加塔利的精神分析实践和生态智慧美学思想始终的一条主线，也是我们了解加塔利的思想体系的核心关键词之一。横贯性概念起初具有浓厚的弗洛伊德主义倾向，后来通过与生态智慧的关联，渐渐褪去精神分析的外衣，而走向更广泛的生态救赎领域。加塔利在他的文章《横贯性》中首次提到“横贯性”，此文章可追溯到1964年，并于1972年收录进其著作《精神分析与横贯性》。自1972年以来，“横贯性”一直存在于法语语境中，其英译本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横贯性”真正为学界熟知，是在加塔利与德勒兹合著的《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中，与此同时，“横贯性”也出现在了德勒兹的论著《普鲁斯特和符号》(Proustetlessignes，1964)中。对加塔利来说，“横贯性”与其说是一个哲学概念，倒不如说是一个政治学概念，因为加塔利创造这一概念的目的在于，从精神分析方法开始来改变特定的机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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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后，在生态危机的时代语境之下，年逾五十的加塔利，为履行生态救赎的历史使命，将其学术视野投射到生态学和美学领域，伴随着生态智慧思想的日臻成熟，迎来了其学术生涯的巅峰时期。在这个阶段，对他影响最大的理论家当数格雷戈里·贝特森。作为一名人类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的贝特森，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最为人熟知的理论是心智生态学和递归认识论(或生态认识论)，以及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于生态美学的理论构想。加塔利是贝特森的忠实追随者，这点在《三重生态学》一书的扉页就能找到答案。在这本专著的扉页，加塔利以题词的形式引用了贝特森的名言：“坏的思想之于生态学，一如杂草之于生态”[注]Félix Guattari, TheThreeEcologies, Translated by l.Pindar & P.Sutton,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2014,p.17. 文中所引用的Gregory Bateson的格言为“There is an ecology of bad ideas, just as there is an ecology of weeds.”，加塔利寄希望于《三重生态学》能够作为一种“好的”思想来拯救全球性环境危机，而以一种生态意义上“好的”思想来履行生态救赎，已经融入加塔利毕生的理论诉求之中。
“加塔利生成德勒兹”，是加塔利把他作为一名社会活动家对人类社会的忧患意识和他作为一名精神分析师从精神分析实践领域带来的学术信息，作为新鲜血液输入德勒兹的学术研究体系的过程。在加塔利遇见德勒兹时，德勒兹已经是法国后结构主义阵营中一名声名鹊起的书斋式学者，且已经在《意义的逻辑》(Logiquedusens，1969)一书中大量涉猎精神分析的内容，这使他以精神分析为契机与加塔利的学术合作成为可能。在德勒兹与加塔利合作的第一部专著《反俄狄浦斯》(CapitalismeetSchizophrénie1:L’Anti-Oedipe, 1972)中，很多精神分析方面的思想都归功于加塔利对于弗洛伊德和拉康的批判式传承。在两人合著的《千高原》中，很多与精神分析领域相关的概念(诸如：横贯性和群体爱欲等)，就来自于加塔利所从事的精神分析实践领域。此外，加塔利还通过频繁的书信往来，将他在拉博德诊所从事精神分析治疗时的亲身经历告诉德勒兹。加塔利和德勒兹的精神分裂分析理论，正是在加塔利的建议下经由对传统精神分析理论的批判而形成的。正因如此，德勒兹对加塔利在二人合作中的理论贡献褒奖有加：“两年半前，我遇到了菲利克斯。他觉得我走在了他前面，他期待着什么……菲利克斯同我谈起了他称之为欲望机器的东西：有关机器无意识、精神分裂无意识的理论和实践的概念。于是我觉得他走在了我的前面。”[注][法]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利——德勒兹访谈录》，刘汉全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5 页。
