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当下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指导和思想保障。作为中国“执政支柱”，坚持、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全面依法治国获得成功的根本保障，也是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核心内涵。执政党治理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是加强和改进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逻辑前提。
关键词：国家治理现代化；全面依法治国；党的领导；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中国国家治理模式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演进。2018年8月，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大命题，进一步从理论构建上发展和完善了全面依法治国作为执政党的治国方略体系。当我们将全面依法治国置于中国国家治理模式演进的大历史中来思考时，如下的几个问题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全面依法治国对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何种意义？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逻辑内涵是什么？为何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一种逻辑必然？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集中统一领导，其逻辑前提和首要路径又是什么？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笔者将在描述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演进和善治的中国模式塑造的基础上，阐明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和核心内容，进而论述坚持、加强、改善党的领导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本质特征与逻辑内涵。最后，论述加强执政党治理、推进执政党治理的规范化和法治化，是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的逻辑前提。
一、全面依法治国需要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一）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2018年宪法修正案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在根本法上确立了现代中国的国家构建的政治愿景和奋斗目标——内涵更为丰富的“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政治愿景和奋斗目标在宪法文本上的表达，就是宪法序言关于“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表述。同时，党的十九大报告清晰地展现出实现这个政治愿景和目标的时间表与路线图。按照十九大报告的部署，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即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个一百年”，是在清晰描述实现中国梦的战略步骤、党的历史任务和中国政治实践方向的基础上，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国家战略目标。21世纪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更是以政治文明为基础，彰显中国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政治文化自信，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涵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与此同时，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全球呈现出的是一个以“美国优先”为导向的单边（霸权）主义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的全球善治的颉颃态势。面对新时代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党对于国内国外、党内党外的风险和挑战作出清晰的洞见与判断，习近平同志指出，“从外部环境来看，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当今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从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来看，我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从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来看，主要存在国家被侵略、被颠覆、被分裂的危险，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被破坏的危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被打断的危险。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矛盾多发叠加，面临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安全风险挑战”①参见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2014年4月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进而在2016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同志对全党提出经受“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的政治任务。
要完成这个政治任务，全面深化改革成为必然之举。而改革的总目标，则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能否实现作为第五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直接关涉到国家能否保持长治久安，执政党能否推进执政兴国，中国人民能否获得幸福生活，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
在中央决议的表述中，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呈现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二元结构。究其本质，“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1]92。不难发现，在中央的顶层设计中，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而言，其内驱力则是全面深化改革，其制度保障和本质特征则是全面依法治国。以全面依法治国为核心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外在激励，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成为破解我国中等收入陷阱和避免塔西佗困境，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强化执政能力，穿越中国治理转型的“卡夫丁峡谷”的必然选择。
在一定意义上，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素和本质特征就是全面法治化。全面依法治国，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最为重要的政治议题。
（二）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指导和思想保障
首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思想保障。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正确的理念定位和科学的战略规划，是行动取得成功的前提保证。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不断取得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由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共产党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实践中能够始终自觉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政治的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同时，为中国政治进程指明方向。在21世纪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有效推进提供了最为科学与强大的思想指导和思想保障，使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规划和战略设计获得了真正的科学性、系统性、前瞻性。
