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佳彤:新时代优良家风研究——以河北石家庄于家村为例论文

姚佳彤:新时代优良家风研究——以河北石家庄于家村为例论文

【摘要】于家村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是明代政治家、民族英雄于谦直系后裔的聚居地。于氏后人始终将先祖于谦的高尚品德与修养作为行动的准绳,并世代相传,形成了于家村优良家风。于家村优良家风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以于家村为研究范本,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崇祖敬宗的宗族观念三个方面重温于家村家风的历史形成,阐述于家村优良家风中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怀、勤俭节约的治家之道、睦亲和邻的处世之道、清正廉洁的为官之道、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观的主要内容,深入挖掘于家村优良家风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以期在新时代更广范围内发挥优良家风的效用和功能。

【关键词】新时代;优良家风;于家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1]家风集中体现了一个家庭或家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优良家风的传承与弘扬对个人修养、社会和谐、道德文化建设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于家村的于氏后人以先祖于谦为榜样,通过对其高尚品德的继承与弘扬,形成了当今于家村的优良家风。该村落享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民俗文化村”、“中国楹联文化村”等荣光。

一、重回于家村家风形成的历史现场

根据于家村《于氏宗谱》记载,于家村建于明朝成化年间,距今有五百多年的历史。明朝政治家于谦是于家村于氏家族的先祖,他曾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力挽狂澜,拯救了大明江山,捍卫了中华民族。明朝末年官场腐败之风日趋严重,但于谦受祖父辈的影响,仍然保持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的传统美德。明成化年间,于谦遇难后,其子隐居太行山深处井陉县南峪村,后因生活所迫,其长孙于有道迁居于家村,该村由此形成,并不断繁衍至今。目前,于氏家族繁衍已至二十六代,全村四百多户,一千六百多人,于姓占百分之九十五,至今耕读并作,家风淳朴,是理想人居之所。

于家村家风植根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的特点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生产的目的是为生产者提供生活资料,而不是用于交换,所以这种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于家村地处太行山深处,位于盆地与丘陵的衔接处,四周封闭,盘山绕村,交通极为不便,每个家庭都会依靠自己的生产方式生产出日常所需的农产品。一方面,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模式,使得一家人长期稳定地居住在一起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有利于家庭成员在生活中感受彼此之间的亲情,彼此敬重、互怀感恩之心,且在农忙时节,需要全村族人的相互帮助以保证农业生产顺利地进行,这样容易形成家人之间和谐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另一方面,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生产技术落后,人们的生存主要依赖于自然,人们为了生存,敬畏自然,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当时于氏家族长制定了村规民约,如节约用水的《柳池禁约》以及保护山林的《禁山林碑》等,于氏族人也逐渐养成了勤俭节约的良好品德。总之,于氏族人世代勤勤恳恳,始终保持着于氏先辈敦厚淳朴的作风。虽然在工业化和现代化文明的冲击下,传统的小农经济以及建立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结构已经瓦解,但是农业生产仍然受到重视,于家村优良家风的精神意蕴依然处处可见,例如于氏先辈们关于农业生产的教诲,如不违农时、勤俭节约、互帮互助等。

于家村家风缘起于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传统中国是一个家国同构的宗法社会,家庭与国家紧密结合在一起,人们普遍重视家庭的地位和作用,因为它不仅是孕育个体生命和培养个体品德的起点,而且是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基础所在。《大学》云:“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2]“在中国古代,国家制度加强了家族制度,而家族制度又反过来巩固了国家制度。家即国,国即家,家国同构,二者融为一体,和谐共存。”[3]国是家的扩大,只有家齐,才能国泰民安。也就是先规范家庭成员的言行举止,才能拥有正常的社会秩序,“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4]的家国观念已经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之中。因此,人的一生都被教导要追求建功立业、光宗耀祖以及为国鞠躬尽瘁,并时刻牢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与担当。即便到了近代,各种封建残余受到人们猛烈的批判,但家国一体的思想仍然为人们所继承。在明朝的土木堡之变中,英宗朱祁镇被俘,于谦力排众议,坚持固守北京城,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坚决反对南迁,积极支持拥立朱祁钰为景帝,尊英宗为太上皇。这些举措是冒政治风险的,但于谦始终坚持以国家和百姓的安危为重,践行着为国尽忠的家风,这种精忠报国家国情怀对于家村的于氏后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于家村家风形成于崇祖敬宗的宗族观念。在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影响下,宗族在某种程度上可谓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政权。宗族组织不仅成为乡村的基本细胞,也成为社会管理的主体。客观地说,传统家风的产生同中国人强烈的宗族观念密切相关。在传统社会分分合合的历史条件下,许多家族的命运往往不稳定,家族为了防止自身的衰败,制定一整套相应的家庭行为规范来克服家族的缺陷,并以此训诲子孙后代,使之仁义忠孝、积极上进,以此达到不坠门风的目的。因此,家风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家族试图保持家运兴旺的需要,由此延伸形成了崇祖敬宗、惟祖训是从,惟祖训是尊的家族观念。于家村于氏后裔有祭祀祖先的传统,每年的清明节都要回乡祭祖。祭祀祖先的日子定在农历的新年,祭祀时,需要通过文字或语言表达心愿,或歌颂祖先功德。通过祭祀祖先的活动,加强了宗亲血缘之间的关系,联络了宗族成员之间的情感,强化了宗族内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更重要的是,祭祀祖先也是对家族精神的传承,并因此在于氏家族人的心中形成一种重大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在当今中国,年轻一代的宗族观念明显趋于淡薄,甚至出现了中断的趋势。然而,尽管在现代化过程中家庭或家族的功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但祭祀祖先的活动在于家村依然有着实际的影响,已经成为于家村人内在信仰的载体之一。