加塔利的独立学术思想充分体现在以下著作中：《精神分析学与横贯性》(Psychanalyseettransversalité：Essaisd’analyseinstitutionnelle, 1972)、《分子革命》(Larévolutionmoléculaire, 1977)、《机器无意识》(L’inconscientmachinique：EssaisdeSchizoanalyse, 1979)、《三重生态学》(LesTroisécologies, 1989)、《精神分裂分析制图学》(Cartographiesschizoanalytiques, 1989)、《混沌互渗》(Chaosmose, 1992)、《反俄狄浦斯论文集》(EcritspourL’Anti-Oedipe, 2004)、《分子革命:精神病学和政治学》(MolecularRevolution:PsychiatryandPolitics, 1984)、《混沌哲学》(Chaosophy, 1995)、《加塔利读本》(TheGuattarireader，1996)、《逃逸线：另一个充满可能性的世界》(Linesofflight:foranotherworldofpossibilities，2016)和《生态智慧》(Ecosophy，2017)等。从这些著作可知，加塔利的哲学论著丰盛而多元，横贯于众多学科领域，其中，尤以其毕生理论生涯的集大成之作《三重生态学》和《混沌互渗》最为厚重，如果将此两部专著作为姊妹篇进行研读，可以在互补和互释中深化对加塔利一生的理论精髓——生态智慧美学思想体系的理解。
三、从横贯性(transversality)到一致性(consistency)：生态智慧美学的生成路径
加塔利终生的学术研究围绕两条明晰的主线展开：横贯性作为明线，一致性作为暗线，横贯性最终又走向一致性。加塔利终生的理论成就，就犹如串在这两条主线上的一粒粒璀璨的明珠。
(一)横贯性
1.2.4 处置及改进阶段:在培训过程中,运用PDCA循环管理,定期总结,在对新入科的CSSD护士进行培训过程中及时发现问题,提出改进措施,总结经验并进行效果评价。消毒供应专业操作项目杂、设备设施多、工作量大,因此对消毒供应中心新入科护士的培训是持续性的。对定期考核的成绩应及时分析原因并进行改进。
在生产车间参观时，我们看到工业化的机器在飞速运转，一本本精美图书、期刊杂志和教材教辅，都整整齐齐地叠放着。整洁的生产环境、有序的现场管理和国内外先进的印装设备，保证了印刷速度与品质。
加塔利的横贯性思想最初来源于萨特。萨特在其《自我的超越性》(LaTranscendancedel’égo，2000)中，通过“横贯性”的提出，批判了胡塞尔的“先验自我”理念。然而，萨特对横贯性的界定因“此在性”而受到质疑，因为，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递次展开的时间关系中，萨特只关注了植根于“现在”的“过去”的向度，而忽略了“未来”的向度，从而使横贯性的潜在性向度被搁置，而潜在性恰恰是横贯性的关键部分。如果说是萨特将横贯性概念引入了加塔利的学术视野，那么，加塔利在拉博德诊所的精神分析实践则为其发展横贯性理论提供了现实的土壤。加塔利发展了横贯性概念来寻求一种适合机制语境(institutional context)的精神病治疗方法，用以批判作为精神分析的理论基石的移情关系——分析师与被分析者之间的力比多纽带，其中，被分析者对分析师的非正常的爱恋是移情的重要表现，利用它可以使被分析者身上所有的病状得以展现。加塔利十分鄙视这种移情关系，认为它倾向于一种绝对的主人崇拜，是对病人生命的蔑视。因此，他创造了“机制对象”(institutional object)概念，来替代“沙发上的个体”这一传统精神分析的对象，从而将分析师和被分析者之间不对等的移情关系，转化为分析师和社会群体共同参与下的“机制对象”之间的关系。“机制对象”是加塔利反对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移情理论的切入点，它在移情语境的二元对立关系之外，设想了第三个要素，该要素作为中间对象或媒介，为精神分析提供了一个过渡性空间，此空间亦即温尼考特(D·W·Winnicott)所谓的母亲和婴儿、分析师和被分析者之间的“中间经验区域”(intermediate area of experience)和“潜在空间”(potential space)。[注]参见拙文《“一”与“多”的横贯——论加塔利的生态美学思想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加塔利与德勒兹“双手连弹”的学术二重奏所带来的思想创造，可以从两人的合著中找到答案。