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摘要：21世纪是制度竞争的世纪，国家的竞争直接转化为制度质量的竞争。对处在不同政治发展和国家建构阶段的国家，构成其制度竞争力的基础要素与衡量标准都有所不同。要有效提升国家制度竞争力，需要运用阶段思维模式，找准国家建构的历史方位。在国家建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制度表现形式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非基本制度综合贡献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为了提升国家制度的综合竞争力，需要决策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理念，在各个制度环节全面审视具体制度的问题/议题、主体/客体、积累/不足、机制/政策，并从降低人民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制度成本入手，提升制度对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综合贡献能力。
关键词：国家制度；制度竞争力；综合贡献能力
全球化加剧了制度或体制的竞争。在全球化的今天，制度体系对制度成本的影响日益加大，并因而成为国际竞争中极为重要的因素，21世纪也因此成为了制度竞争的世纪。
不过，学界对制度竞争力的认识却由来已久。早在亚当·斯密的论著中，就已初见制度竞争的理论萌芽。他指出：资本所有者“很可说是一个世界公民，他不一定要附着于那一个特定国家。一国如果为了要课以重税，而多方调查其财产，他就要舍此他适了”①。1990年，波特基于制度质量对一国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创建了国家竞争优势理论。②2000年，柯武刚等人把制度选择谓为经济竞争者拥有的一种选择权。③世界经济论坛的《2017—201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更因深受波特的影响而把制度视为国家竞争力的基本要素。④
除了从理论上论证制度对于国家竞争力的影响，一些学者还运用实证方法，从不同角度证明了无论是对一个国家或地方的总体经济发展，还是对于经济的某一方面，制度都具有显见的影响，并且展示了制度发挥影响的方式与程度。例如，马忠新等证明，改革开放以来累计制度供给的差异所导致的制度质量差异（制度成本差异），是目前城市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影响因素⑤；董志强等研究发现，良好的城市营商软环境对城市的经济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⑥；焦豪等人发现了政府质量对企业投资的显著正向影响⑦；周燕的研究则展示了地方政府在交通运输领域、投资领域与生产领域中的各种合约链条与所节省的交易费用的内在关系⑧。与从正面证明制度对经济的影响不同，潘镇从反面证明了制度质量越差，双边贸易越不活跃，制度距离对于双边贸易会起阻碍作用⑨；阿西莫格鲁等人则证明了在西方民主国家里，政治竞争中的失利者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因素⑩，这一研究结果揭示了西方竞争性选举制度具有与生俱来的严重缺陷。
2.2.4 提取次数对综合评分的影响 在60%乙醇为提取溶剂、提取时间为2 h、液料比为15∶1（V/m，mL/g）的条件下，分别设置提取次数为1、2、3、4次。取处方配比药材样品（均粉碎，过4号筛）适量，分别进行加热回流提取，按“2.1.6”项下方法进行各指标成分含量测定并计算综合评分，结果见图2D。由图2D可知，综合评分随提取次数的增多而先增加后趋于平缓，当提取2次时综合评分已高于2.95分，故最终选择2次为提取次数。
上述研究表明，国家或地区间的制度距离是导致它们之间发展差距的重要原因，国家或地区的制度竞争力会影响该国或该地区的总体竞争力，乃至于国家或地区间的竞争会直接转化为制度质量的竞争。因此，要提升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必须首先提升国家的制度竞争力。
② 参见［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邱如美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因此，基于国家所处不同发展阶段来科学确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发展目标与制度建设任务，并更具针对性地寻找增进制度质量、提升国家制度竞争力的有效办法，就既是国家实现优质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重大课题。正因如此，本文将探讨在政治发展与国家建构的不同阶段构成国家制度竞争力的基础元素以及相应的制度建设要求，并基于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制度表现形式提出相应的制度建设思路。
一、作为一种解决问题方法论的阶段思维模式
