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
摘 要：佛教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发展史。综观佛教在中国的历程，是适应、融合的历程。通过梳理佛教在中国汉地的发展史，探究了佛教的演变过程，并结合现今我国佛教存在的问题，探索佛教如何在当今社会的思想意识引领下，进行良性发展。
关键词：中国佛教；发展史；当代启示
一、史学视角下佛教在古代中国汉地的发展
佛教传入我国的准确年代，学界有两种说法：一说东汉明帝永平十年传入；一说西汉安帝传入。因此，两汉之际，即公元一世纪可作为佛教初传的时间起点。佛教的传播，带动佛经的译介。两汉来华僧人竺法兰、摄摩腾译出中国最早流行的《四十二章经》。另外，安世高译出《安般守意经》《十二门经》等。[1]71
从文化交流史角度来看，佛教初传中国时，两汉时代的中国人尚且“宗教”观念淡薄，故无法普及到民间，而是在上流社会展开活动，僧侣几乎是外国人。为了吸引信众，佛教初传时期主要采用方术形式传播。同时吸收中国正统的儒家思想，进行自我改造。如“仁孝”观念在佛教中的体现：宣扬慈悲为怀、出入行善，以此为“仁”；讲究孝顺父母，对不孝之人，受制于因果报应。正是在这种交流和融合中，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打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奠定了佛教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发展走向。
句子是构成语段的基本单位，是表达文章内容与思想情感的基本载体，对用词准确、描绘形象、刻画生动的典型句子进行仿写，是引导学生积累好词佳句、锤炼语言能力的最佳方式。如《桂林山水》第二、三自然段语句优美，文段采用比喻和排比的修辞手法，描写生动形象。教学时，教师可引领学生在充分品读、感悟语言特点的基础上，观看桂林的“石”、天上的“云”、公园的“花”，然后让学生模仿课文的句式进行“三选一”小练笔。学生在模仿、迁移的过程中不但实现了对课文经典语句的有效吸收，而且逐渐体会到其中的表达规律，创生出自己独特的语言形式，这样的小练笔“贴船下篙”，效果立竿见影。
佛教初传时期，正值印度大乘佛教昌盛时期，传入的以大乘佛教为主，主要是般若类经典。但是，虽然印度时值大乘佛教兴盛，小乘佛教仍然占有一席之地，故小乘佛教也同时传入。两汉时期的佛教传播分为两派：一派是北方安世高系，主小乘；一派是南方支娄迦谶系，主大乘性空之学。由于传教方法和内容的差异，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佛学出现差别。[1]71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进一步流传。其原因为：一、东汉末年，战乱频仍，佛教宣讲的因果报应论和来世观念，对于乱世民众来说，是精神上慰籍的良药。二、思想基础上，玄学主张的“有生于无”“以无为本”，这与佛教般若“空”的思想互通，故本土玄学家以佛解玄，增强了佛教的影响力；与此同时，玄学理论、儒家思想、道家概念也被吸纳入佛经，推动了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三、由于社会动荡，统治者需要有效方案安抚人心。佛教具备的“内可系心，外可招劝”的社会功效，成为统治者治国的一剂良药。四、宗教总是在碰撞中向前发展。时值黄巾起义失败，道教受挫，为佛教的扩张提供了有利条件。
晚清国力衰退，国家版图受到列强瓜分。爱国人士一致要求通过改制变法救国。由于佛教在中国历史悠久，并入中国文化已久，引起社会名流学者的重视。但是满清政府难以继续维持佛教的地位。此时，日僧来华，效法西方基督教徒来华传教的方法，引诱我国佛教僧徒受其保护。之后，中国佛教寺院处于日本“保护”下。这引起中日两国外交上的风波，经中日双方交涉之后，先前由日本对中国寺庙保护之事随之取消，满清政府才下诏保护佛教，并令佛教僧徒自动兴学，自护寺产。自此，各省遂相继组织僧教育会。
此间，佛教的发展走向表现为“格义佛教”或“老庄佛教”，这为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打下了基础。当时的佛教表现出地域性特点：北方重禅定和宗教实践，南方重宗教义理。
综观两晋时代，西晋主要的佛教活动是译经。东晋十六国期间，因战乱多发和社会的精神诉求需要，加速了佛教的发展，进入般若时代，在北方以后秦的鸠摩罗什为代表。同时代的高僧中，以南方慧远为代表。他提出的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调和了儒家名教和佛教义理之间的矛盾。
