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家华:改革开放40年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格局及主题追踪——基于学术论文的信息计量可视化分析论文

聂家华:改革开放40年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格局及主题追踪——基于学术论文的信息计量可视化分析论文

〔摘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理论等相关专业持续关注的研究课题。改革开放40年来,该课题研究经历了宣传解读、史实考证、深化拓展、回落沉寂、再掀高潮和稳定成熟六个阶段,呈现出20周年、30周年纪念的两个高峰期,形成了以石仲泉等为代表的核心作者群和一批高影响力文献。而以《当代中国史研究》《党的文献》《中共党史研究》为龙头的学术期刊和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为主的机构则共同构成了该研究的核心场域。其研究主题与我国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密切相连,呈现出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研究,会议与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代化建设之关系研究,会议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和改革开放40年两个不同时程视阈下的历史地位研究,会议主题报告之形成、陈云对会议的贡献以及会议背景研究七个主要议题和研究方向,取得了丰硕成果,也存在一些不足,未来在深化内容、拓宽领域以及遵守学术规范等方面尚有提升空间。

〔关键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信息计量学;研究格局及主题追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革开放4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3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下启40年改革开放进程,是我们党史、国史和中华民族史上一次伟大的历史转折,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惟其如此,学术界对该会议的研究和解读从未中断,产生了大批研究成果。本文基于信息计量学方法,以数据分析的可视化结果展示了40年来学术界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整体研究状况。这对于了解该项研究的规律和特点,总结研究成效与不足,寻找深化研究的切入点和生长点,进一步推动该项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项目管理模式已逐渐科学化,管理工作日益富有节奏感。实践中,节奏管理的应用,已成为工程项目管理工作的重点,对项目实施具有关键性的影响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建设项目中,从项目构想、立项、前期规划、设计、施工阶段、竣工阶段、项目结算及后期养护等,整个建设周期都需要负责人及其管理团队对项目实施有效的节奏管理。节奏化的管理,可使项目有序开展,利于各参建单位更好地把握项目的整体进程,既规范管理,又提高建设效率。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知网期刊、博硕论文和会议论文及报纸库,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题进行“篇名”检索。所有数据都经人工筛选,除去篇名包含“十一届三中全会”但实际研究内容和主题均与会议无关的文献,剔除重复文献及稿约、会议信息等非学术文章,共获得有效信息1324条作为本文研究样本。作者和机构统计以第一作者为准;文献时间跨度为1979~2019年。检索时间截止到2019年5月1日。

一、研究格局

(一)学术史梳理

运用信息可视化软件citespace对40年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文献的发文量和被引频次进行分析(见图1),并对文章的关键词进行了共现分析,形成了高频关键词年度走势时区图(见图2),每5年一个统计节点,每个时区的top关键词展示了该主题研究40年来的演变趋势,我们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成果分为六个阶段。

图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发文量及被引量走势

第一阶段,宣传解读期(1979~198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和工作重点的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会议一结束,即引起国内理论界的极大关注,理论界以高度自觉和极大热情积极学习、解读和宣传会议内容和精神,围绕会议的历史意义和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初步探讨。这一时期,各界主要以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我国现代化建设实际、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后的任务等为依据,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展开解读和阐释。(1)冯深:《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建设——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体会》,《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1期;马富武、韩纪元:《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与阶级斗争问题——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1期;赵履宽:《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新时期最大的政治——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一点体会》,《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2期。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逐步推行,会议所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具体实效逐步显现,学界特别是党史界对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地位首先给予了关注。有学者开始从指导思想、反对的错误倾向、对犯错误同志所采取的方针以及历史意义等方面,将该会议与遵义会议进行了比较。(2)谭宗级:《我党历史的伟大转折——遵义会议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理论月刊》1985年第1期;雍涛:《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刍议——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万建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遵义会议之比较》,《求实》1988年第11期。学者还结合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历程,阐述该会议的伟大转折意义。(3)蔺子荣:《从理念社会主义到实践的社会主义——为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而作》,《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第1期;马富武、韩纪元:《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与阶级斗争问题——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1期。到198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之际,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会议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和积极贡献逐渐凸显,学界发表了一批文章,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梳理和总结了会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4)周荫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党的思想路线恢复、深化和发展的结晶——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戴向青:《论党史研究的重大现实意义——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江西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