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⑫而要认清国情，最基本的是要准确认清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这就需要运用阶段思维模式。阶段思维模式是一种通过把事物量的增长与质的转变统一起来，进而将事物发展演进过程划分为若干阶段的思维方式。最典型的阶段思维模式出现在古典社会学家对社会变迁的研究中。在这些社会学家看来，社会变迁既包括各个社会维度上量的积累与增长，也包括在历史关节点社会形态的类型替代。而在不同历史关节点依次发生的社会形态的类型替代就是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之间的分界点或分水岭。最早的较有代表性的阶段理论是涂尔干提出的由“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两个阶段构成的社会发展理论。⑬
理论思维模式的意义在于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如果不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和把握相关事物的发展规律与解决实践问题，其价值将大为削弱。因此，无论是在革命斗争、国家建设还是在科学研究中，政治家和社会科学家经常通过把事物的发展演变过程划分为若干阶段，并依据每一阶段的主要矛盾、面临的主要问题等内在特征而确立相应的行动目标与任务，进而帮助他们精准发现问题与有效解决问题。毛泽东指出：“客观现实的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⑭在领导全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过程中，毛泽东就运用这种阶段思维模式，及时提出了抗战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因而必将是一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并科学制定出了各阶段的战略方针，从而为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顶岗实习由学生、学校、企业三方共同参与，具有管理主体多元化、实习地点分散化、实习内容多样化的特点，因此学校和企业应建立起有效的实习管理机构实行共同管理。学校应健全和完善学院党委统一领导、相关部门统筹安排、全校紧密配合，各系党总支贯彻落实的实习工作机制，细化各部门在学生顶岗实习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职责和任务。企业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针对学生半年以上时间在企业和生产一线实习实训的实际情况，应在学生实习较多的地方设立临时党小组和团支部，切实加强学生党小组建设，使学生党员不论流动到哪里，都能接受党组织的教育管理。
二战结束后，在那些旨在为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导的著作中，阶段思维模式更是广为运用。1960年，罗斯托把新兴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过程划分为传统社会、为起飞准备前提条件、起飞、走向成熟、高度的大众消费时代等五个阶段⑮；奥甘斯基将政治发展过程划分为原初统一政治、工业化政治、国家福利政治、富足政治等阶段⑯；布莱克则把现代化过程划分为现代性的挑战、现代化领袖的巩固、经济和社会的转型、社会整合四个阶段⑰。这些学者均运用阶段思维模式对新兴国家的现代化过程进行划分，既为它们提出了有益的政策建议，也为相关学科的发展作出了理论贡献。
总之，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论，阶段思维模式的优势在于，对事物发展过程的阶段划分有利于行动者去分析、审察、发现各阶段的特点、矛盾与问题，从而更有利于他们有的放矢地提出科学的问题解决方案。既然制度对国家和地区竞争力极具影响和意义，那么运用阶段思维模式去重新审视并对国家政治发展过程和国家建构过程进行合理划分，就更有利于我们去科学分析每一阶段的国家建构目标与任务，更有利于我们正确把握不同发展阶段对制度及其品质的不同要求，从而更有利于提高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之国家的制度竞争力。
二、国家建构过程诸阶段制度竞争力的基础与标准
国家建构既是一个国家实现政治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主要内容。爱克斯坦认为，政治发展的理念经历了从维护人的尊严到提升制度效率的发展过程。⑱国家自建立或形成以来，就开始了以制度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建构过程，各种重要制度的形成发展过程既依序展开，又交织重叠——比如公民身份制度确立发展完善的过程与民主制度形成发展的过程交织汇流，并成为国家建构的逻辑主线与脉络。⑲
模块化教学（简称 MES）是国际劳工组织在 20 世纪 70年代开发出来的以现场教学为主，以技能培训为核心的一种教学模式。在我国一般称为“模块化教学法”，它以教学内容模块化为基础，把学科内容知识转化为一个个单一的小知识，根据知识点的内在逻辑合成知识模块，然后通过各个模块的组合来调整教学，使其适应不同层次的学生能力培养，实现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教学目标。
有学者总结出了“国家建构”的三种涵义：从无国家到有国家的过程；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演变过程；从“失败国家”向“有效国家”的转变过程。⑳这种归纳大体反映了国家建构的真实情况。不过，这种观点虽然抓住了经历漫长演变或短期改造后国家形态发生转变的三种过程，却未能紧扣逻辑主线去把握国家建构过程中国家制度发生演变的主要方面与总体过程。而林尚立提出的“国家建设的根本就是国家制度体系的成长与成熟”的观点㉑，则抓住了国家建构的核心要旨。
