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恋爱和婚姻是青年的重要人生课题，青年群体的婚恋观念及价值取向是影响个体婚恋行为模式及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研究通过对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有关青年婚恋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发现学术界对于青年婚恋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视角较为多元。在研究内容上，涉及青年婚恋观念与行为变迁、婚恋节目折射的青年婚恋问题以及青年婚恋困境等方面；在研究的特殊群体上，以农民工群体与高学历人群为代表；在研究方法上，包括以问卷调查和内容分析的定量统计方法以及以访谈法为基础的定性研究方法。基于对青年婚恋研究的回顾，未来对青年婚恋相关议题的研究，应注重新形势下青年婚恋行为模式的系统性研究，从多学科视角分析青年婚恋行为与问题，进一步扩展青年婚恋的调查研究地域，并将定量研究方法与定性研究方法合理地结合起来。
［关键词］当代青年；婚恋观念；婚恋行为；婚恋困难；综述
恋爱与婚姻是青年人生发展的必经阶段，青年的婚恋状况是关乎青年个人幸福感与家庭稳定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建设飞速发展、多元文化不断渗入，青年处于时代变迁的背景下，其婚恋观念与婚恋行为深受影响，显现出了一系列的新变化与新特征。再加上，由于受到性别结构失衡的影响，青年婚恋问题也受到广泛关注。青年群体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近年来，其婚恋状况的变化与走向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公众的广泛热议。2017年9月18日，为进一步做好新时代青年婚恋工作，共青团中央、民政部及国家卫生计生委联合发布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青年婚恋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这也体现了国家与政府对青年婚恋问题的关心与重视。
目前，国内已有相关学者对青年婚恋问题进行过研究述评，但主要集中在对于特定群体的研究述评上，如对于大学生群体［1］、高学历群体（女研究生、硕士生）［2-3］以及农民工群体［4］婚恋研究的梳理与述评。此外，许菊香在对国内青年婚恋研究文献的整理与综述上，主要选取了研究对象及研究内容两方面进行综述［5］。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青年婚恋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归纳和总结，从研究内容、研究群体及研究方法等多个方面对当代青年婚恋的总体状况进行系统分析与述评，为展现与认识当代青年婚恋状况、分析与解决当代青年面临的婚恋问题提供参考，同时为进一步推动青年婚恋的未来研究指明方向。
一、1985年以来青年婚恋研究的文献概况
纵观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青年婚恋研究文献，研究学者对于青年婚恋已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丰富了我们对青年婚恋的整体认识。学者对于青年婚恋的研究内容涉及较广、研究视角多元。在研究内容上，涉及青年婚恋的变化与特征、婚恋问题、婚恋困境等多个方面；在研究地域上，全国性的调查研究较少，而对于具体某一城市或农村地域的青年婚恋调查研究较多；在研究群体上，有研究学者针对农民工、高学历等人群的婚恋状况及观念进行了专门研究；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既有通过问卷调查获得一手数据资料和利用内容分析法对二手资料进行的定量统计分析，也有通过访谈法对某一青年群体进行研究的定性研究方法。
笔者在中国知网（CNKI）上以“青年婚恋”为主题词进行检索，结果显示，自1985年至今，有关青年婚恋主题的文献数量达到300余篇。近十年来，学者们对于青年婚恋的关注度逐步提升，发文数量大幅度上升，尤其是2011和2012年的发文量达到30篇，青年婚恋问题成为学术界较为关注的一个重要研究话题。
图1 中国知网（CNKI）以“青年婚恋”为主题检索的文献分布情况
二、青年婚恋研究的多元内容回顾
（一）当代青年婚恋观念与婚恋行为的变迁
