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方草原与中原内地各民族历朝历代延续不断的通商往来是民族学重要研究内容。内地与草原的通商活动对于历朝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均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不论是中原内地还是北方草原，各族百姓的商业行为、经商思想以及本族文化的消长无不受到特定政治、社会的制约。研究北方草原和内地商贾兴衰演变史有助于窥探社会历史文化全貌、寻觅北方各民族族群交往交流关系、文化传统等内在机制的历史演变轨迹。
［关键词］北方草原；中原内地；文化传播
中国北方草原有广义和狭义双重含义。广义北方草原是指东北至西北直达新疆广袤地域。狭义北方草原则是内蒙古自治区全境及宁夏、甘肃两省区部分草原区域。早在远古时期，北方草原就有原始人类在此生存、活动，以北方草原核心区域——内蒙古自治区为例，数万年前该地域就有了原始人类生活的痕迹，内蒙古博物院现存大量史前文物足以证明远古时期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生活变迁历程。到了古代社会，北方草原地域各民族与内地交往日渐增多，通商与互换成为两地联系的主要方式。汉代以前，北方强悍的少数民族应是匈奴族。匈奴人喜食肉食，经济生活以畜牧业为主，狩猎业为辅；当时，匈奴大奴隶主拥有牛羊数量极为庞大《汉书·匈奴传》用“牛马布野”［1］形容匈奴族盛大的畜牧业规模。畜牧业之外，匈奴族非常重视本民族手工业，一方面因地制宜发展制乳业和毛皮加工业，另一方面亦结合匈奴生活习俗予以改进从内地引入的冶炼业。内蒙古文物考古队于1985年在内蒙古宁城县甸子乡小黑石村发掘出一座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贵族墓，墓中有大量随葬品，随葬品中有数十件青铜器，其中有一件方簋，腹部两侧接铸兽形双耳，耳部用窃曲纹进行修饰，腹部前后各附一曲纹錾耳并用瓦棱纹进行修饰，内底铭文写着“许季姜作尊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该方簋铸工精致，保存完整。经考古专家研究，方簋属于匈奴贵族陪葬品，这件方簋文物表明当时匈奴族掌握的青铜冶炼技术已达较高水平。
随着畜牧业发展，匈奴奴隶主实力渐渐增强，不断对内地侵袭骚扰，对中原政权造成很大威胁。以西汉政权为例，每当内地经济军事实力强大时，统治者就会发动战争，打退匈奴族侵袭。公元前127年，大将卫青曾率兵打败过匈奴白羊王部。西汉统治者实力较弱时就采取和亲方式，以缓解匈奴族的威胁。刘邦被匈奴首领冒顿单于围困白登山侥幸逃脱，随后派宫女冒充公主与匈奴族进行和亲。匈奴族统治者的做法则是每当与内地关系较差时，就会采用掠夺方式获取日常生活所需木器、服饰、丝织品等物资；与内地关系较好时，双方互通“关市”，在边关交易场所进行正常商品交易。《史记·匈奴列传》就有关于内地与北方草原百姓通商互市的记载。由此往后，历朝历代均有相关史料记载。可见，古代社会中原内地与北方草原通商贸易的决定权掌握在双方统治者手中，以军事实力决定是否要通商贸易，通商贸易常常是通过互市来完成，互市则是历朝历代内地百姓与草原各族人民通商贸易与民间交往的主要方式，两地百姓在互市过程中不仅是互换各自所需物资，同时亦把本民族文化传输给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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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日语在大量汲取外来词汇的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语言系统。明治维新以前，以汉字词为主的外来词汇大量进入日本，成为了日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全面接触西方诸国的新思维与新理念，承载着各种新概念与新事物的新词也被大量引入日本，以音译词为特点的该类词汇成为了近代以后日语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