雁荡山完整地记录了火山爆发、塌陷、复活隆起的完整地质演化过程，不仅是亚洲大陆边缘巨型火山带中白垩纪火山的典型代表，还是研究流纹质火山岩的天然博物馆，为中生代晚期亚欧大陆边缘复活型破火山模式的典型范例，对研究全球白垩纪时期破火山演变规律和地貌演化特征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雁荡山融山水美学、自然科学、历史文化于一身，被誉为“海上名山、寰中绝胜”，史称“东南第一山”，是中国大地上的一颗“东方明珠”。2004年11月8-1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地学部主任伊登博士，在考察雁荡山后题词，称赞雁荡山是“一首由岩石、水和生命组成的交响乐。”
东晋十六国时期，佛经被大量翻译，大乘经论、小乘经论、大小乘禅经、密教经典和律典大量涌现，西行求法运动兴起。弥勒信仰和弥陀信仰在此期间出现，般若“空”义被从玄学角度解读，出现了“六家七宗”对般若“空”的不同理解，反映出中国佛学独立前进的迹象。但这种本土化的解读被僧肇扭正，《肇论》的空宗阐释，为中国佛教般若学理论开创了新高峰。
南北朝时代，南朝梁武帝把佛教推至国教地位，要求汉地僧侣素食。北朝统治者大都重视对佛教的利用，但历史上“三武一宗”灭佛始于这个时代，即北魏太武帝时期的灭佛运动。其原因在于，前任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及朝野风从，使寺院规模扩张迅速，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寺院经济，影响到了统治的稳定。[2]25-27
南北朝时期，佛经翻译进一步展开，内容含涉印度佛教各个领域，特别是印度当时兴起的大乘瑜伽行派著作。对佛经进行格义化解读变得更加细致，“南文北质”，各类经师、律师、论师蜂起。南北朝共有的经师、论师有成实师、涅槃师、毗昙师、俱舍师和摄论师。南朝尚理论、主修持，多大乘，特有的论师、律师为三论师、十诵律师；北朝尚实行以小乘毗昙学和成实学为盛，特有的经师、论师、律师为地论师、四论师、四分律师和楞伽师。[2]28-34
进入隋唐，经过四五个世纪的流传，佛教在大一统的环境下进入高速发展期。隋文帝大力恢复、扶持佛教。隋炀帝则更加佞佛，自称是菩萨戒弟子，度僧、建寺、造像、组织译经。唐代的统治者重视对佛教的整顿和利用。唐太宗曾为从印度求法归来的玄奘组织了大规模的译场，并亲自为《金刚经》注疏。[2]34-35武则天则利用《大云经》《宝雨经》中“女身救世”一说，为自己统治的正统性服务。她在位时，大力扶植了华严宗的创宗。唐玄宗朝，密宗创立。而后的安史之乱，禅宗六祖慧能的弟子神会北上，帮助政府征收度僧税钱，以补贴军用，为禅宗在北方开拓疆域奠定了基础。唐中叶以来，徭役加重，寺院成为俗世社会民众逃避苛税的归所。基于此，寺院乘均田制受创之际，侵占民田，扩充庄园。并且，设法逃避赋税，经营工商业、开当铺、放高利贷等，多处获利。在经过剧烈膨胀之后，寺院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唐王朝的国家利益。最终，唐武宗会昌年间，佛教遭受有史以来的重创，多数宗派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南禅宗神会一系挤垮北宗神秀一系，确立了自己在佛教界的地位。会昌法难之后，佛教进入恢复期，但周世宗对佛教进行了又一次的严厉整顿，使佛教的全盛时代彻底终结。[2]34-35
从宗派角度来看，隋朝智顗创立的天台宗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宗派，以《法华经》为立宗经典。讲究“一心三观”，组织学说体系。后不断融摄新理论，由“一心三观”发展为空、假、中三谛圆融说和一念三千说。[2]35-36
江门市政府副秘书长赵剑雄表示，本着“共商、共建、共享、共治”的基本原则，江门市支持海事部门在西江下游江门航段开展防范船舶触碰桥梁、安全大巡察等“三大战役”，进一步夯实辖区内西江安全与绿色发展基础，重视侨乡文化的挖掘和培育，让“文化西江”走入水上千万家。
隋唐两代是佛教最为辉煌鼎盛的时期，佛学流派在此期间发展成为宗派。隋代的天台宗、三论宗，唐代的唯识宗、律宗、禅宗、净土宗、华严宗、密宗、三阶教均于此期间形成。其中，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和净土宗成为相对影响较大的宗派。这些宗派的形成，使佛教从外来的舶来品真正变成中国佛教。
