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意义]健康智库属于专业型智库，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健康智库建设有利于促进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推进卫生与健康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提升我国在全球健康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方法/过程］通过对健康智库近年来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其仍存在发展不均衡、研究成果质量不高、国际影响力不强等问题。[结果/结论]建议通过切实加强健康智库专业性建设、支持组建大健康新型智库联盟、深化健康智库国际合作与交流、提高健康智库运用大数据能力、构建健康智库与媒体良性互动关系、加大对民间健康智库扶持力度等措施加快健康智库建设，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关键词：健康智库 智库建设 卫生与健康 决策咨询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就健康中国建设做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先后出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和《“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等文件，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要务。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卫生与健康领域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面临着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速、健康服务供给总体不足、优质医疗资源缺乏、新医改深层次矛盾逐渐暴露等诸多挑战。为了应对这些复杂挑战，完成好“健康中国”这一历史重任，我国迫切需要建立健全卫生与健康决策咨询制度，大力加强综合型、特色化、前瞻性的卫生与健康领域智库建设[1]。因此，加强我国健康智库建设研究，推进卫生与健康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智力支持，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1 健康智库建设的价值与意义
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强调：“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2]”这既对我国智库建设做出了明确的战略部署，也为各类智库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空间。目前，国内关于健康智库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学术界对健康智库的定义也没有一个明确而统一的界定。解素芳[3]以及王悦[4]等多位学者均认为健康智库是以维护、促进人民群众身心健康为目标，采用专业、科学、非营利性的方式，从事卫生保健标准的咨询、评价、研究及分析工作，旨在提升公共健康政策、卫生经济政策和医疗保健质量，进行健康政策的舆情引导、传播和执行协调。此外，健康智库还是培育卫生人才的摇篮[4]。但这种观点过于宽泛笼统，没有准确反映出智库的本体特征。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康智库是以卫生健康领域专家为主、跨学科专家为辅组成的专业型智库，是智库研究范畴的细致划分。因此，本文认为健康智库是以卫生健康战略问题和卫生健康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围绕疾病预防、医疗、康复、生态、健康产业等与健康相关的社会重大和热点问题,为党和政府决策者提供咨询、评价、研究和建议的专业政策研究咨询机构，在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只要勤劳肯干，一天到晚有钱挣。”吉祥寺村党支部书记张国勇说，村里有上千亩香菇种植基地，香菇加工企业及配套企业有10家，还有上百家小作坊，香菇大市场可容纳上万人交易，年交易额约15亿元。去年，全村产干菇180万斤，农业生产总值3.5亿元。
1.1 促进党和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
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经济社会状况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卫生与健康领域面临的挑战和矛盾日益复杂，无论是健康中国战略实施还是深化医改方案制定所涉及的社会利益相关性、复杂性都不亚于以往任何时期，再加上大数据的背景，使得党和政府决策需要考虑的因素越来越多，决策难度以几何级数增加，对决策透明度、正确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迫切需要加强健康领域的智库建设。健康智库是为党和政府健康决策提供咨询及出谋划策的机构和组织，通过提供咨询报告、政策方案、参加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有效方式，在党和政府决策过程中广泛表达他们的意见，积极提出专业化、建设性的建议，有力助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从而实现以科学决策引领科学发展，以科学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回厂第二天就忙开了。老外们不过春节，专等春节一过，拿我们当纸篓，大批订单往里塞。抛光车间每天忙得团团转，日夜硝烟弥漫，车间像蒸馒头的大蒸笼，雾气腾腾地与我们周旋。我又抓管理又抓质量，抓得头昏脑胀。
1.2 推进卫生与健康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2.2 研究成果质量不高 近年来，由于政府对卫生健康公共政策的重视，健康智库的研究成果数量不断增加，研究领域覆盖面广，但是这些成果也仅是“成果”而已，孤岛化、碎片化、同质化现象严重，创新度不高，专业特色不明显，呈现出“偏学术化”倾向。这充分说明健康智库的研究成果质量不高，决策影响力有限，没有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没有与现实亟待医治的如癌症、艾滋病等重大疾病相结合展开深入研究，导致研究成果深度不够，前瞻性、实用性、针对性不强，没有真正实现成果质量“转智成治”，让政府决策部门“信得过、用得上、想的起、离不开”。据统计，我国健康智库研究成果转化率极低，真正转化为政府咨询报告的平均比例不足3%，在提交的政府咨询报告中能被政府采纳的更少，平均在50%左右[3]。另外，目前直接研究“健康智库”自身建设和发展规律的成果很少，在中国知网网站上搜索“健康智库”或“卫生智库”，结果显示，只有少数论文以及涉及卫生智库学术会议的报道文章，整个健康智库基础理论研究有待加强。