20世纪末，随着我国改革和发展的步伐加快，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加深，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青年由于受到新思想、新观念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与影响，其婚恋观念与行为也随之发生变化。20世纪80、90年代的相关研究表明，相较于50、60年代政治因素对青年婚恋的巨大影响，改革开放后，青年的婚恋观念和行为发生了显著变化，“情爱恋爱”逐步上升为主流形式。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流动性的增强，择偶网络也从亲缘、地缘扩展到了业缘，择偶机会逐渐增加，择偶空间逐步扩大。与此同时，青年在择偶及婚恋上开始表现出一定的自主意识，由父母做主的婚姻形式逐步转向自己做主。在择偶标准上，学历、职业、收入、住房等经济社会条件的重要性也逐渐上升［6］。在对待性的态度上，青年性观念逐步走向开放，性道德观念淡化，对婚前性行为的认可度变高［7］。根据单光鼐的婚恋状况调查数据，在20世纪末，全国未婚男青年比重已经高于未婚女青年比重，未到法定婚龄的青年已婚率与青年的早婚率都较低，青年的婚姻观念由早婚型向晚婚型发展［8］。
正说着，天空传来“突突突”的声音。壶天晓远远地感应到，一架架含有云石粒子的直升机正载着大批援军赶来。它们的速度极快，像是在跳跃着飞行、闪移。
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在青年婚恋方面的研究成果明显增多。首先，青年婚恋呈现出了一系列新特点，有研究表明，传统由父母包办、主宰的婚恋方式进一步淡化，新世纪青年在恋爱、择偶、婚姻形式的选择上独立心理和自主性进一步增强［9］，但崇尚自主的同时也兼顾来自父母的意见［10］，注重家庭和谐［11］。其次，婚恋择偶标准多元化，择偶趋理性，传统观念的“郎才女貌”虽仍对青年产生一定的影响［12］，但品德、情感、能力等方面渐受重视［13］。婚恋形式多样化，出现“试婚”“网恋”“隐婚”“闪婚”等新兴婚恋现象［14-15］。再次，较为重要的变化还包括传统择偶观念的“斜坡理论”逐渐淡化［16］，长期以来，我国青年的婚姻、择偶都倾向于“男高女低”的模式，但在新环境下，青年特别是女性青年的独立意识逐渐增强。有学者从阶层认同的角度出发，研究指出，青年婚后性别观念逐步平等，家庭阶层认同和个人阶层认同较高的女性较男性平等观念更为强烈［17］；角色分配中女性地位上升，且婚后保持经济独立的比例也在增加，这体现出当代女性经济能力、独立自主能力都有所提升［18］。最后，由于受到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当代青年择偶标准逐渐倾向于物质化［19］；青年婚恋观念虽坚信爱情至上，但恋爱动机并不单纯，在择偶标准上现实考量较多；家庭责任和忠诚意识逐渐淡化［20］；性价值观发生变化，性观念开放，对于婚前性行为、性越轨行为较为宽容［21］；出现婚姻状况不稳定，婚外恋增加，离婚率上升［22］。总的来说，以往研究成果表明，青年的婚恋自主性、婚恋方式、择偶标准、性开放程度、婚姻状况与男女家庭地位都已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并随时代发展而不断显现出新的变化和特征，呈现出了一些新兴的婚恋观念与婚恋行为。
以东方卫视推出的《中国式相亲》为研究题材，朱强、郝思佳认为《中国式相亲》折射出了当代青年的戏谑亚文化现象，研究指出男青年是以一种戏谑的思维与话语方式在展现自我个性、表达择偶要求，而戏谑表达方式背后也透露出了青年追求归属感与文化认同、粉饰内心孤独感的内涵［28］。《中国式相亲》是一种父母参与子女相亲的新兴形式，其显现的代际之间对于婚恋的不同态度也值得重视。林樾、郭茜通过《中国式相亲》节目分析了青年与父母之间的代际冲突问题，认为在相亲过程中父母与子女的择偶标准存在很大差异，在学历与阅历上选择配偶的观念也不尽相同，父母与子女之间极易产生分歧，且通过婚恋节目可以折射出，社会对于单亲家庭的偏见并没有消失［29］；秦晨则根据《中国式相亲》分析中国青年的“边际人”特征，认为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的时代，青年表现出了更多的冲突与困惑：一方面，年轻一代必须充分考虑生活压力及阶层地位的恐慌，需要父母的财力支持；另一方面，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及社会保障的缺失，父辈一代则要考虑自身的养老问题，为子女挑选自己中意的配偶，以利于代际之间结成牢固的利益共同体［30］。
（二）婚恋节目视角：透析当代青年婚恋问题
婚恋相亲类电视节目是网络传媒时代发展背景下婚恋交友的新兴方式，其以服务青年婚恋交友为目的，通过幽默、时尚的表达形式，成为人们谈论青年婚恋择偶话题的重要媒介。电视婚恋节目所播出的男女青年对择偶标准、婚恋看法的阐述以及其中折射出来的青年婚恋观念及青年情感问题，得到了研究学者的广泛关注。许颖、陈启山通过对新兴婚恋节目进行观察分析，对其折射出来的青年社会心理进行探讨，认为婚恋节目使得青年自我得以展示，但也存在自我认同焦虑和盲目的从众心理［23］。