一方面，从制度演进的视角来看，可以把国家建构的过程概括为国家在国家性（stateness）、基础制度的磨合性、国家能力、制度综合贡献能力四个方面着力解决相关制度问题进而实现制度目标的大体前后相继但又交错重叠的过程；另一方面，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制度的作用在于促进生产要素（如劳动）在满足人类需要上的效能，因此我们把制度竞争力定义为制度本身的品质以及制度增强生产要素满足人类需要效能的能力。波特指出：“在国家层面上，‘竞争力’的唯一意义就是国家生产力”㉒。显然，制度竞争力建立在制度质量的基础上，建立在制度服务于提升国家生产力的能力的基础上。但对于处在不同政治发展阶段和国家建构阶段的国家而言，由于各自面临的国家建构任务与目标、国家建构的现实条件和基础都并不相同，衡量制度品质的标准自然会有所不同，因而构成制度竞争力的基础要素及衡量标准也定会存在较大差异。（见表1）
表1 国家建构过程各阶段制度竞争力的基础要素与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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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学者通常依据制度的层次和功能属性进行分类：诺思依据制度所属层级把制度安排分为基础性制度安排与次级制度安排㉓；辛鸣把制度划分为基本制度与非基本制度㉔；哈定和史蒂芬·霍姆斯都依据规则的功能属性把普通规则分为建构性规则（constitutive rules） 和规制性规则 （regulative rules）两种类型㉕。为分析方便，本文把制度划分为建构性的基本制度与规制性的非基本制度两种类型，相应地，国家的制度竞争力也就由建构性基本制度的竞争力与规制性非基本制度的竞争力构成。建构性的基本制度为各类行动者的效率与创新提供稳定的宏观制度环境，规制性的非基本制度为各类行为者的效率与创新提供合乎理性的微观制度预期。
对处在政制初创阶段即国家建构第一阶段的国家，如1947年印巴分治时期的印度与巴基斯坦、2002年正式独立的东帝汶、2003年签署《全面包容性协议》和《过渡期宪法》的刚果（金），国家建构的主要任务是创建以中央政府制度化为核心的国家基本制度框架，并聚力解决国家认同问题与政权合法性问题。这一阶段从国家宣布成立或独立时开始，一直持续到该国第一部成文宪法正式颁行为止。其制度竞争力的基础要素是国家性与合法性，这是一个国家性与合法性驱动的政治发展阶段。通过建构性的基本制度框架的逐步搭建，国家制度体系初具规模并基本成形，使国家具备了现代国家的全部基本特征，并且据此制度框架，国家能够履行其作为现代国家的基本职能。因此，衡量这类国家制度竞争力的具体标准就是国家基本制度的完整性、系统性、正当性以及主要制度间的匹配性。
对处在国家建构第二阶段即政制初步运行/调适阶段的国家，包括因结构性、原则性问题而陷入政治动荡或潜藏重大危机的国家，比如1789年宪法开始生效至1877年重建结束时的美国，以及叙利亚、阿富汗、利比亚、也门等发展中国家，国家建构的中心任务是解决第一阶段即建制阶段遗留的或在政制初步运行/调适过程中新出现的结构性、原则性问题。这类问题主要包括：政权意识形态及价值取向的确立或重大调整问题（如美国内战前共和制度与奴隶制度的关系问题）；中央与地方纵向权力关系，立法、行政、司法横向权力关系的磨合与纵横权力边界的重新界定问题（如美国内战前联邦制度和最高主权归属问题）㉖；公民权利的发展问题（如美国内战前黑人的公民身份问题）㉗。政权能否及时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政制能否顺利实现磨合与调适，将影响到该政权的有效运行、持久稳定与生存。因此，新建政制的磨合度就是这一阶段国家制度竞争力的基础要素，而基本制度框架的稳定性、调适性、吸纳性，也就成为衡量这类国家制度竞争力的标准。这一阶段从国家第一部成文宪法正式颁行开始，一直持续到上述三类结构性、原则性问题经由磨合与调适而得到基本解决时为止。因此，这是一个磨合驱动的政治发展阶段。如果在此阶段没能有效解决基本制度的磨合问题，或因为建制阶段没能在一些结构性、原则性问题上形成广泛共识并加以解决，则将严重影响到国家建构第三阶段的国家能力建设。
从国外的资产评估人才培养模式中我们看出，无论是重视准入考试的美国还是重视高等教育的澳大利亚，其对资产评估人员的后续教育都一丝不苟。对后续教育未能完成的资产评估师的惩罚都十分严厉。我国的后续教育开展时间较短，处罚力度也相对较轻，造成许多资产评估师对后续教育相对敷衍。因此，我国资产评估协会可以成立专门的后续教育培训机构，负责我国资产评估师的后续教育的培训以及监管。除去正常的后续教育，各资产评估机构还应多开展关于资产评估行业的研讨会，和其他资产评估人员互相交流研究心得，互相促进对资产评估行业的理解。
在经历第一阶段的制度初建与第二阶段的调适磨合之后，国家基本廓清了政制有效运行的各种障碍和潜在隐患，进入以稳定有序地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目标为主要内容的政制有效运行阶段，即国家建构第三阶段，一个能力驱动的政治发展阶段。在此阶段，一要从横向上加强国家对于社会的相对自主性，二要从纵向上强化权威体系尤其是中央政府对于疆域范围内的渗透能力和基础性权力。因此，构成此阶段制度竞争力的基础要素是国家能力（即实现国家意志的能力），而衡量制度竞争力的标准就是国家自主性、国家渗透力（或基础性权力）。㉘处在这一阶段的国家主要是基本完成政制创建、磨合等国家建构任务的制度相对稳定的国家，比如印尼、土耳其、阿根廷、独联体国家等。
