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哲学，学术史上第一个转折点
文：子凤 图：本刊资料库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陶渊明《归园田居》
上承东汉末，下启南北朝。魏晋是中国历史上分裂时间最长、政权更迭最频繁的年代。在动乱的社会现实下，各种新旧文化元素互相影响、交相渗透，终使得魏晋成为继先秦之后，中国历史上思想勃发的第二个高峰，以建安文学以及魏晋玄学为代表的文学及哲学迸发出清奇的活力，深刻影响着后世。
文学，乱世下的狂吟
魏晋文学是典型的乱世文学，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中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福祸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从而形成文学的悲剧性基调，以及作为悲剧性基调之补偿的放达，后者往往表现为及时行乐或沉迷声色。文学创作很自然地形成一些共同的主题：生死、游仙和隐逸。
生死主题早在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中已有端倪，魏晋以后生死主题越发普遍了。这类主题的作品很多，堪称名篇的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曹丕《又与吴质书》）。”“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陶渊明《拟挽歌辞》）。”
无论是慷慨悲壮的建安风骨，还是结藻清英的西晋文学，都很重视人内心世界的揭露与描摹，文人僵化的内心逐渐让位于一个感情丰富细腻的世界。大量哀伤的文字出现，用以表现对生命伤逝的悼念。
游仙主题与生死主题关系很密切。《离骚》《远游》已开了游仙主题的先河，不过那主要是一种政治的寄托。魏晋时期，游仙主题更是成为生死主题的补充。如曹操的《气出唱》《精列》，曹植的《游仙》《升天行》《仙人篇》，张华的《游仙诗》，何劭的《游仙诗》，已经构成一个游仙的系列。特别是郭璞的多首《游仙诗》，使玄学侵染下的游仙主题成为魏晋文学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部分。
隐逸主题包括向往和歌咏隐逸生活的作品，形成这个时期的一种特殊的文学景观。魏晋以后，沿袭《招隐士》的作品有左思和陆机的《招隐诗》、王康琚的《反招隐诗》。沿袭《归田赋》的作品有潘岳的《闲居赋》。陶渊明的作品，使这类主题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钟嵘《诗品》说他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隐逸主题的兴起与魏晋以后士人中希企隐逸之风的兴盛有直接关系，而这种风气又与战乱的社会背景和玄学的影响有关。
没有人提分手，但他们却明白，再在一起，压力变不成动力，最后说不定还会把对方推到尴尬之地。谁也不想看到对方尴尬到无法自处的境地。
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在意识形态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开始动摇，今文经学和谶纬内容空虚荒诞，丝毫无助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传统的价值体系开始崩溃。于是“自然” “无为”的老庄思想开始抬头，人们开始崇尚贵生、避世。除此之外，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输入等，都让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潮无序也有序地发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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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博物院藏 竹林七贤画像砖拓片
郭象一派则主张“崇有”；裴頠提出了重视现实的“崇有论”； 阮籍、嵇康的宇宙观是“崇尚自然”；欧阳建针对言不尽意的不可知论提出了“言尽意论”。
1940年，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问世。宗氏开宗明义：“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朝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作者以悖论的形式揭櫫了魏晋时代的‘艺术精神’。”
哲思，迷醉中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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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文学除了因时势而连锁产生的飘逸虚幻的想象力之外，更加令世人侧目的实则是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体系的建立，以及背后所隐藏的文学自觉的萌芽。这一时期，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而且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开始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影响了后来南北朝时期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论著的出现，逐步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高峰。
将式（8）计算得到的卫星本振频率结果代入到式（14）即可得到频率的稳定度。计算分析显示，在取样时间1 s和10 s时，稳定度约为 4.8×10-11和1.7×10-11，在取样时间100 s和1 000 s时，稳定度约为 1×10-10和 1×10-9。分析结果表明，卫星本振短期稳定度比较好，长期稳定度会逐渐变差。
一时涌现出何晏、王弼、“竹林七贤”、欧阳建、裴頠、杨泉、郭象等闻名于世的哲学家。王、何等玄学家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就一些哲学问题问难析理，反复辩论，称为“清谈”，这是玄学发展的独特方式。王、何等人出身儒家，身居显位，而又寄托心神于老庄，显示超脱世俗的姿态，既能辩护世家大族放达生活的合理性，又能博得“高逸”的赞誉，所以短时间内玄学蔚然成风。
如果以年代为界限，当时所表现出的时代哲学特点即是：魏晋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哲学主要是以玄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西晋玄学是适应门阀士族夺取统治权力，维护身份等级特权需要而兴起的哲学思潮，它融合儒道，提倡“三玄”（《老子》《庄子》《周易》），以老庄解《易》，用道家的自然无为之说来维护儒家传统的纲常名教。
究其原因，魏晋以来的文学思潮逐渐脱离了儒家所强调的政治教化的需要，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了，文学变成个人行为，寻找文学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乐府古诗得以继承完善，也为新体诗的出现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唐诗便是在此基础上达到了后来的高峰。而这种思潮同样在其文化及艺术形式上发挥着重要影响。
这中间，“竹林七贤”是最负盛名的，成为玄学发展中从王弼的贵无向裴頠、郭象的“崇有”过渡的中间环节。“越名教而任自然”是他们的人生标签。而其背后隐藏起来的却是对社会危机的加深和传统经学衰败的悲叹与无奈，是渴望拨乱反正而不得的呐喊与抗议，更是玄学兴起后的必然产物。
玄学发展至东晋，以张湛、韩伯、陶渊明、袁宏为代表，这时司马氏政权南迁，社会矛盾尖锐复杂，齐生死、解脱逍遥的问题便成为玄学的中心内容。把世界和人生说成是瞬息万变、稍纵即逝、虚伪无常的，主张纵欲主义，从而把玄学引入了绝境。这也在政治上反映了门阀士族的没落。
魏晋哲学家探讨的主题，与汉朝经学家拘泥于君臣父子之道不同，令他们醉心的是人格的完美和“天人合一”。可以说，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深远。
可以说，魏晋玄学是一种思辨性很强的哲学，玄学的思潮开创了中国文化史上的新时期，中国哲学发展到魏晋时期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总体而言，魏晋政治乏善可陈，文学哲思却不是死水一潭。当身外的功业荣名受到怀疑，魏晋士大夫转身而去，用不同于汉儒的眼光，重新观世界、观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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