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学者雷蒙德·怀利对1935年至1945年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崛起的思想演进和政治发展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对于这一历史过程的分析是怀利的毛泽东研究最大特色。其另一大特色是深入分析了陈伯达在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过程中的作用，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这是第一次有学者把毛泽东和另一位党史人物并排放在一起进行研究。可以说，怀利的“毛主义崛起”研究勾勒了一幅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肖像，拓展了毛泽东研究的新视野，特别是深化了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的研究。
关键词：毛泽东；陈伯达；延安；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和中国革命、建设史这几大历史坐标中，毛泽东的影响都是空前的。因此，毛泽东思想肖像的勾画也成为国内外毛泽东研究学者的重要议题。其中，西方学者对毛泽东思想肖像的勾画也是独具特色。特别是伴随着时代主题的变换、勾勒主体的差异以及时间的流逝，西方学者对毛泽东思想肖像的勾画更是异彩纷呈。这其中，美国学者雷蒙德·怀利对延安时期“毛主义崛起”的研究值得加以关注。怀利围绕1935年至1945年这十年间，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他将毛泽东的思想、观点置于客观的历史场景中，通过细腻的考证和仔细的描述，通过把握毛泽东的思想逻辑的主要内涵，做出富有特色的独到判断。怀利的“毛主义崛起”研究的另一大特色，是深入分析了我们党另一位历史人物陈伯达在毛泽东思想成熟过程中的作用。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这是第一次有学者把毛泽东和另一位党史人物放在一起进行研究。可以说，怀利的“毛主义崛起”研究拓展了毛泽东研究的新视野，勾勒了一幅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思想肖像，深化了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本文拟对怀利“毛主义崛起”研究的主要议题进行探讨，在批判地吸收、借鉴基础上，以期能够拓展延安时期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研究空间。
在延安，毛泽东思想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成熟，陈伯达在其中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均是怀利在“毛主义崛起”研究中重点分析的内容。具体来说，怀利主要从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这两个主要问题着手，对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理论探索以及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历史过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一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
在国外毛泽东研究中，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都无法回避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谱系中到底如何定位的问题。怀利的毛泽东研究对该问题也予以很大关注。
(一)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更加发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怀利看来，“随着毛泽东在党内权势的上升和莫斯科干预的减少，毛泽东在这种环境中，迈出他努力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第一步”[注][美]雷蒙德·怀利：《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6页。。毛泽东领导权的提升，主要指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已经事实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导人，但即使成为事实上的领导人，毛泽东仍面临来自留苏学生对他的“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的攻击，他们攻击毛泽东不懂得正规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确实存在理论准备不充分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毛泽东身上也有所体现。毛泽东说过，他自己最初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只是简单的“阶级斗争”。在残酷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毛泽东及其他共产党人更多的是在实践中来理解、认识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通过系统学习来认识马克思主义。而在延安，相对安定的环境，为毛泽东在理论上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了条件。因此，怀利认为，延安时期是毛泽东迈出精通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步。其中莫斯科干预的减少，是指自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在莫斯科的优先序列中，战时需要远远置于意识形态正确性之前，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兴趣降到了最低点。这些因素使得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干扰，努力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
尽管在到达延安之前的岁月里，毛泽东也尽量找些马克思主义著作来学习，但因为处在战斗的最前线，他大多精力用来指挥军事战斗，无法拥有仔细读书的大量时间和稳定环境。而延安时期，毛泽东能够充分利用相对安定的客观环境，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1936年夏，埃德加·斯诺拜访毛泽东时发现，“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一个客人带给他的几本哲学新书，在这期间，他什么都不管了”[注][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79年版，第67页。。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为日后《矛盾论》《实践论》等经典哲学著作的问世，为奠定其在党内政治家、理论家的地位，打下了牢固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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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毛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特色——结合中国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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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对留苏学生进行反击，他指出，党内的“左”倾分子(意指留苏学生)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死的教条”，“因为他们不能连接理论与中国特殊的具体的环境”[注][美]雷蒙德·怀利：《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8页。。