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如何获得永生？如何摆脱对死亡的恐惧？这些问题从来都是哲学家思考的“永恒”主题。20世纪80年代初，经历了半个世纪风雨的苏联及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И．Т．弗罗洛夫通过对俄罗斯传统哲学，特别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的生死问题的思考，结合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新人道主义思想，对人生意义进行了更深刻的阐悟。作为哲学家，他不满足于从纯粹科学的角度研究生物学意义上的生与死；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不愿意看到永远也不能实现的关于永生的虚无缥缈的幻象。弗罗洛夫将社会、道德、人道主义与生物科学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考察这一问题，形成了“独特的关于生死的观念和对待生死的态度”，其理论建构对我们思考如何获得幸福的人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俄罗斯哲学家；弗罗洛夫；生死观；人学启示
苏联及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伊万·季莫费耶维奇·弗罗洛夫是苏联哲学人道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自20世纪80年代起，从戈尔巴乔夫的顾问开始，他先后担任过《真理报》主编、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弗罗洛夫通过自己的哲学思想及政治地位对苏联后期哲学乃至对苏联解体后一段时期内俄罗斯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之交，由于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双重后果，“全球性问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弗罗洛夫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决定当代世界发展的焦点问题，展开了对人的未来、人的个性及人的本质、人的生物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关系等一系列关于人的问题的探讨，提出了关注人的价值及命运，以人道主义价值原则规范科技发展，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新人道主义思想，并尝试通过建立综合研究人的学科，形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综合研究体系，把科学与人道主义，即能够客观地反映人的个性发展的现实力量和崇高精神的两个方面真正结合起来，为人类面向未来开辟道路。在这个意义上，弗罗洛夫的新人道主义不是伦理学意义上的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更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论体系。对他而言，以尊重人的价值和个性自由发展为解决全球性问题出发点的原则也是人类未来的生活目标和未来社会的政治理想。
恩格斯曾说过，“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1］（P703－704）俄罗斯人与众不同的哲学思维和民族精神培养了弗罗洛夫在理解人的概念上的独特视角，尽管他认为其理论建构从马克思主义出发，但实际上，他的哲学血脉中流淌着俄罗斯传统哲学的历史精神。他关于人与人类命运的关怀、拯救人类的使命意识、人的死亡与永生等问题无不映射着俄罗斯传统哲学的哲学体悟。1983年，他在《哲学问题》杂志第1、2期上分期发表了《论生、死与不朽——新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初探》一文，这是他从人生意义方面来解读新人道主义的尝试。此后，在弗罗洛夫重要的著作中都会出现对生死问题的讨论，如《人的前景》、《论人和人道主义》等，形成了他引以为豪的“独特的关于生死的观念和对待生死的态度”［2］。В．А．列克托尔斯基指出：“当威胁到人类进一步生存的现实危机产生时，人的现象会诉诸于最庄严的哲学意义。И．Т．弗罗洛夫开始专门从事这些题目研究是在80年代初，他面向一些艰深的存在主义的问题，类似于关于死亡及其与生命的意义相应的生物学的和价值论上的意义。”［3］
屈曲后的圆柱壳试件、开孔圆柱壳试件、含补强件圆柱壳试件，分别如图4(a)、4(b)、4(c)所示，圆柱壳和开孔圆柱壳屈形状均呈菱形。