华严宗，以《华严经》为立宗经典，重判教，宣扬法界缘起论。认为本体是现象的根据、本原，一切现象均由本体而起。故现象和本体之间，现象和现象之间都是圆融无碍的。[2]40-41
随着明王朝的建立，喇嘛教的国教地位受到限制，对佛教实施更加健全的僧司管理制度，取缔“邪教”，稳定开国社会安定。限制僧人与社会各阶层的自由交往。明太祖朝重视对佛经的讲习，目的在于统一佛教思想，进而加强思想统治。从佛教政策上，对佛僧的管理措施进一步强化，规定了出家的步骤、年龄，限制女性出家。为了达到“化愚俗、弥边患”的政治目的，明太祖重视网罗少数上层喇嘛，将其作为协助治理藏蒙地区的重要力量。因此，明朝初期，许多优秀的、具有政治热情的人才加入到佛教中，使佛教的发展日渐趋于稳定。至明中期，随着佛教规模的扩大，僧官与宦官相互勾结，操纵官员的进退。这阶段，佛教义学趋于沉寂。至明后期，佛教已脱离朝廷的控制，各种佛教管理制度已经不能执行，国家度僧活动也完全停止。[3]247-256
律宗以《四分律》《昙无德部》立，创立者道宣制订了中国佛教的仪制，顺延南北朝的律师学派成宗，以加强自己的组织。此派学说主体是心识戒体论，即弟子从师受戒时发生而领受在自心的法体。通俗来讲，就是在授受中，从心理上构成的防非止恶功能。[2]39-40
1.1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2015年3月~2017年1月收治的80例肛瘺伴混合痔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取随机分组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40例,两组均确诊为肛瘘伴混合痔患者[2]。观察组患者中,男24例,女16例,年龄22~45岁,平均年龄(34.3±3.6)岁,平均病程(1.8±0.5)年。对照组患者中,男25例,女15例,年龄23~46岁,平均年龄(35.1±3.6)岁,平均病程(1.9±0.3)年。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禅宗，又称佛心宗，自第五代祖师弘忍之后，开始分裂，形成“南能北秀”的局面。南慧能提倡顿悟说，北神秀提倡渐悟说，以顿悟立派。后北宗神秀一系被南宗弟子挤压，遂无后传。南宗一派讲究心性学说，吸收了传统道教文化中的“无为”思想，把“归心返真”作为修习主流。南宗后传数代，以云门宗、临济宗影响为大。[1]54-55
密宗由善无畏传介进入我国，是用咒语作为修习方便为特征的宗派，长于仪轨。认为世界万物、佛、众生都由地、水、火、风、空、识这“六大”所造。前“五大”为“色法”，即胎藏界，不表现本来具有的觉悟，隐藏在烦恼中不显示。识是“心法”，属金刚界，可以摧毁一切烦恼。色心不二，金胎为一。对信众的要求即身、口、意“三密相应”，则可以“即身成佛”。[2]40-41
隋末唐初三论宗，创立者吉藏，主张“诸法性空”，前身是罗什所传三论之学。以《金刚经》立宗，主“毕竟空”的大乘空宗理论。
净土宗专修往生弥勒净土法门，创立者唐代善导。主张一心专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临命终时可往生净土。所依典籍为三经一论，《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和《往生论》。弥勒净土法门有效简化了个别宗派的复杂教义和繁复仪轨，更适合在民众中传播，得以广泛流播。[2]41-42
三阶教，主张佛教分为三阶而得名。创立者信行，以《三阶佛法》作为立宗经典，把佛阶按“时”“处（所依世界）”“机（人的根机）”分为三类：正法时期，“处”为佛国净土，只存在佛、菩萨修大乘一乘法；像法时期，“处”是秽土，“人”是凡圣混杂；末法时期，即佛祖逝世后一千年，“处”是秽土，“人”是邪解邪行。信行认为时值末法时期，只有皈依法门，才是得救的唯一办法。[2]36
唐末陷入战乱，大一统局面遭到破坏。五代北方屡兴兵戈，周世宗对佛教加以严政整顿，使北方佛教更见衰弱。南方各国相安无事，社会稳定，佛教得以恢复、发展。其中，天台宗、禅宗、净土宗均得以恢复。但是，五代以来的佛教宗派发展规模并不能回归盛唐时期的全盛景象。[2]46-48
各派中，以禅宗为盛，净土宗第二，天台、华严、律宗等于其后。由于各宗势头不似从前，宗派之间出现交融合流的态势。禅宗由于不立文字，在法难之后得以迅速恢复，北宗销声匿迹，南宗以临济宗和云门宗盛行流播。主张禅是教外别传，与其他宗派，特别是净土宗的义理进入调和阶段，但学说方面开始弱化。天台宗在五代时期从高句丽访求教典，得到智顗的大部分著述及其他论疏若干，在江浙一带呈现中兴态势。律宗在此期间把中心移至杭州。[2]46-48
