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越南国内潜藏着一股民族民粹主义排外暗流，对“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越合作构成了不可估量的风险和挑战。越南的民族民粹主义排外现象由来已久，主要是由越南错误和狭隘的历史观、无理的领土主张、经济失落感、文化认同分歧、政治参与过度等因素共同促成。对此，我国应当从“民心相通”促进民间交流，“政策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和“贸易畅通”促进互利共赢等多个方面化解越南民族民粹主义排外风险，从而有力保障“一带一路”行稳致远。
关键词：“一带一路”；越南；民族民粹主义；排外风险
一、问题的引出
自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响应和参与，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1]。其中，越南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战略支点国家，2017年11月，中越两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合作备忘录，在产能、能源、跨境经济合作区、电子商务、人力资源、经贸、金融、文化、卫生、新闻、社会科学、边防等领域签署一系列合作文件。[2]近年来，中越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稳步发展、成效显著。据中国海关统计，2017年中越双边贸易总额1213.2亿美元，同比增长23.5%，越南连续第二年成为中国在东盟国家中的最大贸易伙伴。据不完全统计，高峰期中国有逾13万人在越南从事商务等活动，仅越南芒街市就有超过1000家中国各类贸易商户。[3]
但与此同时，沿线国家和地区也存在各类风险和挑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指出的那样，一带一路沿线“如今很多地方却成了冲突动荡和危机挑战的代名词”[4]。中越深入合作的同时也潜藏着诸多风险和挑战，其中，越南国内的民族民粹主义排外风险是中越合作必须消除的嫌隙。
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本身是互相蕴涵的一对孪生兄弟，“当民族主义被放到特定的社会范畴中考察时，它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为民粹主义的社会触发器”[5]，所有民粹主义都有一种民族关怀，所有民族关怀在特定语境下也附着民粹主义的身影。[6]因此，在吸收民族主义蕴含的爱国主义、排外主义因子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高度融合，发展为民族民粹主义，具有强烈的排外性。[7]民族民粹主义的兴起往往来源于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在国家建构过程中的有机结合。民族民粹主义更多的是一种非理性的情绪表达和利益诉求方式，每当民众自身利益和国家利益受损时，出于极端的爱国主义，可能做出损害国际关系甚至危害地区和国际格局稳定的非理性行为，影响国家层面的友好往来和民间交流，甚至造成排外性动乱。
二、越南民族民粹主义排外风险的成因
越南民族民粹主义排外事件近年来频繁发生，主要针对周边国家，特别是对中国的排华事件尤其明显，为两国良好的双边关系蒙上阴影。2012年6月，《海洋法》在越南国会得以高票通过，该法律扬言越南对于中国南海诸岛具有所谓的“主权”。之后中国政府在南海诸群岛设立地级三沙市，合法维护中国在南海诸岛的主权。越南民间针对此爆发了大规模游行示威表示抗议，持续数十天。2014年5月，中国“981号”钻井平台赴西沙海域作业，越南派出数艘船只多次主动冲撞中方船只，中越南海冲突激化。5月13日，游行示威演变为群众暴动，越南民众前往各大华资厂商投资的工业区抗议，发生震惊国际的“5·13越南打砸中资企业事件”。2016年6月，“南海仲裁案”结果传入越南国内，大批网民纷纷表示支持菲律宾，甚至还打出许多反华标语，公然表达排华态度。[8]中国在本国领土南海区域作业完全符合国际法规定，是毋庸置疑的合法正当的行为，但近年来越南在中国领海非法攫取巨大经济利益，其本身就是对中国利益的严重侵害，但越南民众在民族民粹主义非理性的情绪渲染下，丝毫不顾客观事实和中越睦邻友好的大好局面，表现出狭隘和暴躁的排华行为，为中越两国关系以及南海局势带来较大的破坏性影响。
1.4 测定项目与方法 成熟期采集玉米植株和籽粒样品，采用凯氏法测定玉米植株氮素含量；叶绿素采用SPAD502测定；叶面积指数采用LAI-2200测量；产量及农艺性状在收获后室内考种。
二是越南无理的领土主张。越南是中国14个陆上邻国之一，位于中国南端，与云南和广西接壤，处在中国南海西岸，拥有绵长的海岸线。越南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在历史上对中国就有着无理的领土诉求，并与中国发生过数次摩擦。目前，越南仍占有南沙群岛中的29个岛礁，是海洋邻国中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通过军事占领进行主权宣示，掠夺南沙资源，混淆视听促使南沙问题国际化，不断在南沙群岛捞取实惠。[9]但随着中国在维护南海权益上的措施越来越有力，越南在我国南海区域的非法行为得到了有效遏制，越南便开始蛊惑和支持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为其非法侵占行为寻求国内民众基础，从而干扰国际社会对南海问题的认知。