通过国家自主性的增强与基础性权力的强化，国家实现了国家权力的绝对化与合理化，并且在这一基础制度框架中，权力的纵横结构关系与边界已非常明确和稳固，国家完全具备了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一切有利的基础条件。因此，建构性基本制度的建设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国家建构进入了以完善规制性非基本制度和提升制度质量为中心任务的第四阶段。这既是一个政制优质高效运行的阶段，一个品质驱动的政治发展阶段，也是国家建构的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在制度方面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非基本制度综合贡献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
邓小平曾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㉙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利用的条件，是一定的社会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这个阶级的由其财产状况产生的社会权力，每一次都在相应的国家形式中获得实践的观念的表现。”㉚国家的制度体系对生产力的发展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一个制度持续提供集体利益的能力，决定了其持久性和竞争力。因此在这一阶段，制度竞争力的基础要素是制度体系为降低制度成本进而为国家生产力的提升以及国家优质高效的发展作出综合贡献的能力。而衡量制度竞争力的具体标准是制度体系所具备的服务于降低各种制度成本、提升效率与促进创新的牵引、推动、催化和服务能力，是制度为实现国家生产力的解放与国家优质高效发展作出综合贡献的能力。制度的综合贡献能力越强，综合贡献率越高，制度质量就越高，制度竞争力也就越强。
因此，这一阶段国家建构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建构性基本制度的不断自我完善与规制性非基本制度（地方制度和微观制度）的优化选择来增强制度力量，实现政制优质高效运行、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设目标，从而在基本制度与非基本制度两个维度上整体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和优质化。处在这一阶段的国家主要是历经数百年渐进演变的西方发达国家与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当今中国。因为这些国家均已大体解决基本制度的构建、磨合与国家能力问题，所以它们的竞争主要是以制度综合贡献能力为核心的制度力量与制度品质的竞争。
总之，尽管四个阶段制度竞争力的基础要素并不相同，但四个阶段制度竞争力基础要素的依序积累、相互促进与合力形成，为国家制度体系总体制度竞争力的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外需补充一点，把国家建构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并不表明该过程完全是一个循序渐进、依次展开的过程，而只是说，对于处在不同政治发展阶段的国家而言，国家建构的核心任务应各有侧重。即便如此，对处于任何阶段的任何国家而言，其国家建构的具体任务也必定是综合、全面的而非单方面的。
三、新时代提升制度综合贡献能力的制度建设理论
亨廷顿认为，“在复杂的社会中，人们需要有道德基石的政治制度”㉜；罗尔斯也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㉝。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事业中，我们要始终坚持制度的道德与正义原则，牢固树立并始终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理念与指导思想。这就要求我们首先从人民的立场出发，基于服务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最高原则来全面审视并反思每一项具体制度的“制度议程—制度设计—制度实施—制度优化/终结”完整过程，并思考在每一个制度环节中如何才能为人民降低更多的制度成本，进而有效提升国家制度体系的总体竞争力。
第四，还有歌舞形式。在都市文化空间，舞厅和歌厅大多被政府要求缴纳百分之三十不等的游艺税，但是如果用于慈善义演，则可以申请减免。值得一提的是，歌咏这一形式的义演不仅在都市被广泛运用，因为其形式简单，更容易演唱，而且更加深入人心，抗战期间也诞生了诸多激动人心的抗日名曲，由抗战时期所组织的抗敌演剧队以及战时服务团所辖下各县青年服务社和剧社组织演唱，给予广大农村地区劳动人民以巨大的精神鼓舞，并且也存在通过歌咏筹募救灾资金的案例。
习近平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㉛。在十九大报告中他又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指导新时代国家建构的理论指南。