史料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就发明了铁犁牛耕生产方式，西汉时农业劳作使用的农具已有铁犁，由马、牛等牲畜拉载翻地，绝大多数农活均由牲畜和人力共同完成。因而，牲畜在当时的农业劳作过程中已成主要劳力，基于此，内地农村百姓极为迫切需要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为其提供马、牛等牲畜。可以想见，当时如果没有北方游牧民族支持，内地农耕地区的农业经济不会稳固发展。同时，草原民族也从与内地汉族的通商与互换过程中获得了大量所需日常生活用品，如牧区百姓急需的布匹、鞋帽等。正如学者指出的：为了获取双方各自所需生活用品及生产物资，北方草原各族百姓则将自己的畜产品通过互换方式交予对方，再从对方手中换回所需生活用品。［2］
说话间，徐艺放缓车速，从街边往旁边一拐，慢慢地停在了胜利大厦在建工程楼下的围墙边。徐艺先下车拎了背包，张仲平也下了车，两个人顺着围墙找到了一个门洞，进入施工工地。
清朝统治时期，统治者一方面加强对北方草原少数民族的笼络，另一方面要求北方少数民族“以游牧为本务”，导致北方草原地区经济始终以单一畜牧业为主，日常生活物资需通过与中原内地商贸往来获得。早在多伦诺尔会盟期间，康熙皇帝就允诺今后准许内地旅蒙商人进入蒙古腹地进行交易。由此开始，北方草原各族百姓与中原内地的通商呈现出快速发展态势，《蒙古及蒙古人》一书记载了清朝统治时期中原内地与北方草原各民族贸易情况：“这两年由此输往中国（内地）的马有七万匹，牛四万头，羊则有三十五万至四十万之多。”［5］如此多的大小牲畜被交易到中原内地，从内地换回的布匹、茶叶、日用品等物资数量可想而知。仅仅当时一家著名商行大盛魁每年采制运销到北方草原的砖茶就有6000—8000箱（每箱砖茶自24块至39块不等，以39块为多），最多年份达1万箱以上。［6］这足以证实清朝时期内地与北方草原各族百姓通商贸易情况之频繁，交易额之大，亦可证明内地与北方草原各民族间的商业往来对于各自生存与经济发展均有着至关重要作用。
公元8世纪中叶，回鹘取代突厥，确立了自己在北方草原的统治。由于回鹘在安史之乱中曾经帮助过唐朝统治者，安史之乱平定后，唐朝汉族统治者和回鹘族在经济文化方面有了更多交往，尤其是丝茶贸易在当时非常兴盛。
唐朝末年，回鹘政权衰亡，契丹族乘势兴起。契丹族是通过渔猎业发展起的北方草原少数民族，建立辽王朝后依然重视传统渔猎业的同时亦加强与内地通商贸易，此时内地已更换了大王旗，改朝换代为北宋王朝。
东汉时，匈奴族衰落，鲜卑族兴起，公元385年鲜卑族在北方正式建国，改国号为“魏”，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少数民族同时统治北方草原和中原内地的中央王朝。北魏统治者的最大特点是积极接受汉族文化，除了改易汉俗，均从汉制，全力巩固畜牧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同时大力发展农耕经济。公元485年，北魏孝文帝颁布了均田令，决定将全国各地的土地分给农民私人所有，农民每年向统治者交纳一定租税（农业税），并需承担相应政府摊派的徭役和兵役，这种在当时来讲应属于先进农业赋税改革制度不仅极大调动起广大百姓农业生产积极性，加快了农业生产发展，而且有效地促进了北方少数民族和内地汉族的融合。
北宋时期内地经济发达，统治者有远见地认识到与塞外少数民族通商往来可获得种种实惠，因而，宋辽时期双方贸易往来频繁，辽向宋朝出口大量马具、毛毡、皮革制品等物资，宋朝则向辽出口茶叶、药材、布匹、漆器等物品。
10世纪中叶，原本居住在长白山、黑龙江一带的女真族逐渐南迁，公元1115年，女真族部落联盟首领阿骨打建立了国号“金”政权。金与宋朝、西夏的经济贸易亦很频繁，主要在官方设立的“榷场”进行，场内贸易由官吏主持，除官营贸易，商人交纳一定税金即可得到交易资格，允许随便在“榷场”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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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与草原人民的通商贸易活动对于历朝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均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不论是内地还是北方草原，各族百姓的商业行为、经商思想及本族文化的消长无不受到政治、社会的制约。北方草原和内地商贾兴衰演变轨迹有助于窥探社会历史文化全貌。