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城市作为近现代社会生活的重要载体，对研究近现代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西方城市史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兴起，于60年代成为独立的学科。从最初对城市化问题的探讨和解决，到之后多方面、多角度解读下层人民生活，再到之后“世界城市”概念的提出，研究视角由传统政治史向新文化史再到全球史转变，研究方法也突破最初依赖于城市志转换到向运用社会学、计量史学等多学科渗透，西方城市史研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渐趋走向成熟。
关键词：西方：城市史；发展
城市史作为一门尚在发展的新兴学科，是以城市作为研究主体，运用多学科交叉的手段对城市社会生活、城市政治、城市经济的演变进行研究，旨在从中揭示出城市作为近现代文明的主要载体在各个不同时段所具有的作用，以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为现代城市建设提供借鉴。
一、西方城市史研究的兴起
西方城市史研究兴起较早，在20世纪20年代便已经开始慢慢起步。“最初对城市进行的研究，是一种实用性的由政府和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进行的综合性的研究。”［1］这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城市发展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这其中包括城市交通拥堵问题、规划不完善以及贫民窟对城市形象的影响问题。这与中国城市史研究起源呈现出的局面不一样：西方城市研究兴起之初的定位便是探讨和解决城市出现的问题，中国城市研究则首先是采用社会主义城市理论对城市进行改造。对于西方城市史的兴起，我们不能简单归纳为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应该看到西方的城市化兴起较早的原因是工业化和与之相伴的新兴工业城市崛起，这与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动力不同。“德·弗里斯发现19世纪末欧洲的另一个特点，即欧洲一些国家成功跨越了一道门槛：在这些国家里，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不再是来自农村或国外的移民，而是城市人口的自然繁衍，这在人类历史上或许还是第一次。”［2］（P491）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工业化的不断推动，来源于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农村人口作为城市工业化劳动力的重要补充，在城市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20世纪前20年，西方城市史的发展一直以实用性研究为导向，同政府规划部门和相关决策者一起沟通来解决城市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这一时期，对于城市的研究局限于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首先引发人们开始关注城市史的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亚瑟·史莱辛格（Arthur M.Schlesinger）分别于1933年和1940年发表的作品《美国城市的兴起1878—1898》和《美国史中的城市》（The City American History）。这两部著作将城市作为解读美国历史的新视角，在书中详细论述了19世纪晚期工业城市的变迁，反对20世纪40年代流行的特纳边疆学派理论，同时亚瑟·史莱辛格在书中提出了一些关于城市史研究的理论。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世界学术界城市研究一度被冷落。一是因为二战后人们对世界观和价值观进行深入思考而无心重拾学术研究，二是因为二战后城市这一文明的载体有大量都被战摧毁，世界各地都在重建，城市问题与城市研究在这一时段静默也不难理解。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早期的城市研究，并不能简单归入城市史研究的范畴，仅能看作城市史研究的先声。关于早期城市的研究，西奥多·赫斯伯格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城市传记书写类；第二类是将城市作为场所的（Urban as site）的各类型研究，即关于城市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方面的研究；第三类是对城市发展过程的研究（Urban as process），即对城市化方面的研究。由此也不难看出，早期城市研究仍停留于方志性研究，还不能真正称之为一门学科。在20世纪50年代，战争并没有波及美国，因而美国城市史学仍有较大发展，并在此之后曾一度引领世界城市研究。到1952年，布莱克·迈克威已列出五十多卷这方面的著作（美国城市研究著作），内容涵盖从早期殖民地时期到现在美国城市史的方方面面［3］。这一时期美国城市研究争论的重点在于城市不断扩张的工业化进程与乡村土地制度改革之间的问题。
二、西方城市史研究的形成
20世纪60年代，城市史研究迎来了大发展契机，这主要缘于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了世界范围内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以及各种新理论不断提出，包括英国学者斯坦利的生态系统研究以及薛定谔的多学科探索，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系统控制理论的提出，这些都为城市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1961年，埃里克·兰帕德《美国历史学家和城市化研究》一文的发表，标志着城市史同以往的城市志史学决裂［1］，城市史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且，埃里克·兰帕德在文中所提及将城市化作为城市史研究的重点被历史学家所渐渐接受。埃里克·兰帕德的城市史学思想深受英国生态学家斯坦利的影响，将城市看作一个生态复合体，从其总结的十一个方面去研究城市化过程，这为城市化研究拓展了新的思路。
至于如何“进入”，那就要读者自己去领悟了。 再看罗扎诺夫关于大小作家的划分。 为什么罗扎诺夫不喜欢托尔斯泰？因为他孤芳自赏。 罗扎诺夫说： 大作家与小作家的区别几乎只有一个： 照镜子和不照镜子。[3]199 所以罗扎诺夫祈祷：“上帝啊，保留我身上作家的一点纯贞吧： 不照镜子。”[35] 所谓“保持纯贞”、“不照镜子”，才能成为真正意义的创作家。 罗扎诺夫说：
