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白求恩；国际主义精神；援华医疗队；加拿大共产党；援华委员会
[摘要]20世纪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这个世纪几乎改写了人类命运，而且它重塑了今天的政治史、社会史和学术史。在19-20世纪之交，发生了很多人类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其中，人类学思想的兴起和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及启迪延续至今。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的精神构成及其思想影响可以被视作这个大时代的一个人文研究个案，包括白求恩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完成过程中时代与政治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白求恩出生于宗教家庭，童年生活坎坷。他学医并成为名医的过程也富有戏剧性。白求恩亲身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班牙内战及中国抗战，并献身于晋察冀战场，实现了他为国际主义奋斗的诺言。在他身后有着一些众说纷纭的评价，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对白求恩思想的形成进行立体分析，并借助对白求恩手稿等第一手资料的解读和剖析，有助于我们还原真实的白求恩这一英雄人物的心路历程。
一
本文缘起于一种学术史料发掘的幸运，并受惠于对这批第一手独家资料的解读。笔者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珍本-手稿书库查找中国现代史文献时，不期而然得见中国抗战时期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寄往纽约国际组织的一批信件。
这批信件牵涉到的事实及内容，笔者已在另文详析[注]王海龙：《哥伦比亚大学藏毛泽东宋庆龄等抗战书信真迹的发现及解读》，《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此批文献中多次提到了毛泽东在其著作中追忆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和援华医疗队的史实。从白求恩和他的团队跟宋庆龄的代表接洽，到他们组队离开温哥华抵达香港，再到他们在汉口跟周恩来的交接，直到白求恩去世后宋庆龄亲笔书写的悼念文章，这个主题贯穿始终。
白求恩和援华医疗队远赴中国是跟宋庆龄及其领导的国际组织团队有直接关系的。因此，沿着这条线索入手，笔者在180箱资料中多方搜寻，终于找到了白求恩在中国抗日战场书写的大量文件、书信、手稿原件及相关文献材料。这些资料弥足珍贵，它们对于还原历史、破解当时美国-加拿大政治、战争舆情及其对华关系等问题无疑是一把解锁之钥。
同时，我们如果把视野展放得更广远一些，对那个时代宏观的文化背景进行一番人类学意义上的考察，将不仅对我们了解白求恩以及中国人民的抗战，而且对于这一时期的中国史乃至于世界史的理解都会有深刻意义。
白求恩在中国之家喻户晓并非始于今天，对他的纪念有过两次高潮。第一次是他在晋察冀抗日战场逝世后，当年中共高层在延安及中共领导的整个抗日根据地都进行了纪念活动。从毛泽东、朱德到晋察冀战场八路军将领聂荣臻、贺龙、吕正操、王震，再到跟白求恩一道工作的医生、护士甚至伤病员、老百姓都有感人至深的纪念和回忆文章。第二次高潮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一文以“老三篇”的名义重新发表，近10亿中国人时常诵读，这不止影响了中国，而且影响到全世界。白求恩也因此成了在现代中国最有名的外国人。
白求恩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在此前一个多世纪里，中国人跟西方打交道的经验并不美妙。而在中国抗战的危难中，白求恩等(这其中也包括当时跟他共同出现的一批帮助中国抗战的其他国际人士)的出现几乎改写了中西交往的历史。他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符号。白求恩是一个时代、一个群体的代表。因此，这一现象值得我们在80年后作为一个人类学个案加以梳理和考察，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个血与火的时代人文精神内核的嬗变。
人类学在西方学术界的兴起并不晚，但它真正勃兴并走向广阔历史舞台应该是在19世纪[注]王海龙、何勇：《文化人类学历史导引》，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41-49、123-138页。。巧合的是，这个时间点正跟西方殖民主义运动之滥觞合辏。
其实，人类学的兴起在西方学术史上是一把双刃剑。它有其振聋发聩、启迪学术的一面，同时又授出了其后引发歧解甚至招致诟病的把柄。
从人类学发展大背景来看，它的理论目的是对人类文化进化和发展进行宏观比较以试图发掘人类文明进步构架的整体规律。在19世纪，挟其工业革命后的科技和意识形态强势，欧美学界及思想界有着某种“进化优势”的优越感。在这种强势文化操控下人类学界的学术新秀掀起了对世界的再发现、再认识的研究热潮。因之，对除了自己以外的已故文明、发展迟滞的文明和所谓“未开化”的文明，它“一视同仁”地进行了全球性的巡视、考察和研究[注]William A. Havil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Sixth Edition. Pp. 47-51;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1990.。
这个时期，西方人类学家试图在全世界探险、做考古-田野工作，以记录和发掘不同文化模式以及人类生活风俗及文明轨范。比较之后，西方学界试图确立自己文明-物质和科技优势的概念，同时建立全球性文化档案；编写文化志及民族志。并对前述研究和设论进行理论梳理，归类成文化圈、文化区、文化带等理论，试图将人类文明纳入他们的归类范畴和研究模式[注]王海龙：《人类学入门：文化学理论的深层结构》，广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78 - 86页。。
而正是这些自觉的主观选择造就了我们今天所认识的白求恩。白求恩精神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其独特的生命史和成长历程。正是这些涓涓细流的汇总最后造就了今天的他。
白求恩名声恢复的最后转机来自中国。1960年中国京剧团访问加拿大，并在蒙特利尔白求恩工作过的维多利亚医院进行了纪念白求恩的演出。随后，这所医院又跟北京医学院建立了互访关系。在白求恩的名义下，中加两国关系在慢慢复苏解冻。
对于中国而言，这段时期大约相当于鸦片战争前后至19世纪末期。中国在当时的西方学界是个奇特的个案，它不同于人类学学科规范的任何一个先例，是一种西方人认为需要重新认识的文明。
中华文明曾经是世界文明的先驱，但是它走的是跟西方文明不同的道路。与近代西方文化相比，它是个异数。当时的学人既不能说它先进，也很难将其归类于原始和落后。那时候的泥足巨人晚清中国在西方学界乃至西方一般大众眼中可以说是神秘和无解的。
可是，依照西方人的好奇心和探险-侵略的天性及激情，他们已经按捺不住地要跟中国人打交道了。在一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来回顾，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交往引发了种种文化冲突和利益冲突，最后的结果造成了西方殖民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中国和西方矛盾全面展开。中西文化的冲突已经不仅限于学术层面而是渗入政治经济及其他各个领域。这是近代中国及中西交流史上痛苦的一页。
