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中共百年视域下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论文

石仲泉:中共百年视域下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论文

【摘 要】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坐标体系中,延安时期具有特殊重要的价值。延安时期是党的政治建设成熟和完备的时期,最重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逐步明确了党经历三个时期的政治路线,使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有了根本准绳;不断实行军事战略方针的转变,为取得全国胜利夯实了重要基础;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创立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实施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党成为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并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总结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经验,应强调四点:要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这是党成熟的根本标志;要有一个科学的指导思想,这是党胜利前进的重要法宝;要有一个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使之成为党得到人民拥护的重要形象标志;要不断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使我们党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

【关键词】延安时期;政治建设;政治路线;建党一百周年;经验启示

2019年,我们将迎来建国七十华诞,再过一年又将迎来中国共产党百年大庆,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本文拟探讨中共百年视域下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旨在将党的政治建设放在更宽广的时间和空间来进行思考。

一、充分认识延安时期在党的百年历史上的特殊价值

党中央在延安13年,不能仅仅视为在这里生活和战斗了10多年时光。我们将这13年放在中共百年视域下掂量它的历史分量,至少有着这样几个特殊重要价值。

在小学信息化教学建设过程中,教师不仅要具备较强的专业素养,还应当具备一定的教学信息化技术操作能力。因此,学校应当注重培训教师运用信息化技术辅助信息化教学的操作能力,同时做好信息化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同时,小学教师也应当主动学习信息化技术教育手段和先进的教学方法,敢于创新,在教学过程中最大化地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此外,学校还应当建立专门的考核和评价机制,来鼓励学生提升网络学习、信息资源运用以及课件制作能力,也可以通过课程展评和竞赛比赛等方式来提升其信息化应用能力。

(一)延安时期是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经历最丰富、党中央所在地最长的历史时期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28年,历经党的创立、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5个阶段。延安时期13年几乎占28年的一半时间,并且在5个阶段中经历了土地革命后期、抗日战争全过程和解放战争的前半段。这在党的历史上,是其他几个时期有比较固定的区域,如上海时期(从党的创立到大革命,党中央在上海5年多;大革命失败到临时中央迁至瑞金前也是5年)、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创立党领导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1年多)、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最大革命根据地5年多,临时中央在瑞金两年)、西柏坡时期(中央工委在那里1年多,党中央在那里半年多)等地区无法比拟的。延安时期,不仅党中央在这里时间最长,而且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经历了两次大转变。一是从土地革命时期转变为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对立打内战转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二是抗战胜利后又由国共合作转为对立,共产党进行自卫反击和解放战争。这样丰富的革命内涵是其他时期没有的。

(二)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

中国共产党从创立到遵义会议以前,尽管经历了大革命前期的辉煌和土地革命前期领导武装暴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星火燎原,但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土地革命时期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却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1935年1月遵义会议拨乱反正,改组中央领导,开始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的核心地位,领导党和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摆脱濒临的绝境,实现了党的历史第一次伟大转折。这也是党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伟大开端。但是也要看到,当时主要是解决中央的组织领导和军事领导,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召开了瓦窑堡会议才实现政治路线的转变。全面抗战开始后,逐渐形成完整的政治路线。开展整风运动,全党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原则,并在党的七大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成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三)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历史最长、地域最广的时期

我们党的局部执政,应当说是从中央苏区时期开始的。一是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有治国之大政可执。二是中共临时中央在1933年1月已迁至瑞金,这里就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主要区域。三是在进行残酷的反“围剿”战争同时也进行了苏区根据地建设。毛泽东在1932年10月宁都会议被免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后就专职政府工作,成为代表党执政的主要领导人。但是,党局部执政时间最长、地域最广,还是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就进入了这个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就代表中国共产党执政,这个时间比中央苏区的不到6年要长一倍多。就地域面积言,中央苏区在鼎盛时为8.4万平方公里,陕甘宁边区为13万平方公里。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所辖的13个苏区而言,总面积曾达到40余万平方公里;而在抗战后期,我们党领导的遍及全国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达到18个,总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

(四)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为治国理政进行预演的时期

中国共产党的局部执政,换一个角度说,就是为将来治国理政进行的预演。在陕甘宁边区,首先实行民主政治建设。1941年颁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基本方针,确立了保障人权、保持政府廉洁,以及土地、工商业、文化教育和民族等方面的原则和政策。《纲领》还规定边区实行“三三制”,按此原则各根据地通过民主选举建立起临时参议会和政府机关。《纲领》要求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政治民主、经济发展的对全国有示范作用的先进地区。为克服遭受的严重经济困难,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经过艰苦努力,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的示范区,为新中国治国理政积累了丰富经验。

