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形体化的时间”到“ 社会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时间”，是马克思以时间范畴所表述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进展轨迹，它涵盖了从博士论文到《资本论》的思想进展。马克思的时间范畴剖析是以分析时间范畴为载体而宣示一个建立新世界的实践理论纲领，即用一种非彼岸的、政治经济学的方式使历史唯物主义成为把握人类生活本质的思想，从而找到一个真正观照人类社会历史进展与人类生活本质关系的马克思式视角。
[关键词]马克思；人的感性；社会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剩余时间
马克思缔造了一种独特的历史意义系统——以人的实践为基石和核心的时间谱系系统。这套时间谱系中，从博士论文的“人的感性作为形体化的时间”到“作为生产活动的历史结果的社会时间”，以及《资本论》中分析“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时间”，马克思将时间范畴作为一种指向自由的向导而谱写。要真正理解马克思时间观中蕴含的解放叙事，须理清一个“马克思的时间范畴史”。
经过对托架螺栓折断原因的详细分析，认为方案一并不能彻底的解决问题，经过长时间的运营，还会出现折断情况；方案二通过增加托架分担人行道的重量，可以有效防止托架螺栓的折断。最终确定采用方案二来处理田家石畔特大桥托架病害，设计如图1所示。
一、形体化了的时间：人的感性
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通过比较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不同而开始了对时间范畴的探索。他通过批判德谟克利特的时间观而表明他对纯粹思辨地理解世界的批判：“他(德谟克利特)把时间规定为永恒的以便像亚里士多德和辛普里丘所说的，发生与消灭，亦即时间性的东西，可以从原子中排除掉。……那从本质世界排除掉的时间被移置到进行哲学思考的主体的自我意识之内去，而与世界本身毫不相涉了。”[1]49在马克思看来，德谟克利特把时间实体化即当作永恒的东西，这种对时间的理解反而取消了时间的概念，因为“绝对化了的时间已不复是时间性的东西了”[1]49。并且，这样的时间与现实世界毫无瓜葛，只能在形而上学中找到其抽象的形象。这种思考并没有抓住世界的本质，只是从纯粹意识出发去理解现实。相较之下，马克思赞同伊壁鸠鲁对时间的解释，因为伊壁鸠鲁把时间规定为“现象世界的纯粹形式”，即“时间，作为有限事物的变换，当变换被建立为变换时，同样是现实的形式”[1]49，换言之，伊壁鸠鲁直接承认了时间是现实的东西。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比德谟利特更抓住了时间的真正本质，且他还把时间与人的感性联系起来：“按照伊壁鸠鲁所理解的原子的性格，就有必要把时间规定为在自然中的一个特殊存在着的自然。而感性世界的变易性作为变易性，感性世界的变换作为变换、现象自身的反映——这些形成时间概念的东西都在被意识到的感性里面有其单独的存在。因此人的感性就是形体化了的时间，就是感性世界自身之存在着的反映。”[1]49
据此，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时间范畴的理解上，从思想的最初起点就意图将时间从纯粹思辨中解放出来。他以“人的感性”揭示人的活动对理解概念的作用，肯定了人的感性活动对世界理解的能动性。可见，马克思不满意德谟克利特对时间所进行的概念性思辨，而是去追问时间意识中人的感性作用，“人的感性就是一个媒介，通过这个媒介，犹如通过一个焦点，自然的种种过程得到反映，并且点燃了现象界之光”[1]49。由此，马克思开启了他对时间考察的“人学视野”，下文的论述中我们会看到这种“人学视野”的展开：“通过把时间还原为感性，再把感性还原为实践，最终把实践进一步聚焦到从事实际劳动的人，马克思的时间逻辑直指现实运动中的人。”[2]
二、社会时间：人的生产活动所产生的历史结果[注]理解社会时间是人的生产活动所产生的历史结果时，需要回答“为什么社会时间是‘生产’而不是‘交往’产生的历史结果？”因为在马克思那里，“交往”这个概念可以理解为是“生产”的前提条件，即人们要进行的第一个历史活动——物质资料的生产，人和人之间必须是处在交往状态。而且在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观察中，“交往”和“生产”互为条件，甚至交往与“个人本质力量的发展”密切相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甚至认为，“交往形式”与“生产关系”相比，后者作为一种单纯的经济性关系很难全面地推导出历史和社会的精神内容。但是，可以从马克思两个决定性的思想中找到将生产活动置于社会时间产生机制的中央：首先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原则中，暗含着“生产关系决定其他的交往关系”的内涵，据此，生产活动较之于交往活动具有更集中地体现人的生命时间的社会历史阶段性；其次是，生产活动作为人类社会具有组织性的社会性活动，体现出的“规范性”更能标识出人类社会历史进展的刻度。故而，将“生产活动”而不是“交往活动”作为社会时间的产生基础。
