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敦煌《普门品》变相兴起于隋代，在莫高窟第420 窟与第303 窟内各有一铺。其变相内容主要根据《普门品》经文绘制，构图特点承袭北朝时期佛本生故事类的艺术风格，采用横卷式构图。画面内容形象生动，所表现出来的信仰形态主要以救难信仰为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反应了众生心灵深处的人性需求。
关键词：普门品 变相 信仰形态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下文简称《普门品》)，俗称《观音经》，是中古时期传播观音信仰的重要经典，全文主要宣扬观音菩萨的救难信仰。《普门品》在传播的过程中产生了以图解经的现象，即《普门品》变相。这种变相图在西域与中土的部分石窟中都有不同数量的出现。据悉，在唐代“莫高窟绘有《法华经·观音普门品》和《观音经》二十八铺，敦煌遗书中存有七铺、总计三十五铺。”①孙修身、孙晓岗：《从观音造型谈佛教的中国化》，《敦煌研究》，1995年第一期，第9页。其中第420 窟与第303 窟存有隋代《普门品》变相图。近年来，敦煌学学者对石窟中的《普门品》变相的研究成果日趋增多，但往往偏重于考古学、图像学、历史学方面的研究，在信仰内涵的挖掘方面略显不足。本文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对敦煌莫高窟隋代开凿的第420 窟与第303 窟中的《普门品》变相进行对比研究，以探析其形象背后的信仰意图。
试验结果表明，不同光照强度均显著影响美丽兜兰的生长过程(P<0.05)。由图1可知，美丽兜兰生长幅度，遮荫处理均比全光照处理大。其中以P1处理生长幅度最大，南北方向生长平均宽度达到42.3 cm；而随着光照强度的降低，美丽兜兰生长幅度显著降低，P3处理比P1处理降低28.61%。叶面积观测结果表明，不同光照强度条件下美丽兜兰的叶面积生长差异显著(P<0.05)。其中P1处理的叶面积最大，达到37.15 cm2，比CK、P3处理高出91.26%、34.84%。可见适当的遮荫有利于美丽兜兰的生长，全光照抑制美丽兜兰的生长，而过度遮荫也不利于美丽兜兰的生长。
一、《普门品》的来源及其思想内容
《普门品》俗称为《观音经》，似乎已然被学界所共识。其原先为《法华经》中的一品，后被单独传播，成为《观音经》流行于世。从《普门品》的俗名来看，这部经典对观音信仰的传播与发展绝非其他观音类经典所能媲美。
(一) 《普门品》的来源
据相关史料记载，最早《法华经》的汉译本为《正法华经》，是西晋时期被称为“敦煌菩萨”的高僧竺法护在太康七年(286) 八月十日于长安青门外所译。其中《光世音菩萨普门品》为专门弘扬观世音菩萨救难信仰的主要部分。再有唐代惠祥的《弘赞法华传》记载：“《普门品经》、《光世音经》，右二经亦沙门法护别出。”①[唐] 惠详：《弘赞法华传》卷二，《大正藏》第51 册，第15页上。由此可知，《光世音菩萨普门品》曾被竺法护单独译出。笔者认为，观音信仰得以输入中国并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广泛传播与竺法护等人的佛经翻译是分不开的。从竺法护佛经翻译的种类来看，他的佛经翻译几乎囊括了当时西域流行的所有佛经典籍，为佛教传入中国奠定了很好的前提基础。但尽管如此，人们在讨论《法华经》时，竺法护的《正法华经》常常被人们遗忘，更为人们熟知的则是鸠摩罗什所译的《妙法莲华经》，《普门品》为其第二十五品，又被称为《观世音经》或《观音经》流行于世。对于此类现象的产生，菅野博史认为：“ 《正法华经》因为译文难解，更根本的是当时佛教学中心是般若学。”②菅野博史：《中国对〈法华经〉 思想的接受》，宗性、道坚主编《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杨曾文先生七秩贺寿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469页。所以《普门品》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时代背景的需求是分不开的。