在这种鸟瞰式巡礼中，我们也会留心到，除了抽象的人类学理念上的介入，西方文明也在物质和精神层面向中华帝国渗透。从鸦片到西洋的“奇技淫巧”——洋钟、洋火、洋油、洋布、洋钉，再到进化论、天主教，这种外来文明对中华文化的侵蚀是渐进的、全方位的。
其实，从人类学及比较文化的视角，那时的中西文化碰撞是时势使然。但是百年后回顾这种历史画卷的铺展也能客观地给我们展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切大事件发生发展的背景。离开这个背景，空谈人道主义、传教士运动及启蒙和现代化，都是缺乏实质性内涵的。
考察白求恩赴华个案及其文化意义，当然也不能忽略这个宏阔的历史背景。
二
白求恩是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在西方的辞书和工具书、传记中，他的头衔其实远不止这些。当然，他的本职工作是医生而且是一位名医、皇家医学会会员[注]"BETHUNE, HENRY NORMAN,"Dictionary of Canadian Biography, vol. 16；University of Toronto，2011.。同时，他也是位医疗器械发明家。白求恩还曾是位教师、职业军人(他在不同时期曾经正式参加过加拿大陆、海、空三军[注]Roderick Stewart and Sharon Stewart, Phoenix, the Life of Norman Bethune, P.26, 29, 36.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11.)、艺术家、宣传家；他还是一位文坛发烧友，出版过广播剧、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发表过诗作[注]Larry Hannant, (ed.) The Politics of Passion: Norman Bethune's Writing and Art.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8.。有趣的是，白求恩还是一个无师自通的画家。他创作过宏阔的大型壁画，而且他的油画还被邀请参加过专业级别的展览。
当然，白求恩还是一位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战士和人道主义者。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内战的战地救护，是战地输血的最早发明者和实施者[注]Paul Weil, "Norman Bethun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ood Transfusion Services" Ed. By David A.E. Shephard, Norman Bethune, his time and his legacy. Published by Canadi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 1982.。白求恩的最后身份是个共产党员。在当时的加拿大，共产党是非法组织，他的身份不能公开。他于1937年自西班牙战场返回北美去募捐和做宣传巡回讲演时，被死缠烂打的记者问久了，白求恩最后宣示了其共产党员的身份，引起了轩然大波。
“人们称我赤色分子”[注]Roderick Stewart, The Mind of Norman Bethune, page 73, Fitzhenry & Whiteside, Canada, 1977.——这是白求恩离开美洲赴华时被公认的最后身份，也许就是因为这，让白求恩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中国抗日战场并为之献身的道路。
三是开展多层次的和平教育与交流。在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广泛深入持久开展和平教育。首先是推进国际和平教育。依托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所国际和平学校，开设国际和平教育学校国际培训班，面向欧美日韩等国招生。推广市民和平教育。加强和平学教育体系建设，推进“校园、社区、社会”三位一体和平教育网络建设，形成南京全民和平教育的城市特色。出版一批和平文化科普丛书。如中国传统和平思想、近代和平思想、当代和平思想、国外和平思想等。
来到中国后，白求恩的身份又叠加了。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救死扶伤的医生，还是八路军医疗卫生学校的开创者、医学教材的写作者和军队医疗教育家[注]白求恩创建的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是共产党八路军最早创办的培训军队医疗人员的学校。它对中国军队和新中国的医疗教育等影响深远。详见http://jdyxb.jlu.edu.cn/xbgk/xbjs.htm.。白求恩为八路军以及其后的解放军乃至新中国卫生系统创造了规范的医疗体系标准并培训了正规的军医护士操作准则。他的方法也影响了后来中国全民医疗保障系统和巡回医疗系统的建立。在新中国现代医疗体系建设方面，白求恩是个先期的缔造者和改革者。
笔者于此言及白求恩的诸种身份并非为了翻弄其履历故纸堆，而是要全方位展示白求恩这个立体的个人以及他性格构成上的多重因缘。白求恩的多重身份决定了其自身生命取向的多个向度和其意志的自觉选择。
那时的西方人类学家有某种救世主般的使命感，他们的理论热情跟他们的学术实践互为关联。除了研究自己的文化，其着眼点还聚焦在欧美以外其他大洲特别是欠发达文化区域。敏锐的人类学家发现，在其现代化航海科技和工业-军事势力的入侵和影响下，一些文明在迅速消亡。人类学提出了保存“当代原始部族文化”活化石或保护欠发达地区原生态部族文明的“文化救险”[注]Michael C. Howard & Janet Dunaif-Hattis, Anthropology, Understanding Human Adaptation,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2, pp. 609-611；王海龙：《人类学电影》，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22页。运动。
白求恩赴华前给友人寄的告别信
首先，这里隐含着体制和政治上的贬损。毋庸讳言，美国和加拿大在政治上秉承反共意识。白求恩所持的政治意识形态与其身处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相左。更兼美国和加拿大在二战以后的几十年间跟新中国政治对立，西方势力跟社会主义阵营势同水火。其后几十年间，白求恩不仅在政治上成了禁忌话题，甚至也成了人物研究领域的禁区。这种情形自然导致了白求恩在当代美、加主流社会不为人知甚或不受欢迎的局面。
其实，仔细研究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白求恩与中国早就有着一些隐约可寻的宿命般的关联。白求恩先祖是从英法奔赴美洲的，他的家族虔信宗教，主要职业为传教士和医生。他的一位叔祖曾经在1814和1816年两次到中国广东做过皮毛贸易[注]Roderick Stewart and Sharon Stewart, Phoenix, the Life of Norman Bethune, p.382;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11.，这是他家最早的中国渊源；而对白求恩成长影响最大的人是他的祖父。其祖父是一位杰出的外科医生并在医学院任教，其父亲却是一位不太成功的传教士，他经常失业、搬家，白求恩的童年可谓奔波转徙，充满动荡。
白求恩是个要强且敏感的孩子。幼年家境清寒，不安定的童年致使他经常转学，很难交上朋友。这种经历让他自小养成了倔强、独立和孤独的个性。其后，他在青年成长期经常需打工积攒学费。他当过侍者、轮船工、伐木工及教员等。过早地接触社会下层及外国移民苦力的经历使他养成了同情心和人道主义信念。