这其中一个重要基点则是北方草原地域和内地始终呈现着互通有无、互换互利的常态化情形。过去学者一直强调的是中原农耕区对北方游牧区的支持，常常以“昭君出塞”历史事件为例予以佐证，使得人们往往看到的是通过“昭君出塞”式的交往，匈奴人学会了中原地区的计算方法、筑城和凿井技术、农耕技术，甚至制造玉玺的技术，北方草原地域各民族只是单方受益。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中原内地的物资通过商贸输出到草原的同时，更从草原换回内地急需的生产物资如马、牛等牲畜以及畜牧饲养技术，这种经济贸易对内地与北方草原各民族的经济发展是相互补充、各有益处的，尽管这种畜牧产品向中原内地的输出只呈现于几个短暂历史阶段，但不能因此忽略不计。北方草原民族商业文化传播是在内地商品经济发展和城镇兴起的社会背景下，遵循游牧经济类型与游牧社会独特规律的必然结果，更是北方草原各民族在草原地区、山岭地区、河谷地带等地区保留的生计战略和原生文化方式的基础上依托于草原特有地理环境的孕育形成的。
元朝灭亡后，明朝统治者最初几十年对北方草原地区实行严厉的经济封锁，取缔了已经延续了数百年的边关“榷场”，阻断了北方草原与内地商贸往来的通道，迫使草原各民族群众只得采用走私方式获取必需生活用品。直到永乐年间才打破老死不相往来的僵局，建立并维系朝贡贸易关系。随即，双方边境贸易和通商恢复并渐渐扩大范围和交易额，重新采用前朝历代一直使用的互市方式为双方商业往来的主要形式。《为北虏纳款执叛求降书》记载：1571年，明朝和蒙古右翼达成了以通贡、互市为基本内容的“隆庆和议”，正式确定采取北方草原地域百姓与相邻内地居民设置交易市场的方式进行通商贸易，关内驻防军队派兵守护市场秩序，当地政府负责调集草原居民所需布匹、食用物资等。隆庆五年以后，互市贸易渐渐扩大，仅在北方草原交界处就开设了11个大型市场。“万历二年，明蒙官市互市额增至三万。”仅这一数字即可看出内地物资输往草原的盛况。由此可见，明朝政府与北方草原各族百姓的商业往来由初期的封闭、抵制到开放，历时五十年，朝廷对北方草原经济政策经历了从被动交换到主动通商，从无序到有序的发展过程。
北魏末年，突厥族在北方草原建立突厥汗国，并在隋唐时期完成了统一。突厥各部由于军事实力远不及唐王朝，只得臣服于唐朝统治者，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为了更好地与突厥进行商贸往来，唐朝统治者修建了多条驿道并设立驿站，驿道的修建进一步加强了突厥族和唐朝中央政权之间的交流。据《新唐书·地理志》［3］记载，唐中央王朝前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外国的主要道路先后修建了七条，通过这些驿道，突厥地区的羊、马不断输入内地，中原地区的丝绸、瓷器等大量传入突厥。
以上探讨的是内地商品经济草原输入史，北方草原向中原内地商品经济反向输入则是另类情况。内蒙古博物院现存史料证实，早在商周时期，北方草原已出现了游猎和养畜氏族部落。春秋战国时期系澹褴和东胡所居，但很长时期北方草原民族只是在草原地域游牧生存，并未见到向内地大规模输出商品经济的史料，只是不断有考古发现内地商品经济向草原输入的史证，前些年在内蒙古宁城县南山根、辽宁省朝阳十二台营子和锦西乌金塘等地均发现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数座东胡墓葬，墓葬中的物品有疑是内地的石锄、石铲，这些石器工具似在证明东胡人早在石器时代就在使用中原内地的农耕工具从事农业生产。三国时，北魏与草原地域经济往来较之汉代未能有明显增加的记载，原因是三国之间连年战乱影响了内地商人与北方草原地区的经济往来。有史记载的五千余年中国地理疆域一直不断发生着变化，疆界在唐代、元代、清初时为最大，随即不断发生的战争、动荡，使得疆界经常改变，具体到北方草原地域，每一次战争造成草原地域百姓因为害怕战乱，为了逃命而被迫迁徙则是北方草原各民族跨地域迁移的重头。每一次因战争发生的迁移现象规模都很大。如匈奴为了统治北方草原引发战争后，东胡族绝大多数百姓被迫纷纷逃难，迁徙到草原更加荒芜偏僻地带，以求躲避战乱。蒙古族发动了统一北方草原战争，数个草原少数民族因害怕战乱及其他原因，有的率部躲进大兴安岭深处，有的则往南逃到汉人治下中原地带，这种逃命式的迁移并不能由此带去商品经济的输出。
20 世纪初的民国时期可谓气象万千，政局不定，社会动荡，战争密集，都对图书造成了极大的损毁。而东西方思想交错，文化革新使得图书的捐赠成为图书的保存和整理、大众借阅和共享的一种重要途径。另外，民国时期所捐赠的图书多为精品，孤本、善本不乏其中，更为金钱所无法估量。正是有赖于此，中国近代的文化事业、大众的思想文化才会庚续不断，方兴未艾。民国时期图书馆的图书捐赠活动，是对文化的普及，思想的传播，经典的传承的一种良性循环。
