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以时间顺序展开，从殷周时期到孔子时期到汉代，对“礼乐为教”思想进行探究，就“礼乐为教”思想的起源及其发展为主题进行举例说明，以孔子时期“礼乐为教”思想的演化为重点，并联系实际得出“礼乐为教”思想在当代存在缺失的结论。
关键词：“礼乐为教”思想 殷周礼乐制度 教育定义
“礼乐为教”思想中的“礼”“乐”来自于殷周时期的礼乐制度，选取殷周时期研究其起源；将“礼乐为教”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孔子时期作为探究重点；汉代作为“礼乐为教”思想与政治统治融合的关键时期，为后世的发展奠定基础。
一、殷周时期“礼乐为教”中“礼”“乐”的起源
首先，“礼”“乐”并非孔子原创，这两者真正的起源应该追溯到西周开国之初，其创造者是周文王，史称“周公制礼作乐”，这一事件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重大的变革。王国维先生在自己的代表作《殷周制度论》中这样评价：“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在我看来，巨大变革与“礼”“乐”意义的转变有关。
魏金枝：《回忆“五四”时期的学生生活》，新民晚报副刊部著《夜光杯文粹(1946～1966)》，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第466页。
（一）礼乐制度设立的最初意义
殷朝时期，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底层人民皆敬鬼神，“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衍生到周朝，周文王好占卜，事无大小，皆以占卜结果为准，在此时“礼”“乐”只是祭祀、占卜的步骤、规定，类似于规章制度，就像是流传很久只需要遵照的教条一般。进入殷朝晚期，以商纣王为例，统治愈发往残暴的方向发展，酷刑、酷吏层出不穷，与之产生对比的是周公所推行的“德治”——也就是以道德治理国家。这里的“道德”，更多的是符合当时社会认知的行为。此时的“礼”“乐”依然体现在制度、典礼、祭祀等方面，但实则已经转化成一种道德的力量，以此治理国家，取代先前以鬼神，以军队，以宗教统治人民的方式，变得更为人所接受，也更易推行。
（二）“礼乐”开始成为教育手段
以《尚书》中的《酒诰》一篇为例，周公在得到天下后，要把自己的弟弟康叔派去做诸侯，临行前，为了告诫他不要像商人一样酗酒，周公以祭祀时，只是将嘴唇在酒器口上沾一下的规定，对他进行了教导，并将酗酒称之为“失德”［1］（19）。 从这里可以看出，将“礼乐”作为教育的手段的理念已经出现，但是只体现在极少数人身上。
进入西周后期，则出现礼崩乐坏的现象，天子失去威望，诸侯并立，社会秩序混乱，其最突出的变现体现在“礼乐”上，以“八佾舞于庭”为例。此时，可以看出，“八佾”仍是规章制度，指的是宴会时，跳舞歌姬的数量，是地位的象征。但是诸侯违反了“礼乐”的规定，是“失德”，这就意味着“礼乐”开始逐渐与“道德”挂钩。
二、孔子时期“礼乐为教”思想的形成
但是值得强调的是，此时的“礼乐为教”已经进行变通，变得更能在社会推行，但其本质，依然是培养出有道德的人。用能“修己”的人，来“治人”。
汉代有一次十分著名的文化变革——“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本质是汉武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这次自上而下的改革，确实推动了“礼乐为教”思想的传播，更对后世有了实质性的影响。
（一）“礼”与“仪”的区别
记录着孔子言行的著作《论语》，讲的正是“修身”，“礼乐”就是帮助我们“修身”的。人从一开始，有的只是模糊的道德观念，但更需要后天的塑造，教育是塑造的手段，“礼乐”则是教育的工具。在我看来，“礼乐为教”专注于对人性的教化，放大其善的部分，遏制其恶的部分，顺应人发展的规律。其最重视，当属儿童的教育，也就是通俗地来说，如何成为一个人。儒家教育思想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非常注重儿童的教育，童蒙教育特别发达，书籍也特别多，例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2］（165）。当今社会，儿童教育所涉及的，有兴趣类的，诸如乐器、绘画、体育竞技，有学习类的，诸如外语、奥数，但是很少，甚至是没有家长会给孩子准备一节“成人”课。
第二则，发生在鲁昭公继位以后。中国古代的君主出访别国都有严格的规定，也就是“仪”十分严格。地理上，将距离都城五十里的地方称为近郊，一百里的地方称为远郊，而在“仪”方面，要在郊区设置宾馆，并开展一定的仪节。两国外交，一方来访，来时进行的第一个“仪”，被称为“郊劳”，最后一个“仪”，叫作“赠贿”。这两者之间，夹杂着数量庞大，且复杂的仪节，鲁昭公都完整无差错地完成了。受访国的君主认为惊讶，觉得鲁昭公并不像传闻中所说的样子，就与自己的大夫女叔齐进行了这样的对话。晋侯：“不亦善于礼乎？”女叔齐：“鲁侯焉知礼！”晋侯：“何为？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无违者，何故不知？”女叔齐：“是仪也，不可谓礼。”所以，此时的鲁昭公，仅有“仪”未有“礼”，同样不能受到别人真正得认同与尊重［1］（93）。
第一则，在鲁昭公年幼时，他的父亲去世了，而他竟然穿着丧服满地打滚，弄得一塌糊涂，此时的鲁昭公“礼”“仪”皆缺，周围人对他的评价也是此人长大了恐怕难以成才，若他继位，必有祸乱［1］（92）。
人民对“礼乐为教”的认同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与从前的官员世袭相比，经过选拔而产生的官员阶级的“质量”得到显著的提升。这里的质量，其实是统治阶级的德行，在经过“礼乐”的道德规范后有了整体的提升，这就是教育的力量。
如此风趣、扣人心弦的引入，找准了学生兴趣和认知水平的冲突点，使学生一开始就能有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即使无法求出结果也会去思考为什么。因为学生是一切学习活动的主体，只有通过学生自身的活动才能生效，才能实现学习状态的改变：从“要我学”变成“我要学”，才能使我们的课堂氛围出现生机勃勃的喜人场面。