再者，东晋十六国时代是一个分裂割据、动荡不安的历史时局。人们在这样水生火热的社会环境之中，精神防线受到了猛烈的撞击，迫切地需要得到心灵上的救度，而中国本土的传统宗教并不能满足人们心灵上的需求，而“西晋竺法护观音经典的传译补充了中国传统宗教的缺失，揭开了一方广阔的信仰空间，并奠定了观音信仰的核心内容和主要风格。”③郑浩：《两晋南北朝时期〈普门品〉 的流传与影响》，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13年。随后，各种以“观音”或“观世音”为名的佛教经典纷纷现世，直至鸠摩罗什大师《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译出，才让观音的精神与品格更加完善，并深入流传到社会的各个阶层，观音信仰自此之后更加兴盛，《普门品》也被单独从《法华经》中单列出来，成为单行本的《观音经》流传于中国各个阶层，上至皇权贵族，下至贫民百姓，成为信众们所热崇拜读，信受奉行的代表性观音经典。
如上所述，《普门品》这部宣扬观音菩萨救难信仰的经典，一直以来都曾被单独译出且普及于世。而鸠摩罗什所译的《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更是在众多观音类经典中脱颖而出，成为弘传观音信仰最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经典。
(二) 《普门品》的主要思想内容
由于《普门品》的广泛流传，更大程度上渲染了观世音菩萨的普世精神，菩萨的神职魅力算是得到了完美的彰显。毋庸置疑的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传译，对观音信仰在中国的发展与传播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现今流行的《普门品》主要是鸠摩罗什译本中的长行和后人所添的偈颂部分。笔者就鸠摩罗什原译本的《普门品》经文内容，将经文中观音菩萨的思想特点总结如下：
1.称名得度的救难思想
取釉质再矿化实验组和釉质脱矿抑制实验组中的所有釉质块，去除抗酸指甲油后，进行干燥处理。用SEM双面碳导电胶将釉质块固定于样品台上，然后置于离子溅射仪中真空喷金镀膜。镀膜完成后，SEM下(×1 000)观察所有样本釉质表面形貌。
课堂上如果教师总是以主观意识一直不断去讲，没有了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沟通，这样不仅降低了学生学习的兴趣，还限制了学生的创造力。受应试教育体制的影响，教学多数只看重结果——考试结果，似乎是分数判定了一切。结果倒推，教师就会以高分的结果反推教学方式，为了高分便开始让学生死记知识、多练题。诗词必背多少首成为了硬邦邦的规定，语文老师会向学生提出要求，但是却忘了提及诗词背后的情感。
通过对以上第420 窟与第303 窟在观音“应二求”画面中的比较，不难发现画师们在绘制《普门品》变相时，除了对《普门品》经文的理解之外，在绘制变相图的过程中，往往还会根据自己的思想进行“不离经文本意”的创作。如在第303 窟的观音“应二求”画面中，画师呈现出以左右两侧二人向观音求子的画面；而第420 窟中的观音“应二求”画面，则呈现的是二人求子后的喜悦之情。从某个程度上来说，画师对《普门品》变相的随意性创作，无疑为《普门品》变相的成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莫高窟第420 窟，兴建于隋代大业年间(605-618)，是最早将《普门品》变相绘制于《法华经》变相的洞窟①参见贺世哲主编：《敦煌石窟全集第9卷·法华经画卷》，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4页。。其中，部分壁画后经宋代、西夏重绘，其洞窟结构由甬道与主室两个部分组成。
可见，观世音菩萨不忍众生苦，有着誓愿救度一切众生的悲愿。只要众生一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菩萨就会即时寻声救苦，令其解脱种种苦厄。随后的经文描述了观世音菩萨“救七难”、“解三毒”、“应而求”的灵感事迹。首先“救七难”指的是：救火难、水难、海难、刀难、鬼难、枷锁难、怨贼难，此七难基本囊括了古代生活中所遇到的社会性灾难与自然性灾难；其次“解三毒”指的是：解贪、嗔、痴三毒，这里说明了观世音菩萨不仅能解救人们生活中遇到的种种灾难，还能解救人们生理上遇到的种种灾难；再者“应二求”指的是满男、女二求，如经文中所言：“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②[姚秦] 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卷七(《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大正藏》第九册，第57页上。，在科技、医学都不发达的古代社会，观世音菩萨的此种承诺，无疑成为广大女士们的福音，也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观音信仰在民间的发展，为之后送子观音信仰的产生提供了前期基础。
