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不安。时势造英雄，无数仁人志士为拯救国家危难、人民苦厄，前赴后继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周恩来就是其中之一。在潮流巨变的20世纪，为使中国这艘巨轮改变千疮百孔的破败状况，重新傲立于世界潮头，周恩来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甘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摆渡人，披荆斩棘、保驾护航。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救时良方——旗帜与航向
120多年前的中国，正在黑暗和迷茫中探寻出路。帝国主义列强的铁蹄已经在中国大地上蹂躏多时，迂腐颟顸的清政府统治已是强弩之末，人民大众深陷苦难之中，对于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渴望和期盼，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中国往哪里去，成为当时仁人志士苦苦思索的问题。
1898年，周恩来出生于江苏淮安，从此他的命运与中国的发展走向联系在了一起。伴随着成长，周恩来也对中国的命运不断思考并作出回答。1910年，他跟随堂伯父周贻谦到了东北，目睹白山黑水间的幕幕悲剧，“怎样把祖国和人民从苦难和屈辱中拯救出来？怎样使中华民族得到振兴，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一连串问题从此时起，一直像一团烈火那样燃烧在周恩来心中，成为经久持续的动力，推动他不断向前求索”。
周恩来
为了寻找中国的出路，周恩来上下求索。他在南开学校博览群书，组织敬业乐群会，联络感情，启发新知；他汲取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想养分，涵养自己的品德修行；他东渡日本，“邃密群科济世穷”……周恩来不断撷取，不断扬弃。求索探寻的进程，充满了沉郁苦闷。在1916年10月为唱和南开学校国文教师张皞如而写的《次皞如夫子〈伤时事〉原韵》中，这种沉郁之情流溢而出：“茫茫大陆起风云，举国昏沉岂足云。最是伤心秋又到，虫声唧唧不堪闻。”
出路何在呢？茫茫黑夜中，终于在“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这点光明，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当时的多数知识青年一样，周恩来也是通过《新青年》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1918年2月，周恩来翻开了《新青年》，其中宣传的新思想迅速吸引了他，让他感觉豁然开朗。在2月15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于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通过阅读《新青年》，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把以前接受的各种思想主张都推翻了。他表示，今后“决不固持旧有的与新的抗，也不可惜旧有的去恋念他。我愿意自今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
1919年4月，周恩来从日本回国。回国以后，他迅速投身到爱国运动中，发起成立觉悟社，邀请李大钊等人讲话，参加罢课游行活动。在实践中，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逐渐深入。为了进一步探索真理，他于1920年11月前往欧洲求学。在给表兄陈式周的信中，周恩来曾说到自己赴欧求学的“主要意旨”，是“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于吾民族间者”。此时，周恩来已不是单纯为自己寻找出路，而是为了国家和民族在探索。
在旅欧期间，周恩来由一位追求真理的知识青年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经验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主要有两种：一是欧美资本主义道路，一是俄国十月革命道路。到欧洲后，通过对英、法、德等国家的实地考察，他接触到了资本主义国家“恐慌”“窘困”的一面，深刻认识到中国经由资本主义道路难以实现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在分析并批判了资本主义、实业救国、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行会社会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潮后，他深刻认识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由此，周恩来深入研读了《共产党宣言》 《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经过反复思考，周恩来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1921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的歌曲，后来因为特殊的时代背景而流传甚广，可谓家喻户晓。这首歌曲的创作修改，曾得到周恩来的指导。歌曲原名是《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但从歌词表达的内容来说，却是出于他的真情实感。
1922年3月，周恩来写了一首《生别死离》的诗。在将这首诗寄给国内觉悟社好友李锡锦、郑季清时，周恩来随信还写道：“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已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这封信后来以《伍的誓词》为题发表在《新民意报》副刊《觉邮》第2期，“伍”即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