德勒兹与加塔利相识于1969年前往梵森大学哲学系任教时，同年，德勒兹的著作《意义的逻辑》一书出版，该书中对于来自精神分析领域的“无意识”的关注，在一定意义上促成了两人的合作。1972年，德勒兹与加塔利合作的《反俄狄浦斯》一书出版，这是德勒兹的学术生涯中第一次将差异与重复的哲学方法，运用于对于无意识理论的研究，同时批评了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这部作品也被视为法国左翼思潮的代表作。《反俄狄浦斯》之后，加塔利和德勒兹还陆续合作了《卡夫卡：通向一种非主流文学》(Kafka:PouruneLittératureMineure, 1975)、《千高原》和《什么是哲学》(Qu’est-cequelaphilosophie, 1991)。在以“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为题旨的研究中，《千高原》被称为《反俄狄浦斯》的姐妹篇，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可供思想的骏马驰骋的大千世界，是总览德勒兹与加塔利的思想观念的颇佳途径。《什么是哲学》是加塔利和德勒兹合作的最后一部著作，该书重新定义了哲学，认为哲学就是创造概念，不断地创造概念构成了哲学的使命。每当阅读加塔利和德勒兹的合著时，我们都能强烈地感受到二人思想的共振，与此同时，又能厘清二人各自的思想以及共同的思想。
加塔利学术生涯晚期对于横贯性的运用渐渐褪去精神分析的外衣走向生态智慧美学领域，突出表现在横贯性对于主体性生产的理论贡献。在其封山之作《混沌互渗》中，加塔利围绕着伦理美学范式和主体性生产，尤其是通过混沌互渗对伦理美学范式的本体论阐释，将对于横贯性的创造性应用发挥到了极致。主体性生产关涉的主体性是横贯性的群体主体性，它通过“部分对象”(partial object)的机器装配得以实现，其中，每两个“部分对象”所形成的“装配”的基本单元，被加塔利称之为“横贯性实体”，“横贯性实体”保证了主体性生产的绝对的创造性特征。[注]关于“部分对象”和“横贯性实体”详细阐释，请参见拙文《“一”与“多”的横贯——论加塔利的生态美学思想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加塔利的“部分对象”概念借鉴于拉康的“物体a”，同时也从巴赫金的部分表述者(partial enunciators)那里汲取了理论营养。“部分对象”脱离了人格、家庭和结构语言模型的束缚，作为主体性生产过程中跨越各个“层”的桥梁，达成了实存性与潜在性、真实性与可能性的横贯性，从而将主体性生产的橄榄枝伸向潜在生态学，使主体性的价值世界(U)得以在“潜在空间”中产生。“潜在空间”作为前语言的维度，可以通过“潜在的潜能”的发挥逃离预设的外在坐标的束缚，从而规避了主体性的价值世界(U)因无法直接客观表征所带来的困扰，保证了主体性生产的正常进行。
(二)一致性
加塔利哲学是致力于描述从潜在性中生发出现实性的哲学。潜在(virtual)是加塔利从柏格森那里借鉴来的术语，在柏格森看来，过去是一个无时间性的整体，所有过去的事件都彼此共存于一个领地，此领地即为潜在。正因如此，柏格森的时间表现为一种“绵延”(duration)：过去作为一个具有多重潜能的潜在的整体，是现实事件得以在当下发生的条件；现在作为众多潜在性的一种实现，它与过去的关系只能在未来的现实化中被确定，并且每一种现实化都将改变现在与过去之间的关系；未来则是从潜在条件的集合中，遴选出一个经由之后的现实化而变得相关的、不可预见的子集。这种时间观下，一致性平面作为混沌界中一切元素之潜在共存的领地，汇聚了作为潜在的整体的过去，是现实事件得以在现在发生的先决条件，也是生成得以发生的场域：存在只不过是生成的一个短暂的“收缩”，而生成则是首要而根本的；存在都只是生成的暂时的、现实的表达，它是蕴涵于潜在过去之中的现在的条件在当下的现实化，此现实化的过程，在《千高原》中被称为“层化”(stratification)。
所有横贯性的领域最终都要走向自体一致性，保持一致性是加塔利生命哲学的所有工作的最终目标，它广泛体现在伦理、政治和美学等领域。一致性是作为“一个生命”所必需的向度，此“一个生命”究其实质就是一个敞开的时间的多重性。对一致性的诉求不但使加塔利与康德对立起来，而且也与海德格尔发生了对立。海德格尔强调存在(ex-istence)，对他来说，所谓存在就是要凸显出来(standing-out)，而加塔利则强调一致性，亦即一种共同的存在(con-sist)，强调一起存在(being-with)——这就有效地对应了横贯性的“在其中”或“在中间”的存在逻辑——而不是刻意将某种存在凸显出来。一致性遵循的是一种共存(togetherness)逻辑，一种多重的“和”(and)与“一起”(with)的逻辑，而非单纯的“是”(being)的逻辑。对共存的强调使一致性平面犹如一个向多重性的时间和多重性的空间敞开的时空拼缀物，被加塔利定义为“混沌界中一切潜在的潜能之总和”。“潜在的潜能”存在于“潜在空间”中，而“潜在空间”则属于居中的横贯性的空间，这就将一致性与横贯性有机关联起来。