粗铅电解前需要采取火法精炼除铜,有时还需要除锡,但在电解精炼时锡的行为与铅相似,从而也影响着电铅的质量,多数厂家采用在析出铅熔铸前进行除锡。

众所周知,加热工序的耗能占整个轧制过程耗能的70%之多,所以在实际生产中对加强对加热温度的控制可以显著的降低轧制过程的吨钢能耗,降低钢铁的轧制成本,帮助企业节约资金成本。同时,过多的投入燃料或者加热温度过高,不仅仅造成能源的直接浪费,还将造成炉体设备损坏、产生过烧等加热缺陷,维修设备以及产品报废都将造成额外的浪费。鉴于上述两个方面,合理的控制温度可以有效的节省企业的资金投入。

(五)延安时期是近代中国最早实行“一国两制”的时期

近代中国长期四分五裂,军阀割据,始终实行反动的“一制”——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专制制度。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为反抗国民党政府的血腥屠杀,被迫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内战不是中国共产党挑起的,中国共产党只是为求生存不得不进行反抗。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下,才被迫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宣言。根据两党达成的协议,在陕甘宁边区和此后陆续建立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上述民主政治制度,进行各项民主改革;调节各抗日阶层利益,实行劳资两利、公私兼顾、合理负担政策,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根据地建立银行,发行货币,逐步建立起统一的本币市场。此外,在各根据地还坚持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开展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文化教育建设,出版发行宣传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报纸刊物。在各根据地实施这些制度和政策,国民党中央政府不得干预。这实际上就是在那个特殊年代的“一国两制”体制。

延安时期,至少上述几个方面,在党的百年历史上具有特殊价值。当然,对此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挖掘和研究。

二、延安时期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主要内涵

延安时期所以具有上述特殊价值,究其根本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加强了政治建设,从而使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民主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发展。延安时期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相当成熟和完备的时期,最重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逐步明确了党经历三个时期的政治路线,使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有了根本准绳

首先,瓦窑堡会议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治路线。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走向高涨,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形势。据此,瓦窑堡会议提出:民族资产阶级以至地主买办阶级中的一部分力量有可能赞同和参加抗日,决定发动、团结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组织千千万万民众,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且,决定改变不适应抗日要求的部分制度和政策,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这次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也是党中央在延安时期召开的第一个极为重要的会议。

在抛锚式教学中,教师为帮助学生完成自主学习的任务解决实际问题,会给学生提供相应的线索或者辅助材料,以此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而不是直截了当的告诉学生应该如何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在数学概念课中,学生自主学习主要是通过已知的线索去收集信息、整理信息、分析信息,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党的政治路线是决定一切的。政治路线正确,有人有枪有政权;政治路线不正确,就会丧失一切。这条历史经验,毛泽东悟出得最早,也最坚持。各个时期,党的正确政治路线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它要依据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来适时明确。延安时期有四个重要历史节点,党的政治路线也不能不与时俱进,逐渐丰富、发展和完善。

关于加强思想建党。由于党员队伍迅猛扩大,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任务越来越突出。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论著中,毛泽东针对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占多数、非无产阶级思想大量存在的状况,明确提出共产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群众性的整风运动,就是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整风运动是着重思想上建设党的伟大实践,从内容到形式都为从思想上将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开辟了新路。

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党的领导层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比较普遍。这“两化”是党史上最早的“两个凡是”。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但思想路线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为此作了巨大努力。

党的七大召开以后两年多,毛泽东在转战陕北粉碎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后于1948年春率中共中央挥别陕北、东渡黄河,预示着中国革命从延安时期走向迎接新中国诞生的时期。

(二)不断实行军事战略方针的转变,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和实施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取得全国胜利夯实了重要基础

战争是政治的特殊形式的继续,即是流血的政治。反过来说,政治也是一种战争,即不流血的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讲,延安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军事战略方针的制定和变化,也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

长江委2018年工作会议提出了“由开发中保护向保护中发展转变、实现以保护为前提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治江新思路,确立了“四个长江”的治江目标,拟通过补齐补强防洪抗旱减灾体系短板,着力构建安澜长江;强化优化水资源配置和节约利用,着力构建绿色长江;建立健全流域综合管理体制机制,着力构建和谐长江;加快推进水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着力构建美丽长江。