我们不仅要认识到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还必须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止存在于会议讲话和文件中,而是要落到实处,才能真正为子孙后代留存文化火种。 习近平以身作则,积极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 在河北正定县任职期间,他不仅向当地人了解文化遗产的历史,还亲自到林觉民故居做讲解员,同时也深入群众之中,了解群众反映。 在浙江省任职期间,更是踏遍全省各县市区,跨湖桥遗址、浦江上山遗址、西湖等都留下了习近平关心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身影。

二、于家村优良家风世代传承

于家村优良家风以德为本,以家为根,五百多年来形成的具有独特内涵的优良家风,其中贯穿着先辈对晚辈的殷切期待,其优良家风内涵既富有个性,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传承了传统家风文化中的精髓,主要包括精忠报国的家国情怀,勤俭节约的治家之道,睦亲和邻的处世之道,清正廉洁的为官之道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观。

音乐文化产业,所存在的红利是显而易见的,根据前沿产业院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音乐文化产业从业人数,只有不足500万,而到了2017年这个数字则达到了1500万左右,增长了近300%,实际的用户数量也从9000万人增长到了2.3亿人次,市场规模则达到了近1500亿元,分别同比增长了17%和19%左右。由此可以看出,音乐文化市场的潜力非常巨大,在还未充分开发的基础上就获得了如此收益,在未来的发展中必将存在着更好的发展趋势。

社会犯罪行为尤其是青少年犯罪现象的频繁出现,与家庭教育的缺失或疏忽有直接的联系。很多青少年从小被父母娇生惯养,家长总是尽自己最大努力来满足孩子的需求,长此以往,青少年难免形成自私自利的性格。父母是孩子最初的老师,也是教导时间最长的老师,孩子道德品格是通过父母的言传身教养成的,家风也因此成为个体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它既具有启蒙的特性又贯穿于每个人的整个生命过程,对个体性格、习惯和品格的养成起着关键性作用。优良家风如同和风细雨,在潜移默化中启迪孩子的思维和行为。因此,“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身体力行、耳濡目染,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10]。可见家风在塑造个体道德修养中的重要性,它是任何其他事物无法代替的。

于氏后人继承了于谦精忠报国的家国情怀。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时期,于氏后人中从军献身为国牺牲者共十二位烈士,他们洒尽一腔热血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他们是于氏族人的光荣与骄傲。这些烈士的爱国精神一直激励着后人奋进。于家村的于氏后人通过讲述家族发展的历史、祠堂的发源和祭祀的礼仪、于氏先人爱国的典型事迹等,使于氏先辈精忠报国的优良家风通过长辈对晚辈的口耳相传得以传承。

勤俭节约的治家之道。勤俭节约是于家村人教子治家的基本原则,也是于氏家族世代传承的优良家风。于家村人民辛勤耕作,养成了勤劳俭朴的优良传统。于家村先祖于谦虽出生于官宦世家,但家风勤俭。朝廷赋予于谦为山西、河南两地的最高行政长官时,他只带了宣宗的厚望单车赴任,因为除了儿子于康,没有任何家眷相伴,也没有什么辎重。于谦虽然身居要职,但是自奉俭约,他所居住的屋子非常破旧,景帝曾赐予一所宅邸,于谦竭力拒绝,一直居住在旧宅。