与对照组相比，水热处理后藻泥的体积减小显著，有2方面的原因：①水热预处理使得普通小球藻生物质中大量物质溶解到液相，剩余藻泥体积减小；②水热预处理使普通小球藻生物质中的束缚水含量降低，部分束缚水转变为自由水可以被传统脱水方式脱除，水热预处理后普通小球藻生物质的脱水效果更好，脱水后的藻泥含水率降低。
存储在机构知识库中的数字信息资源是它的核心所在。如何高效准确地获取信息资源，并且保持数据资源持续更新，是制约机构库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机构知识库建设的最重要的工作。机构库信息资源获取困难制约和阻碍了机构库建设和发展。根据美国网络信息联盟发布的调查报告可以知道，制约高校机构知识库发展的关键因素是高校的教职工和科研人员无法及时向机构库提交信息，困难重重[7]。
1.3 提升我国在全球健康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2.1.3 国际交流合作广泛 近年来，国内健康智库在充分借鉴学习国外智库发展经验的基础上，也越来越重视智库国际化合作交流，采取各种形式与国外智库加强联系，积极开展论坛会议、人员交流和项目合作等[8]。如，中国中医科学院作为我国传统医药对外合作与交流的重要窗口，已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学术交流联系，同时还与6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80多项合作协议，在国际传统医学界有着重大的学术影响。国家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先后参加或举办了“中以首届健康合作研讨会”“中挪医疗合作与展望论坛”“中非南南卫生合作创新研讨会”等活动，同时，该研究中心还每年组织人员到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等国家进行健康管理服务体系调研。这些国际交流活动的发展，对于改进我国对外交往，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管理方法，提升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 健康智库建设的现状分析
随着卫生与健康政策研究及决策咨询的需求日渐增多，世界各国政府普遍重视智库建设，健康智库日益成为各国战略发展的重要智囊和“外脑”。全球智库发展水平最高、影响力最大、数量最多的国家是美国，约占全球总数的1/4。如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约翰·霍普斯金大学布隆伯格公共卫生学院，都是世界卫生与健康领域的顶级智库。相对而言，我国健康智库建设起步较晚，与西方智库强国相比能力和影响力都存在明显差距。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6]，我国智库发展迎来了新的春天，各类智库如雨后春笋般蓬勃而生。在此背景下，特别是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我国有关部门、高校以及相关科研院所纷纷建立各类研究院、所、中心等，各专业学会、协会和社会智库也积极参与其中，充分发挥智囊团的作用，针对我国健康事业发展的战略需求，围绕卫生政策制定和健康产业发展布局积极开展决策咨询、分析和评估研究，为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建言献策。总体来说，我国健康智库建设体现出以下特点。
2.1 主要特点
福建亚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1994年，是一家专业从事塑料管道产品研究和制造的国家级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亚通产品主要用于市政建设（道路、通信、电力、燃气、供水、排水、排污等基础设施建设）、水务投资运营（城市供水、排污、输水管网建设改造）、建筑工程、农业节水排灌系统、现代园艺等各种领域，产品种类及配套之全，位居全国同行业领先地位。
2012年，曼老江咖啡成为第一个进入WBC决赛的中国咖啡。2012-2014年间，曼老江咖啡作为首家云南精品咖啡自主品牌出口美国，与美国著名咖啡生豆商Sweet Maria`s 以及Ground Work成为优质合作伙伴。2018年，曼老江咖啡以ManLao River Specity Coffee名称进入北美咖啡市场，并通过了国际SGS-509项无农残检测。8月荣登美国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这也成功刷新了北美区饮品消费者对于中国云南仅有普洱茶的认知，曼老江咖啡让云南精品咖啡进一步走向世界。
2.1.2 研究成果丰富多样 党的十八大以来，由于政府对健康服务政策的重视，尤其是《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和《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颁布之后，我国健康智库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结合国内外形势，做了大量工作，积极通过承担政府课题、发布研究报告，召开学术论坛和研讨会，出版图书和发表文章，开展国情调研和多层次合作，借助网络、期刊等媒介进行智库成果传播和交流等形式发布、推介和宣传研究成果，不断扩大影响。例如，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近年来针对我国卫生改革发展中的重点问题，深入开展了新一轮医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评价研究，全面参与了国家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健康中国2020”战略规划等的编制，建设了国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信息平台、国家人口健康政策法规评估体系、医药卫生科技决策支持平台等系列决策支持体系，已成为我国卫生与健康政策研究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和国家相关行政部门科学决策的重要助手。中华医学会2017年制订并发布23个专业202个病种的临床路径，完成8项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委托的技术咨询论证，为深化医改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和决策支持。武汉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通过出版英文期刊《全球健康研究与政策》（《Global Health Research and Policy》），举办“全球健康热点问题对策建议”智库研判会、“全球健康青年领袖”圆桌会议等活动，推介自己的研究成果，不断扩大社会影响。