之后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也就留苏学生理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表了批评意见，“他们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实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学到”[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7页。。“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怀利认为，留苏学生的理论是从苏俄出发的，而不是以中国的问题为根基，他们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特殊的苏俄形式，并将其当普遍形式，脱离时空的背景加以运用。“他们可能更忠实于马列主义的词句，而毛泽东更忠实于马列主义的精神”[注][美]雷蒙德·怀利：《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7页。。
1994年《学术月刊》发表杨春时的文章《走向后实践美学》，历数实践美学的十大缺陷，推出超越美学。超越美学(也被实践中心主义学术场统称为后实践美学)主张超理性、超现实，推崇精神追求，要求生存个性化。超越美学延续了康德美学思想，注重情感，追求非功利性的纯精神享受。与日益崛起的大众文化相对照，超越美学过于高雅而曲高和寡，表现出了乌托邦式的审美梦幻。但正是物以稀为贵，保持精英、砥柱姿态的超越美学，以纯净的清流力量不断引发社会价值底线的重新设定，其效用虽小，却在持续坚韧地澄清血液，成为现代人伦道德僵化的清凉解毒剂。
在怀利看来，此时的毛泽东已经不是仅仅停留在批评留苏学生的理论的缺点，而是正在寻求一种既是马克思主义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意识形态[注][美]雷蒙德·怀利：《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1页。。也就是说，一方面，毛泽东意识到，要在中国的历史情境中思考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毛泽东也在斟酌，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形成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即尽快形成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意识形态。这是延安时期，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维度进行思考而得出的重要认识。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毛泽东思想崛起过程中的核心作用
“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注]《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51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注]《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79页。。怀利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创造马克思主义新变体的过程，在怀利看来，这种新变体、新理论是可能的，因为这样的理论本身就有普遍的科学的特征和特殊的民族的特征。也就是说，只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存在，中国的特殊性就可以与其对接，二者的融合将最终产生新的理论。怀利认为，毛泽东思想就是这种最新理论，它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变体。怀利关于新变体这一分析无疑是正确的，在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的新变体——毛泽东思想即将呼之欲出。
怀利具体从以下几个维度对延安时期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作了分析。
第一，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提倡创立一种中国特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变体。1937年7月，毛泽东为给抗大的学员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门撰写了《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在讲授提纲中，毛泽东阐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哲学上的正当性，区分了所有现象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一般性是绝对的和持久的；特殊性则是相对的，因而也是暂时的。怀利指出，毛泽东将这种分析框架运用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上，认为马列主义的一般性是它的内容，特殊性是它的形式。他拒绝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形式照搬到中国，而是提出创造一种适合中国的新的革命理论(中国形式的革命科学)来取而代之。因此，毛泽东勉励中国共产党人吸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内容，但摒弃它的民族形式。换言之，毛泽东要创造出一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独特的出场方式，这种独特的出场方式显然要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理论视阈中，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批判性总结是作为指导当时运动的方法而存在的，“历史的中国”此刻对毛泽东而言已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正如怀利所指出，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指导革命的方法，同时，他又在引入第二个方法——中国的遗产，即中国的传统文化，以此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当然，对于这两种方法，毛泽东清楚地指出，这两种方法是不一样的，“历史遗产”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予以批判性的总结，显然这两种方法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更高级一些，它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遗产的必不可少的指导。但历史遗产一旦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总结，它本身也可以成为一种方法，从而去评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相关部分是否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符合。怀利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传统的中国历史的相互作用，将会最终创造现代的中国历史，而且“毛泽东暗暗意识到两者的辩证的相互影响是革命成功的关键环节”[注][美]雷蒙德·怀利：《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1页。。