4.HBO组与药物吸入组患者治疗后免疫指标比较：经1个疗程治疗后，HBO组患者的细胞免疫指标与药物吸入组比较明显改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4。
进入宋代，佛教八宗以禅宗为盛，但也进入分化。北宋前中期是临济宗、云门宗共同推动禅学发展，末年则成为临济宗和曹洞宗两支。至南宋末年“临天下、曹一角”的分派格局定型，并延续至清代。北宋时期，文字禅兴盛，公案多源于此期间。这种禅学的兴盛，把有文化的禅师和士大夫紧密地联系起来。两宋之际，唯识性空思想被吸纳进来，同时吸收还有庄子思想，禅修主张静坐默究，以儒学解释禅义也得到体现。“看话禅”成为主流。两宋之际是禅学吸收外道、吸收同教异派的重要历史时期。禅宗的公案多出于此时。宋禅具有“禅教并重”的特点，一方面吸收了其他宗派的义理，也吸收了道教和儒家思想，三教融合的趋势更加明显。由于这种并重的观念，佛教各派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出现了“天台禅”“华严禅”“念佛禅”等。宋王朝在总结前代佛教政策得失利弊的基础上，对佛教采取了适当限制的政策。这使得两宋以来，类似“三武一宗”严重灭佛的事件就不再发生。
宋前期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措施、安排了管理机构，既参考了前代做法，又根据社会实际情况加以调整，故随意性相较前代有所减弱。但是，宋代中期以后内忧外患不断加剧，使得宋前期的政策逐渐落空。特别是一些经济调控措施产生质变，反过来倒逼政府，发生财政危机，对佛教的负面影响不断加大，这表现在度牒制度。度牒就是朝廷为僧侣颁发的、证明其身份合法的文字凭证。申请出家者需参加各地组织的佛经集中考试，把合格者呈报祠部，再据实填写，回至各地，由当地官吏送至本人。中央政府颁发度牒，是为了防止民众通过私自出家逃避赋税和兵役，也能起到防止僧侣聚众造反的功能。北宋初年，发放度牒只是象征性收费。宋中期以后，官僚机构膨胀、军费开支加剧、外敌侵扰频繁，财政难以为继，度牒制度成为弥补国家亏空的手段，出现了空名度牒，这使度牒制度发生质的改变。度牒甚至被当作货币使用，失去了调节和控制僧尼数量的功能。买卖度牒也扩张到紫衣和师号领域。后二者本是帝王对有特殊贡献的僧人或硕学大德的奖励。虽然孝宗和高宗时期，曾一度试图控制滥发度牒的现象，但国家在内忧外患之下，不得不从此制度中继续补贴财政亏空和军用。这助长了官僚机构的违法乱纪之风，也加剧了佛教僧团的腐败，逐渐把佛教推向更加世俗化的道路。[3]15-33
辽代佛教僧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得到抬高，他们享有一定的特权，可与元代喇嘛教僧人比肩。辽中央政权并未设置专门的管理宗教的机构和官吏，任命僧官根据帝王的个人喜好。辽代僧官制度始于景宗，盛于兴宗、道宗。大兴土建，修建寺庙、佛塔，铸造金银佛像。从对外交流角度，辽代帝王注重利用佛教沟通与别国的关系。辽代佛教的突出成就，表现在《辽藏》和《房山石经》的续刻。辽代的佛教义学从圣宗到道宗的一百余年内进入兴盛期。朝廷选拔高僧为僧团讲授佛经、修持，通过读经提高僧人修养。此间以密教和华严为代表。密教信仰覆盖社会各个阶层，信众通过雕塑佛像、建造佛塔及讽诵行持，表达虔诚。显密之争，也是在这种大环境下出现的。显教，即汉地占据主导的所有宗门派别，包括华严、唯识、天台、净土、律宗和禅宗。密教虽是始于唐代，显盛一时，但是对后代的影响力仍然有所留存。显密之争的结果，是两者的沟通和融合。[3]176-184
实验教学和理论教学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但实际上，由于教师更注重理论知识的教授，使得实验教学成为理论教学的辅助手段,导致了实验教学相对薄弱。
金代佛教政策受宋王朝的影响较深，佛教思想多与汉地联系。民间佛教信仰流行，有私人募资雕刻私版大藏经的记载。佛教建筑、雕刻、绘画等艺术形式得以传承、延续。所传宗派也延续辽代遗风，继续儒释道三教融合的趋势。以禅宗为显学，密宗、华严宗次之。[3]184-187