智库拥有的公共外交功能，使其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也越来越成为国家争夺国际话语权和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在全球公共外交和文化交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6]。例如，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与中国中医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多个单位建立了广泛合作关系，共同开展学术交流研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全球健康治理，为构筑人类卫生安全命运共同体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健康智库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充分认识和履行好其在构建新型大国外交战略中的使命，积极走出国门，主动参与国际性会议、活动及健康相关国际议题的讨论，为全球健康政策和标准的制定广泛发出中国声音，树立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不断增强我国在全球健康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
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随着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5]，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新时代人民群众对健康服务有了新的更高期盼，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需求正在不断释放，尤其是当前深化医改已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触及更多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面临的都是更难啃的“硬骨头”，亟需充分发挥健康智库的舆论引导和决策服务功能，搭建起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平台，推进治理主体多元化及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从而促进卫生与健康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2.2 差距与不足
2.2.1 智库发展不均衡 我国健康智库发展不均衡主要体现在智库类型和智库区域分布两个方面。一方面，从智库类型角度来看，我国健康智库主要以官方半官方智库为主。据相关资料统计，我国智库机构目前约为2,500多个，其中民间智库约占5%，也就是120多个[9]。显而易见，民间健康智库数量更是少之又少。民间健康智库完全不能同官方健康智库和大学附属型健康智库相媲美，国内还没有形成官方、大学附属、民间3种类型智库齐头并进、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另一方面，从智库分布区域来看，东多西少的地域差异性非常明显，北京、上海呈现出大幅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的发展态势。例如，中华医学会、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等都集中在政治中心城市北京，健康中国研究院、全民大健康发展研究院等多集中在上海、广州这样的经济发达城市。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政府对健康智库发展的重视程度不够，智库产品的政府和市场需求不足，这种情况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必将影响着我国其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不利于健康中国战略的整体推进。
在治理结构中，智库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主体和因素，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日益成为
2.2.3 国际影响力不强 与西方国家一些知名智库相比，我国健康智库发展仍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差距甚远。根据2018年1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17》数据显示，目前全世界共有智库7,815家，中国以512家的数量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2。虽然我国智库在数量上与西方国家智库不相上下，但是影响力相对还很弱小，国际话语权也相对缺失。在“2017全球顶级智库百强榜单”中，我国只有7家入围，没有1家健康智库上榜；在“2017最佳全球健康政策智库35强榜单”中，只有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入围，且名列第28位；在“2017最佳国内健康政策智库55强榜单”中，也只有北京大学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发展研究中心、西安交通大学全球健康研究院等5家入围，且最佳名次为第15名，英国、美国、日本、荷兰、加拿大等国均排在我国之前，这与我国当前经济崛起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符[10]。