在对于婚恋节目的众多分析中，以《非诚勿扰》和《中国式相亲》为主要代表。《非诚勿扰》节目自2010年开播以来，其热度及讨论度持续走高。有学者认为，《非诚勿扰》暴露出了当前青年婚恋观的物化倾向严重，其中可能受到了经济、教育、文化、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24］；李婷认为，《非诚勿扰》的女嘉宾在择偶中显现出了强烈的物质化、功利化，“隐婚”“裸婚”是迫于社会的压力而衍生出来的婚姻形式，且性价值观念约束力的下降导致了“一夜情”等生活堕落现象的发生［25］；王丰昌指出，由于市场经济的利益化原则、大众传媒的低俗化趋势以及教育与德育的缺失，从《非诚勿扰》节目可以看出青年婚恋价值观存在婚恋目标“逐富化”、婚恋过程“快餐化”、择偶“以貌取人”等问题［26］，《非诚勿扰》节目所体现的青年婚恋观可能是对传统婚恋观及形式的冲击与颠覆［27］。
将问卷导入“问卷星”系统，生成二维码；向调查对象解释本次调查的目的和意义，获得调查对象知情同意；指导调查对象扫描二维码，告知调查对象问卷填写方法及注意事项，嘱调查对象利用手机独立完成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56份，回收有效问卷150份，有效回收率96.15%。
（三）当代青年婚恋困境：择偶拥挤与婚恋焦虑
在开展青年婚恋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上，有研究学者通过问卷调查法及内容分析法收集资料数据，进行定量统计分析，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婚恋观念、择偶标准、婚恋影响因素、婚恋年龄、婚姻支付等容易量化为具体指标的研究领域；也有研究者使用访谈法，进行定性研究分析，访谈的人群以青年农民工与农村青年群体为主要代表。
“微信解围”销售了渔需农资，为店家解围助困，交流加深了客商间互惠互利的感情，在困难之时，实情实说，顾客同情，服务真心。市场虽然时时处处充满竞争，却同样是有着人性化温度的共同体。渔需店家老张和他的家人们深有感悟。
高学历青年因其受教育水平较高，自身阶层认同也较高，使得他们在婚恋认知上有别于其他群体。对于高学历青年这一特殊群体的婚恋状况研究，理应引起重视。周晓燕于2002年对北京市高学历青年进行的婚恋观念调查表明，高学历人群的婚恋观严肃谨慎，在择偶标准上更侧重于对方的人品与职业；大部分青年愿意结婚，脱离单身，渴望结婚的人数日益增多，结婚的目的也由以经济条件为主的功利型向情感联系型回归；高学历青年对于出现的晚婚现象，显得尴尬与无奈，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无合适对象，但主要还是因为处于学习阶段；调查还得出结论，要充分重视高学历青年的婚恋问题，处理好高学历青年学业与婚恋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43］。也有研究基于社会性别的视角，分析了高学历女性青年的婚恋观与婚恋难问题，周晓燕、周军针对全国高学历女青年群体的婚恋观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高学历女性人群在择偶上存在一定的劣势，包括：性格过于稳重、理性；交际圈较为狭窄；女青年的高学历优势正在慢慢消失，高学历常常会给女性青年的择偶心态带来两方面截然对立的影响。研究还指出，高学历女青年对于婚姻仍有很大的期望，对感情看重，因为一些原因而被迫晚婚，对于试婚大部分人还是没法接受［44］。男性与女性青年群体思想观念虽有所进步，但择偶“男性往下找、女性往上找”的传统观念仍占据很大影响［45］。拥有较高学历的女性，择偶标准普遍高，但能够与她们相匹配的精英男性资源十分有限，且高学历女青年追求自身发展错过了择偶最佳年龄，使其在婚恋择偶中逐步处于弱势，造成婚恋难问题［46］。总的来说，通过文献回顾可以了解到，近年来对于高学历青年的婚恋现象关注较少，研究成果不多。作为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一类特殊人群，高学历人群的婚恋研究应得到重视，以进一步深入探讨受教育水平与婚恋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
由于受性别结构失衡的影响，再加上经济、文化、社会环境、家庭背景等多重因素作用，农村青年特别是大龄未婚男青年所面临的择偶拥挤与婚恋困境问题突出。对于农村青年的婚恋问题研究，相关学者的分析主要集中于农村青年的婚恋困难现状、原因以及其所引发的家庭与精神压力等方面。贾志科、沙迪基于河南省某村的实地调研，认为由于交通闭塞、经济条件制约与自身文化水平低等方面原因，大龄男青年被迫处于未婚或不婚状态，面临着严重的择偶拥挤形势，而高额的婚姻成本也使得其家庭承担着较大的物质压力，同时男青年由于多次相亲失败也承受着较大的精神压力［32］；贾兆伟认为，农村男青年婚恋难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农村男青年的弱势特征明显，且由于女青年因人口流动而外迁，造成本地女青年的数量减少［33］；栗志强指出，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男青年作为婚姻市场上的底层群体，承担了婚姻挤压的后果，因择偶困难而不得不选择降低择偶标准或者外迁的方式来完成婚姻大事，认为男青年的婚恋困境可能存在加剧农村家庭贫困、促使青年越轨行为增加、造成农村养老困难等风险［34］。