综上所述，临床针对肾结石患者在选择手术方案时，需要依据肾结石患者具体情况合理选择输尿管软镜碎石术以及经皮肾镜取石术，提高肾结石患者的治疗效果及生活质量。
上述观世音菩萨救度众生的灵感事迹，都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从经文的具体内容来看，“观世音”菩萨的名字含义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称名得度的救难思想亦得到了很好的传播与发展。
本测区先采用了两种方法进行测试，分别使用12个和16个平高控制点作为基本定向进行区域网平差，在检查空三加密成果的时候发现高程精度均不满足规范要求。最后测试选取20个平高控制点作为基本定向点，平面精度和高程精度基本满足规范要求。
2.随类示现的解脱思想
解脱是佛教徒修行的终极目标。佛陀所说一切法，目的都是为了使众生离苦得乐。在《普门品》中，观世音菩萨不仅能够示现超越菩萨果位的佛身，还能够示现超越菩萨以下果位的声闻等身。观世音菩萨“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的大威神力，处处彰显了《普门品》经中，观世音菩萨“以种种形，游诸国土，度脱众生”③同上书，第57页中。的解脱思想。
由于《普门品》处处彰显着观世音菩萨对人们的善巧救度，也因此成为无数善男信女心中皈依、崇拜的对象。所以，直至今日《普门品》仍然是佛弟子们非常喜爱的一部观音圣典。
6.1 温度管理：白天温度保持在30～36℃，夜间15～18℃，早晨揭帘前棚内温度保持10～13℃，最低不能低于9℃，放风时由小到大逐渐增大通风量。
二、隋代敦煌《普门品》变相的艺术表现
据考察，敦煌《普门品》变相图产生于隋代，有莫高窟第303 窟与第420 窟。其表现内容是依据《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而绘制的。因画面多表现为观音菩萨救苦救难的故事情节，所以在整体构图方面，承袭北朝时期的横卷式构图风格，该构图风格以绘制连贯性故事情节画面为主，突出表达画面的主题内容，完美呈现佛经的主旨思想。北朝时期的佛经故事画就以横卷式风格出现在敦煌石窟的壁画中①如敦煌北朝时期的萨埵太子舍身饲虎、九色鹿本生故事画等，都采用横卷式构图风格。，而《普门品》因整体内容表现观音菩萨救苦救难的故事情节较多，所以，其构图风格承袭北朝佛经故事画的构图风格，以更好的体现出《普门品》的思想内容，采用横卷式构图风格。
(一) 莫高窟第303 窟的《普门品》变相的艺术表现
无线传感器网络是由具有无线通信能力的传感器组成的以通信为中心的网络。随着国内外的无线技术的发展,无线传感器网络在军事、智能交通、环境监控、医疗卫生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1]。其中,基于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定位技术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因此,基于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定位技术成为了一个热门的研究课题[2]。
西披继续东披画面共绘有观音菩萨现身说法26 身。依次从上幅左边起绘化现天大将军身说法、化现毗沙门身说法、化现小王身说法、化现长者身说法、化现居士身说法、化现宰官身说法、化现婆罗门身说法、化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说法。下幅从右向左起绘长者女身、应供养观音、无尽意菩萨向观音献璎珞、观音将璎珞分释迦与多宝二佛、无尽意重问观音名号由来等情节。
此窟《普门品》变相图，其结构系统，主次分明，画面布局一目了然，构图绘制一体化，显得较为完整。从变相图的位置来看，第303 窟的《普门品》变相图为单独变相图绘制于窟顶的人字披上；从具体内容来看，与其他观音变相图绘制在一个窟内，主要是依据鸠摩罗什大师所译《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进行绘制，较为系统地表达了观音救诸苦难与现身说法的场景画面，堪为早期敦煌《普门品》变相图代表之作。此窟《普门品》变相图的整体构图采用横卷式，人物画面详实，形象非常生动。贺世哲认为此铺的《普门品》变相为敦煌壁画中出现最早的一铺，不仅如此，他还表示此铺《普门品》变相是六世纪末同类题材中，画面构图最长，故事情节最多，且历经千年保存完好的传世珍宝。之后的《普门品》变相或是《观音经》变相都是在此铺变相的前提基础上绘制的，其画面情节往往依画师们的构思而有所不同。③参见贺世哲主编：《敦煌石窟全集第9卷·法华经画卷》，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8-19页。所以，虽然每个石窟的《普门品》变相虽在绘制方面有所差异，但是就总体而言还是依据《普门品》经文进行绘制的。
