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
地处闽赣边界黄岗山北麓的闽北光泽县寨里镇大洲村，是闽赣边三年游击战争一个隐蔽战略基地，也是闽赣边国共和谈的地点。
大洲谈判，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闽赣边区地区性的国共和谈，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一系列国共和谈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洲谈判对闽赣边区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它不仅是闽北国共合作的里程碑，也为闽北新四军五团打造了一条从三年游击战争转入抗日战争的光辉之路。时任中共闽赣省委书记黄道在大洲谈判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纵观风云建立谈判基础。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闽北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国民党军队和地方保安团联合行动，采取重重封锁和武装围剿的方式妄图消灭闽北红军游击队，闽北游击区进入最艰难的时期。1935年8月，黄道在武夷山岚谷乡黄龙岩主持召开闽北分区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开辟游击新区”和“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等具有历史性和战略性意义的决定。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工作，到1936年下半年，闽北游击区扩大到以崇安为中心，东至松溪、政和，西至金溪、资溪，南接将乐、泰宁，北达广丰、浦城，包括龙泉、庆元、江山闽浙赣3省边区26个县的广大地区，闽北红军独立师由原来的4个纵队发展到6个纵队，迎来了闽北三年游击战争中最好的时期。
辛娜突然抬起上身，黑暗中可以感觉到她骤降的热情。别给脸不要脸。她快速从王树林的身上窜了下来，犹如逃离一处冰冷的寒窖。光着脚，走出书房。
1937年1月，黄道获得“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后，立刻敏锐地意识到，国内形势正发生急剧变化。2月7日，他亲自起草了中共闽赣省委《关于开展反帝斗争的决议》，号召“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中国人，不论职业、团体、宗教信仰、政治派别，一致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同月，黄道收到吴华友从香港寄回的中央印发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等宝贵文献后，立即组织中共闽赣省委县团以上干部进行学习讨论。在干部会议上，黄道灵活引用列宁有关“革命的妥协”“以退为进”等理论观点，纠正了一些同志认为“国共合作只有一次”的片面看法，统一了党内的思想认识，为举行大洲谈判，促进抗日统一战线在闽北的实现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共闽赣省代表曾昭铭赴南昌，见到陈毅同志，带回了中央指示。随后，黄道、曾镜冰在闽赣边界温林关下，与负责铅山防务交接的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联络官吴仰山见了面，确定铅山县石塘镇为我军整编驻防地点，并细谈了交接和军需供应等事宜。
二、呕心沥血策划谈判方针。1937年3月7日，在黄道主持下，中共闽赣省委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闽赣省军政委员会”，黄道亲任主席，曾镜冰、曾昭铭任副主席。其时，黄道以闽赣省军政委员会名义发布训令，真诚号召闽赣边人民“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都参加到反日阵线上去”。此外，为顺应时局发展，他提出在政策上实行“五个”转变：（一）对一切知识分子，只要不是反动头子都加以保护，并吸收其加入反日阵线。（二）对小工商业应加以保护，对较大的商家也只能向他们筹款。（三）对于富农也不应捉来罚款或强迫捐款。（四）对小地主，只要能同情反日，民愤不大，自动捐款的，可不没收其财产。（五）对俘虏来的白军下级军官，应进行反日宣传，并释放回去。随后，又接连向江西、福建两省国民党当局发出“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紧急呼吁。但是，当时的闽赣两省国民党当局对以黄道为首的中共闽赣省委提出的通过谈判，求大同，存小异，达到联合抗日的呼吁置之不理，依然顽固坚持剿共政策。“八一三”事变后，国内局势骤变，“清剿”闽北红军的国民党第3师、75师、76师等被调往抗日前线，在这种情形下，国民党江西省当局才有了与中共闽赣省委接触谈判的意向。黄道抓住这一有利的时机，于同年9月及时致函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再次申明“在谈判未确定之前，我们令所属部队首先停止军事行动，停止打土豪”，要求国民党地方当局允许中共闽赣省委与朱德、彭德怀通信，以获得中共中央的指示和领导，并希望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派代表前来谈判；同时写信给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主任叶剑英，向中央请示关于举行国共谈判、合作抗日的事宜。在风起云涌的全国抗日斗争影响下，在以黄道为代表的闽赣省军政委员会的不断努力下，国民党江西省地方当局终于同意在大洲举行谈判。
黄知真、邱子明也确实不负黄道和闽赣省委各位领导的重托，他们在大洲谈判桌上，遵照闽赣省委确定的谈判方针和原则，不畏经验老道的国民党代表，坚守共产党干部的气质，开展了有理有节的谈判斗争。
黄知真、邱子明接受任务，动身去谈判时，黄道亲自送行，并再三叮嘱他们说：按照省委确定的谈判方针办，遇到重大问题把握不准，要坚持原则，要沉住气，要请示。
国共大洲谈判旧址