三、关于两类特殊青年群体婚恋问题的主要研究
（一）青年农民工群体的婚恋困难现象
这个时候，我不想再重复孩子听不进去的、没有意义的道理。什么对眼睛不好，对大脑不好，让人变得身懒脑懒心懒等，她都明白但不见成效。
（二）高学历青年群体的婚恋观念状况
此外，城市青年也面临着严重的婚恋焦虑和较大的婚恋压力。2019年2月7日，中国新闻网发布，今年春节假期，中国单身青年返乡过年被父母、亲戚“连环拷问”，遭遇“花式催婚”，折射当代人的婚恋焦虑，同时父母与子女两代人因为思想观念差异，而产生了一些焦灼对立行为［35］。对于婚恋焦虑与压力的研究，张巍曾以上海市为调查区域，概括和总结了城市青年婚恋焦虑的一些表现，如：婚恋焦虑低龄化，女性焦虑心态更为突出，婚恋经济成本太高是男青年产生焦虑的主要原因，财产公证成为青年规避婚恋风险的无奈选择，在婚恋压力下婚姻状况不稳定，“闪婚”、离婚现象增多［36］；邢娟等分析了宁波市大龄青年婚恋压力，认为父母的催促及家庭其他成员的高度关注都是导致青年压力的因素，青年婚恋年龄推迟可能会影响现有的家庭结构，青年的婚恋压力及其产生的婚恋焦虑，影响了大龄青年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37］。总的来说，当前对于婚恋焦虑现状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于婚恋焦虑与压力的成因分析仅停留在表象，但当代青年所面临的婚恋问题可能会对家庭及社会的和谐稳定造成严重影响，现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因此对婚恋焦虑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四、青年婚恋研究的主要方法
我国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文化的自由与开放对青年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21世纪以来，中国掀起了“单身热潮”，大龄未婚男女比例都明显提高。叶松庆、王良欢的研究指出，新世纪存在男多女少引发婚恋难题、“光棍”成为社会隐痛、同性恋及婚恋乱象造成思想摇曳等青年婚恋压力现象［31］。一些学者关注农村青年的择偶拥挤和婚恋困境问题，并对此展开深入调查；也有一些研究成果表明城市青年也面临着一定的婚恋焦虑与婚恋压力。无论是农村青年还是城市青年，其所必须面对的婚恋窘境已不容忽视。
农民工处于农村、城市之间的迁移状态之中，青年农民工群体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已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潘永、朱传耿对“80后”农民工的择偶模式进行了深入调查与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婚恋择偶年龄、方式、标准、范围与观念已经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发生了变化［38］。除此之外，大部分研究学者对于青年农民工婚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在向城市的流动过程中，自身婚恋观念发生的变化与结婚成家存在的困难等方面。从农民工婚恋的一般状况上来看，贺飞的研究指出，由于农民工与市民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与生活方式的不同，使得农民工与城市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的磨合需要一个过程，根据现实情况，农民工和市民结婚的可能性很小［39］；魏晓娟对鲁西南地区农村外出务工青年的婚恋进行研究，发现外出务工青年不甘心离开城市，结婚年龄延后、选择回乡结婚是无奈选择，择偶形式还沿袭传统的媒人介绍，异地婚恋成功率低，仅少数青年实现了由农民向市民的现代转型［40］。