共产主义这面旗帜，不仅指引着周恩来人生的前进方向，更是他借以拯救中国的方向，是他为中国这艘航船确定的新航向。1922年，周恩来在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少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共产主义之为物，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1923年，当得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接收其领导的旅欧支部为成员时，周恩来更是兴奋地高呼：“我们已立在共产主义的统一旗帜之下，我们是何其荣幸！”表示：“我们愿努力毋违！”
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是中国早期农村建设的有益尝试，他们都看到了农村、农民、农业是农村振兴的根本，而农村文化建设则需从农村改革、农民自主、农业进步三者出发，进行不断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
是人兽共患疾病,女性被感染后往往无症状,妊娠后可导致流产。但Simpson认为上述微生物的感染都不是引起复发性流产的主要原因,因此TORCH筛查在复发性流产的诊治中价值有限[9]。
甘做推动中国航船前进的拉纤人
SCOPF模型在OPF模型的基础上添加了式(14)及式(15)的可靠性约束，优化模型可行域的缩小将导致发电成本提高，其目的是使预想故障发生后各电力设备的有功潮流均不会超过其短时过载能力，为事故处理留出足够的时间。但是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VSC换流站可以在带负载的情况下快速调节有功设定值，使电网潮流能够稳定迅速地改变，可以起到对潮流越限设备的校正作用。
共产主义的旗帜树立起来了，怎样朝着这一方向和目标前进，对于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以及周恩来来说，都还是个新课题，需要不断地摸索前进。但有一个问题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推动中国这艘航船前行，需要有支团结的队伍，其中至关重要的，是有能够掌握航行方向的舵手。邓小平曾说：“我们的党是有高度统一意志的革命的党、战斗的党，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党一定要有领袖，有领导核心。”党的领袖和领导核心，不是自封的，归根到底是党和人民群众根据实践结果的选择，但同时又少不了党的领导干部的推动。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过程中，周恩来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4年，周恩来从欧洲回到广州，投身到革命洪流中。通过在中共广东区委、黄埔军校的工作，以及东征、北伐、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八一南昌起义等实践的历练，周恩来出色的组织领导能力越来越得到认可，他也担负起越来越重要的领导责任。1927年4月底5月初，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委员，五届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28年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委书记；1931年12月他到中央苏区后，又先后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邓小平后来曾说：“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的确如此，在党的早期领导者中，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在思想上要么“左”，要么右，要么脱离中国实际。特别是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更是给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造成了严重损害。1945年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一时期党的历史有过系统的梳理分析，尤其是对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在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所犯的“左”的错误进行了批判。
3.3.5 增强团队凝聚力 良好的团队关系有助于护理人员提高工作满意度，也有利于优化职业环境。护理人员作为医疗团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通过加强和其他部门人员的联系、合作，发挥专业优势，如与医生共同制定诊疗方案，为患者提供优质护理服务；与药房沟通，加强对药物的使用和管理；与宣传部门联系，宣传积极向上的职业形象。
中共成熟的领导集体是从革命实践中走出来的。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以及随后的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掀起了中共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浪潮，土地革命战争自此开启。立足于中国的大地之上，也走出了毛泽东、朱德等一批革命领袖，周恩来亦是其中重要成员。
1931年底，周恩来由上海来到中央苏区，以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身份加强当地领导。在战火洗礼中，周恩来日益感到“左”的错误思想的指导与中国革命实际的脱节，以及由此给革命带来的危害。在实际工作中，周恩来十分看重并尊重毛泽东的作战经验，尽力发挥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因此才成功粉碎了敌人的前四次“围剿”。