19世纪文化大迁徙和对文明重新认知的人类学理念影响着时人的世界观，青年时期的白求恩充满了对世界的好奇和求知欲。后来他考上了医学院。但是大学没毕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他报名参军，志愿去欧洲战场。在战场上白求恩负伤滞留欧洲疗养。之后，他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继续其学业。
那时候的欧洲自认为是西方文化的正宗，把美洲看成殖民地。敏感的白求恩在欧陆受到几乎是二等公民的歧视眼光。这种感受让青年白求恩刻骨铭心，而这种世界观形成期的刺激使他终生抱定了崇尚人道主义和人类尊严平等的意识形态取向[注]Wendell MacLeod, Libbie Park and Stanley Ryerson, Bethune The Montreal Years, An Informal Portrait. James Lorimer & Company, Toronto 1978, pp. 29-31, .。
学成返美后的白求恩事业顺利，但是他在美国汽车城底特律的行医经验使他痛感生活的不易和人间的不平。他发现被自己视为崇高的治病救人的医疗事业并不高尚，穷人和富人患病时得到的治疗和被重视程度实有天壤之别。他对此强烈反感并像堂·吉诃德一样向这个制度发起了挑战[注]Katherine McCuaig, "From 'A Social Disease with a Medical Aspect' to 'A Medical Disease with a Social Aspect': Fighting the White Plague in Canada, 1900-1940", Ed. By David A.E. Shephard, Norman Bethune, his time and his legacy. Published by Canadi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 1982.。
主要矿石构造有花斑状，其次有条带状、缝合线状、细（网）脉状、浸染状，见环带状、斑脉状、砾状、角砾状等。花斑状分布最广，由小条带—小透镜状—不规则状（一般长10～20 mm）方解石顺层分布于灰岩组成，在方解石脉与灰岩交接处分布有方铅矿、闪锌矿、黄铁矿等。
白求恩无偿替穷人看病并且公开讨论美加两国医疗体系的弊端，他的义愤触动了体制和同行，这使其当时几乎成了行业公敌。但他年轻气盛，仍然夜以继日为穷人看病。最后他不幸染上了肺结核。肺结核在当时几乎是绝症。白求恩初涉医界，其时并没有多少积蓄。罹患绝症而辗转求医的切身经历更使他深知病人的无助和苦痛。当时治疗肺结核多用保守疗法，成功率很低。白求恩利用自己的医疗知识发明气胸疗法，并冒险实施自我救治，竟奇迹般地治愈了自己的绝症。死里逃生的他因祸得福，成了这个领域的名医并受邀加入皇家医学会。
成名后的白求恩仍然坚持治病救人、推广全民医疗信念。这使他跟美、加医疗界和保险业的嫌隙更深。其后，白求恩在1935年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而有机会去苏联参观，他深受感动并盛赞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医疗制度，于是开始向左转，并于当年秘密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因此，他被当局关注，目为激进分子。
不久，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西班牙内战。这场战争吹响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总号角，几乎全世界的热血青年包括海明威、毕加索等人都去参战，白求恩自是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战场。一年后，在他从西班牙回美洲宣传募捐之时赶上了中国抗战的爆发；白求恩得知中国比西班牙更需要救死扶伤的医生，于是他直接就转战奔赴中国，到了晋察冀战场。
1938年白求恩在美国共产党机关报《战斗》上发表他过黄河的长文
从上述白求恩的成长史和家庭、意识形态形成背景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出，白求恩世界观和共产主义及国际主义思想形成乃至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绝非一时冲动，亦非后人所讽喻之欧美人的英雄主义情结，而是他的终生信仰所致，是他血脉里的成长经验，是他一以贯之遵奉的人道主义精神成长和激励的结果。
Discussion on the wisdom of the local design with sharing the gables——A case study of historical village “Dongchu Island”
白求恩的个性和思想的形成是其时代精神、生命经验和社会积淀所致。我们全面立体地审视其一生，从白求恩的性格、他的成长和事业、他在美、加的职业和政治抗争等综合考察，他强调的全民医疗的理想等都是其来有自而且是稳定成长的。白求恩并非像西方某些论者所云，是政治上幼稚或反叛意识的延长甚或爱出风头，跟政府及主流舆论刻意的不同调者。
当前，各垦区正按照中央33号文件的统一部署，抓紧推进农垦改革发展工作，已取得积极成效，“两个3年”的改革任务基本完成。截至2018年10月底，全国农垦土地确权率已达88.7%，发证率达82.3%；超过80%的国有农场办社会职能和社区建设已纳入地方政府统一管理；专项试点也进展顺利，不少垦区探索了新的体制机制，完善了工作打法，促进了垦区经济社会发展。
三
但是，长期以来，美国和加拿大这些被白求恩视为精神故乡和文化祖国的国度并没有对白求恩以及白求恩个案给予正面和应有的公正评价。造成这种结果有着不同的原因。
远隔千山万水，当年白求恩为什么要远赴中国？这是一个人们会长久发问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对此做一番史实还原和阐释人类学的深度描写[注]王海龙：《对阐释人类学的阐释》，《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文集》，王海龙、张家瑄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3页。式分析研究，以真正了解白求恩赴华以及他此期意识形态发展的深层因素。
其次，国际地缘政治划界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由于前述国际大背景的影响，美、加对白求恩个案的评价亦受制于其不同政治阵营的先天性政治立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加和中国虽然同属于反法西斯联盟，但是中国和苏联的政治意识形态取向与其相反。在1937年及其以后的年代，白求恩所加入的加拿大共产党是非法组织，美国共产党也是游走在非法边缘，至今这种状态依然[注]Anne Burge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anada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Organizing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hesis,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2004; Communist Party of Canada (1982). Canada's Party of Socialism. Toronto: Progress Books. pp. 29, 33, 34. 。
此前，白求恩曾经参观过苏联，他回国后宣扬苏联的“赤色”主张引发当时舆论大哗并被目为异端。白求恩的政治见解一直被视作激进，他在美国和加拿大共产党机关报刊上发表过大量文章，更使他被主流社会和媒体视作危险人物甚至是“赤色”分子[注]Adrienne Clarkson, Norman Bethune；Extraordinary Canadians. Chapter 7, Published by Penguin Canada，2009.。更重要的一点是：白求恩后来率队赴中国并跟中共合作，反对当时美国政府支持的国民党政府。他的这些作为当然不可能受到美、加主流舆论的评赞。特别是到了1950年代，反共成了西方主流话语、麦卡锡主义泛滥之时，白求恩必然被目为反叛者。