时间并不是一个脱离人的范畴，而是对于具体的人而言的一个给定的客观条件。时间观念作为理解人这一类存在物的深层存在结构是必不可少的，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感性就是“形体化的时间”[1]50，而人的感性是人的生活，是对象性的生产活动。时间并不是孤立个人的行为和意识的产物，而是被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社会存在(文明)与社会组织化或运动性的宗教-信仰(文化)活动塑造的结果。[3]。人的感性作为对象性的活动是劳动，它作为粹炼物的活火不但使人生产维持肉体存在的生活资料，而且同时也生产劳动意识。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正是与对象性生产活动相适应的劳动意识(生产意识)的生产使人类的生产劳动与动物的生产区别开来，并在意识与对象性劳动的辩证互动中产生出属人的全面生产。马克思对于人的存在史的上述深刻分析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基础。阿甘本指出：对马克思而言，“历史不是人们落入的事物，仅仅表达人类精神在时间中的存在状况，他是人类作为物种的原始维度，具有生产能力——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就能生成自我，不是作为个体的自我，也不是抽象的概括，而是一个普遍的个体。因此，历史……是由实践决定的，即作为人的本质和起源的具体活动”[4]147。
在马克思的自由观中，自由时间是人全面发展的实现基础，但它不是与劳动时间无关且对立的时间。由于劳动处于一种被剥夺的体系中，所以它才成为人类生命经验的不能承受之重，从而使本应建构人的类本质的劳动变为异化劳动。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前资本主义时期，所有劳动时间几乎成为维持生存的必要劳动时间，这就使“匮乏”掳走了自由时间。在机器大工业发展、生产力水平巨大进步的资本主义社会，社会总体上物质财富的“剩余”替代了“匮乏”状态，但人们却未真正拥有自由时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理解剖正源于此不对称，他要找到让“剩余”真正成为剩余，让劳动真正成为人的类本质的体现。所以，对“剩余”的分析就成为必要。
劳动价值论的建立从商品开始，商品以等价交换为原则。商品的等价交换是两个抽象的结果：第一个抽象是从具体劳动转化为抽象劳动，使多种多样的具体劳动样式抽象化为“人类劳动”或“一般劳动”；第二个抽象是从“人类劳动”转化为“劳动量”，商品所包含的价值由这个“形成价值的实体”的劳动量来计量，从而劳动中的持续时间单位(小时、日等)进一步抽象了种种人类劳动。这两种抽象奠定了商品实行等价交换的可能基础，但同时抹煞了具体劳动的多样性和意义丰富性。第二个抽象中的劳动时间进一步被平均化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真正成为“现代时间匀质计量单位”，掩盖了商品的价值源泉。通过双重抽象，时间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获得了绝对抽象性。于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商品的价值量(实质上是劳动时间，“作为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7]53)失去了多维度的价值衡量，只是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现代范畴。它是现代全球化——世界性生产与交换的拱心石。它不仅直接就是生产率，是制约决定货币流通的主要因素，而且作为将世界抽象化从而普遍化与计量化的根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正是几百年来现代化运动最为深远广大有力地带动民族国家与个人的‘历史车轮’的轴心。”[3]25马克思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确立为理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异化劳动的关键范畴。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资本主义基于资本增殖的内在本性，必然最大限度地将最先进的技术和工具性知识与价值的增殖、生产资本的再生产、商品价值的实现这三个要素结合起来，不停地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提高生产率，其结果必然会在全社会范围内使生产单个商品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断缩短。但生产单个商品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却成为使工人付出更多劳动时间的因素。