图2党的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热点走势时区图

韩国红(2010)8通过对浙江省11个地市农户小额信贷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后发现,影响农户小额信贷的主要因素包括农户户主个人特征和所在家庭特征。郭晖,康馨方(2012)9通过调查玛纳斯县农户的小额信贷需求,并借助二元Logit模型对农户的小额信贷需求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收入、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自身因素和利率、贷款期限等外部因素。

第三阶段,深化拓展期(1998~1999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之际,会议研究再次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20年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党、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巨大影响全面显现,人们对会议的转折意义和历史贡献有了更深刻、更真切的感受和认识。在此背景下,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学者对会议研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1998~1999年共发文263篇,为会议召开40年来的最高峰值。

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第一,会议的历史地位、意义和作用研究。学者们从农村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党的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外交、两岸和平统一大业、统一战线等多方面阐释会议确立的正确路线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作用。(6)盖军:《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农村改革的兴起》,《新视野》1998年第6期;李铁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和重大突破——纪念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沈荣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4期;李庆欣、胡之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八十年代我国外交战略的调整》,《龙江党史》1999年第1期;杨佑钧:《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里程碑——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9年第12期;史习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大业》,《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6期。第二,对会议基本历史事实进一步梳理和考证,如会议背景、从中央工作会议至全会的详细经过、会议内容等。(7)朱佳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主要文件形成的若干情况——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下)》,《党的文献》1999年第1期;朱佳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若干情况——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的文献》1998年第6期。第三,对邓小平、陈云、胡乔木等重要与会领导人及其贡献的研究。(8)李忠杰:《邓小平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求是》1998年第21期;朱佳木:《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确立过程中的历史贡献》,《求是》1998年第23期;朱佳木:《胡乔木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四,会议亲历者的口述,包括会议全程经历和“主报告”形成经过的追忆等。(9)程中原:《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主题报告”的形成过程》,《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6期;于光远:《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追记(下)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三十六天》,《百年潮》1998年第6期。第五,会议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研究。多数学者从思想基础、政治前提和组织保障等方面论证了会议是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起点。(10)俞良早:《关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20周年》,《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吕书正:《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起点》,《探索》1998年第6期。第六,会议与遵义会议、中共八大的比较研究等。(11)吴敏先、童小彪:《中国共产党领导成熟的两座里程碑——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比较研究之一》,《东北师大学报》1999年第5期;陈爱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成功所在——对八大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比较研究》,《福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悬浮间隙传感器非线性校正模型为单输入单输出系统,因此其输入层和输出层均只有一个神经元。RBF神经网络的结构主要取决于隐含层神经元节点的个数,隐含层神经元的个数越多,网络的逼近能力越强,但网络也越复杂;神经元个数越少,网络越简单,但同时网络逼近能力亦随之降低。本文通过仿真试验最终选择5个隐含层神经元的网络结构。RBF网络隐含层神经元的中心值、阈值和输出权值参数的训练,采用粒子群优化算法,具体按式(6)将各优化参数用各粒子进行编码。

记者了解到,现如今,广东海事局制定了西江联动执法和统一执法工作制度,积极推动交界水域通航环境治理,不断提升西江水域的巡航执法效能,形成西江流域监管常态化、一体化。与此同时,广东海事局还综合沿江六市特点,完成西江流域风险源辨识和管理研究,编制《西江流域风险防控手册》,建立统一的风险类型、风险评估标准、风险管控及预警机制,实现西江沿江六市风险防控标准化,进一步夯实了协同西江、联合执法的基础。

第五阶段,再掀新高潮(2008~2010年)。在2008年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之际,相关研究再次成为热点。三年内总发文126篇,是继1998年后的又一轮发文高峰。这一时期,会议与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的关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成为重要议题;(14)熊启珍:《十一届三中全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第2期;喻冰:《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中国现代化建设模式的转变》,《理论界》2008年第8期;田克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的历史新起点》,《新长征》2008第12期。此外,对会议背景的分析逐渐深化和拓展并形成专题研究;(15)王建军:《胡乔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对改革开放的探索和思考》,《福建党史月刊》2010年第2期;程中原:《一部评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信史——简评朱佳木新作〈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16期。比较研究内容不断增加,除继续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遵义会议、中共八大比较外,新增了与七千人大会和中共十七大在指导思想和历史意义方面的比较。(16)郑兴刚、文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十七大比较研究》,《唯实》2008年第12期。