如何才能有效降低政治、经济、社会运行的各种制度成本，进而提升制度的综合贡献能力与综合贡献率？笔者基于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出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以降低制度成本从而提升制度综合贡献率为目标的制度建设理论。
需要说明三点：第一，因为任何制度过程都可划分为制度议程设立、制度设计与制定、制度初步实施、制度优化/终结四个环节，因而在此基础上，可以建立一个“制度议程—制度设计—制度实施—制度优化/终结”的制度过程分析框架。第二，要正确分析制度质量与制度竞争力，就必须结合制度过程的四个环节，综合考察制度性的问题、制度相关者、前序和后续制度的积累与不足、制度的实施机制与政策等四个制度因素。为此，笔者建立了“问题/议题—主体/客体—积累/不足—机制/政策”的制度要素分析框架。第三，笔者主张，制度主体（制定主体和实施主体）要基于人民的立场，紧紧围绕如何最大程度地降低人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制度成本来依次实施和展开制度过程的各个环节。（见图1）综上所述，国家制度竞争力就来源于制度在议程设定、制度设计、制度实施、制度优化诸环节中实现降低制度成本上的累积制度优势。下文将结合制度要素框架与制度过程分析框架，围绕如何提升制度竞争力来一一阐述。
图1 制度竞争力提升路径分析框架
（一）制度议程—问题/议题：高效顺应人民和时代的制度需求，提升制度综合贡献能力
“议事日程安排（agenda setting）是一个根据政治问题所具有的重要性而不断进行筛选和分类的过程”㉞，“是政府筛选信息、分配注意力和选择优先处理哪些问题的过程”㉟。因此，我们可以把制度议程定义为：制度主体基于对现实危机问题（比如社会焦点事件）以及相应制度压力的感知，或是基于对作为集体意向性的民众政策诉求与制度需求的关切，或是基于对事物发展趋势的前瞻性预判，被迫回应或主动引领社会的制度需求，并使之转化为制度议题进而推动制度形成的过程。王绍光把议程划分为传媒议程、公众议程、政策议程㊱，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制度议程的参考框架。如以制度压力与制度需求的来源以及三类议程的时间点为依据，我们可以把制度议程模式划分为回应焦点事件或现实危机问题压力的被动议程设置模式（政策议程滞后于公众议程）、政策议程与公众议程同步耦合的议程设置模式（政策议程与公众议程基本同步）、前瞻性预判和引领制度需求的主动议程设置模式（政策议程先行并引导公众议程）。
在回应式被动议程设置模式中，决策者首先需要把那些增加了人民生活和交易成本并严重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民反映强烈的社会问题纳入制度议程之中，以提升制度推动民生福祉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而如果这类制度性问题不能首先转化为制度议题并进入制度议程，将会严重侵蚀社会的制度信心，并无限加大政府压力）。这就需要决策者全面准确把握舆情，及时感知和回应制度压力。不过，回应式议程设置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被动性。政策议程完全受传媒议程或公众议程的驱使和牵引，政府决策缺乏充分的主动性、创造性和引领性。第二，时效性。回应式议程是直接回应焦点事件引起的政策压力的产物，而且因为“社会焦点事件的发生方式和剧烈程度对进入政策议程的重要性往往超过了政策议题本身内在的重要性”，所以往往会要求决策者迅速启动政策议程，尽量压缩标准决策流程与时间，果断作出政策决策，以迅速缓解政府压力，从而可能导致决策环节上缺乏完备性、决策质量上缺少科学性、决策结果上缺少确定性。㊲所以，在政策过程中决策者应该尽量避免被动回应式议程。
自动化的机械设计制造意味着工作人员可以利用数字化技术把生产、设计所需要的图像、声音转换成不同的数字化，以此为基础就能实现对产品的模拟，并以更先进的方式完成产品制造，数字化应用模式与自动化并行，相辅相成发展。
政策议程与公众议程同步耦合的议程设置模式是一种相对理想的制度议程模式。两种不同议程的无限接近与和谐共振，能够大幅降低政治系统中的冲突程度，进而增加治理绩效。㊳这种议程设置模式要求决策者深入社会，了解人民心声，关心民间疾苦，及时感知民众的制度期望与制度需求，并将民众议题及时纳入制度议程，在人民存在明显的制度期望与制度需求时能第一时间在制度供给上予以有效响应，实现政策议程与公众议程的同步耦合。
③ ［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87—491页。在书中，作者分析了经济过程与政治过程间的基本互动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制度竞争过程。
在这三种议程模式中，后面两种模式具有同步性、主动性与前瞻性，因而都能大幅降低制度的运行成本，提升制度竞争力。
（二）制度设计—主体/客体：发挥人民在制度设计中的主体作用，提升制度综合贡献能力
虽然政府或其他公权力机关是主要的制度供给者，但这并不等于说，它们是制度设计与制定过程中的唯一主体。“积力之所举，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无不成也”（《淮南子·主术训》），刘安的这句话可以得到塞尔心灵哲学“集体意向性”概念的有力诠释。㊵塞尔在论述作为指向性的意向性时指出：“假如我有一种意向，它必定会是一种想要去做某事的意向。”㊶而如若每个人都意图什么，每个人都知道他人意图，每个人都知道他人知道，那么关于意图的交互知识与信念就形成了。从自然法则的理论来看，政府行为的正当性在于这些行为能与公众哲学保持一致。㊷因此，这种交互信念既是集体意志和集体行动的基础，也是政策共识的形成基础。在传统制度设计理论看来，作为制度对象的制度利益相关者往往被视为制度客体和制度实施的对象。为了降低制度运行阻滞成本，提升制度竞争力，我们需要转换视角和观念，把一切制度利益相关者都主动纳入制度设计过程之中，把纯粹的制度实施对象也视为制度设计主体，让他们主动参与到制度设计过程中，听取他们最真切的心声，充分体现和满足他们的真实制度需求，在具体制度上使他们与权力机关形成高度的集体意向性和广泛的制度合力，从而大幅降低制度运行的阻滞成本，增强制度的催化力，最终有效提升制度竞争力。