1920年夏，毛泽东“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注][美]埃德加·斯诺：《毛泽东口述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7页。，自此，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再没有动摇过。在延安时期，随着对马克思主义思考的深入，毛泽东更注重结合中国革命实践来学习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所读的“有字之书”，可能没有在书斋里的专家学者所读的多。但是，毛泽东长期参加和领导了中国革命斗争，特别是在“围剿”和反“围剿”的残酷斗争中，已经饱读革命辩证法的“无字之书”。这些“无字之书”是毛泽东的巨大优势。在毛泽东身上，实现了“有字之书”与“无字之书”的有机融合，这种融合在党内几乎没有人可以和他并肩。而恰恰这种融合使毛泽东更清楚意识到，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保障之一，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对接。于是，此时的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另一学者施拉姆更是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他(毛泽东——引者注)后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最大成就”[注][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46页。。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后所面临的境遇。一方面，在短期内遭遇了一个最主要问题，即不被全党所完全认同。之所以没有被全党完全认同，一是由于党内有些同志担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能会使党丧失与欧洲两位著名倡导者相伴而来的声望和权威，也会使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孤立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流之外。同时，这一概念很可能会招致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反感，他们可能会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看到中国“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中共党内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二是来自党内知识分子的质疑。他们最初不赞同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观点。这意味着，毛泽东将面临一段艰难的时期，以使全党接受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议。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该概念为毛泽东思想最终走向成熟夯实了基础。怀利认为，尽管毛泽东的建议激起了反对意见，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对于他取得党内意识形态的至高地位还是具有巨大价值的。只要恰当使用中国化的理论，它就能帮助毛泽东在全党树立意识形态上的超群地位，同时它还能强化毛泽东在意识形态上、在全党与莫斯科及共产国际关系上的立场。事实上，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获得了全党的认可。其后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思想顺利成为党的指导思想。正如怀利所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是打开创立毛泽东思想之门的理论钥匙。”[注][美]雷蒙德·怀利：《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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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马克思主义，此时的陈伯达认为，马克思主义需要与中国文化相结合。怀利认为，毛泽东和陈伯达坚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在革命进程中探索成功之路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怀利也指出，两人的兴趣点显然不同。毛泽东的兴趣在某种程度上是政治的，其实用程度部分取决于身处革命前线的毛泽东对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不断调整，当他所读到的理论与他所遇到的实际情况有所不同时，他会出于现实需要来寻找有用的理论，以发展他所领导的政治、军事运动。而陈伯达则是用比毛泽东更为抽象的观点来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关系问题。陈伯达是在学术化和理论化的争论中，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之间的关系。怀利认为，文化因素在陈伯达理论结合实践的渴求中较之毛泽东表现得更为强烈。怀利还进一步指出：“陈伯达可能更多在文化层面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尤其陈伯达1938年关于中国文化中国化的提议。”[注][美]雷蒙德·怀利：《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页。
其三，从五年规划里中央指标和地方指标的变化趋势来看，可以明显发现，中国央地关系出现了中央集权性的趋势。自主性较强的地方指标数量和比例都迅速下降，而相对更加符合中央目标的中央指标数量和比例呈现上升趋势。对其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中央指标的完成率和地方指标的完成率也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未来研究中对各省区五年规划中央、地方指标的分析，特别是对不同省中央、地方指标变化趋势的分析，将有助于研究更进一步从长时序宏观和中观层面理解中国央地关系的变化及其内在机理。
《实践论》确立了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从《实践论》中的字里行间，可以明显地看出毛泽东对古代知行学说的批判和继承。颜习斋的“亲知”思想在《实践论》中也有体现，毛泽东曾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亲口吃一吃，这与颜习斋的只有“著取而纳之口”，才能识别蔬菜的味道，有异曲同工之妙。同《实践论》相比，《矛盾论》更加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韩非在《难一·难势》中就用“矛盾”来表述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矛盾论》一文无论从标题的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看，都融入了我国古代的辩证法思想。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肯定了中国古代的两点论，且直接引用了班固《汉书·文艺志》中的“相反相成”来说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二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