至元代蒙古人当权，平等对待各民族宗教信仰，允许多种宗教并存。忽必烈执政时期，元廷根据国内政治形势，确定了藏传佛教（别称喇嘛教）作为国教的地位，并将此政策延续至元朝末年。相较前朝数代，元代的帝师制度是确立藏传佛教国教地位的标志。其表现为，帝师直接领导和管理全国佛教和藏区军政事务的最高机构宣政院，并拥有推荐任免高级世俗官吏和上层僧官的权力，体现出高度的政教一体性，其命令与皇帝诏书具有同等权威，可在藏区并行。帝师的崇高地位，不仅表现在控制藏区军政大权上，还表现在对内地朝廷各级官吏的制约上。由于宗教地位的特殊性，帝师可以通过求“福利”，作“布施”等名义，包庇违法官员，使各类罪犯逍遥法外，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直接导致了行政的腐败。加之元代帝王的纵容，帝师徒属及一些上层藏僧违法乱纪、扰乱治安，不仅在民间为害，也祸及京都。元末，最高统治者在内的蒙古上层官僚腐败堕落，接纳上层藏僧已脱离初期的政治需要，利用喇嘛教的修炼内容继续糜烂的生活。[3]193-210
“互联网+教育”与少数民族基础数学教育的结合对于民族教育工作者而言是一次开创性的尝试，明确这种结合所能解决的实际问题，少数民族基础数学教育的质量才能得以提升。在“互联网+”背景下的少数民族基础数学教育能够联系少数民族学生的日常生活，解决少数民族数学脱离实际的问题；能够构造一个良好的数学学习和沟通的平台，解决少数民族基础数学教师能力不足的问题；能够实现少数民族数学与民族文化的融合，解决少数民族学生对数学缺乏兴趣的问题。
元代藏传佛教（喇嘛教）地位至高无上，被归为法定高度、不容争辩。修行方式盛于宫廷，信仰流传于中原和江南。从意识形态来看，元代异族与汉族经过文化的碰撞、融合，使得喇嘛教为主体的藏传佛教正式并入中国文化，成为其中一部分。但是，由于异族当权，汉文化中的儒教、道教均被置于喇嘛教之下。对儒士和汉地佛教的冷落，促使元代的禅学思潮与宋代的禅学拉开距离，促动了佛学在元代的转向。元人推崇的佛教，更多出于治国安邦和糜烂生活的需要，这与禅宗提倡的自主独立、自我解脱的修行不符，使元代禅学主体不再集中于上层士大夫阶层。[3]193-210
方案二：运用光电码盘进行定位：光电码盘因其机械结构的稳定性所以准确性较高广泛应用于小车的测速与里程计算。由于小车行驶为固定轨道，因而只需通过测量小车的里程即可得出小车的相对位置。这种方法准确率高、与实际条件最为匹配。
唯识宗，玄奘及其弟子窥基所创，以《瑜伽师地论》为根本经典。玄奘一系所传教义系有宗范畴，增添了种子说，重视“转依”（转变思想认识）。为信众求法得道设置了门槛，即“五种姓说”，认为有一种无性有情者永远无法成佛，改变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看法。主张外境非有、内识非无的“唯识无境”说。[2]37-39
另外，CSS缩写性质还能将多个性质/属性同时压缩进CSS样式表中的某一行列代码中。例如:smplel {margin-top:l6px;margin-r i g h t:2 2 px；m a r g i n-bottoma13px;margin-1eft:26px；padding-top:6px;利用CSS缩写性质后，就可将原来的代码缩减成：samplel{margin:16px、22px、13px、26px;paddmg 6px、12px、5px、9px;border-topahin solid #000000;}这样既不会影响到性质作用，还会扩大网页空间。
明朝的佛教发展，表现在佛教复兴运动上：佛教综合复兴运动和禅宗复兴运动。前者主要依靠官僚士人的支持，这打破了佛教界的长期沉寂，共同促成了佛教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兴盛期。这期间，出现了一大批学问僧，他们重视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和佛教文化建设事业。禅宗复兴运动，使穷苦民众大量涌入佛教队伍。在此期间，净土法门得到了提升，并融通了禅教净律。[3]193-210
进入清代，作为中国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整个清代的政治、历史、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剧烈的变动。清代初期基本继承了明代传统，采取崇奉孔子、倡导理学、宣扬儒家伦理的各种措施。朝廷为了加强思想统治，禁止文士结社，以文字治罪，禁锢世人的思想。清代的文字狱，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清廷强调皇权至上，但把儒释道三教与其他一切有秘密结社性质的民间教派进行严格的区分，使之成为加强统治的思想武器，扶植利用。因此，清初制定了维护三教和打击左道或者邪教的宗教政策基调，特别对利用以传播宗教为名的秘密结社组织进行打击，以维护社会稳定。为此，清廷采取官员负责制，下令官员对属地的邪教进行严厉打击，若办理不利，就对官员进行惩戒。在佛教管理制度方面，取消了试经制度，这是对前代的大变革。因为，满清朝廷为维护自身的统治根基，不会大力发展汉地佛教，更不会纵容以佛教集社为名的反清活动。因此，佛教义学的发展，在清代进一步衰退。另外，清廷不重视颁发度牒，对其从收费到免费再到废止。从僧道管理方面，清廷基本仿照明廷建立，以僧录司和道录司作为管理僧道事务的机构。同时，对僧官进行遴选和任命，各级僧官主要负责佛教内部有关事务，没有实际行政权力。僧官需要对戒律清规以外的问题及事务及时上报官府，由中央或地方各级相关机构进行处理。[3]328-345