（三）制度实施—积累/不足：发现制度优势与缺陷，提升制度综合贡献能力
在制度实施环节，各级决策者必须时时基于人民的立场，从满足人民的制度期望与制度需求出发，全面检视制度初步实施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与存在的问题，对制度在解决人民关切的问题上的优势与不足进行冷静全面的总结剖析，为制度优化环节的机制或政策完善奠定基础。特别是在回应式政策过程中，由于政府需要迅速缓解舆论压力，被迫删减了某些政策制定环节，因此政策执行过程就尤需发挥决策补充作用，针对所定制度的欠缺与不足，逐步细化政策方案，否则将会由于决策过程的简化而引发很多后续问题。
以行政审批改革为例。中国渐进性行政审批改革可以通过减少企业交易费用的微观机制来推动经济增长。㊸然而有研究表明，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制定出台的一些很好的行政审批改革措施，在基层政府可能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比如有些地方政府把审批权力分解下放，但对于与企业关联度较大、涉及部门核心利益的权力却没有下放。㊹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改革举措如果遭到某些基层政府的替换、抵制、敷衍、架空、截留、损缺、附加或变通执行㊺，势必有违中央、省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初衷，也会大大削弱这些改革举措的成效。这就需要各项改革的制度设计者们基于行政审批制度的初步实施情况，找准问题，对症下药，通过制度实施机制的逐步完善与政策优化来确保制度的真实性执行并避免失真性执行，从而最终实现各项改革举措的预定目标。
（四）制度优化（终结）—机制/政策：优化完善制度实施机制，提升制度综合贡献能力
通过在制度初步实施环节对制度实施情况及其综合贡献能力的全面检视、总结与剖析，决策者要基于积累的制度优势与发现的制度问题，对制度作出进一步的取舍决定。如果发现制度具有降低人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成本的潜能，那么就应通过制度实施机制的完善和政策优化与创新来消除制度缺陷，实现制度优化，不断提升制度的综合贡献能力。“制度通过提供信息和实施制裁的双重机制，使得人们的预期得以稳定，并且将社会行为引向均衡结果的方向。”㊻而笔者通过广泛调查发现，一些高位阶制度之所以无法得到基层政府的有效贯彻执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制度实施机制（比如政府目标函数耦合机制、问责机制）的及时完善与配套政策的及时跟进，导致制度链条断裂和制度体系出现断层。因此，各级决策者需要基于服务于人民需要的立场，强化各种制度实施机制，夯实制度的政策基础，从而实现制度初心。
⑳ 郭忠华：《“国家建构”涵义考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0月11日。
酸值及pH值化验对于整个变压器油检测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保障意义，只有保障在变压器油的化验过程中，能够将对应检测区域内的酸值和pH值处理好，这样才能保障在其处理过程中，能够将整体的变压器应用性能控制好，实现在变压器性能的控制检测中，能够将对应的检测要素处理好，要知道变压器油酸值及pH值过高都会对变压器造成负荷，影响变压器的正常应用，需要及时将其应用中的酸值影响及对应的pH值影响检测处理好，实现变压器油应用的绝缘性及安全性能提升。
四、结语
㉙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页。
注释：
①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册，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408页。
正如《2017—201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所指出的，对于分别处在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而言，其对经济发展条件的要求以及构成其国家竞争力的基础元素会大有不同。⑪同样的道理，处于不同政治发展阶段的国家，其社会主要矛盾的巨大差异决定了政治发展与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的任务也应有所不同，因而在政府职能范围、政府工作目标与重心的设定进而在对制度及其质量的要求等方面也必然存在较大差异。然而，在诸多学科关于制度发展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中，却鲜见对国家制度质量影响因素的深刻分析，更遑论基于国家所处不同发展阶段而提出其对制度质量的相应要求，并提供增强制度质量、提升制度竞争力的相关建议。