在阻碍农民工婚恋的原因分析上，宋月萍、路逍等人的研究指出，青年农民工的婚恋对象范围虽有所扩大，但青年农民工经济收入水平普遍不高、劳动时间长、社会融入程度较低，并且青年农民工处在城市社会的底层，拥有的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本相对较少，使他们产生了一定的自卑心理，女性青年农民工的婚恋目的较为物质，从而导致其婚恋依然存在诸多障碍和困难［41］；疏仁华的研究表明，农民工群体进入城市生活，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以适应城市生活对自身要求的社会化过程，他们的择偶标准、婚恋目的、择偶方式以及对性行为的态度虽受到城市现代文化的影响，但农民工群体婚恋观在趋向城市化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阻碍因素，“边缘人”身份使他们难以立足城市，户籍、社会、职业等方面的歧视和各种制度阻碍了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使农民工无法享受到现代婚姻爱情的阳光雨露［42］。总之，现有研究表明，青年农民工在与城市融合的过程中，其婚恋观念虽已从传统观念向现代思想转变，但由于其身份认同、经济水平、职业发展等各方面的因素，农民工的婚恋仍存在一定的困难。
（一）问卷调查法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回顾，可以发现，目前全国性的调查研究不多，研究者大多选取的是对某一地域开展调查研究。在全国范围的调查中，以邓倩的研究为代表，该研究以当代青年的婚恋价值观取向为主要内容，选取全国除港、澳、台之外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青年群体进行抽样调查，对有效问卷进行编码、录入分析，得出结论：当代青年的婚恋价值观由单一向多元发展，性别、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学历等因素都对中国青年婚恋价值取向产生显著影响［47］；王飞通过网上随机抽样的方式，调查的青年群体及范围也较广，对青年婚恋观及影响因素进行问卷调查和研究，指出青年的年龄、职业、性别、地域都是影响青年婚恋的因素［48］。而在特定地域范围开展的调查研究则较为丰富，几项规模较大的问卷调查主要包括广州、武汉、厦门、甘肃、南京及保定等省市地区。陆峥、刘梦琴对广州全市11个区的青年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调查，分析广州市青年的择偶观念及现状［12］；龚超等通过对广州青年婚恋与家庭观念进行的调查研究数据，对青年的择偶观、婚姻观、家庭责任感、性观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概括和总结［49］；沈涛等人的研究是对武汉青年展开的问卷调查，阐述武汉青年婚恋交友状况，并分析武汉青年婚恋存在问题的成因［50］；林丽芬对厦门市青年进行抽样设计及问卷调查，主要分析了厦门青年在择偶观、婚姻观、性观念等方面的看法［13］；侯万锋基于对甘肃省青年进行调查所获取的1185份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探讨了青年婚恋价值观的不良取向，并提出了相应的教育引导路径［20］；贾志科、风笑天利用对南京、保定两个城市在职青年进行的问卷调查数据，专门对青年的婚恋年龄期望（包括男性、女性合适恋爱年龄，男性、女性合适结婚年龄，自身理想婚龄）进行了研究与分析［51］；此外，贾志科等人还利用2014年在南京、保定两地进行的问卷调查和2007年在全国范围开展的青年问卷调查针对婚姻支付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从中选取与婚姻支付有关的指标进行定量统计分析，深入剖析当代青年婚姻支付压力现状及其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52］。总的来说，以上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所进行的研究，调查的地域性明显，以某一省份、某一城市的调查居多，全国性大范围的调查则较少。
（二）内容分析法
在内容分析法的使用上，征婚广告、婚恋杂志、相亲会资料等是内容分析的主要来源。有研究者以征婚广告为内容进行分析，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孙清萍等人就对国内杂志的征婚启事资料进行了内容分析，将1470份征婚启事进行统计后，从“双性气质”角度分析青年的择偶心态［53］；而舒秋劲主要是通过对报刊杂志的征婚广告进行梳理，探讨了20世纪末青年婚恋观念的变化表现［54］；董金权等对《现代家庭》杂志刊登的6612则征婚广告进行内容分析，深入探讨了青年择偶标准25年来的变迁状况，并根据社会时代的特征将1986年至2010年分为三个阶段，分析青年择偶标准在三个阶段的具体走向［55］。也有研究者对大型相亲会上青年登记的会员资料进行了内容分析，如：贾志科、风笑天选取南京万人相亲会上青年的会员资料，对涉及到的择偶标准和择偶条件共计39项进行编码、录入与统计分析，指出身高、年龄、工作稳定情况、脾气性格以及文化程度等个人因素是青年择偶时所看重和关注的，但也有不少青年同样看重责任心与人品等因素，且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的青年在择偶标准上存在差异［56］。此外，叶青通过对两种婚恋杂志进行纵向比较研究，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青年婚恋特征划分为三个阶段，指出21世纪青年亲密关系的“超市化”转型，爱情观念呈现物质化、流动化、公开化及欲望化的特征［57］。