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规模巨大，且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增长，如何更加科学合理地管理这些“家底”非常重要。发达国家将公共资产称为公共部门资产，由国家授予公共权力，并以社会的公共利益为组织目标，以法制化管理来规范程序，以严格制度执行来确保公共资产的安全。21世纪以来为提高公共资产管理质量，国外开始了一系列公共资产共享的研究，这对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共享机制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是越南错误和狭隘的历史观。发生在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起因于越南在越南战争后投靠苏联，越南政府在国内进行大规模排华，肆意挑衅中国领土安全和国家利益。战争期间，在越华人迫于越南民间强烈的排华情绪，纷纷逃离越南，这即是越南民族民粹主义排华的滥觞。战争结束后，越南罔顾史实，刻意营造“国家欺辱”的假象，一直进行仇华教育和宣传，不断激发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在越南民众心中埋下了仇恨中国和排斥中国的错误认知。在“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实施的今天，这种错误和狭隘的历史观依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但凡中越之间发生纠纷和矛盾，无论越南是否对错，国内的民族民粹主义情绪就很会被别有用心者利用和蛊惑，这为中越两国经贸合作埋下了难以预测的风险和隐患。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越南排华事件在中越两国的历史交往中也曾偶有发生，时至今日，其排华现象越来越具有民族民粹主义的特征，概括来看，越南现今的民族民粹主义排华行为是由多重因素共同促成的。
（5）加大治理投入。生态环境治理要见成效，资金投入是关键，要用“真金白银”建设“绿水青山”。建议国家切实加大对洞庭湖生态环境治理资金投入的力度，将湖区所有县市区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转移支付县并不断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建立洞庭湖湿地和蓄滞洪区生态补偿机制；将“湘、资、沅、澧”四水和洞庭湖纳入国家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治理项目并给予专项资金支持；中央财政每年安排一定额度的洞庭湖治理和湿地保护与修复专项资金；中央财政每年安排一定额度专项债券用于洞庭湖治理；建议从三峡基金和三峡总公司发电收入中提出部分资金，重点支持一批洞庭湖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项目。
三是越南民众的经济失落感。中越两国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改革开放后取得的显著成就给越南国内带来巨大冲击，他们一方面羡慕中国的发展成就，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明显的经济失落感。由于越南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经济结构不完善，中国对越南直接投资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华资企业中务工人员多为工作时间长，工作收入低的一线工人，此类工人在巨大的工作压力和与之不符的工作收入的矛盾之下，容易对华资企业产生抵触或仇富心理。[10]582014年的“5·13越南打砸中资企业事件”中就爆发在华资企业相对集中的工业园区，园区内的越南工人聚集起来对包括台资和港资在内的华资企业工厂进行了暴力的打、砸、抢、烧等犯罪活动。加之中国对越南直接投资不断增长，使得越南民众认为中国经济实力十分雄厚，且华资企业有控制越南经济命脉的可能，他们认为这会影响越南经济发展的稳定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这种错误的认知的担忧下，越南民众对中国的投资和企业心存芥蒂，一旦没能满足他们的利益诉求，便极易引发民族民粹主义排华情绪。
四是越南的文化认同分歧。领土纠纷、经济摩擦虽说是越南民族民粹主义排华的主要导火索，但深入剖析会发现，越南对大儒家文化圈的认同危机在其中同样发挥着重要影响。[11]历史上越南便处在儒家文化圈，深受中华文化影响，传统儒家思想和东方价值观在越南社会意识形态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根源于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着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生产生活方式。中国人民勤劳质朴、吃苦耐劳、敢拼敢搏的精神在越南民族文化中可能会被认为是争出头、不公平竞争，使他们心中产生不安。中国带去的是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常与该国的风俗习惯、生产生活方式冲突。在宗教信仰上，越南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信仰的国家，佛教和天主教影响最大。不信教在越华人与信奉宗教尤其是天主教的越南民众产生宗教信仰的冲突，也会使得越南民众对华人产生抵触和敌视情绪。
第一，严格遵循跨国经营的国际规则，充分了解越南关于外资企业的法律政策和投资环境，遵守越南的法律法规，尊重当地的社会道德和风俗习惯。同时也要尊重当地企业及民众合法利益，避免纠纷和冲突的原则，理解并尊重部分民众的民族情感。要实现本地化经营，适当雇佣当地劳动者参与企业管理，增强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并与当地工会保持密切联系，随时了解员工的思想动态。只有不挤占越南民族经济的发展空间，不阻碍越南劳动者自身价值的实现，才能使得对越投资能够获得当地民众的民意支持，造福一方百姓，又能使投资顺利开展。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升华中越两国民众的友谊，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实现贸易畅通，进而实现互利共赢，为未来的长久投资合作打好基础。