第六阶段,稳定成熟期(2011~2019年)。这一时期发文量稳中有降,研究主题也相对集中、稳定。在会议的历史意义方面,主要结合政治、经济改革成就和现代化进程展开评述。这一时期的比较研究特征明显,主要是将会议与改革开放后党的历届三中全会在会议主题、经济改革方针、解决的问题、会议意义和贡献上比较;(17)李双元、刘成玉:《经济体制改革的演变历程及经验总结——基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演变视角》,《青海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邓小平对会议的贡献研究有增无减。(18)邸乘光:《从“北方谈话”到“‘三中全会’主题报告”——邓小平与中国改革开放决策的酝酿》,《安徽史学》2015年第1期;张树军:《邓小平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百年潮》2018年第12期。

第四阶段,回落沉寂期(2000~2007年)。跨入新世纪,研究热度逐渐退去,作为研究主题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淡出大部分学者的视野,但仍有学者坚守在这块学术园地。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会议背景的分析和呈现,如邓小平会前讲话、拨乱反正举措、中央工作会议概况、对外开放的酝酿等。(12)高继民:《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两年定性之我见》,《党史文苑》2004第12期;王炎:《十一届三中全会与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开端》,《思想教育研究》2007第2期。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时值陈云诞辰100周年,陈云对会议的贡献成为研究热点。(13)程中原:《陈云在伟大历史转折时期的独特贡献》,《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4期。

(二)文献影响力走势

“文献影响力反映的是文献未来研究工作的继续、应用、发展或被评价的程度,文献的被引频次越来越广泛地被用以评估科研成果的影响力。”(19)徐建中、王名扬:《文献影响力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情报理论与实践》2014年第5期。总览图1可看出,40年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的被引量与发文量走势特征相一致,高峰点出现在1998和2008两个重要纪念年份,呈现出两高三低的“驼峰式”形态。1979~1997年19年间文献共被引51次,年均被引2.68频次,被引率较低,原因是此前发文数量较小造成文献传播力度自然微弱,且由于技术原因1999年以前数字化资源比较匮乏给文献传播和作者引用造成一定障碍。1997~2009年被引率陡然走高,13年间总被引1125频次,年均被引86.53频次,占总被引量的92.22%,是文献受后续研究者关注多,评价、参考等研究延伸性的集中反应。除高发文量带来的高被引率原因外,峰值年份的高质量研究成果影响力大、学术繁荣带来的作者引文意识提高也是形成此走势的原因。2010年后被引量较前期逐渐降低,体现了这一时期论文的影响力较前期有所减弱,也说明研究者引文态度的逐渐成熟。2015年后的文献被引量为零,主要是由于离本文调查时间较近,文献学术价值受发表时滞影响未得到充分体现。

二、核心作者测定及分析

第七类主题:陈云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贡献以及会议背景研究。学者们认为,陈云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最突出、最直接的贡献,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率先发言,以六个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为突破口扭转了会议原定的经济议题,促成历史转折的实现,并针对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提出可行性建议。(43)程中原:《陈云在伟大历史转折时期的独特贡献》,《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4期;朱佳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若干情况——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的文献》1998年第6期。陈云的间接贡献则在于冲破“两个凡是”思想禁区,力主邓小平复出,从组织路线上开始拨乱反正;发表《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文章,将实事求是提高到思想路线高度;积极推动“冤假错”案平反;针对经济领域出现的“洋跃进”风潮向党中央提出调整改革、实事求是的经济方针等。(44)蒋永青:《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历史背景》,《上海党史研究》1997年第5期;罗九平:《拨乱反正“只唯实”——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史纵横》2005年第3期。