2.1.1 类型多元分布集中 随着我国健康智库数量不断增加，智库类型也日趋多元化。根据智库隶属关系和机构性质，我国智库大致可以分为官方半官方智库、大学附属型智库、民间智库等3大类。其中官方半官方健康智库主要包括隶属于党政机关的健康智库，以及归口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管理的学会、协会，如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中国健康管理协会、中华医学会等；大学附属型健康智库，主要以南京医科大学健康江苏建设与发展研究院、西安交通大学全球健康研究院、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等智库为主；民间健康智库，主要以康美健康智库、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等智库为代表。从地域分布上来看，健康智库的地域集聚性十分明显。尽管卫生健康科学研究院（所、中心）系列的健康智库和大学附属型健康智库遍布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但大多数健康智库主要集中在京、沪、广、深等大城市及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这也充分反映出健康智库作为为我国党委和政府以及决策部门提供决策建言、咨政启民的机构，必须靠近决策中心、接近客户需求发展的规律。因为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聚集了大量的高校和研究机构，最主要的是集中了健康智库需要的高端专业性智库领军人才[7]。
3 健康智库建设的路径选择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5]。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中的“关键少数”，健康智库的发展水平还需进一步提升。未来，我国健康智库建设要紧扣“健康中国”这一历史重任，立足于服务政府和公众需求，切实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进一步提升智库咨政建言的能力与水平，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3.1 切实加强健康智库专业性建设
与国内一流智库相比，高质量健康智库建设滞后。要跻身国家高端智库行列，就必须走专业化智库的路子，切实加强专业性建设，坚持特色化发展，打造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独特增长点，依靠专业特色服务从众多智库中脱颖而出。实际上，许多国际一流健康智库无不具有鲜明特色和自己主要的专业方向，如英国剑桥健康服务研究中心侧重研究卫生保健标准及评价提高保健质量的新方法和政策。因此，健康智库在建设过程中不能贪大求全，而应立足自身优势和特色，找准自己的发展定位，选择某些细分领域坚持不懈做深做实做到底，而不是一哄而起、扎堆研究，日积月累形成自己的专业化优势，打造出自己的品牌。同时，健康智库还必须提升专业化水平，建立专业化的智库团队，开发专业化的研究工具，运用专业的研究方法，集中主要精力研究出具有权威性和重大影响力的智库产品。
3.2 支持组建大健康新型智库联盟
在我国新型智库体系中，组建智库联盟已经逐步成为一种较为通行的做法。目前来看，虽然国内已经成立了不少智库联盟，但性质多是地方性和主题性的，行业新型智库联盟还比较少见。相对于其他领域，卫生健康领域智库发展相对滞后，因此，迫切需要组建新型智库联盟将不同区域、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健康智库联合起来，有效实现智库资源整合，进一步形成智库集群，整体提升健康智库的决策影响力和咨政建言水平。从行业主管部门层面来看，目前工信部、农业农村部、交通部、教育部、水利部等部委重视智库建设，都已出台了相关的智库建设文件，成立了相应的智库联盟，新型智库建设工作推进较快。对此，建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尽快出台加强卫生健康领域新型智库建设的相关指导意见文件，大力支持组建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牵头，委属智库、地方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智库、高校智库、民间智库、学会协会智库等积极参与的全国性的大健康新型智库联盟。在功能定位上，联盟主要围绕“协同研究、成果共享、咨政建言、交流合作、服务社会、人才培养”等6大任务来开展工作[11]。
3.3 深化健康智库国际合作与交流
健康智库要想有所作为，在世界知名智库中赢得一席之地，就必须具有国际化视野，高度重视国际合作与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一方面，要积极引导健康智库主动走出去，借助全球健康促进大会、世界卫生大会等一系列国际性活动，加强与国际知名智库、世界卫生组织等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全球健康治理，有效提高智库国际化水平，共同打造一批具有特色优势的高水平健康智库。另一方面，除积极开展人员互访、合作研究、举办学术活动等常规交流外，还要进一步创新合作交流形式，建立国际交流与合作网络，实现交流合作常态化、机制化。学习借鉴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组建的“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好的做法和经验[12]，打造成立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卫生健康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常态性向世界输出具有中国健康特色的“中国倡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持续提升我国健康智库在全球卫生与健康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13]。
3.4 提高健康智库运用大数据能力
在大数据时代，一个没有用数据说话的决策咨询报告很难说是一份高质量研究成果，一个缺乏大数据决策支撑平台的智库很难说是一个高端智库。因此，提高健康智库运用大数据能力，借助大数据提升智库咨政建言的能力与水平是中国特色新型健康智库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一方面，要注重优化从业人员队伍，当前，最重要的是，培养和储备一批综合掌握数学、统计学、数据分析、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等多方面知识并能够熟练运用大数据分析工具、又具有政策研究能力、决策部门工作经验的高水平复合型、创新型、预判型人才。不仅要注重吸引大数据技术人才、自然科学研究人员，也要吸引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到健康智库工作，协调创新共同推进跨学科研究[14]。另一方面，要依托健康云服务平台，运用大数据技术，按照“小实体、大网络”的思路建立功能完备的信息采集分析系统和一流的综合数据库和互联互通数据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多元合作共享。
3.5 构建健康智库与媒体良性互动关系