1938年8月白求恩在加拿大报纸上发表关于延安抗大的报告文学
据史料可考，白求恩赴华乃至其牺牲后，美、加政府和媒体都一直回避与此相关的话题。二战以后美加跟中苏两国的决裂，更是掀起了反共狂潮。不仅是两国政府和社会对此讳莫如深，白求恩曾经的友人和同事亦都将他看成异类，连他的亲人和家属也都受到这种大环境的逼迫和压力。如白求恩最亲近的姐姐因为受到社会和舆论的惊吓，在他牺牲后烧掉了白求恩赴华前在她处存放的书籍和纪念品等。这种因社会高压所致惧祸和恐怖心理由此可见一斑[注]Roderick Stewart and Sharon Stewart, Phoenix, the Life of Norman Bethune, p. 371, 453;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Canada, 2011.。
一次发酵法和二次发酵法最本质的区别是搅拌的次数和发酵的时间不一样，二次发酵法采用中种发酵和延续发酵，增加了面团的发酵时间，面筋软化充分，制作的面包组织柔软，发酵风味浓郁，通常用于欧式面包制作工艺中。一次发酵法通常用于配方中糖和乳制品含量比较高的面包品种中。
第三，白求恩个人及性格的因素。我们前面讨论白求恩生命史时谈到过，他是一个个性极强的人。作为一个一生经历无数坎坷而且有着丰富艺术家情怀的个体，却从事着最为严谨的医生工作，白求恩身上有着不少看起来矛盾的因素。
凡熟悉白求恩的人都曾言及他对工作极其负责，在工作中他是个完美主义者。他个性强烈，敢爱敢恨，做事脾气急躁，有时候难免冲动。他的同事们在回忆时会言及他工作中的急躁个性甚至有时显得难以合作。
另外，白求恩的个人生活也充满传奇性。他一生闯荡过几个大洲，事业成功，但是感情生活受挫。他经历过几次死里逃生，曾经跟同一位英国女子法兰西丝·彭尼两次结婚又两次离婚。白求恩家族有酗酒史，但是有一点，不管当年热爱还是反对白求恩的人，无一例外都承认他是位杰出的医生——对同事、家人、友人难免急躁，但是对待病人时他却有十足的耐心，和蔼仁慈且无微不至，简直像是换了一个人。尽管如此，这种强烈个性在同时代人回忆中特别是在西方非英雄化的所谓人物侧记中常常被刻意强调；加上当年政治舆论普遍反共的大环境影响，难免有些后世回忆会变成泼向白求恩身上的污水[注]参见其后加拿大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 Bethune. McIntyre Media, National Film Board of Canada.。
毋庸讳言，白求恩不是完人，他个性鲜明。前面提到的他的性格，他在延安和晋察冀战友的回忆中也有呈现，但是对一个人物的个性的不同诠释和分析角度的不同正好可以立体地呈现一个个体生命迥异的人格特征：白求恩的急躁执拗，如坚持要去前线而拒绝留在延安，可以被理解成救死扶伤到火线的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他的火暴脾气和不留情面、对同事的批评及严格要求可以被解释成对工作精益求精；他的非传统建议和工作上的特立独行可以被理解为工作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关于他酗酒和亲近女性方面，这在晋察冀并没有任何类似的传言和记录。白求恩在中国特别是在八路军中的确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战士和英雄的形象，无须拔高。
第四，对其行为的主客观的误解和误释。白求恩成长于一个宗教情结浓厚的家庭，但他本人却并不虔信宗教甚至是一个宗教反对者。白求恩家族的信教传统和他父亲宗教事业之不成功在他童年的成长经历中是个创伤。这对他以后的个性和心理产生过影响。但他家族的宗教执着个性也从精神层面上影响过他——只不过他的“信仰”不同，他献身的这种追求是人道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可是，因为美、加意识形态上的反共传统，白求恩的共产主义信仰被指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他为共产主义的献身之举被看成异端和笑话，被误解或曲解成跟宗教有关或是一时冲动的个性因素及爱出风头和特立独行性格的体现。
白求恩致毛泽东信的原稿
从上面的史实回顾，我们不难看出白求恩共产主义的行为是自觉的，他的决心是坚定的，他与那些抱宗教和慈善目的去支持中国抗战、支持共产党八路军的人士有着明确的价值取向上的不同。而且，在前述同期赴华人员中，唯有白求恩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最后献身在了中国抗战的晋察冀战场上。
这一切，能被看成是心血来潮和一时冲动吗！从白求恩一生的经历、他对穷人的同情、他对法西斯的痛恨和亲身参加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他对国际共产主义的自觉向往中我们可以看出，参加并献身共产主义事业是白求恩一生中一以贯之的一条红线而绝非某些论者所诋毁的情感冲动和“爱出风头”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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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白求恩之被误解亦有某些研究者和作者误导的原因。纵观白求恩在西方被挖掘和宣传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他身后被误解的状况除了受西方社会先入为主的反共意识形态操控外，史料的缺乏和断裂、猎奇的学术趣味以及某些传记作者不同的切入点和撰述立场等因素的错误导向也是一个原因。
白求恩话题在美、加两国曾经是一个禁区，对他的研究几十年后方开禁。而当代的西方作者跟当年崇尚国际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大时代精神有些隔膜。今天的作者往往用非英雄化的后现代观念来臆测前辈英雄。显然，这些远离硝烟战火、安逸自得的今人是很难体悟白求恩当年的情怀的。
几十年后，从来没有经历过硝烟战火的局外人以今天的理解来臆断和表述白求恩当年的政治抉择和所思所想，以现代人的优越感来论断当年血与火的战场情形，难免有误读误判。在这方面，笔者宁可相信白求恩自己的书信笔记和当年中国战友回忆同白求恩共同经历过的血与火的战争场面，这些远比后辈西方书斋传记作者更有人文情怀的体悟和发言权[注]对比同为加拿大人的不同时代传记作者的传记如Ted Allan and Sydney Gordon, The Scalpel, the sword; the Story of Dr. Norman Bethune,1952和Roderick Stewart and Sharon Stewart, Phoenix, the Life of Norman Bethune，2011；对比不同国家的作者如周而复的《白求恩大夫》(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和白求恩的中国战友回忆他在晋察冀战场的《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196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这样几本书都能看出显著不同，更何况几十年后的今天的读者和作者对白求恩评价当然会有不同。。