在对人的生死意义的追寻中，弗罗洛夫所要解决的就是现代人在困境中的痛苦与迷茫，以及对人自身价值的质疑，他看到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信仰崩溃、价值迷茫、道德沦丧、核战争威胁、人的异化等等，因此，他拒绝从简单的生物学或曰科学的角度认识人的生与死，在俄罗斯传统哲学的启发下，他认为，人的秘密在于人的精神个性的存在，个性的死亡是永恒的死亡，而精神的永恒存在则是人的永生。П．П．盖坚科分析道：“俄罗斯哲学家在自己的研究中从生和死的不可分割性的论点出发。他想通过有现实意义的死去理解生命之谜。不是由后者挖掘出前者，而是在生与死的统一中理解他们的含义——这就是И．弗罗洛夫对待这个永恒问题态度的实质。在生和死的统一中理解两者的渴求决定了研究的方法：一方面，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生物学、生理学、人类学——去研究，另一方面——从道德哲学的视角，对此与每个人的个性之死的接触以及这个接触的感受是不可分割的方面。”［4］（P270）А．А．古谢伊诺夫更明确地指出：“在人的‘形而上学’和他的‘肉体’之间——这是自由的位置和道德的空间。因此不考虑生命的道德品质（这是俄罗斯哲学家通过生命的意义的概念所叙述的重要方面）就不可能得出与人完全相符的概念。在这里我注意到，И．Т．弗罗洛夫分成三个视角理解人：生物的、社会的和道德的。他不满足于作为人的特征的生物社会性的存在。他理解的人是作为生物—社会—道德的存在，这已经明确地反映在他80年代的著作中。这种人的道德的（或者，正像他通常表达的‘道德—人道主义的’）维度作为独立的特征，既不能从人的生物学中，也不能从他的社会学中归纳出和推衍出，依我看，这是特殊有成效的和前瞻性的思想。”［5］（P228）
一、俄罗斯传统哲学中的生死观对И．Т．弗罗洛夫的启示
И．Т．弗罗洛夫关于人生意义的思考源于现代科学的进步给人类带来的影响。一方面，随着生物学、遗传学和医学的高度发展，人对自身机体组织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这为人类延长寿命提供了可能，但是现代科学在理解“人的生死的生物意义方面”的新见解“对于理解人生死的社会意义却没有提供什么新东西。”［6］（P299）另一方面，科学的进步带动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物质财富极大地丰富，精神世界却越来越空虚，“我们对人类精神生活的相当大一部分是明显不满意的”［6］（P300），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的“为什么而活着”的人生终极问题在现代社会日益突显，科学的进步并不能从价值观上给我们提供任何有用的答案。И．Т．弗罗洛夫在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中得到启示，形成了以科学、社会、伦理和人道主义综合理解生命的意义问题的观点。他认为，社会和人道主义是决定人的生命意义的主要方面。
托尔斯泰对人生意义的审视也影响着И．Т．弗罗洛夫的思想。贵族出身的托尔斯泰在50岁那年出现了精神危机，物质生活富足、享有盛誉的他在平常人向往的幸福生活面前感到彷徨与迷失：“我仿佛是活着的，我就一直活着”，“我赖以生活的理由不复存在”，“生活到底是为了什么？这到底会达到什么结果？”［7］（P57）在困惑与煎熬的过程中，托尔斯泰开始寻找生命的意义，他发现生命的意义不在于物质的丰富，不依赖于外物，因为凡人终有一死，死亡将带走人的一切身外之物。金钱、权力、荣华富贵在短暂的生命面前不能给予生命任何价值和意义。那么，生命是无意义的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努力地活着，并通过繁衍生息延续生命？显然，生命的意义不能通过一般的逻辑推理来理解，意义的实质在于生命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的关系问题，“只有能够继往开来，有助于今天生命福祉和未来生命福祉的生命，才是真正的人生。”［8］也就是说，生命的意义不一定在于有限的生命本身，而在于超越的无限世界的永恒。
需要说明的是：域间二维路由在引入地址信息的时候，默认引入传统路由协议中的所有一维网络层可达信息，即目的地址信息，来保证最基本的可达性，在此基础上可以通过路由器指令等方式引入二维的网络层可达信息，实现进一步的二维路由策略。域间二维路由协议的选路规则同传统BGP相同，传统BGP的属性例如本地优先级等在域间二维路由协议中同样适用。此外，当需要使用AGGREGATOR等属性进行路由聚合的时候，只聚合目的地址而不用不聚合源地址[7]。
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意指在繁忙琐碎的日常生活世界中，人生活平淡，只有面对死亡才能凸现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弗罗洛夫则从个体的人和个性的人两个方面来思考生与死的意义。他认为，作为完整的人，他既是个体又是个性［6］（P298）。所谓个体（индивид）是指人是自然生物存在，具有生物生命。生与死对于个体而言是不可调和的两端。与单个个体相对应的是作为类存在的整个人类，个体永远是整个类的手段，因为，“只有通过个体生育后代和死亡，人类才能以一定的生命形式存在，而这种生命在与个体生命不同的另一个时间尺度上延续。”［6］（P307）所谓个性（личность），并非指人的孤立的存在特性，而是指人是社会性存在，具有社会生命。与其相应的是人类社会整体，社会决定了作为个性的人的生命和价值，有个性的人才有生命的意义。弗罗洛夫对个体与个性的区分是与他对人的本质的定义相一致的，如前所论述，他把人定义为“社会生物体”，在这个意义上，人应是“个体与个性的集合体”，是“具有个性的个体”（индивидкакличность），人既不能脱离他生存的自然生物条件，又受到社会、道德因素的制约。而对于作为个性的个体来说，生与死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弗罗洛夫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出发，在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中获得了新的启示。他认为，人生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无意义的，同时人生的意义不能只在为了人的存活而追求物质生活的富足中去寻找，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既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9］（P84）也就是说，人生的意义是由人的社会本质所决定的。如果缺乏社会伦理意识和共产主义人道主义目标对人生意义的制约和展望，个体的人将会脱离共同体而自由地发展，这样的任意发展会使个体逐渐陷入对物质追求的泥潭，而失去人生的目标，因为对物质利益的过分追求是私有制下的必然结果。