三、规避越南民族民粹主义排外风险的思路对策
针对越南的民族民粹主义排外风险，我国应当在“一带一路”的理念和宗旨下，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致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15]民族民粹主义很重要一方面是民众认可度和好感度的问题，对此，“民心相通”就是化解民族民粹主义排外风险的关键环节，与此同时，也应当从“政策沟通”“贸易畅通”方面着手，深化和拓展中越两国的“一带一路”合作，通过“共商、共建、共享”赢得越南民众的认可和支持。[16]168
民族民粹主义以其强烈的排外性对国际合作带来挑战，发生在越南国内的民族民粹主义排华事件毫无疑问为“一带一路”合作形成了显而易见的风险。在国内层面这种风险的后果是引致社会动荡并最终破坏国内贸易环境。民族民粹主义排华骚乱，如不加管控，就不可避免会引发更高规模的社会动乱，破坏社会稳定和市场秩序，并最终导致国际贸易环境的紊乱。“5·13越南打砸中资企业事件”就对越南社会稳定造成极大破坏，越南贸易环境和国际形象也大大受损，严重影响了国际投资信心和“一带一路”合作环境。在国际层面这种风险会深刻影响双边关系，进而影响周边地缘关系。越南的民族民粹主义具有的极端化、非理性化的排外特征，激进的排外群体不顾本国法律和国际法，超越政治体制的限制，采取非理性行动，造成国家间外交手段的失灵。不但影响两国外交关系，还会产生连锁反应，增加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对中越关系的顾虑，从而深刻影响到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与交往。
第二，密切关注越南国内对华舆情。越南对于西沙、南沙群岛有无理的领土诉求，对于在越中方企业和公民来说，要融入越南社会，与越南民众建立良好的沟通协商机制，并善于体察越南民众舆情，收集关于两国关系动态的信息，了解和掌握两国关系的走向，做好风险预警。在发现民族民粹主义排华情绪高涨时，要及时安抚越南民众情绪，并采取措施规避可能发生的排华事件。
如第i个被评价对象的关联度ri最大，说明{C}与最优指标{C*}最接近，即第i个被评价对象优于其他被评价对象，据此可以排出各被评价对象的优劣次序。
一是以“民心相通”促进民间交流。“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要通过“民心相通”消除与越南民众的心理隔阂。第一，巩固中越民间交流。“一带一路”的曲子最终是由普通民众谱写的，民心相通是对政府间外交的重要补充，是化解矛盾、携手共进的根本。应当在推动政府间友好交往的同时，巩固两国民间交流，消除隔阂，化解矛盾，增进互信，建立良好的民间友谊。现阶段，中越两国在历史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上存在着诸多差异，影响着两国民众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若处理不好文化上和风俗习惯上的差异，将影响经济上的友好往来。首先，可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交流会和中华文化展示活动，促进越南民众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认同。同时以孔子学院、企业宣传部门等为主体，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动，加强中越文化的交融，消除文化隔阂，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其次，要重视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通过非政府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科学技术合作、教育教学交流、文化交流、卫生事业互助和体育竞赛等活动，扩大民间交往，建立良好的国际友谊。最后，还要利用好在越华侨、华人以及在华越南人员在民间交往中的作用，通过他们的口口相传，促进两国民众对双方的了解和政治认同。
第三，善于与当地媒体、执法人员打交道。媒体作为推进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力量，其社会影响力不言而喻。要适当引导媒体导向，避免和消除民族民粹主义情绪的消极影响，更重要的是要实现生产经营透明化并向媒体展示，接受当地民众的监督，赢得民心；执法人员作为维护越南社会秩序和民众利益的国家行政力量，中资企业要依法经营，知法守法，避免与执法人员发生冲突，协助配合执法人员维护秩序。
二是以“政策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国与国之间，只有不断地增进政治互信，才能达成合作。加强政策沟通是增进政治互信的重要方式，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6年、2017年，“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继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都是我国在“政策沟通”领域做出的努力，也是通过“政策沟通”取得的成就，对于消除沿线国家疑虑，增进政治互信起到重要作用。据《“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2018)》统计，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2018年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一带一路”国家出访37次，有52个“一带一路”国家的元首访问中国总计达107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G20杭州峰会、博鳌亚洲论坛等成为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高层交往的重要平台。[17]