（三）访谈法
在青年婚恋研究的定性分析上，访谈法是研究者采用的主要方法。通过文献回顾发现，研究者所访谈的人群以青年农民工与农村青年为主要代表，对于其他类型青年人群的访谈法应用尚不多见。例如：陈雯对长三角城市流动打工的30多位青年农民工及其父母进行长达三年多的深度访谈，利用所收集的实证资料，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模式、规律特征、家庭结构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与研究［58］；陈锋的研究是依据2009年至2011年在全国30多个农村以半结构式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获取的关于农民工问题的部分材料，对农村务工青年出现的“闪婚”“跨省婚姻”两种婚恋模式的现状、基本特征进行了比较研究［59］。陈倩等人以城市外来青年女工为研究对象，对福州鞋厂的青年女工进行了个案研究及访谈，指出女青年农民工面临身份、职业、性别三重限制，影响了她们的婚恋及家庭观念满意度［60］；此外，贺飞［39］、魏晓娟［40］、宋月萍［41］等人对青年农民工婚恋的研究也采用了访谈法的研究方式。也有部分研究者将访谈法应用到对农村青年的婚恋研究上，如施磊磊对皖北某村的20名农村青年及30余名外出青年的父母进行了深入访谈，探索、分析了农村青年的婚恋策略及运作逻辑［61］；宋丽娜对广西省某村进行实地调研，通过对青年进行访谈，分析了“90后”农村青年以“技术主义”为特征的婚恋逻辑［62］。总的来说，当前对于青年婚恋研究，访谈法的应用人群较为局限，主要以青年农民工及农村青年为代表，而对于其他类型青年人群的访谈法应用，尚且缺乏有代表性的研究。
他一惊，定睛向下望去。穿过飘荡的云雾，只见一条绿色的身影，正沿着云浮山东侧的崎岖小径，朝着天葬场攀爬而来。
五、青年婚恋研究的未来趋势展望
（一）新形势下对青年婚恋行为模式进行系统性研究
青年的婚恋观念、婚恋特点、择偶标准、婚恋形式、婚恋目的、婚恋年龄等都是其婚恋行为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术界对于青年婚恋行为模式的研究内容较为零散与片面，研究者大多从青年婚恋的某一个角度切入，缺乏对青年婚恋行为模式的整体性、系统性研究。未来关于青年婚恋的研究应注重从总体上进行全面分析，涵盖青年婚恋的各个方面，探索其婚恋交友的一般行为模式。此外，受社会各种思潮的影响，网络工具、相亲节目、婚姻介绍所和网站的不断兴起也拓宽了青年婚恋交友的渠道，青年的婚恋思想与行为在不断向多元化发展，未来对有关青年婚恋的研究还应将青年婚恋行为与新的时代发展背景相结合，对青年婚恋行为的不断变化进行新的探索与阐述，以便对当代青年婚恋现象进行全方位的解释，从而为解决青年婚恋问题提供更好的视角与方法。
（二）多学科视角出发分析青年婚恋行为与问题
当代青年婚恋行为与问题可以从多种学科视角进行分析研究。作为社会中最为活跃的群体，青年由于受到经济发展、社会变迁与网络时代的影响，其思想观念也大多处于转变之中，同样，其婚恋观念与行为也会不断发生变化。青年在婚恋自主性、婚恋择偶标准、婚恋方式选择、婚恋观念的开放程度上，都与传统婚恋模式有很大的不同，并且随着时代发展将会不断出现新的婚恋行为模式，而青年的恋爱婚姻状况又与家庭稳定性紧密相连，对于青年婚恋的当代研究是青年社会学与家庭社会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根据对以往研究成果的梳理，已有研究者关注到了性别结构失衡对青年择偶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农村青年是受性别比失衡影响最大的群体，农村青年的婚恋挤压状况与性别结构失衡密切相关。未来对于青年婚恋的研究，应从多学科视角出发，不仅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当代青年所呈现出的婚恋观念与婚恋行为模式状况；而且可以从人口学角度探讨人口现象、性别结构失衡与当代青年婚恋现状之间的关系；而对于当前青年群体存在的婚恋焦虑以及因婚恋而产生的代际焦虑，还可以从社会工作学科角度出发，开展个案研究，以探讨缓解青年婚恋焦虑与解决青年婚恋问题的服务性举措。
（三）拓展青年婚恋研究地域，注重不同研究地域之间的比较分析