于家村家训以“勤耕读、尚节俭”等为核心要义,这是对于氏先祖良好品行的总结与传承。于谦之长孙于有道,于成化暮年从井陉县南峪村携眷迁居于家村,便在此开荒建村。于氏后人继承了先辈们勤俭节约的优良家风。首先,坚持勤为源。农民有俗语“不种百亩,不打百担”,“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5]折射出深厚的勤劳家风的积淀。其次,秉承俭为道。于家村人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收入微薄,维持生计主要靠节俭持家,精打细算,俗语云:“吃不穷,穿不穷,打算不到就受穷。[6]于家村人并教育儿童从小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这对培养其勤俭意识具有重要意义。于家村人在日常的用水方面也特别注意节约。于家村是旱庄,定居后首先解决人畜饮水问题。明嘉靖年间,当时的家族长制定了用水规章《柳池禁约》,倡导节约用水于家村人至今依然遵守着传统的村规,保持着勤俭节约的朴实民风。

睦亲和邻的处世之道。于家村先祖于谦的父亲于仁为人谦和,乐善好施,常常周济穷人。于仁曾救济过迷路的孩童并将其送回家。于仁家曾有一位年迈的侍婢苗氏,于仁待如上宾,每逢家宴,都将苗氏安排在筵席的上座。苗氏病逝后,于仁以厚礼安葬。于仁待人友善的良好品行也被后辈传承。于谦的夫人董氏上奉公婆,下睦邻里,庭无闲言。于谦的长孙于有道继承了祖父辈的优良品质,与家人和睦相处,不得见利忘义,且和待乡邻。于有道不足十二岁主持全家事务,“因家贫,难以存活”(见宗祠碑文),他让二弟继承家业,带着三弟迁居于家村。在处理邻里关系方面,他坚持友好相处、互帮互助、推心置腹、赤诚相见。

上文讲到的于家村四百多年前制定的用水规章《柳池禁约》也体现了于家村人和待乡邻的优良家风,它明确规定“今约后昆每年挖池,按门出工,除独夫、孤子、寡妇、病家外”(见碑文),于家村全体村民出力挖池蓄水,鳏寡孤独病者除外,这也体现了于家村人的邻里间互帮互助。于家村的老中医志愿为本村或邻村义务看病,从不收费,一生义务行医。如今,于家村仍然坚持睦亲和邻、亲仁友善、互帮互助的优良家风。

这项关于节约用水的村约,既坚持了公平公正的原则又便于操作。康熙三年,为了保护南山的草木以涵养水源,于家村人又制定了《禁山林碑》,它规定“禁牛羊,禁山火,绝砍伐”(见碑文),如果有违背规定的人,要罚钱四百文,若不认罚,当时的绅耆乡甲可将其逐出村外。直到如今,于家村民们一直遵守着祖宗立下的规矩,依然保持着节约用水、不到在南山砍伐放牧的习俗。于家村荣获“石家庄市生态文化村”、“美丽乡村先进村”以及“造林绿化先进村”等荣誉称号。

我国在巷道掘进机械设备上和国外相比差距很大,所以在施工工艺上也因为机械设备性能和质量的缺陷导致相对落后。我国综掘机配套支护设备需要采用单机锚杆钻机,需要人工安装锚杆钻机,降低了工作效率。在巷道掘进施工作业周边,巷道支护所需要花的时间占总施工花费时间的七成,巷道支护占用时间多。为提高巷道掘进的速度,就必须提高支护作业的速度,使支护作业和巷道作业有效衔接起来,尽量缩短两者之间的时间。另外,由于部分掘进机械设备维修期限较短,如果机械频繁出现故障必然会导致巷道施工工艺的不连续,这样也必然会降低掘进作业的速度。

以后,我父亲在国军参加了我们党的地下组织,后来到了延安,再后来随许世友将军的部队到了东北,直到全国解放他才回到济南,找到了居无定所的奶奶……1951年出生的我,因为我父母部队换防和职务调动,小的时候就在奶奶身边长大。六十年代初,我父母转业到地方,他们才回到了我奶奶身边,而我才回到爹妈的怀抱。

窃思:日久坑深,则挖池不力;门多人众,则取水不公。今约后昆:每年挖池,按门出工,除独夫、孤子、寡妇、病家外,有失误者,一工罚钱五十。每家吃水许一瓮,取冰许两担;有多积者,一瓮水罚钱五十,一担冰罚钱二十。如有抗违禁约,不出罚钱者,便非正子孙;至于外人偷水者,便使后昆奸生子;与人送水者,但是后昆妾生儿;有见之徇私者,罚如之。一切罚钱,池中公用。此照。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观。于家村人在四百多年前就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观。《柳池禁约》可谓是国内外少见了关于地方节约用水的村规民约。明嘉靖年间,于家已经繁衍到第五代,人口达到一百多人,这时人畜饮水出现了紧张,当时的家族长便制定了用水规章《柳池禁约》以倡导节约用水。《柳池禁约》碑文如下:

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怀。于氏先祖于谦一生坚持的政治理念是重社稷、爱苍生,他以功在朝廷、泽被生民作为人生的旨归。于谦这种爱国情怀的养成也是得益于祖父辈的言传身教,受祖父辈的影响于谦对文天祥等文人志士非常敬慕,并以文天祥那样的人生为人生理想。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情怀一直激励着于谦。

局领导遂决定紧急行动:一,对北山进行认真侦查。二,动员多方警力把交钱地点周围封闭起来。三,告诉张秋准备好1.5万元,4月22日清晨5时准时赶到。一张捕捉犯罪分子的网拉开了。

明万历九年,于家村村民于喜春为展现于谦的清白人生,告诫村民秉承祖训,全体族人做人要像祖宗一样,清清白白,堂堂正正,为此他在村口修建一座九层石阁以铭记先祖崇高的精神。后人继承了于谦清清白白做人的优良品格,并将这种品格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在于家村,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妇孺稚童都在严格地践行祖先遗留下来的清白做人的祖训,并不断发扬光大。

乾隆三十九年四月奉祖遗约后昆同立。

清正廉洁的为官之道。明朝官场腐败现象尤为严重,明初朱元璋采用强硬手段惩治贪官污吏,但未能从根本上遏制官场的腐败之风。朱元璋病逝后,政策没有初年时的严明,加之明朝官员的俸禄相对较低,因此不良风气在官场持续蔓延。但于谦清正廉洁的为官之道一直为于氏后人所仰慕,他长期身居显位,却清正廉洁,一钱不私。于谦写过一首著名的《石灰吟》以表其志,“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英宗复辟后,派人抄没于谦居所,没有搜出任何财物。

三、弘扬于家村优良家风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中强调:“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7]习总书记从家风与社会的关系中明确指出了优良家风的重要作用。于家村优良家风既富有个性,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体现了广大百姓勤劳善良的优良品质,既传承了传统家风文化中的精髓,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内容相契合,凝聚着道德正能量,是新时代优良家风建设的宝贵资源。

(一)于家村家风为塑造个体道德品质的家庭场域提供了优良资源

《大学》一书中指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8]因此,齐家之道,修身为先。由于家风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一种教化,父母的言行给了孩子成长和效仿的基本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指出:“家庭教育涉及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是如何做人的教育”。[9]

于谦一生的丰功伟绩正是为了国家和人民而不惜献出生命。他巡按江西、河南、山西期间,他帮助百姓度过了多次灾荒,救济了许多濒临死亡的饥民。土木堡之变发生后,于谦临危受命、整顿军队、巩固国防,维护了明王朝的统一。于谦的雄才伟略是赢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他誓死守卫京城的坚定意志,他的这种意志和信念影响了全军将士,凝聚成一股同仇敌忾的精神,这种精神也是军民共济国难的支柱。

于家村优良家风教育、规范孩子的道德意识以及行为方式,使其养成良好品行,形成良好素养,培养于氏后人具有健全的人格。于家村村委会——幸福互助院设有农家书屋图书室,并且经常举办活动,给孩子灌输爱国思想,引导孩子树立保家卫国、报效祖国的理想。孩子们生长在具有浓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于家村,他们经常到于谦纪念馆、于氏宗祠瞻仰祖先,如果有青少年犯了错误也要到于氏宗祠跪拜祖先,通过自我反省进而改过自新。于家村优良家风的传承不仅有利于个体形成良好的道德修养,也为新时代家风建设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二)于家村家风也成为当前我们构建和谐家庭的重要思想支柱

优良家风是实现睦邻齐家的重要着力点,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和谐美满的家庭关系、良好的邻里关系,不仅有利于每个人的身心健康、促进家庭和睦,而且能够保障社会的稳定。恩格斯认为家庭的本质是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统一,优良家风必然是在家庭成员平等关系的基础上,实现家庭人际关系的和谐。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一生都处于各种关系网之中,家庭、邻里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家庭以婚姻关系为基础,以血缘关系和收养关系为纽带,而邻里关系的重要作用仅次于血缘关系,它以地缘关系为主。邻里关系在农村的作用尤为明显。优良家风具有一定的共同点——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优良家风可以化解家庭的内部矛盾,避免将其家庭矛盾激化和推向社会。和谐的家庭不仅家庭内部和睦,与亲戚朋友和邻里之间也是友好相处。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邻里之间因地缘相近,在日常生活中互帮互助,较之于血缘之亲更具有实际的帮扶作用。