1933年初，原在上海的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到达中央苏区，党政军大权集中到了他手中。博古等人在中央苏区进一步推行“左”倾错误，极力排斥毛泽东等人的正确领导，在军事上依靠毫无中国作战经验的军事顾问李德，周恩来对重大军事行动的指挥权也被剥夺。“左”倾错误领导的直接后果，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遵义会议在中共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它的最大贡献是停止了博古“左”倾错误领导，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关键时期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周恩来功不可没；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周恩来更是厥功至伟。
由于工作的原因，最后只有5名家长报名参加。我将5个孩子叫到办公室，给他们布置了一项特殊的任务：给妈妈准备一份礼物，不能花钱买，要自己做。
关于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前后的作用和贡献，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周恩来终其一生都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曾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讲述：在临终前，他仍以彻底的唯物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终生战友、伴侣邓颖超一起合唱“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是周恩来生命中的最强音。
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转道贵州，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1934年12月12日，周恩来主持召开通道会议，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转兵贵州。18日，周恩来在贵州黎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支持毛泽东西渡乌江、突入川黔边的主张。会后，当周恩来把通过的决议送给李德时，两人还发生了激烈争吵。据当时在场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说：“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我们又马上把灯点上。”周恩来后来回忆说：“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
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作副报告，扭转了会议方向，保证了遵义会议的成功。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开始后，博古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报告，侧重从客观上为军事失败辩解，力图推卸责任。然后，周恩来作副报告，明确指出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同时，他批评了李德、博古的错误，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他的发言使会议出现了转机。遵义会议最后决定：第一，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二，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第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第四，取消“三人团”，撤销博古、李德对军事的领导，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负责，而周是受党内委托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对遵义会议上的周恩来这样评价：“这次会开得很好，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确立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决定周恩来为受党内委托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而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实际指挥中，周恩来十分尊重毛泽东的意见，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军事方面的领导地位。特别是二渡赤水后，在是否进攻打鼓新场的争论中，周恩来最终接受毛泽东的主张。事后证明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由此在1935年3月下旬成立了新的“三人团”，毛泽东成为其中一员。在周恩来的支持和配合下，毛泽东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后来，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军事方面由毛泽东负责。在11月召开的下寺湾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毛泽东为军委主席，全权决定战斗指挥。
周恩来是真心拥戴和维护毛泽东地位的。在延安整风中，1943年底周恩来经过3个月的学习，对自己参加革命20多年的斗争历程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检查，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并用5天的时间在整风学习会上作了系统的报告。最后，他表示：“经过这几年的实践，对毛泽东的领导确实心悦诚服地信服。”对于毛泽东领导的心悦诚服，使周恩来处处自觉维护毛泽东的权威。1949年5月7日，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周恩来应邀在会上作报告，其中他专门讲述“学习毛泽东”的问题。周恩来说：“我们必须有一个大家共同承认的领袖，这样的领袖能够带着我们前进。三十年革命运动的实践使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领袖，就是毛泽东。”