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一直是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关注的重点问题。哈佛学派费正清认为，“毛泽东思想继承了中国传统儒家政治文化体制，将威权政治文化视为中国共产主义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注]张明：《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术透视》，《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后来，费正清的学生史华慈受其老师的影响，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传统文化张力问题，即传统文化的张力仍存在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逻辑框架中。
(一)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传统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
怀利指出，毛泽东之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主要关注当时的现实环境，而在延安时期又加上了历史的维度。“中国的历史遗产已经被吸收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新概念中”[注][美]雷蒙德·怀利：《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0页。。“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可见，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并没有对传统文化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否定态度，而是将中国传统文化视为“珍贵的遗产”“珍品”，将其置于较高的位置，并要求全党予以重视并认真总结。这说明，毛泽东深刻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深厚传统文化的国度里扎根下来，必须首先得到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的认同。他认为，在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过程中，必然受到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倘若忽视这种影响，不去深入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缺乏对民族文化的深刻了解，那么，就是读再多的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没用，相反，只会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而这一点恰恰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根本不同所在。
(二)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视传统文化为指导革命运动的方法论
自新课程改革以来，现代教学活动的教育理念和教学要求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现代社会培养人才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教师在小组足球教学中，也要积极地改变落后的教学方式，并积极地将现代各种先进的教学方法融入到足球教学中去，如小组合作学习、互动式教学、信息化教学等等，以提高足球教学的新颖性和吸引力，营造出活泼、轻松的教学氛围。比如在教学运球、传球、射门等各种技巧的时候，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播放相关的教学视频，既能够让学生清晰、直观地把握各种足球技巧，又能够提高足球教学的趣味性，激发学生学习足球的兴趣。
(三)“两论”体现了毛泽东具有深厚的中国哲学根基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从实践的维度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了现代化转换。他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转换主要体现在《实践论》《矛盾论》中，通过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完成的这两篇哲学名作《实践论》《矛盾论》，能更清晰地看到毛泽东深厚的中国传统哲学功底以及他如何对传统哲学进行转换应用。
概言之，在怀利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以大众化的方法，向我们党的党员及普通民众介绍来自异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希望通过借此概念能促使中国人以赞同的态度来看待新学说。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更重要的是为中国共产党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方法论的指导，那就是，在中国如果忽视中国历史情境理解马克思主义显然是无效的。更为重要的是，马克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为毛泽东思想最终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陈伯达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也是怀利研究中关注的一个问题。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陈伯达在《解放》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开端》《墨子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等文章，广泛挖掘古代哲学中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成分。这些研究成果，对毛泽东的思想特别是毛泽东的古代哲学思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同时，怀利也指出，陈伯达认为抛弃中国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尤令人担忧。这样做的后果，一方面，从理论上看，抛弃自己的民族传统是站不住脚的。他认为，一种新文化不会与过去的历史、文化没有关系而凭空掉下来，同时如果不对旧文化加以批判性的改造，新文化也是无法创造出来。另一方面，从宣传效果看，教条主义者忽视传统文化，会使我们党在向最广大人民群众宣传意识形态方面的成果时效果不佳。陈伯达认为，许多文化工作者都没意识到为了与众多的平民百姓(绝大多数是农民)沟通，必须要用与各个地方相连的众所周知的传统形式去传播新思想，否则便会失去群众。
概言之，延安时期，在毛泽东思想被全党认可为官方指导思想的演进过程中，毛泽东本人都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但他不会单独完成这样的伟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过作用的其他历史人物也应予以关注。怀利的毛泽东研究关注了陈伯达这样一位党内的理论家。当然，当时还有很多理论家，如张如心、艾思奇、胡乔木等聚集在毛泽东的周围，他们的作用都不容忽视，但这其中陈伯达的作用是较为突出的，这需要予以客观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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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怀利毛泽东研究的评估与思考