主动议程设置模式是一种政策议程先行并引领公众议程的模式。为了减少被动回应式议程，各级政府必须本着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加强对事物发展趋势和时代需求的科学预判能力，基于人民立场主动思考人民群众的现实制度需求，提前谋划，主动引领。习近平指出，要“自觉运用改革思维谋划和推动工作，不断提高领导、谋划、推动、落实改革的能力和水平”，要“发挥好改革先导性作用”，“要把具有标志性、引领性、支柱性的改革任务牢牢抓在手上，主动出击、贴身紧逼、精准发力”㊴。在制度议程设置过程中，如果决策者能基于科学的前瞻性预判，把握时代潮流，主动引领制度需求，将大大提升制度对于各项事业发展的牵引能力。
胡四一：水资源“三条红线”指标体系的确定充分考虑了区域的水资源自然禀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用水需求，同时还要考虑到它的区域差异性，既要体现对落后地区加大节约和保护力度的压力，又要对先进的地区提出激励措施。具体考核主要是四个方面：
④⑪World Economic Forum,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7-2018,pp.317-324,pp.319-324.
整个系统软件架构包含B/S及C/S两种模式，其中C/S以.net框架为基础，采用C#开发；B/S部分采用asp.net开发，数据库为关系型数据库。
⑤ 马忠新、陶一桃：《制度供给、制度质量与城市发展不平衡——基于改革开放后288个城市发展差异的研究》，《财政研究》2018年第6期。
⑥ 董志强、魏下海、汤灿晴：《制度软环境与经济发展：基于30个大城市营商环境的经验研究》，《管理世界》2012年第4期。
⑦ 焦豪、焦捷、刘瑞明：《政府质量、公司治理结构与投资决策》，《管理世界》2017年第10期。
⑧ 周燕：《政府的合约性质及其经济治理》，《管理世界》2017年第8期。
⑨ 潘镇：《制度质量、制度距离与双边贸易》，《中国工业经济》2006年第7期。
⑩ Daron Acemoglu,James A.Robinson,Political Losers as a Barrier to Economic Develop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0,90(2),pp.126-130.
⑫⑭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462页。
⑬ 参见［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⑮W.W.Rostow,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A Non-Communist Manifesto,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0.
⑯A.F.K.Organski,The Stag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New York:Alfred A.Knopf,1965,pp.7-17.
⑰ 参见［美］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景跃进、张静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⑱Harry Eckstein,The Idea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From Dignity to Efficiency,World Politics,1982,34(4),pp.451-486.
⑲ 马歇尔从历史角度分析了公民身份的公民要素、政治要素、社会要素在英国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并且认为19世纪既是英国公民身份政治权利发展的世纪，事实上也是英国选举制度得到重大发展的世纪。［美］T·H·马歇尔：《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60页。
总之，只有在四个制度环节中都通过制度综合贡献能力方面的严格检验，制度才能具备更高品质，也才更具制度竞争力。
㉑ 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㉒ ［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邱如美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除了上述两项平台系统的功能之外，精品课程的在线申请系统同样也是高校教学资源库平台中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部分地区的高校在教学管理过程中，新增了一些特色专业的特色课程。此类院校在进行内部高校教学资源库平台设计时，基于JavaEE系统，将更多的精品课程申请流程纳入系统平台中。
㉓Douglass C.North,Robert Paul Thoma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Manorial System:A Theoretical Model,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1971,31(4),pp.777-803.