(二) 莫高窟第420 窟的《普门品》变相的艺术表现
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 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①[姚秦] 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卷七，《大正藏》第九册，第56页下。
此窟的《普门品》变相图位于覆斗顶形窟顶的东披，与《法华经》中的序品、方便品、譬喻品、见宝塔品内容一起分别绘制在窟顶四披中。从窟顶变相图来看，其四披画面所表达的是《法华经》变相，也称法华经变。整个《法华经》变相的四披解读顺序承袭了“北朝石窟右旋礼佛观像的仪轨”②同上书，第16页。，所以是从北披开始，经西披、南披至东披，如此绕窟一周进行绘制的。由于莫高窟第420 窟的情况相对特殊，由于变色严重的原因，很多画面皆已模糊不清，以致于人物特征等画面内容难以辨识。
笔者经过对隋代敦煌《普门品》变相图的分析对比，发现莫高窟第420 窟与第303窟相比，虽然二窟在整体构图方面，都采用横卷式构图。但420 窟则显得较为特别。其一，第420 窟的《普门品》变相绘制于《法华经》变相中，就总体而言，开始依附于《法华经》变相的现象，完全属于《法华经》变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笔者认为第420 窟的《普门品》变相图不再是单独的经变图，而是开始依附于《法华经》变相图，成为《法华经》变相图之一；其二，第420 窟的《法华经》变相图在整体构图方面不是两条横幅，而是三条横幅；其三，第420 窟在东披《普门品》的构图格局方面打破了原有东批空间格局，部分画面延伸到北披东侧，与东披交界处；其四，在第420 窟的《普门品》变相中，画师有意将“救七难”中的怨贼难绘制于东披上层，这完全脱离了原先《普门品》经文的顺序。
关于“观音三十三现身”的绘制，第420 窟尚未完全绘制，观音现身说法的部分画面被画师绘制于东披中层与下层的左边部分。而第303 窟虽只绘有26 身，但并不影响经文表达的顺序，且第303 窟亦未绘有释迦佛劝供养观音的经文。可能是画师考虑到人字披整体画面的空间布局，故意省略的，其原因是为了不影响此窟《普门品》变相的完整性所致。
通过对隋代敦煌莫高窟第303 窟与第420 窟中的《普门品》变相图进行考证，发现均未绘制《普门品》经文的偈颂部分，所以应为鸠摩罗什所译《普门品》原译本进行绘制的。
画师们在绘制《普门品》变相时，往往会按照自己对《普门品》经文的理解和洞窟具体位置的空间格局，从而进行该经变相的创作。从第303 窟到第420 窟的转变可以看出，隋代敦煌《普门品》变相有着向大型变相图发展的趋势。
三、隋代敦煌《普门品》变相所反映的信仰形态
从敦煌莫高窟第420 窟与第303 窟中的《普门品》变相图来看，其内容主要是由观音救诸苦难图与现身说法图两部分组成。无论《普门品》经文中“称名得度的救难思想”，还是“随类示现的解脱思想”，在敦煌第420 窟与第303 窟的《普门品》变相中，观音救难信仰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如第420 窟观音救水难的画面中，总有三人不幸跌落河中，其中有一人双手合十，一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落在浅水处；另外两人则落在深水处，双手伸向河岸不远处的观世音菩萨，寻求救度，而观世音菩萨也伸出左手搭救，画面中人物形象生动，体现出观世音菩萨“不忍众生苦”的大悲情怀。另有观音救罗刹难的情节，画面显示出有两艘船的人出海时遭遇狂风大浪的情景，有一船上人们合十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脱离了生命危险，另一艘船上的人也双手合十，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仰求观世音菩萨的救度，从而脱离了罗刹之难。画面中画师用水波纹的图案样式，代表海面上的狂风大浪可谓是别处心裁。观音解救其他五难与解三毒的画面也非常的生动详实(除变色严重的画面难以解读外)，大致如此。由于莫高窟第420窟变色情况较为严重，所以有些画面辨识困难。
附图(9 张)：