按《公路圬工桥涵设计规范》JTG D61-2005第5.1.11条，计算跨径的1/1 000为30 mm，恒载与活载作用下主拱圈拱顶最大下挠0.925 mm，主拱圈竖向刚度满足规范要求。
“层化”是从混沌界动力学中提炼出来的概念，其理论渊源可追溯至自非线性数学和复杂性理论。与“层化”相关的概念还有“层”(strata)与“去层化”(destratification)。“层化”与“去层化”的全过程就发生在一致性平面与组织性平面之间，它通过抽象机器的运转来实现。一致性平面由混沌界中无限的、所有潜在的潜能(亦即所有可能的生成)所构成，组织性平面则由所有处于亚稳态的生成的层化、现实化或固结化所构成。[注][美]尤金·W ·霍兰德：《导读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千高原〉》，周兮吟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1页。组织性平面的亚稳态状态，恰恰说明了存在并没有终极的稳定状态，存在都是稍纵即逝的，都是从生成中派生而来的。这就触及了加塔利(和德勒兹)哲学的核心问题，在加塔利(和德勒兹)看来，哲学的问题从来就不是“它是(being)什么？”(存在的问题)，而是“它生成(becoming)什么？”(生成的问题)，这无疑以“生成论”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本体论”。从生成把握存在，从潜在把握现实，从一切“潜在的问题”中寻求“现实的解决之道”，为我们勾勒出加塔利生态智慧美学之先验的经验主义的思想图景。
四、先验的经验主义立场：生态智慧美学的生成方法
加塔利的生态智慧美学可以从先验的经验主义中找到阐释的理论根基。先验的经验主义所致力于解决的哲学问题可以概括为：“经验何以成为先验的？”这一问题标明了两个方法论向度：一、用经验主义反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和形而上学；二、用先验的方法反对传统哲学的经验主义。首先，先验的经验主义反对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先验的经验主义将思想从任何终极的形而上学的基础上解放出来，坚称生命绝不是某种现实的基础，而是潜在的多样性。其次，先验的经验主义反对了传统的经验主义。先验的经验主义坚称并不存在经验着的基础、主体或存在者，只存在经验本身。正是经验生成了主体，而不是相反的主体产生了经验。再者，先验的经验主义反对传统的本体论。先验的经验主义赋予潜在的无形之物以本体论的厚度，从而通过实在的有形之物(有限的实在性)和潜在的无形之物(无限的潜在性)之间的横贯性，打破了传统哲学中的精神与物质的二元对立，颠覆了传统的本体论，走向“美学-本体”论。
先验的经验主义立场预设了内在性平面的存在，以其代替传统的经验着的基础或主体，构成经验得以生成的先验的场域。内在性平面是一种前哲学的平面，它犹如从混沌中摆渡的木筏，是借以对抗混沌的思维的平面。内在性平面是“一个没有任何显著感知者的纯粹的生命和知觉之流”，是“一个内在(心灵或主体)和外在(世界或确定性)得以被区分的预设的场域”。[注][英]克莱尔·科勒布鲁克：《导读德勒兹》，廖鸿飞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1-92页。内在性平面包含三个层面或平面，它们平行对应且相互敞开：一、混沌宇宙是思考内在性平面的第一个层面。加塔利将宇宙视为自组织的开放系统，在康德用“人”取代“上帝”的地方，他用“生命”取代了“人”，而在“生命”之外，则代之以自组织的混沌宇宙(chaosmos)。混沌宇宙作为生命的差异之流，是一个非人的经验或感知的激进的外部，其组织模式为内在地从物质中涌现，而非受制于凌驾于其上的任何形式或法则。二、一致性平面是思考内在性平面的第二个层面，它是存在的潜在条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Problems)集合；二、组织性平面是思考内在性平面的第三个层面，它是现实的存在，是开放的“问题”集合的一系列偶然的或亚稳态的“解决之道”(Solutions)。一致性平面和组织性平面通过对“潜在的问题”和“现实的解决之道”的拟定，从纯粹内在性出发，为我们展现了通过“生成”来把握“存在”、通过“潜在”来把握“现实”的思想图景。