研读近几十年来西方作者论述白求恩的著作，总会感到一种“隔膜”。这不只是显现在政治和文化上，而且更是一种态度取向上的。论述白求恩，他们有些指手画脚，有些优越感和高于白求恩的“超脱”的态度[注]Roderick Stewart and Sharon Stewart, Phoenix, the Life of Norman Bethune;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Canada, 2011; Roderick Stewart. The Mind of Norman Bethune / Roderick Stewart. Toronto : Fitzhenry & Whiteside, c1977; Jean Ewen, Canadian Nurse in China, P80; 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t, 1981。笔者不能断言这种态度里一定预设了为迎合其本国政治传统中敌视白求恩所代表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立场，但至少与他们对白求恩所代表的那个时代、对中国以及对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理解的“隔膜”有关。说轻些，这是他们的一种故作姿态和自由知识分子的清高；往深处说，这种态度则有些像当年鲁迅在《二丑艺术》一文中所批判的那种对英雄的曲意诋毁和精致的卑鄙居心。
四
基于此，过去几十年时光，白求恩在其成长和受教育的国度是个被规避且了无人知的话题，他的英名长期呈一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注]Goldwasser, Janet. Stuart Dowty, Maud Russell. Dr. Norman Bethune (1890-1939) : what this Canadian comrade means to the Chinese people. New York: M. Russell, 1973; We are the Heirs of Norman Bethune: A Collection of Poems, Stories and Essays from Canada, China, Albania, Palestine, Sudan, Zimbabwe, Namibia, Indonesia, Philippines and India, Norman Bethune Institute, Literature, Modern,1975.。
但是，对于真正的英雄人们是不会忘记的。白求恩牺牲后，除了在中国被广为纪念以外，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国际工合组织”以及在纽约的“援华委员会”等组织旋即向美国和加拿大媒体发布了消息并传去了朱德和彭德怀的唁电。美国和加拿大共产党机关报刊对此都做了报道。其后，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加各地的医疗界人士分别为白求恩召开了追悼会。中国及海外的慈善、救助、工人等协会；瑞典、克罗地亚、芬兰、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和组织都敬献了花圈，并在会上为白求恩创设的晋察冀医院和学校募捐[注]Roderick Stewart and Sharon Stewart, Phoenix, the Life of Norman Bethune, pp.370-371;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Canada, 2011.。其后，除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写了悼词和文章以外，宋庆龄、马海德等还用英文撰写了悼念文章。
但是，自此以后白求恩在西方的话语中渐渐被刻意雪藏并隐瞒了起来。美、加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舆论对之采取了轻视和故意不予评论的姿态。这些，当然与战后它们跟新中国在政治上的对立和分歧有关，但是也不能排除一些国际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
其间，加拿大共产党并没有忘记白求恩。加共曾经在1942年以纪念白求恩的名义向安大略省红十字会捐献移动输血车等器材。1943年加拿大劳动党(即当时的“加共”，因当时它的“共产党”之名被宣布为非法而改此名称)也曾经在议会提案，要求加拿大政府将白求恩列为国家“活的纪念碑”，但当时的总理麦肯齐·金没有理睬这个提案[注]Roderick Stewart and Sharon Stewart, Phoenix, the Life of Norman Bethune, p. 452;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Canada, 2011.。
1952年，白求恩当年的战友泰德·阿兰和另一作者发表了第一部白求恩的英文传记《柳叶刀与剑：白求恩的故事》[注]Ted Allan and Sydney Gordon, The Scalpel, the sword; the Story of Dr. Norman Bethune, Boston, Little, Brown, 1952.，算是一部破冰之作。可不巧的是，这本书的出版生不逢辰。那时正遇上冷战开启，加拿大因苏联驻加大使馆间谍案在与苏共打官司，两国间充满仇恨。而那个时间点朝鲜战争正烈，加拿大也参与了这场战争，全国反共意识高涨。这部宣扬共产主义精神的白求恩传记自然受到了其政府的反对和舆论的敌视。
但是，令作者意外的是，这本书虽在国内受到抵制和冷漠，它却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里大受欢迎，众多的外文译本竟使它成了加拿大在海外最著名的畅销书。
总体上，广西与东盟跨境贸易发展受国际市场因素影响，贸易规模随之波动，而“一带一路”倡议正为广西与东盟国家跨境贸易带来正向发展机遇，前景向好。
在这个口号下，文化人类学对人类文明的研究又平添了探险-猎奇、保存搜证和研究异域风情等色彩。这一时期恰恰又与西方殖民主义及其文化扩张运动有交叉和平行，这种合力为世界近代史的进程揉进了不和谐的音符，也为日后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埋下了阴影或让人误解的由头。
1964年即白求恩在晋察冀牺牲25周年之际，加拿大全国广播公司制作并播放了《白求恩同志：一位有争议的英雄》的文献剧。在该剧制作过程中采访了那时还健在的很多熟知白求恩的人。同年，加拿大国家电影局也发行了以白求恩命名的传记纪录片。很多加拿大人从广播和电影中第一次得知了白求恩的事迹。当时，有人赞美也有人抗议；抗议者不满加拿大政府机构利用国家资源去赞美共产党。特别是其后，这部电影在崇尚共产主义的东德国际电影节上获得第一名的殊荣。影片得奖的消息也震惊了美国国务院，它责成加拿大政府禁止其国家电影局在美国发行这部电影。
与此相隔不久，在世界的东方兴起了风起云涌般的纪念白求恩的热潮。1966年以后，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作为“老三篇”在中国家喻户晓。白求恩的事迹在中国广为传颂，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和有力的宣传，白求恩遂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富有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的加拿大人。这位共产主义英雄的形象已经脱出了政治桎梏而成了一种文化符号和国际交流间的人类学现象。
而这时，时任加拿大总理比埃尔·特鲁多(即现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之父)也在试图改变加拿大与中国的关系。因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加拿大一直持反共立场并拒绝予以承认。在权衡利弊后，他认为其时跟新中国建交是个明智的选择。于是1969年他指令在斯德哥尔摩的加拿大驻瑞典使馆跟中国代表团接触，而在会面时播放白求恩纪录片成了促成双方合作的最好媒介。
数学来源于生活，数学知识是对生活内容的抽象.平方根、无理数等知识的引入既是数学内部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现实生活情境带来的产物，如拼图、折纸等.因此在编写教材时，应考虑开发“生活情境”，关注数学知识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让学生在生活情境中感受知识学习的必要性，同时提高知识的现实应用性.