南方庄社区7公里外的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内,65岁的滕玉焕老人照例来此拿药。滕玉焕说,社区开药看病,不用排长队，60岁以上老人免挂号费,也是对老年人的优惠。
此外，在观音现身说法的画面中，由于第420 窟绘制的观音现身说法并不完整，且变色严重；第303 窟的现身说法图也并未完全绘出，总有26 身。因此，笔者就莫高窟第303 窟中具有代表性的观音现身说法画面作以相关释读。
在《普门品》经文中，观世音菩萨能示现种种不同身，说种种不同法。如在“应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①[姚秦] 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卷七(《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大正藏》第九册，第57页中。的画面中，菩萨以官吏的身份现身，对跟前的四众宣说法义，旁边绿树成荫，景色宜人。在“应以婆罗门身得度者，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②同上。的画面中，菩萨又以婆罗门的身份现身，为跟前众人宣说法义。此外还有观音现身为龙王身的形象，为跟前众人宣说法义等诸多情景画面。画面中，观世音菩萨现身说法皆坐于高台之上，而听法者各各胡跪，或胡跪合掌。其中就呈现出听法者双手合十的情景画面，这似乎是画师刻意表现出“一切法从恭敬中来”的道理。从听法者对佛法虔诚的恭敬中，衬托出佛法的高贵之处。贺世哲认为，观音现身说法是在向众弘扬、宣说《法华经》③参见贺世哲主编：《敦煌石窟全集第9卷·法华经画卷》，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9页。；沙武田认为，观音现身说法是在为信众宣讲佛经④参见沙武田：《〈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与“观音经变”图像》，《法音》，2011年03期。；赵声良认为，观音是根据情况现种种不同身为人们说法的⑤参见赵声良：《飞天花雨下的佛陀微笑》，甘肃教育出版社，2016年8月，第153页。。关于观音现身所说之法情况大致可分为以上三类。笔者通过对经文及变相图的仔细考察后，比较认同赵声良的观点。在《普门品》中，观音菩萨为救度苦难中的众生随类示现而为说法的具体内容实为观音应机说法的实在表现，如莫高窟第303 窟的观音现身说法图及第420 窟的部分观音现身说法图。《普门品》作为观音救难信仰的权威性经典，体现了观音菩萨现世救度众生的救难品格。隋代敦煌石窟的壁画中“随类示现的解脱思想”在《普门品》变相的观音现身说法图中得到了充分验证。
四、隋代敦煌《普门品》变相所体现的人性需求
如上所述，敦煌莫高窟第303 窟与420 窟的《普门品》变相所表现的内容大致依《普门品》经文绘制，主要表现为“观音救七难、解三毒、应二求、现身说法”四个部分。《普门品》中众生有感，观音有应，完美彰显了观世音菩萨能够满足人们内心的人性需求。笔者认为，观世音菩萨之所以能够成为人们心中的“救世主”，与其“有求必应”的神职功能有着必然关系。
从变相的艺术表现来看，其画面内容与人们现实生活中的情景非常相似，可见《普门品》变相的画面除按经文绘制外，画师亦有结合人们现实生活中的苦难进行《普门品》变相的整体创作。在《普门品》变相图中，观音救难的种种情景皆与人们现实中受到的苦难相应，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人们内心的人性需求。根据《普门品》变相中的描述，观世音菩萨不仅能够解救人们所遇到的自然性灾难，也能解救人们所遭受的社会性灾害，所以既满足了人们内心的自然性需求，也满足了人们内心的社会性需求，种种画面不一而足。在隋代敦煌《普门品》变相中“称名得度”的救难思想通过人与超自然的力量来解救人的身心关系，而人与超自然力量的关系则是人性需求的表现。如在《普门品》变相图中，观世音菩萨现种种不同身、说种种不同法，既解救了人的身心关系，又满足了人的内心需求，所以“随类示现的解脱思想”也因此得到了完美表现。因此，我们对《普门品》对认知，不应仅偏向于观音救难信仰的层面，同时还应该关注到观音解脱信仰的层面。
结 语