此外，内地靠近塞外草原地区的百姓可通过自由贸易方式交换各自所需产品与物资，“榷场”外的交易则是内地百姓与北方游牧民族民间通商的基本方式。
第一，不同地域各民族历朝历代延续不断的经贸往来是华夏民族史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对古代北方草原与中原内地贸易史梳理，即可看出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经济文化传播有以下特点：
杰乐贝干酒庄成立于1828年，坐落于法国波尔多圣爱美隆葡萄园的中心地带，有近200年酿造历史，拥有28000平方米生产面积、20000平方米仓储面积、4条灌装线。酒庄拥有专业的酿酒团队，对葡萄进行精心挑选，根据市场的需求使用创新工艺酿造精品酒款。一直以来，杰乐贝干都是圣爱美隆的酿酒先驱，2006年，酒庄被ADVINI集团收购，倡导使用可持续发展的生产理念，并且获得众多国际组织严格的可持续发展认证。
北方草原民族对内地中原少见的商品经济输出往往是在战争取胜后随着对内地的入侵同时顺便将草原畜牧产品输至内地，同时亦有部分草原民族随着南迁。但是，南迁内地的游牧民族本身渐进被汉族同化，像五胡十六国时期，南迁到内地的南匈奴不但彻底被汉族同化，并先后建立起前赵、北凉等国家。南迁匈奴族迁徙到内地中原长期和汉族百姓共同生活过程中，把本民族民间文化、民俗文化一并带到了中原内地，如匈奴文化的代表应是青铜器神灵崇拜文化、民族服饰文化、草原饮食文化等，这些都对当地中原汉族百姓固有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像青铜器各种极具创意的人物造型、动物图案、神灵造型等，对中原地区后代青铜器工艺及瓷器文化发展带来极大影响。另一现象则是契丹族时期，契丹族原本是在北方草原东北地带游牧的民族。隋初形成部落联盟后，曾经分别臣附于隋朝与突厥，随后游牧于辽西地区，势力一度从草原向汉地扩展。南迁内地同时，对于新占据汉人居住区则实现以汉制汉法，主动吸收汉族文化，学习汉人农耕技术，这种商品经济转换模式则与北方草原民族传统的游牧经济变更有着明显不同。
后来，女真族势力开始衰退，蒙古族在北方草原兴起，蒙古族统一整个北方草原之前，各部落畜牧业就已较为发达，部族首领对于畜牧业的管理方式不断改进，而且渐渐向专业化发展，出现了专门以畜养马、专门畜养羊为主的部落，牧人因畜而异，实行分工放牧。在当时，北方草原地区冶铁业也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据《蒙古秘史》记载，铁甲、铁锹、铁斧等工具已经被广泛运用于牧民日常生活中。成吉思汗统一整个北方草原的壮举为忽必烈建立元朝打下了基础，元朝建立后，北方草原出产的牲畜和皮毛可以毫无阻碍地运往内地，对内地经济提供了很大支持。草原牧民随着服兵役分散到中原各地，为内地带去了先进畜牧业技术，促进了内地养殖业发展。据统计：“忽必烈统治的后期，中国已有1400个驿站，共配备5万匹马、1400头牛、6700匹骡、4000辆货车，近6000条船，200多条狗。”［4］仅仅为了北方草原与内地通商往来就建起如此庞大运输业，可见当时北方草原与中原内地的商业往来规模之大。
第二，供需不平衡造成商品不等价交换。
据《后汉书·南匈奴传》［7］记载，由于匈奴族缺少必要生活品，所以经常以牛马与中原交易，每次交易数量，总有“牛马万余头”。《盐铁论·力耕》篇指出，双方交易对汉族商人特别有利，用“一端”（约二丈）素锦可以换取匈奴“累金之物”。但也有相反情况，如唐朝连年内战，需要补充大量战马，为了保持与回鹘的良好关系，唐朝统治者用远高于马匹价格的丝织品换取马匹，导致唐朝“财力屈竭，岁负马匹”。
第三，草原和内地商贸往来明显受战事和闭关政策影响。