宝宝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衣服式样和颜色；宝宝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玩具、自己喜欢吃的水果和物品；选择穿什么衣服、买哪一本画书、和哪个小朋友玩；让宝宝自己决定到哪个地方玩玩具，以不妨碍他人为原则，玩过之后需自己将这些玩具都收拾好；当宝宝心情不好、情绪不佳时，有选择独处的自主权，这段时间内暂时不去打扰他。如果宝宝不愿意做决定，父母应对他们说：“这是你自己的事，你自己决定吧，我相信你会处理好的。”以这种态度去支持和鼓励宝宝学习承担自己的责任。
世界各国的国家治理模式，以及世界各个法治国家的法治发展道路，都是其政治实践、法律治理、民族精神、文化传统、地理环境等诸因素的合力的产物，并不存在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国家治理模式和法治发展道路。中国的国家治理和法治发展道路，也因而必然是在体现普遍性基础上展示出特殊性的政治法律实践。“中国总是中国，中国变不成西方或者其他任何国家。”[3]修订版序事实上，如果说政法文化是政法实践的产物的话，那么，源自西方或者其他国家政法实践的现有理论和思想，是指导不了中国的政法实践的；如果说伟大的实践呼唤伟大的理论，实践的发展需要理论的创新的话，那么，中国国家治理和法治建设的实践发展也需要不断创新与发展中国国家治理理论及全面依法治国的理念、思想和战略，实现马克思主义治国理政观的持续中国化。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始终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如同习近平同志指出的那样，“如果不能及时研究、提出、运用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理论就会苍白无力，哲学社会科学就会‘肌无力'”[2]342。对于中国国家治理和法治建设而言，更是需要新的理念、思想和战略，来有效指导和保障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
2018年8月24日，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正式提出了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命题，强调“要坚持加强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处理好全面依法治国的辩证关系，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明确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发展道路、工作布局、重点任务。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必须长期坚持、不断丰富发展”[4]。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命题的提出，对于推进以全面依法治国为核心内容与本质特征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形成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坚持、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核心内涵
理解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命题，根本上是要把握住其核心内涵。2014年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时，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推进全面依法治国，道路问题不能含糊，要把握住“红线”。这条红线就是“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2]113。要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条红线，确保“在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个根本问题上，我们要树立自信，保持定力”[2]114，关键就在于坚持党的领导。
（一）作为中国“执政支柱”的中国共产党
如前所述，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塑造及其现代性建构，是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构成和中国政治文明的主要表现，也是执政党在新时代所承担的时代使命。自“五四”时期开始，无论是以救亡图存为导向，还是以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发展为导向，百年来的中国政治进程的主线，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探索中国自身的发展道路及其相应的政治体制构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成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成功、中国政治实践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法宝。如果说中国模式能够为全球治理提供一种源自中国政治实践和道路探索的经验的话，那么“研究中国模式，核心就是要研究中国共产党”[3]83。在郑永年看来，作为中国文化意识和中国政治实践共同产物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支柱。
从中国的近现代史来看，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支柱”，具有历史必然性。
（3）灌浆段长划分及灌浆压力。在灌浆过程中，如果岩体整体性较好，可以加上段长长度，如果段长＞8.0m，为了保证灌浆效果，必须应用分段灌浆的方式进行灌浆。在灌浆的过程中，控制灌浆压力尽可能贴近设计注浆压力，如果遇到灌浆率较大接触段，为了防止浆液流串，同时也是为了保证灌浆效果，应用分段升压的方式开展施工。
（二）政党推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
与世界其他法治国家的建设进路不同，中国的法治建设彰显出中国特色。就中国法治建设的领导力量和推进力量而言，执政党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和功能。西方法治国家，以英美为代表，其法治建设是基于中世纪以来普通法的传统和基督教的教义，通过一定的司法自治和司法权与王权的斗争，以一种自生自发的态势逐步演化而来。现代英国法治的基本原则总体上就是“议会至上”和“法律统治”。美国的法治建设在承载英国普通法传统的基础上，伴随着殖民地早期的政治斗争发展而来。一方面，是殖民地司法系统通过司法能动，与英国议会围绕英国法案在殖民地的效力而展开政治斗争；另一方面，联邦政府作为中央政府，通过联邦司法权来控制地方（州）的政治力量以削弱地方的高度自治和打击分裂势力。美国这种特殊的政治国情，使得司法权在以三权分立为其宪法基本原则的政治境遇中，成为一种关键性的权力，往往以一种不引人注目的方式，来介入和影响美国的政治进程。例如20世纪30年代联邦最高法院宣布罗斯福总统推行的以《工业复兴法》和《农业调整法》为代表的一系列国家复兴法案为无效；20世纪70年代绕过国会、以判决的方式将美国公民的选举投票的年龄从国会规定的22岁降低为18岁；2000年，联邦最高法院又以裁判方式介入总统选举，使得民主党候选人戈尔败北；反恐战争期间，又以违反宪法精神的名义，宣布布什总统关于快速审判恐怖分子嫌疑人的法案为无效，等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虽然只是三权分立中的一个力量，却是隐藏于幕后的颇具支配性的力量。
与美英法治建设和模式不同，中国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所确立的全面依法治国，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即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支柱”和最强大领导力量，成为中国法治建设蓝图的设计者和推进力。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着手推进法律治理的步伐。在制定临时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的基础上，政务院又分别制定并通过了一系列有关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法律法规，如：《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其所属机关组织通则》《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契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高等学校暂行条例》等。作为党和国家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相一致。而建设现代化“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6]187。