对刊刻和翻译佛经等发扬佛教文化事业方面，清廷官方未采取大规模的刻经，而是零散刊刻，内容是国内各民族语言的互译。从寺院角度来看，清代分官建寺院和民建寺院。中央政权对民建寺院始终严于防范和管理。[3]328-345
藏传佛教与清朝贵族很早就建立了联系，以掌控蒙藏边疆地区的政治走向。但与元代不同的是，清廷对藏传佛教的管理更加细致。中央对上层喇嘛授予政教集中的权力，鼓励喇嘛教在汉地的传播，强化了满、汉、藏、蒙诸民族的文化认同。因此，并未发生类似元代那样，藏传佛教从中央到地方扰民的局面。对于汉地佛教，清前四帝的干预较多。鼓励和支持律宗和净土宗，重点清理、整顿禅宗，对其他教门诸派义学则任其自生自灭。此期间，清朝国内尚有众多反清复明的南方士大夫一族，这成为清朝立国初期，稳固国本的大忌。此外，汉地禅宗吸收了这类亡国之痛的士大夫一族的思想倾向，在禅佛教中表现出不守戒律的倾向，使得清廷特别警觉，故下大力气取消禅宗法藏一系，以求杀一儆百。[3]328-345
综观清代佛教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初期，佛教延续明末方向，进行演变。这个阶段，佛教受到了清廷的制约，对政治、文化、思想角度的新规则进行适应，加以修正，并继续前进。禅宗甚至出现兴旺的势头。第二阶段，清朝国力衰退，内忧外患与日俱增，基督教在中国国内展开暴力传播，佛教义学难以帮助国家解脱苦难，逐渐走向落寞。
二、近代以来佛教在中国汉地的发展和转向
提到老牌的国货化妆品，我们最容易想到的便是蜂花护发素、宫灯杏仁蜜、大宝SOD蜜、美加净银耳珍珠霜等一系列产品，这些曾经被大众所熟知、几乎家家必备的化妆品，如今随着化妆品市场的发展，品牌的增多，已经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百日维新的失败，使佛教进入自觉自救的阶段——各省县成立僧教育会，以佛教寺产来兴办佛学教育，培养佛教人材。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佛教的自救脱离了超然脱俗的清修本质，使部分有志救国的人开始思考如何保护本国文化、如何继承延续文化的问题。这使得这类人士有机会接触到先进的革命思想。
至临时政府成立，改革运动一时甚嚣尘上。受宗法社会思想影响最深的中国佛教，也因此发出强力革新的要求，纷纷组织团体。以太虚为首的佛学名士，注重对佛教的改革。他认为，佛教是中华文化延续的关键一环，佛教要革新，就要对时事及时适应，以求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投身于救国。太虚提倡的金山寺改革，就是为了保护佛教不受外来思潮的影响，维持自身的延续。另一方面，他还提倡建学，培养佛学人才，促进佛教内部改革。但遗憾的是，此次改革受到了保守派的阻挠。加之多方因素，此次改革最终未能成行。但是，任何违反社会发展脚步的行为都没有继续的理由。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界为了维持自身、免于灭亡，重新考虑佛教人才的培养与社会现实相互结合的问题，并进行实施。
1912年，为保护寺产，“中华佛教总会”创设，并将成立未久的佛教协进会并入佛教总会，以斯群策群力。1912年4月，于上海留云寺开成立大会，设静安寺为本部，将机关部置于北京，并电告内务部，请求临时政府保护佛教，并以筹款助陆军军饷为前提。中华佛教总会，乃依各省县原有僧教育会改组，将省原有组织变更为分支部，拥有20余省支部，及县分支部400余数，可说为中国佛教从未有的全国统一的团体。
但好景不长，1915年10月29日，“中华佛教总会”被撤销。寺庙财产由住持管理，不得抵押或处分。如遇公益事业需要，若不在地方政府的许可范围内，视情况灵活变更。此外，若寺庙住持违反管理义务，或僧人不遵守僧道清规，情节重大者，需由当地长官训戒，或予以清退。此举把寺庙财产置于地方官吏管理之下，开启了地方官吏与土豪劣绅互相勾结，兼并庙产之路。这使全国僧尼惶惶不安，遂有僧伽代表联名上书北京政府，建议改“中华佛教总会”为“中华佛教会”，以期团结全国僧尼。他们一并向众议院陈情，请求取销《寺庙管理条例》，但努力成为泡影。至此，全国佛教便陷入无组织状态中，各省县寺庙财产，只有听任各地官吏与土豪劣绅，蚕食侵吞。