紧接着，次年加拿大和中国正式建交。特鲁多总理发现在中国打白求恩牌很好使，于是他们开始重视对其相关产品的开发和利用。很快，加拿大政府购买并装潢白求恩故居——其间还发生过一个小插曲：因为政府聘请的专家评审委员会觉得白求恩名字配不上国家纪念碑的殊荣，白求恩故居加入博物馆和园林局历史名人的资格被耽搁下来，但经过一波三折后终于确立并建成。此后，白求恩的英名成了加拿大政府善加利用的一张中国通行证[注]Roderick Stewart and Sharon Stewart, Phoenix, the Life of Norman Bethune, p374;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Canada, 2011.。其间，在加拿大媒体和百姓中对于这个话题仍然充斥着不和谐音。政府、舆论和公众间有过长时间激烈的辩论。热爱白求恩的人认为此举实至名归，早该如此。而反对者却认为给一个共产主义者白求恩这样的荣誉是让加拿大的民主价值观蒙羞。更多的人则怀疑政府此举的真实动机。此事一时竟引发轩然大波。
其后，纪念白求恩的道路并未一帆风顺而仍然曲折不断。白求恩既成了热点，遂出版了不少相关著作，从传记、资料到医学，进而辐射到各个方面[注]David A. E. Shepherd & Andrée Lévesque, (ed.) Norman Bethune, His Time and His Legacy; Canadi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 1982.，也有单独或跟中国合作拍摄并发行的白求恩的影视作品，包括文献纪录片、故事片等。其后在加拿大也出现了以白求恩名字命名的学校、研究机构乃至街区，等等。在白求恩从事的医学专业领域也举行了大量的纪念及出版活动[注]Wendell MacLeod, Libbie Park and Stanley Ryerson, Bethune, the Montreal Years: An Informal Portrait. James Lorimer & Company, Publishers, Toronto, 1978.。白求恩名字荣登加拿大医学名人堂，国际医学学会还专门设立了白求恩圆桌会议及年会，出版白求恩的医学及文学作品集。关于白求恩的出版热最高潮的标志则是加拿大华裔总督伍冰枝本人也出版了一本白求恩的传记[注]Adrienne Clarkson, Norman Bethune, Extraordinary Canadians, Penguin Canada, 2009。在她的《白求恩》一书出版后，伍冰枝接受加拿大广播电台采访时曾经透露，从香港移民到加拿大的她在童年时曾读到过关于白求恩的介绍，而她的父亲居然禁止她读这样的材料。这使她成年后对此十分好奇，后来经过长期研究，她写出了这本“杰出加拿大人系列”中的一个分册即《白求恩传记》。这个故事也从侧面佐证了当年白求恩在加拿大所遭受的际遇。，甚至设立“白求恩年”，算是让白求恩享尽了其身后迟到的哀荣。
尽管如此，在今天的加拿大仍然有一股逆流和反白求恩的势力。白求恩仍然因为曾经是共产主义者而被无端攻击。所幸，在今天，这一小撮人已经不能代表加拿大人的心声。
有的论者在讨论白求恩一生时这样说：他生来就是个十字军骑士，他传递福音的精神及他成长期的基督教信仰在其后养成了他的社会意识；而这些成就了他的共产主义信仰；也有人把他的献身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说成是想出风头、做一个伟人的朝圣路程。种种论调试图用先天的宗教情怀去解释白求恩现象。纵观白求恩一生的成长和生命经验，笔者并不能苟同这类唯心的论断[注]Roderick Stewart and Sharon Stewart, Phoenix, the Life of Norman Bethune, pp. 3-19, p375;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Canada, 2011.。
老员工的跳槽就意味着要对新员工进行重新培训，而服务行业本身对于服务质量方面是没有办法进行衡量的，我们无法对新员工的人品、服务质量进行考量，而新员工到岗需要一个适应期，新员工往往服务不够到位，由此影响酒店的服务质量，从而降低顾客对酒店的忠诚度。
白求恩生前喜欢引用惠特曼的诗句：“我不是在同情受伤者。我，就是受伤者本人！”在他身后留下了对他众说纷纭，甚至互相矛盾的评判。今天，某些西方论者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甚或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目的对白求恩的求全责备或置身事外的“二丑”式评论并不能稍减白求恩形象耀眼的光芒。
H社区志愿者消防队主要由社区成员、社区保安以及一些社区居民组成。 平时发生小型火灾，微型消防站第一时间需要到位，然后该社区物业管理公司的保安以及志愿者消防队的成员也会及时跟进，努力做到小型火灾自己扑灭，大型火灾尽量控制。 同时，通过调查了解，F市有几家消防器材公司会不定期地进入社区进行消防安全知识宣讲，但是主要以宣传公司产品为主，居民参与度较低。
主要是为了使内筒不跟随外筒转动，内筒超前管鞋在不回转的情况下先压入地层，减小先期对底部岩层的破坏。同时，有效阻止冲洗液对底部岩层的冲刷，有利于岩心的形成。另外，岩心进入内筒之后，减少内筒与岩心摩擦以及保持岩心原状，延长取心内筒使用寿命。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作为中国人的子孙，我唯有向白求恩致敬：对这位年仅49岁就牺牲在遥远异国、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和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的战士由衷地献上心香一瓣。
五
白求恩逝世近80年来，世界历经风云变幻。前文对此间国际大事的回顾使我们更容易看到一个人的命运在这个翻天覆地大时代人类学视野中的变迁和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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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个案例分析中可以看到，各种政治势力和各种文化平台都在试图利用白求恩、诠释白求恩。人类学意义上的国际政治、伦理、价值观甚至冷战、经济利益和对第三世界的歧视、外交等事件都对理解和阐释白求恩这个个案产生过影响。当然，这些评价中也包含着持论者本人的好恶、个体素质修养以及评论时的主观取舍等因素。
那么，我们在今天旧事重提，白求恩形象的文化人类学意义在哪里呢？
前述有人提出过宗教情结对白求恩的影响，更有人试图把白求恩的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行为动机往宗教影响上靠。这不符合历史事实。我们并不否认，白求恩的家世和宗教因素对他有过影响。在白求恩时代，由于世界大迁徙的人类学意识影响，传教士和教会医院的确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过治病救人和慈善济世方面的巨大影响。但这些因素与白求恩为之献身的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毫无相似之处。显然，这里的宗教行为跟共产主义信仰之间是没有可比性的。
宋庆龄悼念白求恩文的部分图片