时间作为人的积极存在方式，这一命题被马克思表述为“人的生命尺度”和“人的发展空间”。[5]532时间作为“人的生命尺度”是因为人作为类存在物进行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自己意识的对象”[6]273。据此，人的活动成为自由的活动，并且在能动的类生活中创造着人的作品和人的现实，从而在这个被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生产作为自由自觉的劳动，体现了人的类本质，成为了人类价值的体现。在人的生命经验(即人的有限生命周期、万物的枯荣周期)中，存在着一个必将结束的终点——死亡意识。这是理解人类时间意识的一个重要维度，因为死亡意识催生人类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不停拓展有限的时间疆域，使社会时间具有人的主体性。
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处于“剩余状态”的无产阶级用“剩余劳动时间”满足资本的增殖。资本增殖逻辑的完成是以“剩余劳动时间”置换“自由时间”来完成的。这种置换得以成功是两个前提条件的结果：前提之一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使资本成为统治一切的力量；前提之二是社会分工使人成为某项操作和技能的承担者，既限定了生命存在的样式，也造就了个人的片面性。资本主义社会作为总体是非理性的，它的生产率对于人的需要和才能的自由发挥是破坏性的。[10]1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单向度的人成为常态，工人的社会时间实质上仅是劳动时间。据此，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通过对时间范畴的分析而体现了对异化劳动的批判，使时间范畴蕴含着强烈的革命性。
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无人称的异化劳动量
正如尤西林分析所指出的，现代时间的溯源与马克思继李嘉图之后在物与物的关系背后揭示人与人的关系——劳动价值论的发现走的是同一条路。[3]25劳动技术进步所推动的机器标准件制造品成为现代时间的原型，越来越脱离手工劳动的机器运动保证了精确的标准件对时间的计量，即保证了时间的匀质性；加速的成品生产周期为时间计量划分单位提供了策源地；更广泛的社会化生产与世界性市场交易为世界范围内的时间统一性提供基础。在马克思那里，上述现代时间的原型并不能真正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及人的现实，而只有将这种可标准化计量的机械钟表式时间(表现为工作日)真正还原为劳动价值，才能够揭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治之症”的病理。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完成对资本主义体系的真正批判。
时间意识正是历史经验中劳动意识的尺度化和经验刻度。在马克思那里，时间之所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为不同的样式，乃是基于人的生产劳动经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的意识。因此，时间观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会呈现不同的历史样式，并在本质上反映着那个阶段的生产活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于马克思而言，人在本质上是一个历史存在，他把自己时间化是因为他要通过时间创造其存在，即从事具体的生产劳动。据此，时间的社会属性扎根于生产劳动中，并与劳动生产力的变化存在根本性关联，时间实质上是具有历史性的人类意识，是社会时间。这与用钟表可以测量的均质的、直线的物理时间截然不同，社会时间蕴含人对时间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体现在生产劳动中人的自由创造本性中。因此，马克思必然要否定德谟克利特的必然性决定论，而赞同使自由得以可能的伊壁鸠鲁的原子偏离论。马克思对自由的寻找与论证在“社会时间”范畴中清晰起来。
本研究新闻语料选自英国《卫报》的网络版中关于G20峰会的报道，发表时间是2017年7月7日-7月8日。在以G20峰会为主题的报道中继续筛选，选取其中关于美国或特朗普总统的报道26篇，其中，占据篇幅最多的内容分别为特朗普总统与普京的双边会谈、与本国(英国)贸易协定、退出巴黎协定等三方面话题。本研究将就这三方面话题进一步展开统计和分析，探讨其中架构隐喻的类别、分布以及其所反应的深层架构和话语策略。
四、剩余劳动时间：自由的生长点
资本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支配着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时间计量与分配。这种计量与分配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伴的“剩余劳动时间”，后者是作为资本增殖的固有本性而必然需要的“被偷盗之物”。剩余劳动时间实质上真正完成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劳动的异化，相较于人的生命时间而言的本然状态应是“自由时间”。