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工作主要是由周恩来负责的。在他的努力下，新中国成功开拓了对外交流合作的空间。
周恩来处处维护毛泽东这位开动中国航船舵手的权威，他自己则是心甘情愿地充当拉纤人的角色。曾担任总理办公室秘书的吴群敢回忆说：“周恩来胸怀全局、一心为党，尽力维护、贯彻党中央的领导，处处为毛泽东、党中央分忧解劳，办事又精细明快，属于他分工主管的固然认真负责、力求完善，非他主管而又事关全局的也积极参与决策、主动协助落实，既从不越权又决不旁观。他可说是党中央的‘守护神’、在第一线的总指挥，哪里有艰险、麻烦，他就出现在哪里。”
1960年4月袁周恩来尧陈毅访问印度时袁同尼赫鲁总理合影
贯彻落实：主动扮演一个执行者的角色
主动承担起执行任务的周恩来，自此成为毛泽东须臾不可离开的革命助手，在毛泽东宏才大略的谋划下，为中国的革命、建设殚精竭虑。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我们选取几个有代表性的历史片段就可管窥一斑。
任何系统能够进行分析的前提是有一定的数据为基础，基于定量分析的分析系统更依赖于对数据的分析。AHP层次分析法的信息基础就是有关人员依据自身判断对每一层次中各因素间的相对重要性做出的判断，并将这些判断用数值记录以矩阵的形式表示出来。判断矩阵的建立是AHP工作的前提。
周恩来在处理各项工作时，都认真负责、尽心尽力。他之所以给人善于执行决策的印象，在于其自觉选择，或者说他“总是有意使自己主要扮演一个执行者的角色”。曾担任过多年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李琦也就此询问过周恩来。对此，周恩来说：“国家刚建设，我是总理，我应该也必须多做些具体的事，好让毛主席、少奇同志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多考虑些大的问题。”
解放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军重兵对陕北解放区的大举进犯，毛泽东决意留在陕北牵制敌人。为此，1947年4月中央机关分为三个部分，其中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委，集中指挥陕北和全国的军事行动。按周恩来的说法，“在中央只有三个人，毛主席、周恩来与任弼时同志。所谓中央，就是这三个人嘛！”三个人指挥全国的党政军工作，任务的繁重程度可想而知。为了使毛泽东能够集中精力更多思考事关全局的战略性问题，周恩来承担起决策的部署和执行工作。据时任作战参谋的张清化回忆：“在这个阶段，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周副主席在军事上是党中央、毛主席完全不能缺少的得力助手，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军事组织者和指挥者。当时他运筹帷幄，出谋划策，深得党中央、毛主席的称赞和全军的拥戴。凡是党中央研究、毛主席下了决心以后，具体的组织布置和如何执行等都是周副主席具体来抓的。无论前方或后方，无论是后勤供应还是部队调动，总离不开他的具体的组织指挥。”在工作中，周恩来的缜密细致给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跟随周恩来转战陕北的王还寿后来说：“一天到晚就是看电报、写电报，重大的问题中央开会讨论。他对国民党几百万军队团以上的番号、代号、驻地、军队的负责人都装在脑子里，背得烂熟，对我军的情况更是了如指掌，胸中有数。有一次，一个战役打完了，作总结时漏掉了一个敌团。周副主席看出来了，马上指出这个团的番号，驻在哪儿，团长是谁，是被我们哪个部队消灭的。他们一查果然如此。”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担任政府总理的职务。各项工作都要周恩来筹划推进，他成为新中国最忙碌的人。即便如此，在工作中他依然保持着细致认真、一丝不苟的习惯。比如“一五”计划的编制，就是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进行的。在编制“一五”计划时，周恩来的尽职尽责、精细入微，给参加编制工作的王光伟留下了深刻印象：“几乎每一个数字他都要过问，几乎每一个百分比他都要亲自计算，有些数字差错往往是总理纠正的。”
作为新中国的总管，每项工作都牵动着周恩来的心。就连大家不太在意的档案工作，周恩来都倾注了大量心血。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会议，正是根据周恩来的提议，批准设立国家档案局，为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开辟了新局面。后来，周恩来提出要由国务院发布一个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1956年初，周恩来连续召开了几次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决定的草稿。据曾三回忆：“他是那样认真地一字一句斟酌、修改。在讨论中，当大家谈到有些机关对档案工作不重视，档案被当作废纸出售、损坏、霉烂等情况时，总理立即就说：你们批评嘛！”
David A.Kolb（1984）系统地梳理了John Dewey,Kurt Lewin与Jean Piaget的学习理论，选择性地吸收心理学、教育学、生理学与哲学的最新科研成果，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具体体验（concrete experience）、反思观察（reflective observation）、抽象概括（abstract conceptualization）和主动检验（active experimentation）组成的“体验循环圈”。