在当前媒介社会化和互联网时代的背景下，健康智库应高度重视舆论传播，充分认识到构建智库与媒体良性互动关系是实现智库成果转化、间接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途径之一。一方面，媒体融合发展已经进行得热火朝天，健康智库应紧抓机遇，积极主动与媒体互动合作，特别是要注重借助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延伸影响力、拓展传播力，甚至两者相互融合发展打造一个新型高端智库或智库传播平台。如光明网健康科普传播智库，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另外，健康智库在继续利用期刊、报纸等传统平面媒体进行宣传推介的基础上，还要善于和重视运用新媒体手段，通过多种传播渠道，加强宣传、传播和推广。重点要通过智库门户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实现网上网下融合传播[15]，可以考虑借鉴政务公号进驻抖音的成功经验，积极探索短视频营销模式，不断提升健康智库的媒体影响力。
3.6 加大对民间健康智库扶持力度
目前，我国健康智库建设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是仍然存在“官办健康智库大而不强、高校健康智库曲高和寡、民间健康智库弱而无力”等问题，特色鲜明、专业性强、实力雄厚的民间健康高端智库几乎没有，即使是综合型高端智库也只有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等少数几家。这表明我国民间健康智库发展还不够成熟，健康智库建设任重道远。因此，建议充分发挥利用各类国际民间智库的国际化视野和经验，重点用好《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一系列政策措施，深入研究制定政府向民间智库购买决策咨询服务等具体操作措施与细则[16]，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努力营造官方健康智库、高校健康智库和民间健康智库平等竞争，互相促进的良好氛围。比如：在采购卫生健康决策咨询服务时，鼓励官方智库与民间智库联合组建团队进行投标，且在评审过程中，优先考虑能充分发挥体制内外圈层智库优势的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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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Status and Path of Health Think Tank Construction
Wang Weimiao
International School,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550004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Health think tank is a kind of professional think tanks.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new think tank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healthy think tank is beneficial to promote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to make scientific and democratic decisions, to increase the modernization of health system and health management, and to enhance the discourse power and the inf luence of China in the global health f ield. [Method/proces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health think tank in recent years, the paper discusses some existing problems, such as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the poor quality of research results, and the low international inf luence. [Result/conclusion] Therefore, it illustrates that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of the health think tank, support the formation of a new alliance, deepen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world, improve the big data application ability, build a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health think tank and the media, and pay more effortto the folk health think tank,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healthy think tank, and provide strong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healthy China.
Keywords: health think tank think tank construction hygiene and health consultation of policy decision
分类号：R197
DOI: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19.01.08
*本文系贵州省软科学研究项目“资政视域下的贵州省科技智库建设研究”（项目编号：黔科合R字[2015]2010-1号）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王伟苗(ORCID：0000-0001-6612-5381)，贵州财经大学国际学院讲师，硕士，E-mail：wangweimiao1126@yeah.net。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收稿日期：2018-12-15 修回日期：2019-01-08
本文责任编辑：唐果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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