龚育之作为著名的中共党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长期关注、指导和引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他以宏阔的视野、宽广的眼界,大跨度、长时程也考察和总结会议的历史地位,尤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不断挖掘会议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20)龚育之:《从十五大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1999年第1期;龚育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和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1期。石仲泉同样善于从宏观视野和历史纵深来审视和把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从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长时程考察和呈现其转折意义,深刻揭示其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开辟党和国家经济、政治工作新局面,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新道路等重要意义。(21)石仲泉:《从“甲子”巨变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60年的基本经验》,《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9期;石仲泉:《新中国五十年的历史发展》,《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4期。作为此次伟大转折的亲历者,朱佳木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发文最多的作者。他依据详实、丰富的文献资料细致阐述了胡乔木对会议的特殊贡献,如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寻找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深入思考农业问题并对农业问题决议起草倾注心血,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摆正个人和党的关系”进行发言,为会议公报执笔行文等。(22)朱佳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若干情况——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上)》,《党的文献》1998年第6期;朱佳木:《胡乔木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为纪念乔木同志逝世二周年而作》,《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此外,程中原、李正华、曲青山都是该主题研究的核心作者,为这一研究的丰富和繁荣作出了贡献。

图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核心作者

三、研究场域分析

(一)核心期刊分析

《党的文献》更加侧重党和国家重要历史文献的公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亲历者详实的史实回顾成为本项研究的重要文献支撑。有对会议期间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经济体制改革、重大“冤假错”案、真理标准大讨论及民主法治建设、中央人事调整等各项重要议题讨论经过的追述,有对关于农业发展问题的决定、邓小平主题报告、叶剑英工作会议闭幕讲话、全会公报等会议主要文件形成经过的回忆等。

第二阶段,史实考证期(1990~1997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纪念活动过后,学界对会议研究的关注度降低,发文量明显回落。从研究内容看,主要致力于会议始末的还原和考证,成果形式表现为史料性文献。如会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会议前中央工作会议、会议议程的转向以及陈云、胡乔木等人的贡献等。(5)蒋永青:《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历史背景》,《上海党史研究》1997年第5期;朱佳木:《胡乔木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为纪念乔木同志逝世二周年而作》,《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当代中国史研究》位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载文量之首。该刊主要从改革开放道路的开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开篇、正确路线的确立、思想解放的自觉、领导核心的形成等方面呈现会议的意义及特点;或以史料回顾为基础,揭示历史转折的必然性,通过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重新认识,解析历史转折的根本原因和性质;或者结合邓小平主题报告讲话内容及邓小平理论形成诸要素,探讨会议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此外,该刊对胡乔木与会议的关系考察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和文献基础之上,重点梳理了转折前夕胡乔木在中央务虚会上的经济思想对会议重要文献的启迪和参考作用、胡乔木对邓小平主题报告和会议公报形成所作出的直接贡献等。

图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核心期刊

《中共党史研究》对该项研究同样发挥着引领作用:一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党史分期问题。在系统分析和总结会议历史地位的基础上,把会议确定为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分界线,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起点。二是中国共产党对党的会议的评价研究。系统考察30年来党对会议的有关评价之后,揭示会议的意义、地位、作用和影响。

本文使用bicomb统计软件将下载数据样本去重处理,得到相关期刊共有202种。图4是发文量大于或等于6篇的15种期刊,共发文144篇。可被圈定为此研究的核心期刊。

FC教学模式是当今较为流行并获得大多数教育家和学者认可的一种教育模式,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对于培养高素质且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具有重要意义,教师可以在自己所讲授的课程中尝试使用。但这也只是一种教学模 式,不可千篇一律,照抄照搬,要根据每门课程的特点,遵循 “宜翻则翻”的原则,并非所有有关高等教育翻转学习的研究 都有积极的效果[12]。教师应从实际情况出发,根据学生的 特点和课程的特点,完成教学任务,从而达到培养目标。