面对越南民族民粹主义排华情绪，要将政治关系优势、地缘毗邻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优势，通过两国政府间的“政策沟通”增进政治互信是重要途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以和平促进合作、以合作推动发展是当今时代的潮流。在中越双方努力下，两国元首分别于2015和2017年举行了三次互访，双方和衷共济、共谋发展，不断开创中越关系新局面，通过“政策沟通”有效增进了两国政府间政治互信。未来，要围绕政策沟通和增强双边互信，建立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方式的政策沟通机制。[16]169尽管中越两国在南海问题上存在摩擦，但是中国与越南山水相连，地缘毗邻，历史上的冲突和现实中的摩擦并不会妨碍两国政府间的友好往来和政治互信。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要利用外交手段，在据理力争、严正声明我国领土主权，做好进行长期斗争的准备的前提下，与越南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把地缘毗邻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优势。
三是以“贸易畅通”促进互利共赢。越南民族民粹主义极端激进分子对华资企业极度排斥，时常以经济纠纷为由刻意煽动越南国内的排华情绪，制造事端，严重危害越南社会秩序和市场秩序的稳定以及中越贸易的正常开展。因此，华资企业在与越南进行经贸合作时，要以“贸易畅通”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充分激发和释放合作潜力，做大做好合作“蛋糕”。[18]要充分考量越南民众的利益诉求，以开放的心态促进互利共赢，切实地让他们感受到经贸合作带来的获得感和满足感，实现贸易合作的长久开展。
五是越南民众过度的政治参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越南开启全方位改革，30多年以来，越南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市场经济的起步和建设极大地提高了越南社会生产力，贫民阶层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人民对民主权利和优良政治的追求逐渐显现，民主参与政治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民族自信心也极大提高，民族主义情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生长。越南政府无法有效引导公民民主参与，也无法合理控制社会思潮的演进。“社会的动员和政治参与的扩大日新月异，而政治上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却步履蹒跚，结果必然发生政治动荡和骚乱”[12]。面对被经济发展调动起来的民主参与、政治表达的热情和被西方文化刺激起来的个人主义思潮，尤其是在面对民族民粹主义情绪和运动时，政府没有能力对其进行有效管控，这也为民族民粹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13]同时，越南部分政治人物以及官方媒体时常也会煽动对中国的仇恨以赚取政治资本，致使中越的许多合作项目被高度政治化。[14]
第二，在持续增长的中国对越直接投资以及持续扩大的中越民众贫富差距的背景下，中国在与越南的经济合作中要充分考虑越南当地企业和劳动者的合法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就明确提出，要“注意实施雪中送炭、急对方之所急、能够让当地老百姓受益的民生工程”[19]。尊重其提高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以及实现自身价值的愿望，平等对待每一个在华资企业务工的当地民众，设身处地地为其谋福祉、谋利益，使之不断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把中越合作的蛋糕做大做好。在遇到经济纠纷和摩擦时，要以平等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10]70还要积极融入越南社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通过社会救助、义务捐献、奖学金赞助等慈善活动与周边百姓搞好关系，实现企业与当地社会经济的共赢发展，为“贸易畅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实现互利共赢。
四足机器人简化模型由机身、大腿和小腿等构件组成，构件间由旋转关节连接，连接部分分别为负责横向摆动的臀关节、负责上下抬腿的髋关节以及膝关节。臀关节负责内外摆，实现机身左右摆动；髋关节和膝关节分别负责大腿和小腿的抬起和落下，实现机器人前后运动。四足机器人采用内膝肘式设计，以前进方向为基准，将左前腿、左后腿、右前腿以及右后腿分别命名为LF、LH、RF、RH。关节连杆结构见图1。
与此同时，我国也应当做好风险防范和海外权益保护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曾明确提出：“要高度重视境外风险防范，完善安全风险防范体系，全面提高境外安全保障和应对风险能力”[19]。风险防范体系是一套预警监测、风险评估、应急处置三位一体的系统性、协同性的体系，需要外交、安全、情报、军事、商务等部门的通力合作。对此，为防范和应对越南国内的民族民粹主义排外风险，我国建立整体性与协同性的风险预警和评估部门，全面、及时、准确搜集和分析越南的排外风险因素和风险动向，科学评估风险等级，充分做好风险预警监测和评估工作。在当民族民粹主义排外风险发生之时，应当多措并举综合应对，切实保障我国在越企业和公民的海外权益。