㉔ 辛鸣：《制度论：关于制度哲学的理论建构》，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8—101页。
㉕Russell Hardin,Liberalism,Constitutionalism,and Democrac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82-85；［美］埃尔斯特等编：《宪政与民主》，潘勤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51—253页。
通过把式(3)和式(5)代入式(1)可计算得到有源相控阵天线系统的等效噪声系数。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以上公式中使用的数据并非对数值。
㉖ 比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马歇尔在1803年通过Mabury vs.Madison一案的审理，重新确立或进一步明确了行政权与司法权的边界。
异位发酵床是独立于猪舍而建造的一种猪粪污处理设施，在多种类型的猪舍中也能获得良好的应用效果。在应用异位发酵床技术时，要求猪群不得与垫料直接进行接触，并需要在猪场外围进行异位发酵床的构建，通过管道将猪舍的粪污送到异位发酵床中，并对其进行统一发酵处理。此外，垫料的选择范围比较大，处理周期也相对比较灵活。若是进行有机肥的生产，则可以将发酵时间控制在45 d左右，在取出有机肥后，进行垫料的补充，以继续进行猪粪尿的处理。
㉗ 参见王希：《原则与妥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㉘ 参见 Eric A.Nordlinger,On the Autonomy of the Democratic Stat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Michael Mann,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Its Origins,Mechanisms and Results,Archives Européennes de Sociologie,XXV,1984,pp.185-213;Joseph LaPalombara,Penetration:A Crisis of Government Capacity,in Leonard Binder eds.,Crises and Sequ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pp.205-2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国家建构进入了一个以降低人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制度成本为中心、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的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我们在注重基本制度的自我完善的同时，也需要把制度建构聚焦于非基本制度的质量提升上，从而在基本制度与非基本制度两个维度上整体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和优质化；在这个新时代，要求各级政府在各种制度的议程设置、制度设计、制度实施、制度优化/终结的制度过程中，都能始终基于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和原则，最大程度地降低人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制度成本，大力提升制度在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上的综合贡献能力，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具备更大的制度总体竞争力。
㉚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8页。
㉛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04—107页。
㉜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6页。
㉝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㉞ ［英］戴维·米勒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
㉟J.W.Kingdon,Agendas,Alternatives,and Public Policies,2nd Edition,New York:Longman,1995,p.31.
㊱ 王绍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1) 变形前，图16(a)，平行于临空面的陡倾裂隙为构造裂隙，充水时对岩体产生总静水压力γwh2/2(裂隙底部静水压力γwh，大致呈三角形分布)。理论上讲，陡倾裂隙与水平裂隙交点的扬压力值与静水压力值相等。滑面中部因裂隙贯通、渗透性差异等，扬压力分布不均匀，故文中赋予了理论系数K。
㊲ 赵静、薛澜：《回应式议程设置模式》，《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3期。
㊳Roger W.Cobb and Charles D.Elder,The Politics of Agenda-Building: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for Modern Democratic Theory,The Journal of Politics,1971,33(4),pp.892-915.
㊴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03、108页。
㊵ 参见［美］约翰·塞尔：《人类文明的结构：社会世界的构造》，文学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㊶ ［美］约翰·塞尔：《意向性：论心灵哲学》，刘叶涛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1页。
㊷ 利普曼把“公共利益”界定为：当人们能看得清楚，想得合理，行动起来不是自私自利而是宅心仁厚时，他们所选择的就是公共利益。Walter Lippmann,The Public Philosophy,Boston:Little Brown,1955,p.42.
㊸ 夏杰长、刘诚：《行政审批改革、交易费用与中国经济增长》，《管理世界》2017年第4期。
㊹ 孙彩红：《地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困境与推进路径》，《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6期。
㊺ 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㊻ ［美］杰克·奈特：《制度与社会冲突》，周伟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9页。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我国基层政权回应型政策的法治化研究”（项目编号：19BZZ050）
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9）10-0005-08
作者简介：欧阳景根，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广东广州，510006。
（责任编辑 刘龙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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