在这个意义上，弗罗洛夫既没有陷入俄罗斯传统哲学那种宗教神秘主义的泥潭，也没有像西方存在主义那样从非理性的心理体验出发，他始终坚持理性与人道主义的统一。俄罗斯著名哲学家В．Ж．凯列指出，“在他的作品中，弗罗洛夫是典型的理性主义者，他不能容忍任何神秘主义，任何对现实和人的客观情况的歪曲。他捍卫科学，反对‘专制化’和对科学的无理批评，反对各种反科学的活动。”［10］（P14）但另一方面，弗罗洛夫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很大，强调精神较理性和物质对人更为重要，他“也看到了，在人类社会中科学的发展及其所起的作用是极其复杂和矛盾的。‘知识就是力量’，但现今的状况是，科学的力量越大，人类所面临的危险也就越大。”［10］（P14）因此，弗罗洛夫对人生意义的理解是力争解决人类的理智活动和精神活动之间的矛盾，对二者加以融合，以减少人类的痛苦。“缺少精神的理智对善和恶漠不关心，机器文明的幻想完全是没有精神支撑的可怕结果；而缺乏理性根基的精神，会带领人类误入神秘主义的密林、无知的深渊和形形色色偏见的泥潭。”［10］（P16）
人始终处于生成之中，总要超越当下的生活而趋向可能的生活，诉求全面发展自己的自由境界。弗罗洛夫将人的生成过程描述为“人的形成的绝对运动”（абсолютноедвижениестановлениячеловека），认为整个社会发展应被理解为人的本质的形成与实现的历史。这一过程“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人与社会的发展，“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14］（P480）
当然，在生死意义的问题上，И．Т．弗罗洛夫也研究了其他俄罗斯哲学家的思想，如索洛维约夫、М．М．普利什温、Н．Ф．费多罗夫等，但是，对这些哲学家的思想进行直接模仿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只强调人的生命的任何一个方面（道德方面或生物科学方面）都会导致对人生意义的片面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最重要的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出发，科学地研究这些问题，综合关于生、死与不朽问题的科学、社会、道德等层面，这是弗罗洛夫新人道主义思想的重要创新点所在。
观察组术后康复锻炼依从性、康复知识认知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二、对生死问题的科学的、社会的和人道主义解释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从道德哲学的角度为生命的意义提供新的思考。作为俄罗斯哲学家，他与托尔斯泰的观点相同，也认为人活着不是为了物质的富足，而在于对人生意义的追寻：“人生的奥秘并非只为活着，而在于为什么活着。一个人倘若没有为什么而活的坚定信念，他就宁愿不活，与其滞留人世，莫如自戕，虽然身边不乏所食。”［8］陀思妥耶夫斯基否定以来世的永生认证生命的价值，也不赞同用极端的、非道德的手段获取未来的幸福，他说：“我感到痛苦的不是我的罪过和痛苦玷污了某一个未来的和谐，……从而因此完全离开了最高的和谐。这种和谐一钱不值，甚至不如一个受尽折磨的奴隶——他用拳头捶打着自己的胸膛，在充满臭气的陋室里用自己不能赎罪的眼泪向‘上帝’祷告着，……由于热爱人类我不想得到和谐，……虽然我可能是错误的。”［6］（P305－306）即拒绝所谓的为了未来世界的幸福而牺牲现在的观点。他认为，通向未来和获取幸福的手段会与道德和人性相矛盾，人生的意义不在于对未来幸福的追求，生命的尺度应该由人的道德形态来决定。
首先，人生的意义与人的个性内在相关。个体可能是自然界的一个偶然创造，在完成对人的复制之后，自然界就对个体“失却了兴趣”，随之加以抛弃。对个体来说，生死只具有生物意义，“生命是自然界的最好发明；为自然界而死是为更多的生命而活的一种手段。”［11］（P496）个性却是自然个体在社会关系中所获得的新质，“个性的发展是在生命进化和理性在地球及宇宙中形成的一般历史过程中进行的。”［8］人类社会是决定个性的尺度，在自然不起作用的地方，社会增加了对人的兴趣，延长了人的生命。因为个体终会死去，但个性不会完全死亡，在人类社会这一智慧和文化的载体中，个性所创造的成果将获得永生，这就是人的生死的社会意义，它直接支配着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存的因素和动机。
由图3计算可得卫星相对于地面站的运动速度均值为9.5 cm/s，将计算得到的多普勒系数k代入式（8）中就可以计算得到卫星本振频率值。图5为测量的通信卫星本振频率变化曲线，图6为卫星本振频率相对于标称值的偏差。