[37]人民网:《学汉语,原来含金量这么大》,http://www.hanban.edu.cn/article/2016-05/17/content_642047.htm,2016年5月17日。

苏婷婷拉杰克站在门前,迎接客人。杰克小声问苏婷婷,苏婷婷向他耳语了几句。几个客人走进来,杰克很热情地向每一个客人鞠躬:欢迎光临!客人拱拱手,把手里的红包递给杰克:祝贺祝贺!杰克不解地看着红包,问苏婷婷:这是什么东西?苏婷婷轻声地回答他:贺礼红包,你接着就行。苏穆武和苏母走进来,杰克忙鞠躬:欢迎光临!苏穆武白了杰克一眼,径直向里面走去,杰克突然喊:给红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传播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传递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观念”。[11]于家村优良家风中积极弘扬和睦美德,倡导夫妻恩爱、珍惜兄弟姐妹的手足亲情,婆媳关系相处贵在上慈下孝等美德,既是对传统家风尊老爱幼、勤俭节约等观念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对先进文化精华的吸纳,倡导在家庭中男女平等、互爱互敬、夫妻邻里和睦等观念,既体现了时代性,又体现了民族性,推动人们在为家庭谋幸福、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做贡献的过程中提高精神境界、培育文明风尚,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构建幸福美满家庭,让优良家风得以发展和弘扬。

2)碎石桩。碎石桩也是地基处理中常用的一种方法,通常情况下,碎石桩不会单独使用,多是与其他处理方法联合使用,该方法不但可以使地基土体的密度大大提高,还可以提高地基基础的稳定性。

(三)弘扬以于家村为代表的优良家风可以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家长要时时处处给孩子做榜样,用正确行动、正确思想、正确方法教育引导孩子”,[12]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种子在孩子的心中生根发芽。家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细化和落实。一方面,家风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诉求表达,具有立意高、视野广的理论品位;另一方面,家风在生活实践中具有亲和力,每个人最初接受的价值观就是以家风为表现形态的家庭价值观的熏陶。

用优良家风打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的心理通道。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仅仅停留在纸面或口头上,如何从心理层面提升个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认知,强化个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目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主要采用单向灌输的方式,例如借助海报、广告等形式使人民群众知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标语、广告只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眼、入耳,但是通过家庭中优良家风的传承,使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能有效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达到入脑、入心的效果。于家村家长经常给孩子讲关于爱国主义教育的故事、教育孩子如何节约资源,通过具体的事例能够帮助孩子认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用优良家风筑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外化于行的桥梁。于家村优良家风通过宗谱、村规民约等文本形式为于氏家族甚至整个社会提供了行为规范。具有明显惩戒性质的《整敕村规》直接体现了对于氏家族成员行为的约束,在村规的明确规定下,赌博等不良的恶习受到抑制。于氏后人制定的《柳池禁约》、《禁山林碑》是对村民在节约用水、保护山林方面的规定,是对保护环境的生态文明观的践行。于家村人几百年来遵守的这些村规民约,务实本分,保持着淳朴的民风,与当今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近年来,于家村委会每年都要举办道德评议会,采取“大家谈、谈大家”的形式,吸引广大村民积极参与,定期组织评议活动,大力宣扬孝顺公婆、家庭和睦、勤劳致富、助人为乐、移风易俗的五好先进典型,抨击不尽义务、不务正业、封建迷信等不文明、不道德的人和事,从而弘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总之,于家村优良家风内容丰富且具有时代价值,利用好这笔精神财富,充分发挥优良家风对现代社会尤其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作用,是当代于氏族人的责任。但家风的传承和弘扬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需要一点一滴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进而推动优良家风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不断传承。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02-18.

[2]陈晓芬,徐儒宗:论语 大学 中庸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250.

[3]王长金:传统家训思想通论[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51.

[4]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125.

[5]政协井陉县委员会编:井陉历史文化-民俗文化卷[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156.

[6]政协井陉县委员会编:井陉历史文化-民俗文化卷[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156.

[7][9][10][11]习近平: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12-16.

[8]陈晓芬,徐儒宗:论语 大学 中庸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250.

[12]习近平:从小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主持召开座谈会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5-30.

〔基金项目: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项目“优良家风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项目编号:20172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姚佳彤,河北唐山人,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责任编辑/姜桂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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