综上所述，隋代敦煌《普门品》变相是依据鸠摩罗什原译本绘制的。画师们在绘制的过程中往往根据自己对经文的理解进行变相图的创作，因此会出现个别画面不一致的情况，但都不离《普门品》经文的主旨思想，仍与经文完全相应。通过隋代敦煌《普门品》变相的相关介绍，可以发现它原先出现在敦煌莫高窟第303 窟的窟顶人字披中，属单独的变相图，后融入到第420 窟窟顶四披的《法华经》变相中，成为整个《法华经》变相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所以隋代既是敦煌《普门品》变相的初创期，也是过渡期，这也为唐以后的大型《普门品》变相提供了基础。此外，在隋代敦煌《普门品》变相的两处经变图中，其所表现出的“称名解脱的救难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而“随类示现的解脱思想”往往被人们所忽略，但这两种思想都属于观音救难信仰，在画面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人物形象生动，画面详实，且表现出的内容与经文相符，对《普门品》本身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莫高窟第303 窟兴建于隋开皇初年，其根据崖面上洞窟开凿的顺序，应为开皇五年之前②参见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97年8月，第71页。。后经五代、清重修，由前室、甬道及主室三个部分组成。此窟的《普门品》变相图位于主室窟顶前部的人字披上。人字披分东、西两披，每披各由上下两条横幅组成，总计四幅，连贯性地表示《普门品》的经文内容。其中，东披上幅从右向左绘有观音菩萨救诸苦难的画面，按照经文顺序依次为观音菩萨的得名因缘、救火难、救水难、救罗刹难、救刀杖难、救恶鬼难、救枷锁难、救盗难、解淫毒、解瞋毒；下幅从左向右依次为解贪毒、求男得男、求女得女、化现佛身说法、化现辟支佛身说法、化现声闻身说法、化现梵王身说法、化现帝释身说法、化现自在天身说法、化现大自在天身说法。
称名得度是观音菩萨救难信仰形成的一大特点。正如经文所述：
值得注意的是，莫高窟第303 窟与第420 窟在观音“应二求”画面表达手法上有不一致之处。在莫高窟第303 窟中观音“应二求”的画面中，左侧表现出一妇女跪地领一男孩，双手合十供养观音；右侧表现出一妇女跪地领一女孩，双手合十供养观音。《普门品》中观音“应二求”的画面在此处得到了很好的呈现。但是第420 窟观音“应二求”的画面则有所不同。在第420 窟中的观音“应二求”画面中，两位妇人左手拿花，右手牵着活泼可爱的小儿女，一边走一边回头，体现出妇人初得儿女时的喜悦之情。也正是因为如此，420 窟中的观音“应二求”画面成为隋代人物画中的经典传神佳作。
1、第303 窟(东披) 观音救苦救难
2、第303 窟(西披) 观音现身说法
王玲(2013)分析赣方言的语音结构系统的特点，特别是某些特点对使用赣方言的英语语音学习者来说会产生负迁移作用，并对此做了研究。王玲通过语音测试、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对江西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2009级英语(国际商务)4个班进行试验。通过实证研究从实践操作层面探讨了赣方言对英语语音教学产生的负迁移作用。
[11][21] Ronnie Hjorth, “Baltic Sea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The Role of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the Politics of Regime Chang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29, No. 1 (March 1994), pp. 17-18, 19-20.
3、第303 窟“应二求”
4、第303 窟“现龙王身说法”
推荐理由:教育的终点不是高分和名校，而是用正确的教育去影响孩子找到内生的自驱力，从而实现人生态度与繁复世界的高度连结，让孩子在不久的将来，拥有真正选择人生的权利。书中围绕高效能养育的教养观念，从原生家庭、妈妈情绪管理、亲子关系、为孩子立规矩、能力培养和孩子社会化等方面入手，层层深入，条分缕析，打造了一套科学的高效养育思维导图。
5、第303 窟“现婆罗门身说法”
6、第303 窟现“宰官身说法”
7、第420 窟“救罗刹难”
8、第420 窟“救水难”
9、第420 窟“应二求”
作者简介：释心悦，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佛教艺术和观音信仰。
标签：观音论文; 莫高窟论文; 敦煌论文; 相图论文; 画面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佛教论文; 对佛教的分析和研究论文; 《佛学研究》2019年第1期论文; 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