习近平指出，“经济特区的任务就是改革，经济特区应改革而生，我们要承担起这个责任”。厦门人民在改革开放初期，硬是凭一股闯劲，趟出了一条开放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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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异化劳动的对抗性力量释放出来是马克思所有批判的动力，马克思通过这个范畴所要表明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是社会生产程序的‘最后的’对抗形式，并且在自己的胎胞里发展出最终解决资本与劳动、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这种对抗的条件”[8]44。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实质上批判异化劳动。这种分析的根本目标在于指出这个单一的、被精心掩盖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一种绝对性的力量吞没了生命时间的多样性、差异性和独特性，使本应具有丰富个体性、创造性的人成为高速生产体系中一个无人称的、可被替代的标准动作件。这个时间体系使人处于一种深刻的分裂中，并使这个体系中每一件事物都孕育着其对立面。
马克思将时间作为“人的发展空间”来理解，一定程度上是受现代时间观的影响。现代时间观要求的是一个进步主义的时间观，它的重心在未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时间观所指向的未来人的存在状态(自由人的联合体)以及这种状态的持存，在其时间结构上受到基督教线性及救赎时间观的影响。但历史唯物主义时间观与弥赛亚时间本质的不同在于：基督教时间观中那居于未来的永恒的绝对意义(救赎)必然是神性的，且居于时间与历史之上，宣告了时间秩序的终结[注]虽然阿甘本竭力认为把弥赛亚时间等同于末世论时间是一种误读(见《剩余时间：解读〈罗马书〉》，2016年版第88页)，但不可否认的是末世神学深层地影响着现代人的历史观和时间观，形成了一系列对历史—时间终点地位的争夺形态，致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露这种意识形态自欺欺人的景观。；历史唯物主义所指向的未来时间是基于对现在时间(异化状态)的批判基础上而生成的一种人类生存的完整状态(人的充分发展)，它不居于彼岸而在人的现实活动中，它不像弥赛亚时间那样取消“现在”，而是如本雅明那样注“重现在”，并通过“现在”表现出人类经验的完整性，即通过从过去到现在并通向未来的人类生产史培养出能自由自觉表现生命时间的人的自由存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每一个时间维度都是人类生命的发展空间，都是时间经验不可或缺的环节。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将时间视为“人生命的尺度和人的发展空间”。
“剩余”在马克思那里首先表述的是无产阶级这个阶级被排除在市民社会阶级之外，这是一种人的地位的“剩余状态”：“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答：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9]15当无产阶级被剥夺了一切成为社会中无角色的角色时，它就注定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特选子民，因为它被排除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特权之外。[8]47正因为这个阶级遭受的是普遍的不公正，“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到自己本身”，“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9]15作为处在“剩余状态”的无产阶级是解开整个社会问题的钥匙，《共产党宣言》所草拟的世界历史图式中，无产阶级将不会像资产阶级那样是一个统治阶级，而是将消灭作为阶级的统治。取代旧的资产阶级社会及其阶级对立的，将是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52
资本的内在逻辑是自行觅取增殖，“资本准确说来就是一个关于时间的概念组织”[11]xvi。所以资本“盗取”剩余劳动时间作为其增殖时间成为当必然，并且这种偷窃被精心掩盖，这使资本的压迫越发深重，导致了“普遍的不公正”。
资本在这种增殖的本性上苦心孤诣地为整个人类社会打造出一种“自由和休闲时间”。它实质上是按资本要求打造的另一种劳动时间，它借用“货币自由”来掩盖“劳动的不自由”。通过给人戴上“消费”的颈环，让他在“货币自由”中牺牲自己支配时间的自由，因为为了实现“货币自由”，他必须更加卖命地用他的时间来换成货币，从事更长时间的劳动。所以，资本主义的整个社会体系所追求的并不是人的自由，而是货币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时间并不是人的积极存在，也并不是人的生命尺度，更不是人的发展空间。以货币自由为表现形态的“自由消费”在马克思那里不仅是对自由的庸俗理解，也是个体真正自由的丧失，因为统一地套上“消费”颈环的休闲是个体智力水平、精神世界、创造个性的体制化消亡。
“剩余时间”与“劳动时间”在解除异化劳动下的真正合一是“自由自觉的劳动”，这种劳动的目的并不是服务于资本的增殖，而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也是生活的乐趣”[12]184。这就再次回到马克思对时间的真正理解，即时间是人的生命尺度，也是人的发展空间，它表明的是人的自由。马克思通过其时间观对资本主义社会体系的批判致力于改造现实社会存在，它拥有历史实践的力量。