对于这一点，当年协助白求恩来华的宋庆龄女士在她关于白求恩的纪念文章中说得好：“白求恩医生完成了艰苦卓绝的工作，如果没有对现实情境的充分理解，没有任何一个医务人员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他在中国最原始落后的山村，生活在他先前几乎没有任何语言知识的人们中；在他被肺结核毁坏了的、没有任何力气的肌体中，他以他燃烧的信念和钢铁般的意志创造了这样的成就。他对这个世界的博大的理解、他所为之奋斗事业的力量的来源使得他的工作在我们的时代比起那些同样在使人心碎的情形下工作的医疗界的英雄们如达米安神父[注]达米尔神父是比利时传教士兼医生。当时夏威夷岛充斥麻风病。此病为恶性传染病，世人皆惧怕。1873年达米尔神父来到该岛拯救病人，不幸于1884年传染麻风病去世，后被追认为圣徒。和威尔弗雷德·格林费尔医生[注]威尔弗雷德·格林费尔医生，英国传教士医生。1887年尚是医学院学生时奔赴北美哈德逊海湾与大西洋之间的拉布拉多半岛并为那里的贫困渔民服务，建立了那里的第一所医院。1912年，建立了格林费尔基金会救助贫民。1927年受封为骑士。等更富有了世界性的意义。”[注]Soog Ching-Ling, "Preface". Ted Allan and Sydney Gordon, The Scalpel, the sword; the Story of Dr. Norman Bethune, Boston, Little, Brown, 1973(宋庆龄的这篇纪念白求恩的文章早在1943已写就。后来在Ted Allan and Sydney Gordon出版这本书时被用作序言。用作序言时内容略有改动。此处笔者采用和翻译的是根据宋庆龄原来的手稿版本)宋庆龄在评论基督教传教士的博爱烈士和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时明确地阐明并廓清了这两种英雄的不同。
白求恩献身于中国抗日与他的自觉反法西斯及他所崇仰的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是息息相关的。这绝非是一种宗教情怀和仁慈之举，而是有着鲜明的共产主义信念支撑下的自觉选择。所幸，在笔者本次发现的白求恩手迹书写文件及大量报告里，白求恩本人也谈到了宗教和慈善组织支援中国抗战的情形。而且，当时跟随白求恩同去晋察冀战场的布朗医生和曾经帮助白求恩购买医药的霍尔女士等都是当年的传教士医护人员[注]Diana Madgin, "Who Was Kathleen Hall?", Voice of Friendship, 2009 ; No. 155 & 156；Chinese People's Associations for Friendship with Foreign Countries, the PRC .。虽然宗教和慈善组织的身份并不丝毫减弱后者对中国抗战贡献的伟大意义，但是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与白求恩的信仰的不同还是不容抹杀的。
几十年后，加拿大电视台在拍摄白求恩文献片时采访了曾经与白求恩一同在晋察冀战斗过的晚年的布朗先生。布朗医生在为八路军服务三个月后回到了教会医院。其后，虽然他仍然想返回晋察冀再与白求恩合作，但却未能成行。当年从加拿大与白求恩一道赴华为八路军服务的护士伊文在抗战前也曾经在中国教会医院服务过，但她本人并非教会人员。她的父亲是加拿大共产党负责人之一。那时，伊文护士曾在中国为教会医院服务四年。她刚刚返回加拿大中国抗战就爆发了，她又报名到中国参加战地救护；后来她还跟史沫特莱一起为新四军提供服务。她在后来因战争逼迫而返美的轮船上路遇布朗医生，伊文对布朗的评价就颇有微词[注]Jean Ewen, Canadian Nurse in China, 162, 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t, Limited. 1981.。而这个赴华团队因为背景和信仰不同而导致最终分裂的结果却成了一个反证：跟白求恩和护士伊文一起赴华的医疗队里还有一位美国医生帕森斯，但是到了汉口一听到要去为共产党服务，帕森斯当场就拒绝，旋即返回了美国。
通过上述事实可见，白求恩奔赴中国抗日战场与当时的传教士医生及那些纯粹以博爱和慈善目的去战场救助的赴华西方人士是有着根本不同的。事实证明，白求恩之所以奔赴晋察冀是因为他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
事实果真如此吗？如果我们稍稍浏览一下白求恩的自白并了解他的信仰意志，就不难驳斥这类陋说和成见。早在1936年10月奔赴西班牙战场前，白求恩就为自己写好了墓志铭：“生为资产阶级，死为共产主义者。革命万岁！”[注]Larry Hannant, (ed.) The Politics of Passion: Norman Bethune's Writing and Art. P. 116;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8.而在1938年初离开加拿大奔赴中国战场前，他对加拿大共产党提出的要求和他临行前的郑重声明就是，他加入加、美援华医疗队的唯一条件是：“如果我牺牲了，请让全世界知道我是共产党员！”[注] Roderick Stewart and Sharon Stewart, Phoenix, the Life of Norman Bethune, p. 241;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Canada, 2011.最后，加拿大共产党也的确履行了对他的承诺。
观察饱和卤水处理前后试样的质量差与强度关系，用最小二乘法拟合二者关系(图7)，明显看出质量变化(△m)与单轴抗压强度(σ)之间成负相关，既质量增加越多，强度越低。
白求恩在晋察冀模范医院成立大会上的讲演稿原稿
除了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在今天，白求恩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还有哪些呢？
首先，凡是回忆到白求恩，不管政治取向如何，所有人都谈到了他的敬业和对工作精益求精的精神。白求恩的本职工作是医生，他倾其所能救死扶伤，把自己的生命献给救死扶伤事业，这一点是令所有人都十分崇敬的。
其次，白求恩是一位无畏的人道主义战士。他同情弱小、不畏强权，替社会底层鼓与呼，愤怒谴责社会的不义；号召实行全民医疗、政府救助病人、推行国家医疗保险等思想也是非常超前的。当年的白求恩是位医术高明的医生，应当属于优闲舒适的社会精英阶层，但他不顾行规痛揭行业肮脏底牌，对富有的资本主义社会医生自肥而普通人却看不起病的现象大加鞭挞。他的这些行为得罪了自己所属的行业甚至保险业等势力团体。白求恩提倡穷人全民医疗的朴素初衷及他其后参观苏联的经验使他开始信仰社会主义制度，是他向左转的一个基本支点。所以他后来受到行业抵制和社会抹黑就不难理解了。
第三，白求恩对我们今天最大的贡献和启示就是他呼唤医德，是提倡现代医风医德的一个先驱人物。白求恩提出医疗要无条件地为人民服务，穷人应由政府和社会福利保障就医，医生应该救死扶伤、全心关爱病人并建立完美的医患关系，等等，都是我们在今天应该大力提倡的。
同时，白求恩是新的医疗和医保体系理念的提倡者和开创者。他所提倡的全民医疗保健在今天的加拿大已经实现。而加拿大的这个体系也成了西方社会这类系统的一个典范和骄傲。
但是，在当年，白求恩的步伐也许走得太快太超前了，他的呼吁在他的故国难以被理解。而在今天，他的某些同胞在享受着他曾经为之奋斗的全民保健、高福利待遇的成果时却指手画脚地评论甚或贬损他，了解真情或有良知的人阅此不能无愧。
当年，白求恩为之献身的事业是一个神圣的事业，那就是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当然，从理论上讲，那时有多重渠道可以促使一个人走上这条道路。比如：出于人类的正义、良知和人性本身的善；因为宗教和慈善的目的；为了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等等。显然，白求恩这一具体个案不属于前述几类，白求恩是基于其鲜明的政治信仰和国际主义精神而远赴中国援助中国人民抗战的。