本文所做分析已证明，闭关政策和战争会影响双方商贸往来，开放与和平环境则会促进双方经济发展。明朝统治者最初企图切断中原与北方草原各民族的经济联系，实行闭关政策，关掉了靠近塞外几乎所有“榷场”，使得持续了数百年的内地与北方草原的商贸活动被迫中断，这种行为一方面造成了边疆动乱，草原王公贵族趁机纵兵入塞抢劫掳掠；另一方面走私贸易猖獗，汉民“欺哄虏人，得利甚多”。唐朝时期，统治者对蒙古草原实行当地少数民族自我管理的政策，使得草原丝绸之路成为连接内地与域外各国的重要桥梁。据《新唐书》记载，唐朝以铁勒、回纥诸部设置6个都督府和7个州，并设置66个邮驿站所，以利于通商北方草原地区，号为参天可汗道，俾通贡焉。“参天可汗道”的建立，促进了东西南北各方经济文化交流，使得草原对外商贸能够执商界之牛耳百年。但是，明朝时期中原内地与北方草原商业往来萎缩，由此产生了无穷后患。清朝建立后，统治者汲取了明朝闭关政策教训，恢复并加大与北方草原商贸往来与民间货物交换，各自经济均得以发展。这种内地与北方草原各自不同商贸往来历史变化过程同时折射出一系列问题，诸如移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多层面的变迁，以及此背景下移民生存和文化认同与变化等。围绕着诸如传统文化跨地域、本土意识与原乡血统之关系等，亦可借此从中探究自古代以来北方民族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形成过程中的“激活”和融汇作用，探索北方草原民族历史文化形成的“文化多样性”特征，论证游牧经济类型与游牧社会形成的独特规律，研究其内部社会关系。积极寻找北方各民族和族群的交往交流关系、文化传统等内在机制则是民族经济传播史与文化传播史研究的极有价值课题，研究北方草原商贸文化可为进一步研究中华文化传播提供启迪。
三是细化实化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贯彻落实太湖流域水量分配方案，编制完成新安江流域水量分配方案；组织做好“三条红线”实施、监督考核和技术评估等工作，全面提高水资源管理和保护能力。
再者，数千年之久的内地与北方草原通商贸易，一方面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传入北方草原，并与草原各民族文化共融共进，创造出既有华夏文化底蕴，又有草原文化精髓的现代草原民族文化，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蒙古文化。蒙古文化最初是由蒙古民族在本民族生成初期创造的一种原始游牧文化，随后，蒙古文化在继承了东胡、鲜卑等文化习俗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同时对北方草原其他民族优秀文化予以借鉴与吸纳，形成独具民族精神与民族气质的蒙古文化。只要翻开元代文学即可看到，元代文学的代表与正宗《元曲》和《杂剧》早已被认定是蒙汉文化融合的明证。再往后，清朝时期由内地传入北方草原并深受草原民族喜爱的《二人转》《二人台》戏曲不但传到了国外，而且被认定为中华文化的优秀曲目。早在元朝统治时期，忽必烈就提出“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莫如实惠”理论，从这一理论中既可看出蒙古文化对儒家文化“以诚立事”思想的一脉相承，同时彰显出蒙古文化的诚信务实理念，亦可认定，儒家文化与蒙古文化的交融共进是华夏文化博大精深的基石。
今天，历史虽然已经成为过去时，时间早已跨入新世纪，内地和草原文化共融发展早已成为一个常态。像以涮羊肉文化为代表的草原饮食文化已深得中原内地各族百姓喜爱，仅从内地各大城市建起的许多“蒙古大营”就可证明。雄浑厚重、悠扬动听的草原歌曲，蒙古族长调、“呼麦”等草原传统文化也早已深入汉族百姓心中。从商业贸易角度分析亦证明，数千年通商贸易已将华夏文化与草原文化融为一体，成为中华文化经典之一。也正是基于此，更需要立足当代地缘政治中不能回避的民族文化问题开展深入的、有针对性的研究，研究草原文化传播的特殊规律及其在文化认同、族群边界视域下的独具特点。值此可见，草原地域生成的历史悠久的本民族文化传统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需要传承与发扬。更需要从全新视域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进程研究增添一抹亮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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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the Ancient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Northern Grassland under the Complementary Trade Mode of Surplus and Deficiency
CUI Yan1，2
（1.College of Literature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041000，China;2.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Hohhot 010000，China）
Abstract:The continuous trade between the northern grasslands and the inland nationalities of the central plains mainland in successive dynasti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ethnological research.The trade activities between the inland and grassl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olitical，economic and social culture of the past dynasties.For the northern grasslands and the ethnic groups of central plains mainland，people's commercial behaviors，business ideas and the growth and decline of their own culture are limited by the politics and social environment.To study the history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merchants and businessmen in the northern grasslands and the central plains mainland will help us to get a glimpse of the social，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anorama，and to find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track of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communication relations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among the ethnic groups in the north.
Key word:Northern Grasslands；Central Plains Mainland；Culture Communication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215（2019）03-0052-06
［基金项目］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蒙古族濒危文化遗产抢救性保护与传承调查研究”（项目编号：18YJC850005）。
［作者简介］崔燕，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内蒙古民族大学传媒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民族文化研究、传媒文化研究、广告文化研究等。
［责任编辑 齐金国］
标签：草原论文; 内地论文; 中原论文; 匈奴论文; 蒙古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论文; 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蒙古族濒危文化遗产抢救性保护与传承调查研究”(项目编号:18YJC850005)论文;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论文; 内蒙古民族大学传媒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