20世纪60年代，法国还兴起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城市社会学流派。起初，法国城市研究受到法国城市化的快速影响得以迅速兴起，法国城市学者运用相关理论解决法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工厂理论等观点，研究城市化发展过程。
三、西方城市史研究的新阶段
（一）新文化史视角下的西方城市史研究
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城市史研究已渐进成熟。城市研究步入新阶段，全球史观影响下的城市史研究初露锋芒。城市史研究趋于从全球化视角考虑，这是由于世界城市这一概念的兴起。世界城市这一概念最初由盖得斯于1915年提出，他认为世界城市是指“世界最重要的商务活动的绝大部分都须在其中进行的那些城市”［7］，这些城市对世界市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其主要隶属于发达国家，人口较多。1980年后，新兴工业兴起，传统城市的转型、世界全球化脚步的加快，促使具有世界性的大都市出现，这些大都市对全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城市史研究在这一背景下开始运用全球史观对这些世界城市进行研究，探寻城市对于世界历史进程的作用。同时，一些大跨度的城市时空研究也成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研究的热点问题。其中，威廉·泰勒的《纽约城市研究》一书，以文化为视角研究城市发展过程，开辟了一条城市史研究的新途径。
20世纪70年代后期，城市史研究从宏观模式转向微观研究，城市史研究的内容逐渐下移，大量城市史研究转向城市内部。例如：对城市社会结构、社会流动性等问题的探讨逐步成为城市史研究的主流［5］。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在西方兴起的新文化史，助长了城市史向下层研究的转移。新文化史相对于传统的政治史研究来说，更多关注的是“公民身份、政治身份和政治文化”［6］，这其中包括关于城市的语言研究、贫民窟研究以及市民文化心理研究等方面。艾伦·戈登曾在他所写的《新文化史和城市史：两者的交汇》一文中这样解释新文化史与城市史的关系，认为新文化史和城市史至少存在这样三个交叉点：消费者保护运动、公共空间和集体认同。总体来说，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新文化史影响下的城市史研究呈现下移趋势，众多学者将关注点放在大众消费空间的转变和城市社会生活上，城市政治这一研究点趋于淡化。在城市作为新的传统民主的表达主体的理念作用下，研究者开始更多着墨于对城市的集体记忆、集体行为和集体思考的发问。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微观史学的兴起和传统史学的变向。
（二）全球史视野下的西方城市史研究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城市史研究迎来新的学科转型，新城市史于1969年被提出。一些关于新城市史的著作，如利奥·施努尔主编的《新城市史：美国史学家在计量方面所进行的探索》以及彼得·奈兹的《波士顿的平凡人，1830—1860》等，这些著作有三个比较明显的特征：一是热衷社会学理论与史料的结合，二是喜欢使用关于计量史学方面的史料，三是希望将下层生活涵括到研究范围内。新城市史的提出扩大了城市史研究的范围，城市研究开始向广度和深度扩展，长时段研究、大范围地理研究、城市人口研究、计量史学研究被大量运用到城市史的研究中。但是，城市史的转向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新城市史研究兴起，其将计量分析转入城市史研究中，大量计量分析成果被后人重复使用，导致成果循环，难出成绩；其次，由于历史学家未能仔细钻研史料，未免使计量社会史大为逊色［4］；最后，新城市史写作时对术语的解释和运用存在问题，导致读者在阅读相关资料时出现理解偏差和语句不通的问题。不过，新城市史的出现，对整个学科而言，创新了城市史研究的方法，为城市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由此可见，西方城市史研究是在西方城市发展过程中兴起并逐渐发展而来的。西方城市史研究经历传统史学、新文化史和全球史三种视角的转换，研究渐渐趋向成熟，城市集体生活成为西方城市史研究的重点，城市史研究也步入新阶段。
目前许多企业的会计机构的人员配置和机构设置并不合理，会计人员不足，许多岗位由一名会计兼职，缺乏专业性。由于企业的会计机构设置不合理，使得企业的财务职能发挥不出其应用的作用，很多企业停留在企业的经营者对生产情况、财务状况直接干涉的状况，会计人员的设置形同虚设。企业在招聘会计人员的时候要求低，不根据会计岗位人员规定招聘的情况屡见不鲜，由企业经营者的亲属、朋友兼任财务和会计的情况很多，降低了企业会计核算的准确性，不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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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姜芃.西方城市史学初探［J］.史学理论研究，1996（3）：110-121.
［2］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Ⅰ）［M］.强朝晖，刘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3］埃里克·兰帕德.美国历史学家与城市化研究［J］.都市文化研究，2007（1）：132-145.
［4］塞恩斯特罗姆.新城市史［J］.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4（1）：21-23.
［5］路磊光.西方学者关于城市史学的研究综述［J］.历史教学，1996（5）：55-56.
［6］艾伦·戈登.新文化史和城市史：两者的交汇［J］.都市文化研究，2008（00）：144-154.
［7］王成至.世界城市：西方国家的理论与实践［J］.社会观察，2003（1）：4-9.
中图分类号：C9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40（2019）05-0287-02
doi:10.3969/j.issn.1008-9640.2019.05.128
收稿日期：2019-05-06
作者简介：李国强（1995—），男，山西晋中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世界史专业201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历史。
（责任编辑：张红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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