在工作中，周恩来也是处处维护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权威。据方志纯回忆，1957年周恩来在审定《八一起义》提纲时，对原文中讲的“党为了挽救革命的失败，决定由周恩来同志在南昌举行起义”进行了修改。周恩来在“举行起义”前加上了“以贺龙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和朱德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一部分为基础”。1961年周恩来参观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时，强调要宣传井冈山，宣传毛主席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光辉思想，当时提出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只有毛主席。没有井冈山的斗争，就没有今天。他谈到八一南昌起义时，都强调要把南昌起义和井冈山斗争联系起来。还有一件事也很能说明问题。据《人民日报》记者葛娴采访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得知，早年摄影灯具改革前，在拍摄人物照射时，光源对人体和眼睛有伤害。摄影师在拍摄毛泽东时，出于热爱总想多拍一些，周恩来怕光源伤害毛泽东的健康，每次都事先叮嘱摄影师，照的时间不要太长，不要把灯光正面直照毛主席，以防刺着眼睛，并亲自为摄影师选择角度。周恩来多次要求摄影师想办法，把摄影灯光的有害光线滤掉。在灯具改革的试验中，他一再关照摄影师：用试验灯光照我，试验好了再照毛主席。
对于毛泽东来说，在外交工作中，他更倚重周恩来。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登上了出访苏联的专列。此次出访的主要目的，“是同斯大林就中苏两国间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商谈，重点是处理1945年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访苏之前，毛泽东就有意让周恩来一道到苏联去，他在1949年11月9日以中央名义致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的电文中就讲道：“至于周恩来同志是否应随毛主席一道去莫斯科，或于毛主席到莫后再定恩来是否去及何时去，此点亦请斯大林酌定。”之所以希望周恩来去，主要原因就是毛泽东深知周恩来在与人谈判打交道方面，更在行一些。到苏联后，毛泽东曾很委婉地向斯大林提出：“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或许出于误会，斯大林对此表示惊讶，说：“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叫他来，他来干什么？”此后，双方有关签订条约的会谈很不顺利，其间还一度引起毛泽东的不快和西方媒体的谣言。形势最终迫使斯大林同意周恩来到莫斯科，使中苏谈判进入了新阶段。毛泽东在致中共中央的电中，将斯大林同意周恩来到苏联称为“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周恩来于1950年1月20日到莫斯科后，成功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奠定了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基础。
中美建交谈判亦是如此。经过前期周恩来与基辛格等人的反复协商沟通，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进行访问，揭开了中美关系的新篇章。当天下午，毛泽东会见尼克松一行。在谈了一番有关世界形势的“哲学问题”后，当尼克松想与毛泽东谈台湾、越南、朝鲜、日本、苏联等问题时，毛泽东打断尼克松的话说：“那些问题我不感兴趣。”接着，他用手指了指周恩来，说：“那是他的事。”
（1）交通事故处置预案。<1>志愿者在经过专业的应急救护培训后，在掌握急救要领的基础上，可实施现场急救，并组织现场人员拨打120抢救。<2>如果发生车辆着火的情况，应第一时间组织游客下车，协助专业志愿者进行自护自救，必要时拨打119急救。<3>保护现场，配合交通事故处理部门调查。
为了使中国这艘航船顺利前行，周恩来主动承担起诸多繁重复杂的工作。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是夜以继日地工作。“文革”中，更是每天只休息两三个小时。周恩来曾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为此，我们在各行各业，在祖国各地，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责任使命：急难险重中的护航担当
在革命、建设的激流中，驾驭中国这艘大船前行，不免会有急流险滩。危急关头如何抉择，考验着摆渡人的能力智慧，也考验着他的责任担当。在困难面前，周恩来总是义不容辞、义无反顾地迎难而上，担当起克难攻坚的重任。
根据旅游统计公报显示，2013-2016年中国国内旅游人次和国内居民出境人次均保持增长，其中中国国内旅游人次增长率稳定在10%以上，并有持续增长趋势。2016年中国国内旅游人次和国内居民出境人次分别达到44.4亿人次和1.2亿人次，随着用户旅游经验的积累，对于个性化和深度旅游需求不断增加，为在线自助游奠定发展基础。
八一南昌起义，周恩来是组织者、领导者和指挥者，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时期。当时，正值大革命失败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中国革命处于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7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南昌起义，并任命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在他的精密组织筹划下，1927年7月下旬，南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逐步就绪，并定于30日晚举行起义。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29日上午，前敌委员会却收到了中共中央代表张国焘发来的密电，要求暂缓起义，等他决定。7月30日，张国焘到南昌后，在中共前委紧急会议上提出，起义如有成功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应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也不可动，并称这是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危急时刻，周恩来以辞职相抗争坚持起义，并因此愤怒地拍了桌子。正是这拍桌一怒，使起义得以按计划实施，成就了南昌起义。