首先,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战略方针的转变。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主要在敌后战场作战。毛泽东提出人民军队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主要作战形式,由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运动战,转变为抗日战争的游击战。军事战略方针的这个转变是巨大的。将属于战术层面的游击战提升到战略层面,这在军事史上从未有过。所以有这么大变化,主要是因为中日双方情况特殊,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与“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的战争。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抗日游击战争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要创建根据地和向运动战发展。这样,抗日游击战争超出了战术层面,而提升为战略层面。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坚持这个战略方针,不断粉碎日本侵略军的进攻,成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中流砥柱。

其次,抗日战争后期军事战略方针的转变。抗战后期,日本侵略军垂死挣扎,实施全面反攻,妄想扭转失败局面。为适应新形势,党中央做出抗日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的决定,提出了与之适应的迅速组建超地方正规兵团的规划。但大出意料的是,日本侵略军不仅未能扭转危局,其失败还来得更早。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这样,党的武装力量这一战略转变未能全面实现。抗战胜利后,经过几个月努力,党的各战略区武装力量基本完成野战兵团编组,为实行以运动战为主的大规模正规战创造了条件。

再次,解放战争前期军事战略方针的转变。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不顾全国人民反对,悍然发动内战,企图借助美国政府援助,挟抗战胜利威风一举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战争初期,针对国民党军全面进攻、速战速决的战略部署,党中央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以运动战为主的战术原则。仅仅1年多,我军不仅打退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还基本上粉碎它的重点进攻。当我军机动兵力超过国民党军时,党中央确定战略进攻方针,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刘邓等三路大军挺进中原,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广大地区。毛泽东说: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1]1244

最后,解放战争中期军事战略方针的转变。人民解放军在大反攻后,从战略上围歼国民党军的形势开始显现。1947年10月,党中央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时,已开始思考三个结合的新的战略战术原则: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全歼敌人强大兵团相结合;把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夺取城市与地方相结合;把大规模的运动战和大规模的阵地战相结合。在1947年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总结过去长期革命战争的经验,概括了“十大军事原则”。它的提出,使人民解放军的指导思想更加系统化、理论化,更能适应转入战略进攻后的作战需要。它是“在解放战争进入反攻时期提出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2]375

在延安时期,党的军事战略方针经历多次转换,而且这些转换与政治路线的变化有一定关联。

毛泽东对十大军事原则作这样的高度评价,就在于它不仅仅是军事战略战术原则的提升和军事指导思想的发展,也是延安时期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丰硕成果。

(三)经过不断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创立毛泽东思想成为指引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指导思想

再次,党的七大提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政治路线。1945年4月召开七大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进入大规模反攻,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曙光已经升起。党的七大就是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做准备。这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最重要、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它总结了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政策。七大提出党在新的历史阶段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条政治路线一直照耀着中国革命取得全面胜利。

其次,水资源商品化不仅无损于人权,反而更加有助于推进人权目标的实现。譬如,对水资源进行商品化一方面有助于解决水供给不足问题,因为政府可能缺乏必要的财政能力或政治意愿来建设公共水供应系统,借助水权交易市场基础设施的建设有了较为稳定的财政支持;另一方面有助于在更多的用水者之间分配水资源,研究表明水资源商品化不仅使得贫穷的农民获得本无法获得水资源,而且使得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降低。此外,即便水权交易对穷人的用水权益造成影响,也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补救,比如,可以对他们实施免费用水政策或者用水补贴政策。

一是1937年7、8月间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重要演讲,为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两论”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高度,对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进行总结,对中国社会的矛盾运动进行系统分析,深刻地说明了理论与实际、认识与实践、主观与客观、普遍与特殊、部分与全体、现象与本质、对立与统一、斗争性与同一性等诸多关系,为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作了科学论证,从而使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有了坚实哲学基础。

二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前期,毛泽东已明确表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核心内涵。首先是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他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要学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接着在1939年10月《〈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他进一步将上述思想表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原则,并以此为线索概述了党的整个历史。随后在1940年1月《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科学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新民主主义文化“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3]707。“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表述呼之欲出。

三是整风运动,实际上是全党确立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教育运动。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文中,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赋予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含义;还对马克思主义的两种不同态度(一种是实事求是态度,一种是主观主义态度)作了深刻分析,并将其视为两种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观。他指出: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我们要香的马克思主义,不要臭的马克思主义;要活的马克思主义,不要死的马克思主义。香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4]331-332。这种马克思主义态度是党性纯洁的表现。全党通过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反复学习整风文件,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大为提高,空前地增强了贯彻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自觉性。