五、总结
马克思的文本中时间范畴描述形态的变化呈现其思想进展中一直未变的主题：人的生命意义的实现是理性与现实的统一过程，亦是本质与存在统一的过程，这个过程呈现为人类的实践史。马克思文本中的时间范畴描述从“形体化的时间”、“社会时间”，再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时间”，这个时间谱系展现着马克思思想的以下批判立场：首先，对纯粹思辨地理解世界的批判；其次，对脱离人类生产活动而抽象地理解人的生命的批判，以及脱离劳动来谈论人的自由的批判。马克思通过上述批判建构起与古代时间观基督教时间观、以及现代时间观本质不同的时间阐释。古代时间观主要据“物理学”而形成的时间经验具有非历史性、循环性和无方向性，它具有马克思所批判的“与人无关性”。对现代时间观影响巨大的基督教时间观使时间成为人的内在现象，并以个体化的、独一无二的“诸事件”来形成“救赎历史”。马克思批判这种救赎之历史的“意义虚假性”，因为这种时间观没有反映出人作为一个类存在物真正的“社会维度”与“历史维度”。资本主义的现代时间观以线性、同质性再次使时间概念与人的本质关联性丧失，而且它成为掩盖“剥夺时间”机器的帮凶，成功地以均质化的时间计量来换取雇佣劳动关系的合法性说明，并再次使时间应是人的“生命尺度”与人的“发展空间”维度落空。马克思认为，只有将这种可标准化计量的机械钟表式时间(表现为工作日)真正还原为劳动价值，才能够揭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治之症”的病理。马克思的时间范畴谱系探究与上述时间观本质的不同就在于：他通过深刻剖析时间与人的本质关联性、时间与生产劳动的社会相关性、时间与人的自由存在的关系性，从而为人类寻找自由的历史找到了一把“时间之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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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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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s Categories of Time
YANGXing-feng
(School of Marxism,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China)
Abstract: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ought is expressed in the categories of time, ranging from “materialized time” to “social time”, “social necessary labor time” and “surplus time”; such categories cover Marx’s ideological progress as is in his doctoral dissertation and Das Kapital. Marx’s analysis of the time category is to announce a practical theoretical program for building a new world by analyzing the time category. That is, to mak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idea of grasping the essence of human life in a non-other-shore and political-economic way, so as to find a Marxist perspective to truly obser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istorical progress of human society and the essence of human life.
Keywords: Embodiment of Time, Social Time, Socially Necessary Labor Time, The Time that Remains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19.04.003
[收稿日期]2019-01-18
[作者简介]杨兴凤，广西大学助理教授，哲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B01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19)04-0021-07
[责任编辑 李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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