(二)研究机构分析

通过citespace机构贡献图谱(图5)我们可以看到,来自高等院校作者人数占总比较高,众多党史、国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作者的广泛参与,使会议研究主题广泛、发文量大。长期的学术积累和系统的专业训练使高校学者能不断挖掘新题材、转换新视角、拓展新领域。来自期刊编辑部的作者人数位居第二,其成果多以会议纪念性文章呈现,对研究主题变化、研究前沿进展的及时了解和敏锐把握,使其研究成果以回溯类、比较类、综述类文献居多。党校系统和党政机关作者是重要的研究力量,文章多结合不同时期党的会议和理论创新,对会议进行具有时代特征和现实意义的探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是机构发文最集中区域,权威史料和资深专家使其研究成果高屋建瓴、引领方向,文献关注度高、影响力广,构成这一研究的学术重心。

从图4中可以明显看出,随着毛鸡只重的不断增加,肉鸡主产品出成在不断增加。毛鸡重量自4.31×500g增加到5.91×500g的过程中,主产品出成增加了0.09%,即:一只4.31×500g的毛鸡要比一只5.91×500g的毛鸡少出0.61kg主产品。

图5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机构贡献图谱

四、研究主题分析

高频关键词的共现聚类分析法是信息计量学中分析文献主题较为成熟的应用方法,可以“在共词分析的基础上,以共词出现的频率为分析对象,利用聚类的统计学方法,在文献群的主题中,通过聚类分析,把这些关联密切的主题聚集在一起形成类团”(23)钟伟金、李佳、杨兴菊:《共词分析法研究(三)——共词聚类分析法的原理与特点》,《情报杂志》2008年第7期。。本文将1324篇样本的5296个关键词导入bicomb书目共现分析系统,经过同义词、上下位词的合并与清洗,最终得到有效高频关键词56个,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再将56*56的高频关键词共现矩阵导入统计分析软件SPSS20.0进行聚类分析,关键词之间的黏合强弱度使它们分为若干个关系密切的类团,依据这些类团我们可归纳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的七个大类主题。

第一类主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研究。一是对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与改革开放的探讨。有学者指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是以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为基础的,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角度转换和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现阶段主要矛盾的必然结果。(24)朱佳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中国当代史上的伟大转折》,《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8年第4期。会议作出的一系列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决定,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坚持。在继承与发扬的关系上,会议既是对离开发展生产力空谈社会主义理论的摈弃,同时也是我们党对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延续,更是开创社会主义事业的新模式、开辟科学社会主义实践新路径的开端。(25)多志勇、田开文:《试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内涵》,《前沿》2009年第9期。还有学者站在现代化角度,看到会议所开辟的道路正是以现代生产力发展为龙头的全面现代化,生产力的发展也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转型。(26)杨辉蓬:《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转型》,《实事求是》1999年第1期。二是对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研究。学者认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科学回答了建设与革命、改革的关系问题,从理论上构建起党在社会主义初阶段基本路线的总体框架。(27)汪青松:《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党的工作重点的历史性转移》,《高校理论战线》1998年第11期。工作重点转移方针的确定是正确认识中国国情的开始,奠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基础,这也是会议对中国社会最重要的政治影响。(28)刘明钢:《论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5期。

第五类主题:改革开放40年视角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地位研究。学者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置于改革开放40年这一长时程中进行考察,系统探究全会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远影响,全面分析和总结全会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有学者指出,会议开始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主体——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从理论到实践进行新的探索,成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重要组织保证。(38)张静、于安龙:《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从遵义会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理论学刊》2014年第8期;卢克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学习月刊》2008年第12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建设实践提供了政治保证,并由此开始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全方位的、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改革开放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起点。由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始走向丰富和完善。(39)樊卡娅:《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史文苑》2008年第24期;沈传亮:《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北京党史》2008年第6期。

第三类主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文章一致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马克思主义既有继承又有创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先导,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拨乱反正,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坚持和运用,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恢复,(32)田澍:《浅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理论学刊》1999年第1期;侯惠勤:《开辟解放思想的新境界——关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时代意义的思考》,《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8年第6期。而会议作出的工作重点转移、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决策,适应了新形势的新特点。(33)侯惠勤:《开辟解放思想的新境界——关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时代意义的思考》,《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8年第6期。会议明确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和任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注入活力。(34)刘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伟大转折——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新论》,《观察与思考》2014年第6期。从会议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看,全会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灵活运用,无不贯穿于邓小平理论体系之中。(35)蒋建民:《“我是实事求是派”——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路线的确立看邓小平哲学思想之精髓》,《南通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会议揭示的解放思想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以及对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根本任务的认识,奠定了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开辟也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实践基础和实践场所。(36)李达龙:《十一届三中全会与邓小平理论的创造》,《泸州医学院学报》1998年第6期。