许多关于家庭因素与儿童攻击性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早已表明,家庭缺乏温暖、不良的家庭教养方式以及家长对儿童缺乏明确的行为指导和活动监督等,都可能造成儿童以后的高攻击型行为的发生。

四是制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个“历史决议”是整风运动的结晶。它简明概要地叙述了党的历史发展,揭示了“左”右倾错误思想特别是历次“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及其产生的社会根源、思想根源,并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带根本性问题的杰出贡献。七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决议”稿指出: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这充分表明我们党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制定,已经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在党的各项建设中,政治建设是统领其他各项建设的。实施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是延安时期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

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们党先是在全民族抗战中成为实际领导核心,随后在解放战争中比预想的时间更早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

(四)实施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使中国共产党成为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并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

五是党的七大明确了党的第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在党的七大,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以很大篇幅专章论述了党的指导思想,高度评价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同时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是毛泽东基于全面抗战开始后党的队伍有很大发展、教育新党员的工作没能跟上的状况而实施的。这个状况,与党那时所处的异常复杂的环境、担负的艰巨任务很不相称。于是,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提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并把这个任务称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党实施这个“伟大工程”,除了前述如何明确党的正确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外,还采取了许多举措来加强思想建党、作风建党和核心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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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六届六中全会强调在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由于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以传达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示身份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右倾主张,反对独立自主原则,对抗战初期党的工作造成一定影响。1938年秋六届六中全会,传达共产国际明确指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会议批判王明的错误,决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同时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既统一,又独立。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团结与进步,迎接中国抗战进入的新阶段。毛泽东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命运的。

关于加强作风建党。党的作风建设,是关系到党能否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并得到人民群众拥护的重大问题。在长期异常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党形成了许多为人民群众所称赞的优良作风,同时也还存在某些脱离人民群众的不良作风。开展整风运动,就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运动空前地推进了党的作风建设。毛泽东指出: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三大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成为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的显著标志。

关于加强核心建党。党是否成熟,与是否形成领导核心和坚强的领导集体有密切关系。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后的一系列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周恩来在说服博古交权时谈过:目前,谁做“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军权,领导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所以,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虽然不是党中央一把手,但他是核心。只是当时还没有也不可能解决组织程序认定问题。从组织程序上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是在延安时期,这里有三个关节点:

一是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王稼祥传达的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说:抗战以来,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领导机关发生的问题“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5]141。这表明毛泽东的核心地位得到了上级领导机关认可,对全党拥护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起了巨大作用。

二是1943年3月中央领导机构改组。经过这次改组,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书记处讨论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这次调整,在中国共产党内的组织程序上解决了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地位。

三维空间下,参照规划项目的设计要求创建三维城市设计规则库,再充分利用规则库,综合采用张量场、L系统、形状文法等方法快速生成各种建筑布局、路网、城市风貌等三维规划方案(如图3所示),同步开展通风、日照、通视等优化指标输出,实现对任意地理小单元环境下设计成果的评价和分析,辅助设计师做出选择,为法定规划和城市设计提供充分的参考意见,不仅节约了人力物力和成本,而且可初步实现城乡规划的工业化生产方式。

电化学阻抗谱主要用来进一步评估rGO电极的内阻和电解质的扩散过程等情况。图3为rGO电极的阻抗谱图和等效电路图,测量采用的正弦交流信号频率范围为100kHz~10mHz,振幅为5mV。

三是党的七大产生的新中央委员会。经过六届七中全会审议原则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七大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创造了利好的政治环境,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七大产生了以毛泽东为领袖的党中央。这个成熟的坚强的领导核心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组织保证。

延安时期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内容很丰富。仅列上述几点,足以说明延安时期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对于党的历史发展的决定性意义。

三、延安时期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经验和历史启示

延安时期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经验和历史启示,与上面讲的问题紧密相连,这主要是从不同角度来进行的分析。从基本经验和历史启示角度言,应当强调这样四点:

(一)要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这是党成熟的根本标志

延安时期是党形成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时期。我们为什么说党的成熟是在延安时期呢?根本原因就在这里。此前,党不是犯右的错误就是“左”的错误,就在于没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到了延安,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党领导革命就从胜利走向胜利。但是,讲成熟不是永远不变的,就如同讲正确不是永远正确一样。党领导革命成熟了,新中国成立后,领导搞建设又从头开始,原来成熟的东西成为历史,当然有的经验可以借鉴,但对于不熟悉的大规模经济建设要重新进行探索,这又有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在不成熟的探索过程中就会摔跤、跌跟头,这就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前发生曲折和挫折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40年,邓小平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就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政治路线,历史证明这是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40年来,我们党再没有犯路线性错误,这就说明我们党现在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但是,现在正确不一定永远正确,这就要看我们是否能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邓小平说,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即到本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百年之际。还有30多年,只要我们在根本上坚持这条基本路线,我们党就不会犯颠覆性的大错误。

(二)要有一个科学的指导思想,这是指引党胜利前进的重要法宝

政治路线是由思想路线决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首先要求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思想路线正确集中体现在科学的指导思想理论之中。在延安时期就体现在党的第一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之中。为什么我们要珍惜和捍卫毛泽东思想呢?就在于它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宝贵经验的科学总结,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将毛主席晚年错误同科学的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我们决不能因为有“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将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否定掉。邓小平的伟大,就在于他坚决否定“文革”,同时又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使之成为我们党要继续高举的旗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不断与时俱进,又创立了从邓小平理论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对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40年历史和经验的科学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未有穷期。

过两天就是清明了,天清明,水也清明,风把大地染绿了,草地上,有三四朵金黄色的小花,那是蒲公英,安安静静,不争不闹,坡地上的杏花就不一样了,枝头上都是,大大方方,轰轰烈烈的。别呦呦好像回到我这个年龄,站在河边大叫,把野鸭子都吓飞了,到了油菜地,居然在里面打滚,满身的泥和花瓣。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在为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我们党还要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指路明灯。

(三)要有一个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使之成为党得到人民拥护的重要形象标志

要有一个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这也是我们党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有没有一个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的事业来说大不一样。因为正确的思想路线要靠有一个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来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来贯彻执行。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没有形成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到了延安之后,特别是经过整风运动后,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也是延安13年能够彪炳党的历史的一个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特别强调确立一个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极端重要性。他作政治交代时不断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党中央给国际国内树立一个好的形象,一个安定团结的形象,那么谁也拿中国没有办法。社会主义中国将是不可战胜的。因此,在毛泽东初步提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看齐意识之后,邓小平又明确提出核心意识。习近平在十八大以后将其归纳和升华为“四个意识”。这是我们党百年来的重要历史启示,应百般珍惜。

(四)要不断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使我们党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

毛泽东加强党的建设的一个伟大功绩就是前面讲到的将党的建设作为“伟大的工程”,努力将我们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改革开放以来,从邓小平到习近平都继承了这笔宝贵遗产,在新的历史时期不断将加强党的建设作为新的伟大工程,一代又一代地向前推进,并且不断丰富和发展它的内涵。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这个拥有近9000万党员的大党和老党历经百年而斗志不衰,仍然生气蓬勃、充满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习近平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也就是说加强党的建设这个新的伟大工程,不会有终止符。中国共产党能否长期执政,也取决于这个新的伟大工程能否使党长期保持它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所以,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永远在路上。只要中国共产党存在,就要始终推进这个新的伟大工程。当然,其名称会与时俱进,但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会与党的生命同在。

延安时期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中共百年党史的重要瑰宝。继续不断打磨这块瑰宝,我们党必将放射出更加耀眼的光彩。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5]王稼祥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On the Party "s Political Building during the Yan "an Period in the Vision ofthe Party "s Century History

SHI Zhongquan
(Party History Research Office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Haidian, Beijing 100859)

Abstract:In the 100-year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the Yan "an period has a special and important value,during which the Party "s political building was growing mature and complete,showing mainly in the following:gradually clarified the Party "s political line of three stages,which offered fundamental criterion for the victory of the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constant shifted its military strategies,which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achieving national victory;established the ideological lin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established Mao Zedong Thought as the guiding ideology;implemented the great project of Party building,which put the Party as a Marxist advanced party,a party serving the people;and formed a mature central collective leadership with Mao Zedong as the core.To sum up the basic experience of the Party "s political building during this period,we should highlight four points:Having a correct political line is a symbol of its maturity;a scientific guiding ideology is a powerful weapon for its advancement and victory;a strong central collective leadership has enabled it to win support of the people;and the great project of Party building should be constantly advanced to keep the Party an advanced Marxist party.

Key Words:Yan "an period;political building;political line;centenary of the Party;experience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9)01-0072-08

【收稿日期】2018-12-28

【作者简介】石仲泉,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 赵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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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仲泉:中共百年视域下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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