怀利在伦敦大学亚非研究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斯图尔特·R·施拉姆教授指导下学习，他的《毛主义的崛起》一书即是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怀利称自己在其老师施拉姆的建议和批评中获益良多。另外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即怀利在1965—1967年在中国生活和工作。在中国的两年使其对这个复杂而又迷人的国家及其所设定的国家建设的艰巨任务有了难得的洞察。怀利得到国外毛泽东研究鼻祖施拉姆的指导以及在“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夜和初期在中国工作的经历，是其研究中国、研究毛泽东的重要原因。 正是这两方面的原因使怀利对研究中国、研究毛泽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怀利的研究兴趣不是毛泽东政治思想的思想内涵，而是政治现象本身，“是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权力中心和动员中心的过程，是毛泽东思想上升为正式的意识形态概念和官方的指导思想的过程”[注][美]雷蒙德·怀利：《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怀利基于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成熟过程的论证，以及对陈伯达在毛泽东思想成熟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分析，生动地勾勒了一幅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思想肖像，深化并拓展了延安时期的毛泽东研究。
(一)怀利的研究填补了对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历史进程的研究空白
怀利的研究兴趣不在于毛泽东政治思想的思想内涵，比如是否独创，是否正统，他认为这些问题应是哲学家和革命家关注的。他的兴趣在于思想演进和政治发展的具体过程，在于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权力中心和动员中心的过程。怀利的“毛主义崛起”研究，从思想和政治两个维度，详细论述了从1935年到1945年十年时间中，毛泽东思想逐渐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过程，填补了目前如何分析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历史进程这一空白。尼克·奈特提出毛泽东思想肖像的“棱镜”效应问题，他认为，只要棱镜发生转动，毛泽东的整体肖像也会相应发生转换。尼克·奈特所提到的棱镜，主要指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思想肖像由于研究视角这个棱镜的变化，也会呈现一种多元样态。怀利的“毛主义崛起”研究的视角是较为独特的，他以毛泽东思想的崛起过程为切入点，通过详细透视这一历史过程，使我们看到了延安时期更加立体的毛泽东形象。
(二)怀利所勾画的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思想肖像并不是唯一的
目前，国外毛泽东研究还没有专门以延安时期毛泽东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怀利的研究深刻勾勒了一幅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的肖像，这对于进一步了解延安时期和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具有重要的价值。当然，如果要勾勒出延安时期毛泽东永恒的思想肖像，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正如史华慈所说，关于毛泽东研究是个“无解式命题”[注][美]本杰明·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这意味着对毛泽东的研究是无法获得唯一性真理的。这个观点同样适用于延安时期的毛泽东研究，换言之，怀利关于延安时期的毛泽东研究也不可能获得排他性的唯一真理。但这也恰恰是毛泽东研究的独特魅力所在。怀利的毛泽东研究是国外学者勾勒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肖像的一次大胆尝试，尽管研究中也存在瑕疵，比如，片面夸大了陈伯达在毛泽东思想成熟过程中的作用。但总体上怀利的毛泽东研究，对国内学者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其研究成果总体上是值得肯定的。延安时期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这段峥嵘岁月里，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披荆斩棘，最终开辟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革命道路、毛泽东思想又是如何最终走向成熟，这些问题值得国内学者继续进行深入的思考与研究。
(三)怀利的“历史过程”研究为拓展毛泽东研究提供了理论可能性空间
对近现代中国来说，毛泽东思想肖像的勾画绝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能完成的。“对国外毛泽东研究来说，中国的毛泽东是一种异域的‘审美对象’，对其进行研究、审美是需要时空距离的”[注]尚庆飞：《国外毛泽东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可以说，随着时间距离的拉长和空间距离的扩大，对毛泽东研究来说会越来越有益，对毛泽东思想肖像的勾画也会更清晰、更立体。怀利对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崛起历史过程的分析，始终把握住了“历史过程”的视角，“历史过程”是怀利研究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核心词汇。毛泽东研究绝不仅仅是对人物的研究，还有对毛泽东思想成熟的历史脉络的研究，这对于深化毛泽东研究有着积极意义。所以，怀利的研究思路为拓展毛泽东研究提供了另种理论可能性空间。
(四)怀利选取陈伯达与毛泽东并排进行研究，为深化毛泽东研究提供了重要着力点
国内毛泽东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很难生成新的理论生长点，也无法找到深化毛泽东研究的切入点，其主要原因是缺乏新视角的引入。目前围绕毛泽东研究“不是文献档案材料少，而是对材料下的功夫不够，研究利用的不够”[注]石仲泉：《〈毛泽东文集〉和毛泽东思想》，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这是目前毛泽东研究难以深化下去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国外毛泽东研究之所以长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主要在于国外学者锐利的学术眼光、宽阔的学术视野以及新颖的学术视角，这些都是国内毛泽东研究学者所欠缺的。怀利的毛泽东研究把陈伯达这位历史人物放在延安时期的时空背景下，研究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以及在毛泽东思想成熟过程中的作用，无疑为国内毛泽东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即把一些与毛泽东有重要关联的党史人物引入到毛泽东研究中来。当然，国内已有学者在尝试将一些党史人物引入毛泽东研究中来，但总体上，目前这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远远不够。总而言之，把一些与毛泽东有重要关联的党史人物引入毛泽东研究中来，应该成为未来深化毛泽东研究的重要着力点。
作者简介：于涣茹，女，中共宣城市委党校副教授、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当代进展及其批判性阅读研究”(项目编号：17CKS006)。
(责任编辑：马纯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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