2004年5月，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宁夏引黄灌区农业供水管理体制及水价形成机制改革指导意见》，要求各地加强宣传，提高认识，全力抓好农民用水户协会建设。各市县和各级水利部门主动采取召开会议、举办培训班等多种形式，向乡村干部和农户宣传农民用水户协会建设的目的意义，各县（市、区）水务局和国有水管单位切实加强对干部职工的教育和管理，使之端正思想认识，能够满腔热情地为农户提供优质服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时局维艰，形势日益严峻。特别是华北事变以后，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如何联合尽可能多的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抗日民族战争，成为中共最紧迫的问题。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如何应对，考验着中共的智慧。西安事变后，接到张学良希望听取中共意见的电报后，中共中央当即决定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协商大计”。如何处理西安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内部有主战与主和两种主张。就感情上来说，国民党背叛革命，以及几年来的“围剿”战争，中共也对国民党和蒋介石充满了仇恨。在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如何处置决断，牵动着国际国内的神经，极受关注。挑起这副重担的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最终推动事变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曾经参与解决西安事变的罗瑞卿等人评价说：“没有周恩来同志在西安，毛主席、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就很难得到贯彻，内战可能再起，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初步胜利就无法巩固。周恩来同志为党的革命事业，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1956年，在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们党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误，尤其是急于求成的“左”倾错误的影响，更是给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后果。周恩来为纠正“左”倾错误的影响，费尽心思。其实，从1955年起，由于三大改造的完成，以及国内良好的发展前景，“左”的思想就露出了苗头。在经济工作中，周恩来一向注重综合平衡，因此对逐渐严重的冒进现象就有了警惕，多次提出“既反对保守思想，也反对急躁情绪”。
1956年1月“农业四十条”出台后，对其中的高指标，周恩来就开始着手防范，多次召开会议，强调要量力而行。形势的发展依然没有止步，周恩来进而明确反对急躁冒进，对各项预算指标大幅压缩。但在党的主要领导人看来，这种反冒进压制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反反冒进的提法出来了。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周恩来甚至被批为离右派“只剩了五十米”，被迫多次作检查。继之而起的“大跃进”运动，更是打乱了国民经济秩序，致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造成了粮食短缺。在困境面前，周恩来毫不推脱，毅然挑起调度粮食、纾解民难的重担。那段时间，周恩来被称为“粮食调度的总指挥”。据当时担任粮食部副部长的杨少桥等人回忆说，1961年在广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一次周恩来同他们一起研究各省的粮食调拨安排，发现有5000万斤差数不能平衡，但一时查找不出原因。“总理戴上老花镜，在表格上，一个省一个省地核对，一笔一笔地计算。过了一会儿，总理问：‘当时研究调出时，给浙江省加上5000万斤，加了没有？’原来问题就出在这里，是我们漏记了。”
“文革”的狂潮，把中国这艘航船卷进了旋涡之中。身处旋涡之中的周恩来也受到不小的冲击，但他以不寻常的韧劲，苦撑危局，尽力维系国家的运转，保护社会各界人士和专业人才，开创外交新局面，适时批判极左思潮，力促邓小平等人复出，尽力抗衡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为后来中国冲出逆流奠定基础。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这样评价“文革”中的周恩来：“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邓小平后来这样说：“‘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陈云也认为：“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他保了很多同志下来，我们这些人都是他保的嘛！”
其中，Cu为不均匀系数；D0为平均孔隙直径(mm)，D0=0.25×d20；d20为粒径累积百分含量达到20%时对应的颗粒直径(mm)；d3为粒径累积百分含量达3%时对应的颗粒直径(mm)；d5为粒径累积百分含量达5%时对应的颗粒直径(mm)。
余叙
据有关材料记载，周恩来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这么一个摆渡的，他在湍急的河流中，把船划到河中心。这时，他感到很疲劳，而对岸又是旅客很向往的地方，你说这个摆渡的该怎么办？”这个故事中的“摆渡人”，说的正是周恩来自己。在革命和建设中，为了将中国这艘航船渡往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目的地，周恩来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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