（二）“礼乐为教”与“德”
孔子将拥有“德”的人，称为君子。何为君子？在我看来，是可以自我约束，自觉保有德行的人。而如何由普通的人，成为君子，则要仰仗于教养，教化，教育。既然判定的标准来源于“礼乐”，那么自然，也该用“礼乐”进行教化，也就是“礼乐为教”。
孔子开创了私学，与现今的学校，是有很大的区别。区别于当今的教材教学，孔子的教学方式更多地体现的是言传身教，将生活中的一言一行作为切入点，潜移默化地塑造学生的人格，这或许才是“礼乐为教”的真谛——人格健全的学科人才才是教育的最终目的。衍生至今日，“通识课程”与“素质课程”本应该并重。
（三）“礼乐为教”与童蒙教育
在我们现在看来，礼仪二字经常一起使用，但是在春秋时期，这两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以《左传》中，鲁昭公的两则为例。
儒家研究“教化”，人的情感在听音乐愉悦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改变了。这种教育方式一点也不生硬，不仅易于被大众接受，而且好的乐曲“其感人也深”，能深入你的心田，可以收到非常好的效果［2］（12）。
“礼乐为教”真正影响应该是社会的长久稳定。让“礼乐”内化于心，而不是教条，应当是一种先天就存在的，后天引导放大的精神力量。学者应当不断追求有德性的东西，并在艺术中找到娱乐［3］（159）。 在孔子时期，“礼乐为教”并不属于主流文化，其主要原因应当是在于动荡的社会环境。当民众的物质生活难以得到保障的时候，很难再要求他们进行人格上的提升。
三、汉代“礼乐为教”思想的发展
以《左传》为例，它在叙事后都有君子的评论，对于事件的评论，最常出现的通常是“礼也”、“非礼也”，即符合道德与不符合道德，这说明，在春秋时期，尽管礼崩乐坏，但“礼乐”依然作为评价人、事的道德标准。
（一）“礼乐为教”贯彻的具体措施
“中央设置太学，地方郡县设立学校”，初步建立起了中央与地方的教育系统。更将儒家经典作为国家指定教科书使用，并用其选拔官员，算是将“礼乐为教”用强有力的政治手段进行强制性推广。
（二）“礼乐为教”思想的推广结果
从以上两则故事可以看出“礼”“仪”之区别，在于执行者是否出于自己的意愿，而不仅仅是遵从规章制度，由此孔子的一个重要理念，德，应运而生。
爬上那道梁，我站在路边那棵孤单的乌桕树下，焦心地眺望着暮色迷茫的远方。时间像蛇一样悄没声儿地溜走，月亮从王家山那边爬上来，明晃晃地挂在半空。路上早断了行人，我不敢往前去，那年在王家山脚下遭狼，到如今我还后怕。想到这里，我又祈愿大梁莫走夜路，晚就晚个天把吧，那年桂生就是这样咬成了狼剩儿的，你可不许遭了狼啊。我在树下走来走去，像个烦躁的困兽，不时扯起脖颈儿，向四周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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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生活的时期为西周后期，史称春秋战国时期。孔子一再强调，夏、商、周三代中，最灿烂最文明的时代就是周公的时代，因为那个时候，具有完整的礼乐制度，而他现在所处的时代，则是礼崩乐坏、秩序混乱的时代。这一矛盾，促使孔子对“礼乐”制度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究——能否把“礼乐”与教育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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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儒家思想开始成为主流思想，成为正统思想，在其得到传播的同时，也受到其他文化的冲击，而“礼乐为教”思想，也进行更多的融合，逐渐受到功利性的影响。“学而优则仕”，教育的最终目的开始变得不纯粹，有国有法，国法国法，从“礼”到“法”，儒家思想才成了帝国的政治意识形态［4］（379）——做官，拥有权力，逐渐取代君子的德行。
四、结语
“礼乐为教”是一种教育手段。
其源头，最开始是一种是非对错观，是一种由敬畏鬼神逐渐演化而成的思想，后来逐渐为大众所共同接受，并自觉传播，是人类逐渐文明化的象征，更体现了想向道德社会发展的意愿，是思想上的进步。在经历一定的演变后“礼乐为教”逐渐成为一种教育依据，乃至教育手段，是孔子教育理念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而后，在受到统治阶级的认可后，则是有利有弊。强有力的政治手段取代了纯粹依靠个人思想觉悟领会，提高了教育地位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礼乐为教”思想的道德性。
直至今日，“礼乐为教”思想在教育事业上的影响确实存在着极大的不足，尤其是对于“礼乐”的理解与应用，退化到最初教条、规定，又或者只是简单地理解为经典古籍。在规范化，批量化的教师培养中，缺少道德上的教导，导致儿童教育中道德的缺失，割裂“教书”与“育人”。
参考文献：
［1］彭林.礼乐文明与中国文化精神［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2］彭林.礼乐人生［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3］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葛兆光.古代中国文化讲义［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基金项目：本文系常熟理工大学生实践创新项目“孔子“礼乐为教”思想的历史诠释与出场路径研究”、常熟理工学院“心怡”创新创意创业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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