在白求恩的精神支柱中，其政治信仰和理想是一盏明灯，它照亮和引导着他前进和奋斗的道路。而反观白求恩一生的业绩，犹如一面光芒四射的镜子折射出他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注]毛泽东：《纪念白求恩》，《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620-622页。的高贵精神。这灯与镜是个相辅相成的统一体，它们共同塑造了白求恩精神这一伟大的丰碑。
白求恩是位伟大的国际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他的医疗理念和救死扶伤精神现在已经深入人心。在今天，不仅世界性慈善组织如红十字会和无国界医生等国际组织在实践着他当年的理想，他当年极力呼唤的医德也在新的社会伦理基础上有效地复归。
白求恩的理想是为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而战。同当年的科技和人文环境相比，当今的社会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今天的世界仍然远非完美。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贫富差距、医疗平等、保健和疫病预防等，迄今仍然是个世界性的话题。积极弘扬和倡导白求恩精神，让人类免于患者不得医、让医者真正把救死扶伤当作自己神圣的职责，这就是我们今天纪念白求恩的意义。
今年是白求恩献身于中国人民抗日战场80周年，谨以此文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附：白求恩在晋察冀模范医院成立大会上的讲演稿译文节选(1938年9月15日)
感谢大家给我的八面锦旗和旗子上面写的那些对我的夸赞的话。我此刻感到，如我所知你们大家一定也都同样感受到的，今天对我们大家的整个一生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它是一个里程碑。这里程碑矗立在我们行进的道路上，在我们的心里，也在我们的愿望中。
千万双热爱自由的加拿大人民、美国人民和英国人民的眼睛也都转向了东方，它们对中国充满了敬慕，为她的人民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战争中取得的光荣。眼前的这所医院就是这些外国同志们支持创建的，我有幸被派遣来作为他们的代表。请不要感到奇怪，为什么在三万华里以外地球的另一边会有人想着来帮助你们。你们和我们都是国际主义者，种族、肤色、语言和国界这些因素都不能将我们分开。日本和战争贩子们危害的是世界的和平。我们必须打败他们。他们在阻碍着伟大的历史，阻碍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正因为这样，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的工人、同情自由的开明人士在支持他们敬爱的、美丽的中国去保卫自己的家园。
我来到晋察冀军事根据地跟你们一起在这个医院工作还没有几个月。我曾认为这是“你们的”医院，但现在我认为这也是“我们的”医院了。因为，这个医院是我们共同建造起来的。我们已经互相改变了彼此，不是吗？我们之间积极互动，我也可以说，我们互相协调，我们关系和谐互助的明证就是我们建立了这所全新美好的医院、就是我们今天的庆祝和开幕式。从你们这儿，我学到了很多价值非凡的东西。你们展示了无私的精神、协同工作的精神、克服巨大困难的精神等等。我衷心感谢你们教会了我这些。为了报答你们，我遂后会教给你们一些如何使用这些设备的小知识。
眼下，我们通往胜利的路就是尽快学会使用这些设备和训练一批骨干。日本在世界上曾经是排名十以下的落后国家，但他们戮力学习西方科技，用了不到五十年的时间就变成了世界霸权者。科技，掌握在金融资本独裁者们手里，使得日本成了世界公敌。而科技掌握在中国工人阶级手里，会变成世界和平的伟大武器。那么，中国要不要模仿日本的道路？——在某种意义上，此话有理。我们必须从我们的敌人那里学习。我们必须学习他们在掌握科技方面的模仿精神，而且要在模仿中超过他们。我们必须为了千百万人的福祉和富强而学会这种科技，而不是为了让一小撮人富裕的目的而学习。
……
什么是一个医生、一个护士或一个清洁工的职责？这儿只有一个职责。这个职责到底是什么？这个职责就是让我们的伤病员愉快，帮助他们尽快康复。因此，你应该把伤病员看成是你的兄弟，你的父亲。因为，事实上他们比你的父兄还亲——他是你的同志。在所有事务中，你应该把他们排在第一位。如果你不把他们排在你前面，你就不配做医务工作者。事实上，你甚至根本也不配做一个八路军战士。
……
如果没有表达出我对我们八路军和游击队伤病员的勇气和忍耐精神的敬佩之情，我就无法结束这个讲演。对这些伤病员们我们所能做的很有限，很少能够给予足够的照护，但他们一直都很忍耐和配合。他们所奋力战斗的，不仅仅是为了中国的今天，而且是为了一个正在崛起的、伟大的、自由的、没有阶级的、民主的中华共和国的明天。这个美好的明天，也许他们和我们都难以活着看到其实现。不管是他们还是我们能否活着看到这样一个和平、繁荣的劳动者的共和国成立，这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不管是谁，我们现在都用自己的行动去创造这个新的共和国的生成成为可能，为它的诞生出了力。这个国家能否诞生，全依赖我们今天和明天的努力行动。这个国家不是理所当然就能诞生的，它不能自我生成。它的成功必须由我们这些相信未来的人、这些相信人的伟力和人能改变命运的人用鲜血和努力工作来创造。只有这样，新中国才能诞生。让我来提高我们的声音，以便让那些现在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的伤病员能听到我们：“同志们，我们向你致敬！我们要用我们的悉心照顾和爱来报答你们的付出。”对那些我们未能留住他们生命的同志，我要在他们的坟前告诉他们：“我们会记住你们的牺牲。”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他们为之献身的自由新中国。在他们的追悼会上，以我们共同献身的目标起誓，让我们的逝者和生者以同志的名义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我们的斗争和牺牲是为着一个共同的目的，共同的理想。这样，我们就是不可战胜的。这样，我们就会知道，即使我们不能活着见到新中国，终有一天我们的后继者会集结到这里，像我们今天做的这样，来庆祝，不仅仅是庆祝建立了一个模范医院，而是庆祝给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建立了一个伟大的民主共和国。(王海龙译)
[中图分类号]C958；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170(2019)01-0049-13
[收稿日期]2018-11-15
[作者简介]王海龙，男，山东沂水人，美国人类学家学会会员，全美视觉人类学会会员，任教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刘一兵]
标签：白求恩论文; 中国论文; 加拿大论文; 人类学论文; 晋察冀论文;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论文; 哥伦比亚大学人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