最后，人生的真正意义在于对未来的不断追求。弗罗洛夫认为，如果只说人要死亡这一悲剧可以用种族和个性在人类文化及其历史中的永生来避免是不够的，这只是乐观主义的态度［6］（P324），其导致的结果是，认为“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因为在人类，也象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12］（P124－125）。弗罗洛夫指出，这种类比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同个人发展相矛盾的情形的真诚地揭示。全球化时代最需要解决问题的现实主义态度，需要科学的、真正的人道主义，即那种未来的理想：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社会发展的目标与个人发展的目标进而相一致。“那种把人性的财富的发展说成是自身的终结，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说成是所有人发展的条件，这一提法的实质就是人道主义。”［13］但是，在私有观念笼罩的经济形态中，这种人道主义理想永远也达不到，只有在向共产主义迈进的动态过程中，个人的发展目标和人生意义与社会的发展目标和社会意义相一致的程度才能越来越高。“可见，对未来的不断追求，它既在个人水平上又在社会水平上赋予人生以意义和价值。”［6］（P303）
其次，人生的意义与人的寿命及个人衰老问题有着直接的关系。弗罗洛夫把人的寿命分为生物寿命和社会寿命。所谓生物寿命是指“生命的类时间，这种时间是以进化—遗传的方式进行编码的，又是由作为生命历史延续条件的个人生命交替所决定的。”［8］但是，只有具有人生意义且其人生意义同社会意义结合在一起的人，他的生物寿命的延长才是真正人的寿命的延长。因此，对人的寿命长短问题应加入“社会的东西”，“个人寿命的长短本身实际上并不是科学和社会的目的，而作为目的本身的人性之财富的发展、个人参与人类集体生活的程度以及个人参与实现人的无限发展观念这一点，将决定人的生命的个人参数。”［8］这就是人的社会寿命，通过限制和将来完全消除社会老化而延长正常的社会寿命，对个人、对整个人类社会都是不可忽视的进步。而只有抵达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生命价值才能完全与社会的生命价值一致，人的社会寿命才能真正得到延长。
三、生成中的人与人的前景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倘若一个人未曾去过长江边，他或许不能懂得这句诗的深义。有些诗，单单依靠想象力是抵达不了内核的。你必须亲临现场，方可懂得一二。
人之为人而与其它生物加以区别的成因表现在诸多层面，比如劳动、思想、人格……弗罗洛夫从探索生命意义的角度做出回答，认为人的重要特性是其在“个人生活的整个过程中，从未达到类生活即历史生活的‘目的’，就这个意义讲，他永远是未曾充分实现的存在物。他对自己的境遇总是不满的，……人的这种不满和未被实现的状况，其本身就包含着激发创造性活动的动因，这种动因并不包含在上述活动的直接动因（物质动因等）之中。”［8］为此，人总是在超越中理解生活本身，这种超越并非坦途，其间伴随着苦闷与彷徨，“为了普遍的幸福、为了作为代表真正人的东西以及引导人在‘形成的绝对运动’（马克思语）中前进的东西等等而焦虑”［6］（P305），但人并不为此退缩而执著求索，因为只有在生成而非现成的状态中，人才能把握自身的前景。
弗罗洛夫关于人的生成的理解与列宁对人的规定有关。列宁曾指出：“这个概念（＝人）是想实现自身的冲动，是想在客观世界中通过自身给自己提供客观性并实现（完成）自己的冲动”［15］（P182），这种趋向无疑表现为生成中的运动。但人无完人，人类的生活目标从来都是没有止境的，人区别于其他生物的最主要之处在于其在个体生命期间永远也不会达到人类的历史的生活“目标”；就此而言，诚如恩格斯所强调的，人常常是一个未被完全实现的存在物。正因此其未完成，才有生成的余地，才能在趋向前景的过程中实现理想，获得自由生活的可能。
人的生成与哲学的发展乃是一致的，因为哲学从来都致力于对人的思考，离开人的问题，哲学将缺失一切能动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境界与人生意义内在融通。哲学是爱智慧之学，其希腊文“Philosophia”的原意即为趋向于智慧而永远不能抵达智慧的求索过程，这种求索的价值并非在于长久地探寻，而在于这种求索乃是生成的必然，哲学正是在求索的过程中呈现自身的。从哲学的探索精神角度理解人的生成是颇为恰切的，这不仅因为哲学即人学，哲学求索始终表现为超越以往的人文精神，表现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人文化成，“哲学是关于人的生的智慧，是教人如何生活，如何生活得有价值和有意义的”［16］。还因为“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17］（P330）。
弗罗洛夫对人的生成的哲学理解值得肯定，其对人的前景的规定为人学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思路，这种理解与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俄罗斯哲学的把握并将其结合有关。一方面，他强调人的“永生”，“永生”体现为精神层面的人格力量及其社会责任，他指出，“人类的永生存在于人的智慧和人道的永生之中。这首先强调的是人和人类的全球性使命和保护地球上的生命和智慧的责任”［6］（P329）；另一方面，他强调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认为“人的胜利就是在不受限制的历史前景中人的自由确立和自由发展，这也是那些‘无比伟大和不确定的’（托尔斯泰语）因素的胜利，它存在于人们的心目之中并且只有宇宙的无限性才能与之相适应，而人则以其崇高的思想和行动致力于宇宙无限性的探索。”［6］（P332）