民国时期对寺庙财产的剥削，在一定程度上，使佛教受到破坏。袁世凯死后，北方开始实行新文化运动。1922年北京学术界及大学生成立“反宗教同盟”，对受列强帝国主义支持的基督教加以思想上的攻击，当时有张纯一教授起来提倡佛化基督运动。此一组织，对佛教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日后政府每颁布有关佛教的法令，都会注意到这一点。佛教在这一个多灾多难、风雨飘摇的国土中，未被消灭，虽有众多必然存在的因素，但亦有赖于对“信仰自由”的倡导。自此，每遇政府干涉寺庙权利，或妨碍传教事业，佛教便运用这一口号，作为护身符。因此，尽管宗教间存有不少的歧见，佛化基督教运动，虽然对基督教有了不少帮助，但“信仰自由”的理念，也使佛教在中国近代史上始终屹然不动。
武昌起义之后，太虚大师针对中外政局之苦迫，国内思潮之杂乱，发起佛化觉世新运动，以期改善社会风气。他提出了“人间佛教”思想，随后被确认为佛教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这个思想是指，在科学、理性至上的背景下，佛教要体现其适应性，强调佛教和社会、佛教和文化的契合性，同时保留自身的超越性和出世态度。
自建国以来，佛教的发展进入到适应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进入21世纪，全球化成为世界发展的新趋势，佛教也在适应中继续寻找新的时代定位。在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佛教体现出主动性、创造性和开放性的的特点。从自身建设角度，佛教提出了新的适应点，即针对现代社会和全球化语境，重新提炼、阐释自身的核心精神，建设思想灵魂。当代佛教延续了太虚提出的“人间佛教”理念，强调佛教和当代社会、文明的契合性，使佛教成为古今文化的延续点。人间佛教具有次第性和终极性，把社会责任和超越价值有机融入社会，为化导当代社会精神困惑、正确认识自我和社会，建构了理论支撑。另外，人间佛教的阐释，延续了“心”文化，即解决内审现代性危机的超越性解决方案。在快速变革的当代社会，人间佛教就如何调和不同群体、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的对立融合，将古代佛教的缘起、平等、慈悲、中道、圆融观念带入到解决当代焦虑的社会环境中，将和平、和谐观念融于当代社会发展中。
作为异域思想文化，佛教传入中国，后经数百年的发展，成为本土化的思想形态。佛教既是延续古老中华文明的关键路径，也是伴随中国历史，被选择后的、伴随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形态。正是佛教自身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不断适应，才能在碰撞和融合中，成为中国固有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佛教是伴随中国社会发展、伴随中国文化发展的一种文化现象，不能将其视为迷信而过于妖魔化。
(3)细化社会分工。融资租赁中，所有权与使用权是分离的，在社会分工中其作用也不容小觑。从生产、加工到消费这一系列过程中，将销售流通业和租赁业分隔开，而这一过程，延长了社会分工链条长度。通过融资租赁，使企业分工更加细化，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使各类社会资源得到了更好地应用，实现企业发展目标。
三、当代宗教问题的显化和佛教发展的思考
历史上，我国一直存在多种宗教共同发展。从此来看，宗教间的竞争可以有效地防止任何一种宗教成为制衡。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宗教在中国必定是多元化的，个人的宗教信仰选择是多样且分散的。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协调者和维护者，我国的宗教政策允许宗教信仰自由。但是，任何一种宗教，包括佛教在内，都应该受制于法律运行。
前文讲到，佛教对中国社会的全面适应，体现在唐代禅宗的创立。唐代是佛教义学的最高峰，之后佛教义学衰微，进入轻义学、重仪轨的世俗化佛教时代。当代社会，佛教继续这一世俗化趋向，入世程度不断加深。佛教徒与俗世社会的关联较为密切，佛教追求“和”的理念与传统中国文化相互渗透融合，帮助当代社会解决部分精神焦虑和困惑。