第四类主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党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战略决策,既奠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基础,把握住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心,又拓宽和深化了中国现代化的内涵,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37)黄圣炯、吴玉才:《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转折》,《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4期;杜艳华:《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现代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学术论坛》2008年第10期。

第二类主题,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视角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研究。该类研究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置于新中国建立后的前30年的视阈中加以考察,认为会议是党重新确立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重要标志;会议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思想解放为先导推动改革开放,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站在历史和理论高度,走向新阶段。(29)曲庆彪、王丽娟:《立于时代的制高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转折和历史功绩》,《大连市委党校学报》1999年第1期。诸多学者通过与遵义会议比较来阐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认为两次会议成功的共同原因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都及时纠正“左”的错误,从实际出发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30)谭宗级:《我党历史的伟大转折——遵义会议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理论月刊》1985年第1期;张克敏:《十一届三中全会与遵义会议历史地位的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还有学者指出,会议的历史地位还体现在两次会议分别造就了两个世纪伟人毛泽东和邓小平,以及分别以他们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并开始形成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31)阎树声:《开创新纪元的两次重要会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遵义会议比较研究》,《人文杂志》1998年第6期。

第六类主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稿形成过程研究。一是“胡乔木说”。以现有公开出版文献与邓小平起草谈话参与者胡乔木的谈话记录及其修改稿文字的比对为依据,对讲话稿从最初酝酿起草到中期另起炉灶,再到后期讨论、修改、统稿、定稿全过程进行考察,呈现胡乔木在讲话起草中的重要贡献。(40)程中原:《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主题报告”的形成过程》,《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6期。二是“于光远说”。以起草谈话参与者于光远访谈录和回忆录为主,以邓小平的一份亲拟提纲为依据,叙述于光远等同志参与讲话稿的起草过程。(41)于光远:《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追记(下) 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三十六天》,《百年潮》1998年第6期;刘捷:《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出台始末》,《党的建设》2008年第12期。

以上两种叙述都反映出讲话稿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会议作出了深刻总结,为全党指明了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拥护,事实上成为了会议的主题报告。(42)朱佳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中国当代史上的伟大转折》,《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8年第4期。

核心作者是指在各学科领域造诣较高、学术活动较频繁、发表论文较多从而影响较大的作者。他们在学科发展中发挥着导向作用。在信息计量学中,用于测评核心作者的指标有两个,一是发文量(重要性评价) ,二是被引量 (影响力评价) 。根据高发文作者的发文量及被引频次,我们将核心作者统计如下(见图3)。

背景研究主要涉及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会前的矛盾和争论,旧经济体制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正是历史转折的根本动力,“阶级斗争为纲”论与“经济建设中心”论的较量、“两个凡是”与“以实践为标准”的争论是会议思想路线的酝酿、政治和组织路线确立的基础。(45)陈朝响:《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三次原则论争》,《理论学习月刊》1998年第12期。另一方面是邓小平北方谈话推动了全国范围的思想解放,为会议作了战前动员,为会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作了舆论准备,对会议的主题和重要决议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46)王宁:《邓小平1978年东北谈话的主要内容、特点和意义》,《党的文献》1999年第2期;陈文清:《论邓小平“北方谈话”的伟大意义》,《理论界》1999年第1期。

五、结论

(一)改革开放40年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成果评价

改革开放40年来,学界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研究经历了六个阶段,文献关注度与传播度走势一致,呈现出20周年、30周年纪念的两个高峰期,符合重大纪念年份出现研究高潮的规律性特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共党史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专业持续关注的研究课题,研究进程与改革开放40年历程同步,研究内容与改革开放40年实践紧密结合,彰显了这一会议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及学术史上历久弥新的重要地位。40年来学界形成了以石仲泉、朱佳木、程中原、李正华、曲青山等为代表的核心作者群及一批高影响力文献。以《当代中国史研究》《党的文献》《中共党史研究》为龙头的学术期刊和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史研究所等为主的机构,构成了该项研究的核心场域。该领域研究主题与我国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密切相连,呈现出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研究,会议与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代化建设之关系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和改革开放后40年两个不同时程视阈下的历史地位研究,主题报告之形成研究以及陈云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贡献以及会议背景研究七个主要议题和研究方向。