弗罗洛夫对人的问题的解读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发展紧密相关，20 世纪的人类创造了“科技革命时代的神话”（мифологиявекаНТР），即科学理性的绝对化，导致科学异化于人并使人遭遇进一步异化。“因此，现实发展过程某一方面的绝对化不可避免地会歪曲人的前景，从而产生科学前景的相反面，即乌托邦。”［18］（P283）他致力于从未来出发，着眼于人的前景，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人类不陷入现实发展过程的某个方面的绝对化，而人类已经经历过这种绝对化了，不能再重演这种场景，“人的形成的绝对运动始终要求以任何时候也不应缩小的人的前景为目标。期待中的应然未来在前景中被清楚地照亮，并在当下以此而出场。”［18］（P283）
可见，弗罗洛夫关注人的个体生成与其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生存境遇，致力于解答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人如何超越现存而抵达可能的生活的命题。这种求索伴随着改变人类生存状况的忧虑，应该说，这种忧虑乃是现实的，其所忧虑的人当然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其审视社会问题时秉持的人文精神毋庸置疑。问题在于，弗罗洛夫将其普适为全人类价值，对人类整体价值重视有余，而对不同社会发展进程中人的差异把握不足，这就容易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消解掉，从未来着眼应与把握现实问题结合起来，不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人的生成都要从社会生产生活的实际出发加以理解，这是弗罗洛夫对人的问题的失误所在，这种失误浸透在苏联人道主义思潮及苏联改革之中。
总体而言，上面讨论的只是多种政府不当干预中的很小一部分，且局限于个别地区。本文并没有讨论那些更大的和全局性的干预，如对楼市、金融市场和网络运营的干预等等。但即使这些小的不当干预，也包含着一般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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И．Т．Frolov’s View of Life and Death and Its Humanistic Enlightenment
YAO Ying （CentralResearchInstituteofPartyHistoryandliterature，Beijing100032，China）
Abstract：What is the meaning of living people How to get eternal life How to get rid of the fear of death These problems have always been the “eternal” issues of philosophers’thinking．In the early1980s，the Soviet and Russian Marxist philosopherИ．Т．Frolov，who had experienced half a century of ups and downs，through the reflection of Russian traditional philosophy，especially Tolstoy and Dostoevsky’s thinking on human life and death，combined with his own new Marxist humanitarian thoughts，has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meaning of life．As a philosopher，he is not satisfied with studying biological life and death from a purely scientific point of view；As a Marxist，he does not want to see the illusory illusion of eternal life that can never be realized．Frolov combines social，moral，humanitarian and biological sciences and uses Marxist philosophy to examine these issues，forming a “unique view towards life and death and an attitude towards life and death．” Hi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us to think about how to get a happy life．
Key words：Russian philosopher；И．Т．Frolov；the view of life and death；humanistic enlightenment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19）03－0065－06
收稿日期：2018－09－02
作者简介：姚颖，女，哲学博士，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赵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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