内在性平面的三个层面犹如将我们从混沌中摆渡的三个木筏，三者平行对应，完成了生命形态在混沌宇宙中涌现的全过程。首先，混沌宇宙作为激进的外部，不断翻折出差异而富有活力的混沌褶皱(chaosmic folding)。混沌褶皱最初产生于混沌的力量与高度复杂性的力量的共存之中，[注]Félix Guattari, Chaosmosis:anethico-aestheticparadigm, Translated by Paul Bains, Julian Pefanis, Sydney: Power Publications,2006,p.111. 经由无限速度的往返运动，震荡于混沌与复杂性之间，超越混沌而位居思考的核心，从而成为主体化区域。其二，每个有机体都作为一个“感知点”面向混沌褶皱完成了“双重表述”：一、有机体朝向它自身被限定的形式，亦即加塔利所谓的“从混沌的质料中提取的复杂形式”，通过一个作为“我”的自身形象被区分，创造了“存在之域(existential Territories)的可感有限性”；此思维过程完成于组织性平面上，代表了主体性的层化、辖域化和持存。二、有机体朝向它自身得以从中显现的混沌及其混沌褶皱的“拓扑空间”，创造了“价值世界(incorporeal Universes)的超感无限性”；此思维过程完成于一致性平面上，使我们走出旧有的心灵结构，走向加塔利所倡导的“潜在生态学”(virtual ecology)，“潜在生态学不仅仅致力于保护文化生活中的濒危物种，而且同样为创造和发展前所未闻的(从未看到的和从未感觉到的)主体性形式创造条件”[注]Félix Guattari, Chaosmosis:anethico-aestheticparadigm, Translated by Paul Bains, Julian Pefanis, Sydney: Power Publications,2006,p.91. ，将我们带离平庸的存在之域，向新的、前所未有的价值世界开放自身，从而通过主体性的持续再特异化，完成主体性的去层化、解辖域化和变异。再者，存在之域和价值世界构成主体性生产的“四象限装配模型”中的其中两个本体论函子，另外两个本体论函子流(Fluxes)和机器语系(machinic Phylums)则遵循一种强度逻辑运作于一致性平面和组织化平面之间，保证了主体性生产的正常进行。主体性生产的“四象限装配模型”中的四个本体论函子，恰好构成了加塔利生态智慧的四个目标，加塔利在《混沌互渗》的最后一章“生态智慧的目标”中明示了这一点，他指出“物质、能量和符号的流、具体的和抽象的机器语系、潜在的价值世界和有限的存在之域”[注]Guattari, F, Chaosmosis:anethico-aestheticparadigm, Translated by P.Bains & J.Pefanis, Sydney: Power Publications,2006,p.124.为生态智慧的四个目标。至此，以主体性生产为轴心的生态智慧美学得以生成。
在1992年应《交往世界》杂志之约所写的《重建社会实践》(Refonderlespratiquessociales, 1993)[注][法]F ·伽塔里：《重建社会实践》，关宝艳译，《世界哲学》2006年第4期。中，加塔利对人类文明困境中的种种“现代综合征”进行了一次开膛破肚的大诊断，在深刻思考了人类文明的命运及其走向的基础上，以生态智慧美学作为“解决之道”为人类文明困境开出了一剂济世的良药。因此，掌握了加塔利生态智慧美学的思想内涵，也就为人类文明的良性发展的道路找到了定位的罗盘。
[中图分类号]B83-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9]09-0058-07
收稿日期：2019-05-25
作者简介：张惠青(1977—)，女，工学博士、文学博士后，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态哲学与生态美学等。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形态研究”(项目编号：18ZDA024)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陆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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