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除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之外，还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6]147。在全党加强法制建设的意识主导下，立法机关大规模推进立法，先后颁布了调整社会基本关系的法律，如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79年《刑事诉讼法》、1982年《民事诉讼法》、1986年《民法通则》，以及最重要的是通过修改，颁布了1982年宪法。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中国国家治理模式发生了第二次演进，即从法制演进为法治，即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并且随后在1999年宪法修正案中表述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迈入21世纪，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推进治理模式演进，提出以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深化改革为本质特征的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命题，将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重要构成，予以推进实施。2018年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提供根本的遵循，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全面依法治国的治理模式更加成熟。整个新中国法治建设历程，都呈现出一条清晰的特点，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法治。换言之，新中国法治建设，是一种政党推进型法治。通过中国共产党推进法治和治理现代化，也是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迈入制度和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2018年宪法修正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法，为中国政党推进型法治的属性证成提供了更为坚实的规范性基础。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脂、肾功能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TG、TC、HDL-C、LDL-C、UA、CREA、BUN、CYC-C、HCY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对于任何现代政党而言，有效执掌国家政权、不断巩固执政基础和强化政党的政治正当性，进而实现政党的战略目标和执政利益，是现代政党一切工作的根本要务。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关键在于执政党对于其政治正当性的获取和强化。换言之，强化政治正当性的根本路径，是持续获得并强化民众对于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执政宗旨、战略目标、方针政策、执政绩效的认同和肯定。实现执政党的执政利益和执政党的战略目标，是以巩固执政基础、强化政治正当性为必要条件的。因此，“任何政党都需要唤起民众对其正当性的认同”。
（三）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全面依法治国获得成功的根本保障
坚持党的领导，是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核心内涵，而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则是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内涵要求，“要改善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2]114。
党领导人民全面依法治国，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是改革的总目标，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关键是要增强和扩大我们的优势和特点，而不是要削弱和缩小我们的优势和特点。”[2]289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就是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根本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题中应有之义。”[2]114究其原因：
根据API 50 CHL系统说明书进行操作，将测试菌株于30 ℃分别培养24 h和48 h，而后读取产酸试验结果并进行记录，将结果输入API plus软件，初步判定菌种的种属。
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治理模式的演进，是以全面依法治国为主要内容和本质特征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2]124这场治理革命能否取得成功，并且以何种理念、思想、战略来引领和保障这场治理革命获得成功，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历史性课题。
从2004年开始，我国普通高校招收新疆高中班毕业生的工作实行“统一试卷、统一阅卷、单独划线、单独招生”的办法。2005年，国务院明确了高考录取过程中对少数民族考生优惠录取的政策。从2008年开始，对边疆、山区、牧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由省级招生委员会决定，可在高等学校调档分数线下适当降低分数要求投档，由学校审查决定是否录取。而教育部则表示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不会改变。
其次，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能够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稳定的外部环境。毛泽东同志在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式讲话中明确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于百年来第一次实现了对外摆脱列强瓜分和亡种灭族的危机，对内消除军阀割据与兵燹战乱的梦想，并为创造有利于国家发展的社会环境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6]391而当今世界面临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国家战略能力竞争愈发激烈。执政党的领导力、战略规划和战略执行力，关涉到国家安全稳定、民族伟大复兴和人民幸福生活。当推进以全面依法治国为主要内容和本质特征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应对和消除新时代国内国外、党内党外的各种问题和挑战的根本路径时，更要强调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环境。
对于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而言，首要的问题是执政党在新时代领导和执政过程中，应该塑造和具备何种品性，以确保对于全面依法治国的有效领导。这是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的逻辑前提。用中央领导人的表述，就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全党必须警醒起来。打铁还需自身硬”①参见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11月15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上的讲话。。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伟大事业和一场严肃的治理改革。党要成为全面依法治国的坚强领导核心，首先就必须在新时代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塑造与之相适应的品性，即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纯洁性。这是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的首要任务。
其中，ya为加入了政府转移支付的人均可支配收入，g=G/N，b=B/N，B 为总税基。（6）式的含义为包括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在内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全部用来购买私人消费品和公共服务(bm/b)uγ-1z，把（6）式变形，可得：
最后，在党的领导下扩大政治参与性，强化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性力量。党和人民的事业成功与否，关键在党，基础性力量则源自人民。党的领导下持续扩大的政治开放性和政治参与性，力求使人民能够积极有效地参与到各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治理，拓展中国式协商民主的范围和领域，激发人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全面依法治国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性力量。