本研究对比了潜艇与岸勤人员肾结石患病率、血尿酸水平及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通过回顾某潜艇部队官兵近3年的体检结果，笔者发现常规潜艇环境未导致肾结石的患病率、血尿酸水平及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升高。既往研究提示远航可升高血尿酸水平[4-5]，可能是一过性升高，经休息可恢复正常。地方人群肾结石的患病率3.15%，男女患病率分别为4.05%和2.30%[6]。某部官兵肾结石患病率为3.1%，主要为男性，因此可认为低于地方人群患病率，原因可能是该部官兵主要为年轻人。
四、结语
“一带一路”倡议的进展和成效充分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绝不是“揭开了二战后马歇尔计划的二十一世纪工业强国版本”，而是促进全球合作，改善全球治理的新型国际公共产品，也是体现中国智慧和中国责任的国际合作平台，俨然成为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大合唱”，为沿线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为沿线国家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的实惠。“一带一路”是一项不平凡的倡议，也是遍布荆棘和危机的坎坷之旅，除了本文所探析的民族民粹主义排外风险，还会面临其他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安全和地缘风险，但只要秉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原则，合理实施“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并科学预判和精准施策全面应对各类风险，切实保护我国海外公民和企业利益，从而保障“一带一路”倡议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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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theRiskofVietnameseEthnicPopulismundertheInitiativeofthe"BeltandRoad"
Gong Lianbing,Li Yilin
Abstract: There is an undercurrent of ethnic populism in Vietnam, which poses immeasurable risks and challenges to China-Vietnam cooperation under the "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Vietnam has a long history of xenophobic ethnic populism. It is mainly due to Vietnam's wrong and narrow view of history, unreasonable territorial claims, sense of economic loss, cultural identity differences, excessiv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For this, China should avoid the risk of exclusion from Vietnamese ethnic populism by promoting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through "people-to-people bond", enhancing political mutual trust through policy communication and promoting mutual benefit through unimpeded trade,so as to ensure that the"Belt and Road"initiative should go steadily and far.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Vietnam; ethnic populism; exclusive risk
收稿日期：2019-08-31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粹主义风险及我国应对研究”(项目编号18BZZ03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弓联兵，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李易霖，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81(2019)05-0117-06
责任编辑：李祖杰 邓卫红
标签：越南论文; 主义论文; 中国论文; 民族论文; 排外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其他政治理论问题论文; 民主论文; 人权论文; 民权论文; 《贵州省党校学报》2019年第5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粹主义风险及我国应对研究”(项目编号18BZZ039)的阶段性成果论文; 中国海洋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