1937年9月初，在大洲谈判举行前夕，中共闽赣省委召开会议研究指派谈判代表人选。国民党当局虽同意谈判，但其真实意图并不明确，谈判存在很大的危险性和欺骗性，因此谈判代表人选必须慎之又慎，既要有一定的“分量”以显示我方诚意，又要沉稳且有一定机变能力。此时，黄道以革命家的胸怀，提出指派他的长子黄知真（当年只有17岁）和闽北分区教导大队大队长邱子明两位同志为谈判代表。但是，大家考虑到黄道的妻子和另外几个子女在第四次反“围剿”期间都已失散，下落不明，黄知真是黄道身边唯一的亲人，不赞成派黄知真参加如此危险的谈判。黄道却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促成闽赣边国共谈判的大局出发，一面对大家的同情和理解表示感谢，一面认真耐心的解说道：正因为这次谈判有危险性，才让知真去，知真去，既能代表我，又能表示我方的谈判诚意。经过黄道一番动情的劝说，大家终于赞成了黄道的提议。
三、知人善任选择谈判代表。黄道的长子黄知真，1920年出生，11岁参加革命，13岁入团，15岁入党。他是在父亲黄道的引领下走上革命道路的，有红孩子之称。黄知真在闽北苏区时期，曾任闽北分区儿童局书记，闽北军分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等职，为闽北根据地的儿童工作和文化教育活动，做了许多具有创造性的工作，受到闽北根据地军民的喜欢和赞扬。
几天后，黄道和曾镜冰等就到达了大洲谈判驻地。黄道亲自与国民党方面谈判代表见了面，并代表闽赣省欢迎他们，表示同意已达成的协议，希望双方信守诺言，竭诚合作。周中诚则代表国民党方面作了发言，表示回去后将尽快向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报告，协议一获批准，就通知我方。
此后，喜姑和二狗伢常常在乡党们黑汗水流辛勤劳作的时候，一句连一句，一段接一段地你来我往唱山歌，给白家湾带来了不少的欢乐，喜姑的名声很快在十里八方传开了。
①应该按照设计图纸的要求将给水管道安装好，并检查管道间的连接点，以保证给水管道顺利供水；②应根据供水的性质，选择适合的管道材料，如消防管道材料不应使用黑铁管；③给水管道应做好防腐措施，还应严格掌控地下管道走向、直径及规格，对地下管道的支架点位应进行永久冻土处理。
四、亲自出马拍板谈判条文。经过为期一周的协商，双方初步拟定了协议条文，分对方和我方两个部分。对方接受三个条件：（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二）释放政治犯。（三）划出江西省铅山县为我军集结、驻防地点，负责集结期间我军的粮秣、军需供应，保证我方派出一名负责同志向党中央请示工作途中的安全。我方同意三个条件：（一）停止打土豪、分田地。（二）停止建立苏维埃政权。（三）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闽赣边区抗日义勇军”。获悉双方已达成的共识后，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主席黄道、副主席曾镜冰决定亲往大洲对协议内容进行审核。
1937年10月1日，正值金秋时节，宜人的气候给谈判带来了和谐的氛围。这天上午8时许，国民党江西地方当局的谈判代表江西省第七区保安副司令周中诚、国民党光泽县县长高楚珩来到大洲村谈判会场。国共双方代表分别阐明各自的观点、条件和要求后，双方就停止内战，合作抗日，释放政治犯，闽北红军游击队集结地点、时间、军需供应，改编及番号，以及国民党当局为中共闽赣省委派往中央汇报工作的代表提供安全保证等问题相互交换意见，形成合作共识后，初步达成联合抗日协议。
1938年，陈丕显（左）与黄道（中）及其子黄知真（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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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塘位于铅山县南部，南靠闽赣两省分界地的武夷山，北临信江和浙赣铁路，是铅山县的商业重镇，也是闽北的一个重要苏区。1937年11月，坚持在闽赣边大山里与敌人斗、与天地斗的闽北红军游击队下山后，集中在崇安县洋庄乡坑口的长涧源村，然后从长涧源村出发开赴石塘镇参加整编。长涧源村是闽北红军游击队的集中地，石塘镇是闽北红军游击队的整编地。张云逸、黄道、曾镜冰、饶守坤、曾昭铭等新四军和中共闽赣省领导齐聚石塘镇，共同领导闽北红军游击队的整编工作。
2.4 2组患者出院后再次入院率比较 对照组患者再次入院者有8例(17.78%)，干预组再次入院者为3例(6.67%)，明显低于对照组(P<0.01)。
闽北红军游击队在石塘镇参加整训时，黄道给每个战士颁发了一枚“闽浙赣边区坚持斗争纪念章”。大家像离家多年的同胞兄弟一样，一双双枯瘦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激动的泪水顺着脸颊无声地流淌。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坚持下来的闽北英雄儿女，终于迎来了高歌上前线历史性的节点。与此同时，黄道、曾镜冰等领导在闽赣边开展征兵工作，动员青壮年参军。其中尤以崇安、上饶、铅山、横峰、广丰一带青年最为踊跃，他们胸怀报国志，纷纷响应，积极报名，到处是一片送子参军、送郎当兵的热烈气氛。到1937年年底，闽北红军游击队扩大到1500多人。
1938年2月9日，黄道受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托，召集五团营以上干部，在石塘镇一所学校举行就职典礼，正式宣布新四军军部的命令：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饶守坤为团队长，曾昭铭为副团队长（政委），参谋长桂逢洲，政治处主任刘文学。下辖3个营和1个机炮连。2月25日，石塘街的河滩上人山人海，人们敲锣打鼓，鸣放鞭炮，欢送新四军第三支队五团北上抗日。从各乡赶来欢送的群众站满了街道两旁，他们有的端着茶水，有的拿着食品往战士手里塞，许多老人、妇女含着热泪，呼唤着战士们的名字，依依不舍地送别自己的亲人。这支由闽北红军游击队组成的抗日武装告别了患难与共的父老兄弟，唱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浩浩荡荡地离开了石塘，奔赴硝烟弥漫的皖南抗日前线。
至此，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五团，顺利完成了从三年游击战争过渡到北上皖南抗日的历史性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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