三、执政党治理制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加强和改进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逻辑前提
在郑永年看来：“在发展中国家，我们不仅要研究政党对民主政治的功能，而且还要研究政党在国家建设方面和参与管理社会变迁方面的功能。”[3]88研究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更要关注领导党和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家治理的多重系统中所展现的多维度功能。“发展需要领导者，需要推动者，必须有主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发展的主体。”[7]141如果说全面依法治国是新时代中国治理模式演进和全面深化改革的产物，那么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力量和推动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
再次，中国共产党对于政治和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能力是全面依法治国取得成功的必要保障。全面依法治国是一场重大的政治变革，是治国理政战略的全面提升。战略的效果取决于战略规划和战略设计的科学性、系统性、前瞻性，也受制于战略实施的有效性。要保证战略实施的有效性，必须具备强大的战略执行力和战略资源供给的有效性。对于全面依法治国而言，中国共产党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全面依法治国战略执行力的有力的组织保障，同时，强大的政治宣传能力和社会动员与整合能力，是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的两大卓越能力。通过有效的政治宣传和社会动员与整合，通过对社会精英的吸纳、对社会各种利益的协调、对社会资源的汲取和加工，为当下全面依法治国提供有效的战略资源供给。而这些能力和现实效果，是中国社会其他组织和机构所不具备的。
（一）自我净化是执政党巩固执政基础和强化政党的政治正当性的根本要务
“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共产党要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首先就必须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自我净化。
研究数据纳入SPSS17.0软件分析,计量资料以(±s)表示,t检验;计数资料用(%)表示,卡方检验,P<0.05有统计学意义。
执政党的政治正当性的生成，基本上是三种路径的共同合力的结果。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现代性政党，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亨廷顿认为，“在大多数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国家中并不存在自身能够通过调整而适应现代国家要求的那种传统政治制度。因此，为了尽量减少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的扩大酝酿成政治动荡的可能性，必须在现代化进程的早期就建立现代的政治体制，即政党制”[5]334。从其论述的语境来看，亨廷顿显然注意到了现代政党与领导革命的内在关联性，以及现代政党的出现对于民族国家防止革命失序的重要意义。就中国革命而言，传统的皇权统治制度已经难以通过自身的有效调整来获得治理的适应性，无法在晚清的新战国时代中有效应对来自内外部的危机和挑战。在救亡图存的危机意识之下，现代政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而中国共产党则在中国政治进程的激烈政党竞争中脱颖而出。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由于其科学的指导思想，强有力的政治宣传、动员能力，高效的组织和执行能力，以及一大批卓越的领导人，成功领导了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并获得巨大成功，持续提升其治理效绩正当性。“与那些不存在有效执政支柱的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的强大在于中共这一执政支柱的存在。”[3]69恰恰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有效执政，使得中国成为后发展国家中成功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不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治理模式演进的国家之一。
首先，对执政党的政治正当性进行宪法确认。通过宪法文本确认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政法实践源自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共同纲领》虽然没有直接描述或规定党的领导，但是在其文本中明确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在1954宪法当中，宪法文本则规定了“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因而结束了长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现行宪法在2018年修改之前，也是在宪法序言中描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2018年现行宪法进行第五次修改，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项就是在宪法总纲第一条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从而在规范性文本的层面，完善了执政党的政治正当性的宪法确认。
其次，执政党通过有效的社会治理和经济增长来获得绩效正当性。所谓绩效正当性，就是政府或政党在国家防御、国内安全、公共福利、生态环境、劳动就业和经济增长等等方面取得卓越的绩效。人民由于获得治理红利和发展红利从而认同政党或政府的执政地位。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通过持续的改革和开放，在保持经济高增长的基础上，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变和经济环境的优化，追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并初步实现摆脱贫困的战略目标。同时，国防力量的有效增长，社会秩序的持续稳定，公共福利的长足发展，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正当性不断得以强化。
最后，人民对于党的作风和党的形象的心理认可。党的作风和形象，关系到政党的前途命运。这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更是奉行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政治理念和原则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内涵。执政党能不能实现执政兴国，关键是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但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则是人民对于党的作风和形象的肯定性评价。人民对于执政党的这种肯定性评价和执政党的政治正当性之间，呈现正比例关系。换言之，人民对于党的作风和党的形象的肯定性评价越高，党的政治正当性就越高。
通过执政党的自我净化来强化执政党的执政基础、提升政治正当性，其机理在于：一方面，执政党的作风和形象越好，执政党的民众亲和力就越高。而亲和力是民众对于政党执政地位和身份产生政治认同的重要激励。另一方面，党的成员精神状态积极饱满，树立牢固的共产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有效惩治和预防腐败，是其不断提升治国理政能力和应对国内国外各种风险、挑战的能力，实现执政的效绩正当性的重要条件。
在小学信息化教学建设过程中，教师不仅要具备较强的专业素养，还应当具备一定的教学信息化技术操作能力。因此，学校应当注重培训教师运用信息化技术辅助信息化教学的操作能力，同时做好信息化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同时，小学教师也应当主动学习信息化技术教育手段和先进的教学方法，敢于创新，在教学过程中最大化地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此外，学校还应当建立专门的考核和评价机制，来鼓励学生提升网络学习、信息资源运用以及课件制作能力，也可以通过课程展评和竞赛比赛等方式来提升其信息化应用能力。
（二）实现自我净化的基本路径是从严治党、依规治党