40年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也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一是存在一定比例的重复研究。仅在被统计的714篇期刊文章中,有关“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意义”内容的有93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毋庸置疑,在我们党史、国史、现代化建设史及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重大影响积厚流广、不胜枚举,成为学者的重要关注点也理所应当。但笔者逐篇阅读发现,众多内容相似、方法一致的文章占比较大。同样问题出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与遵义会议之比研究”上,在52篇相关论文中有19篇的内容基本相同。重复性研究大多质量不高,定量分析少而定性分析多,内容千人一面、结论千篇一律,似曾相识。二是在研究方法上,目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大多集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党史等学科,多视角的审视和多学科方法的运用有待加强。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的未来趋向

针对现有的问题或不足,后续研究应该在以下三方面用力:

自媒体之所以爆发出如此大的能量,原因在于其传播主体的多样化、平民化和普泛化。随着教育信息化进程的加快,“三通两平台”工程的加快建设,数字校园指日可待,学校德育理应充分利用数字化校园工程平台,借助自媒体,开辟学校德育的新路径,开发出具有现代特色符合德育认知论的德育课程,其中德育微课程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第一,拓展和深化研究内容,提升研究水平。继续开展关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史实研究,这是该研究的恒久任务。首先,要不断发掘整理关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献资料,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客观、全面和细致地还原和呈现诸如真理标准讨论、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主题报告的起草与修改、会议议程等历史事件。其次,要注重对会议的时代背景、转折表现、时代作用和当代价值作深度挖掘。转折不是断裂,而是在转化基础上的连续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转折意义表现为“继往”基础上的“开来”,要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置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全时程来考察,揭示转折中的连续,创新中的继承,变革中的坚守,总结会议在前后两个历史阶段即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两个阶段之间的承接、延续作用。同时,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要善于“观其澜”,而且要探究了解波澜下的激流,深入分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内在依据和必然性。最后,要加强会议相关重要历史人物研究,梳理和评价他们在会议中的作用和贡献;加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口述史整理与研究,建立关于会议的文献资料数据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历史经验等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当前的资金还比较少,所以需要加强与银行的联系,要定期、准时的将自己的财务报表以及发展动向等及时的上交到银行,让银行可以很好的了解自己的发展前景,从银行处取得更多的资金,让自己的资金可以变得更充足,从而可以向更多的农民提供贷款,也可以向每一位农民提供更大额的贷款。

牟泽雄:在书法展览的作用下,当代书法创作追求视觉效果就显得极其重要。可视性取代了可读性,精心设计取代了自然书写。有的书家在展览中的作品感觉书写水准很高,但现场书写的水平却非常一般。但在古人那里,意随文生,“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却是最基本的常识。你如何看待书写性,如何看待展览所带来的这一问题?

第二,拓宽研究领域,转换研究视野,创新研究方法。注重对不同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借鉴和运用,广泛借鉴经济学、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文献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注重实证方法的运用,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细致入微的考察和全景式呈现。同时要重视大历史视角的运用,把会议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共产党历史、乃至中国共产党会议史的长时程和不同视阈进行考察,从整体上把握会议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第三,遵守学术规范,推动研究健康持续发展。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遵循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突出问题意识,旗帜鲜明地反对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两个时期截然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坚持史论结合,论从史出,从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中客观揭示会议的地位和作用。注重文献资料的挖掘、整理和利用,杜绝空洞无物、泛泛而论的应景之作和敷衍之作。要站在新时代的高度总结会议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探讨其在党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中的作用、经验和启示。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19)05-0114-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面向农民日常生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众化研究”(15BKS023)

〔作者〕聂家华,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日照 276826

仉晓红,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山东日照 276826

(责任编辑 肖雪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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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家华:改革开放40年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格局及主题追踪——基于学术论文的信息计量可视化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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