这类世俗化的佛教发展，是佛教作为中国文化延续的使命，也是佛教寻求自身在新时代继续维持的选择。但是，世俗化过深的佛教内部，受到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侵蚀，加之佛教义学的重镇从寺院转至佛学院、研究所，部分寺院出现严重的商业化趋向。此外，随着国外意识形态对国内潜移默化的渗透，宗教间的矛盾日益加剧。
总体来说，当代利用佛教，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事件主要包括：“第一，分裂国家的活动。境内外的分裂势力利用佛教的群众基础和广泛影响，刻意歪曲佛教教义，对群众进行洗脑，进行暴恐活动。突出表现在‘藏独’和‘东突’势力。第二，反对势力利用佛教对我国进行政治渗透。其表现为，插手我国宗教事务、控制国内教团教组织，危害国家安全。第三，利用佛教进行违法活动，严重危害到群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4]81
宗教问题是社会各种问题的一部分，佛教作为宗教的一支，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问题交织在一起。对佛教问题不能孤立地看待和认识。面对目前我国佛教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新变化和新趋势，我们应当深入到社会变革、现代化进程和国际大背景中去探究其根源，分析其反应，从中把握佛教发展规律，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另一方面，对上述教问题的解决不能孤立进行，要从根本上依赖于社会总问题的解决，依赖于社会整体的进步与和谐发展。
为验证本文讨论的有检测和无检测环节对零件多工序制造质量成本的影响，采用如图12所示的A,B两种零件[19-20]进行验证。零件A的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零件B的信息如表2所示。
因此，佛教的发展要结合党的宗教政策，因为宗教本身的工作就是群众工作。要多方面发掘佛教对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当代中国佛教的发展命运，就是把自身置于中国社会文化建设过程中，突出、强化正能量。在宗教视角下，走好群众路线，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此外，当代佛教的发展，要紧紧围绕服务社会、服务国家的出发点，围绕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在文化战略和宗教建设上，发挥积极能动性，使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部分的佛教既被有效保护，维持中国文化的延续性，又为国家文化建设提供战略支持。
老道继续说道：“你可是最近得了什么古物？特别是玉石珠宝之类，细软冥器所属，年代一久，就容易聚付杂念，成精显灵。或福佑一方，或殃及邻里。看你身上这股晦气，怕是来者不善啊。不要一时贪恋钱财，葬送了自己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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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杜玉芳.当代中国宗教发展的现状与趋势[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5).
中图分类号：B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30(2019)01-0097-07
收稿日期：2018-12-05
基金项目：河北师范大学博士基金项目“接受视角下《金刚经》罗什本与玄奘本在唐代的对比研究”（S2017B20）成果
作者简介：张开媛（1984－），女，河北邢台人，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外文化比较。
（责任编辑：苏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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