从以往学者开展实证调查的地域来看，全国性的调查研究较少，大部分实证调查都是针对特定区域的调查。根据对相关文献的梳理，以往学者对于华东和华南地区的调查研究较多（包括江苏、浙江、上海、广东等地），也有对于一线城市（如北京、广州、深圳）的调查。从调查地域上可以看出，对于青年婚恋的调查的地域分布上仍存在许多空白，东部及发达地区的调查研究成果众多，而中西部的相关调查研究则较少，特定区域的调查数据并不能够全面反映当代青年婚恋的整体趋势。因此，未来对青年婚恋的研究，一方面，应注重扩展调查研究地域，增加对中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青年婚恋的调查研究；另一方面，不同地域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文化，青年婚恋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与变化，未来应注重比较地域之间差异，以利于我们对不同区域间的青年婚恋状况和特点有更为详细、深入的认识，从而对不同地区的青年婚恋困境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2.2 神经生化代谢的改变 周艳平等［8］研究表明，糖尿病大鼠存在工作记忆障碍，其主要特点是记忆处理速度减慢。体内神经示踪结果表明糖尿病大鼠的海马、感觉皮层和内嗅皮层均存在明显的轴突和树突病变，其特征为轴突肿胀、膨大和树突病变。相关分析表明，空腹血糖水平以及认知功能的高低与轴突和树枝状病变均呈正相关。
（四）合理地运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在开展青年婚恋调查研究的方法使用上，一些学者根据研究目标及内容，收集数据，进行量化统计分析；也有学者通过对某一青年群体的实地访谈，进行质性研究。但是将定量研究方法与定性研究方法合理结合的研究尚不多见。新时代、新环境下，青年对于恋爱及婚姻的态度及思想变化快，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上，辅以定性的研究方式可以更全面地认识青年的婚恋变化状况。未来对青年婚恋的研究，应注重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应用，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合理地结合起来。一方面，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注重对青年婚恋的实证研究，收集数据资料，进行科学的统计分析；另一方面，为更深入了解青年的婚恋处境、对于婚恋的态度及看法，采用访谈法、实地观察法等定性方法对研究加以补充。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合理的结合，有助于我们深入剖析当前青年婚恋的行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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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9）06-0005-12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9.06.001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性别失衡对青年择偶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3CSH046）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河北省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河北省高校百名优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河北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资助项目以及河北大学中西部高校提升综合实力工程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贾志科，博士，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青年社会学和社会研究方法；王思嘉，河北大学社会学系2018 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青年社会学。
（责任编辑：谢碧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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