对于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而言，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是强化执政党治理，从严治党，推进执政党治理的规范化和法治化。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2]63正是鉴于世界各国大党治理以及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党建的经验与教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才严肃指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2]43为此，以从严治党为问题导向，形成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严厉惩治腐败和提高干部素质的四项要求。其中，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是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根本所在。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政治正当性的重要路径。严厉惩治腐败是消除党面临的最大威胁、赢得民心和巩固执政基础的必要举措，提高干部素质则是党提升决策力、执行力和号召力的基本要件。
如何实现从严治党，则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又一个重要课题。在以全面依法治国为本质特征的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域中，制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成为逻辑必然。质言之，通过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来作为规范性依据，推进执政党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
在医院药房管理工作中应用计算机设备，能够帮助简化医院门诊药房的工作流程，患者不管是缴费还是取药都能够进行机械化自动操作[5]，更加利于患者的看病就医。医院的药品种类比较繁多，通过计算机的统一管理能够做到收费标准统一，减少医院和患者之间产生的不必要的经济纠纷，确保了药品价格的准确性。计算机在药房管理工作中的应用还可以避免出现记假账现象，杜绝了人工操作的漏洞出现，提升了药房管理工作严谨性。
早在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就指出：“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除了上述四项最重要的纪律外，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8]86同时，刘少奇作了《党规党法的报告》。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指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6]1471992年党的十四大通过的新党章里，明确规定“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高度强调“党内法规”在“全面从严治党”这一伟大政治实践中的功能。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改革总目标的同时，提出“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总体上形成了以党章为根本、若干相关具体法规制度为支撑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推动了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完善。在“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是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构成的理论语境中，党内法规成为全面依法治国的规范性系统之一，对党内生活和党员行为形成强有力的指引、评价、教育、强制。
5.3.2 承压堵漏施工 下光钻杆井底，充分循环后泵入产层堵漏浆10m3;替浆至井底，起钻至1994m。泵入生物灰岩堵漏浆27m3,替出钻杆；起钻至1325m，关井挤注 2.5m3,立压 2.5MPa,套压 2MPa,稳压5min不降。
对于党内法规作为规范性系统而参与全面依法治国而言，当下最大的问题在于执行的有效性。法的生命在于执行。习近平同志在内蒙古考察时强调，“党内法规不少，主要问题在于执行不力，有的是缺乏执行能力，有的是缺乏执行底气。要强化法规制度执行，不能打折扣”[9]。全面依法治国，要求在推进从严治党，实现执政党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过程中，提升党内法规的执行力，确保获得执行的实效。必须坚持以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指导，在加快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的同时，强化党内法规执行监督机制，推进党内法规实施评估体系，通过全面从严治党以实现党的净化，夯实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的基础。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3]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4]习近平.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作用[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08-25.
[5][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7]郑永年.中国改革三步走[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
[8]毛泽东.论新阶段[M].重庆：新华日报馆，1938.
[9]习近平在内蒙古考察并指导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EB/OL].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7/16/c_1124761316.htm.
Core Connotation of Xi Jinping's New Ideas,Thoughts and Strategies for Comprehensively Advancing the Rule of Law
QIAN Jin-yu
(School of Administrative Law,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Xi'an 710063,China)
Abstract:Comprehensively advancing the Rule of Law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Xi Jinping New Ideas,New Thoughts and New Strategies for Comprehensively Advancing the Rule of Law is the guiding ideology and guarantee for the comprehensively advancing the rule of law,which is based on the upholding and improving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s the Core Connotation.Standardization,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normalization of governing the ruling party are the logical premises of comprehensively advancing the rule of law by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Key words: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comprehensively Law-based governance；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Xi Jinping's New Ideas,New Thoughts and New Strategies for Comprehensively Advancing the Rule of Law
中图分类号：D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59（2019）05-0046-08
收稿日期：2019-05-30
作者简介：钱锦宇（1978-），男，云南昆明人，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法学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研究”（17@ZH014）
责任编校 顾理辉
标签：依法治国论文; 中国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国家论文; 法治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党的领导论文; 领导原则与方法论文;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 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研究"; (17@ZH014)论文; 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