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蒙古族萨满教神话是蒙古族神话体系中的重要内容，而变形又是萨满教神话中的核心问题。蒙古族萨满教变形神话对生命问题的揭示都是从人与自然之关系的角度出发，将人类的生成、存在、发展都归因于自然的力量，并在此之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命意识，其鲜明的“为人”色彩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它不仅属于过去的历史时期，今天也仍然是在蒙古族民间口耳相传的活形态文学。
［关键词］萨满教；变形神话；生命观
“祈求颈鬃巨大的雄驼的灵魂，
（4）当用户需要从众多图像数据检索结果中有选择性地下载部分结果时，没有很好的选择性的批量下载的方法[3]。
祈求颈领巨大的公牛的灵魂，
祈求吠声巨大的天狗的灵魂，
祈求长鬃拖地的骠马的灵魂，
我愿变为你们，
“微生物工艺提取活性腐殖酸是世界上最独特的提取工艺。”据冉峰介绍，通过微生物发酵常温降解提取腐殖酸，具有低能耗和不加碱的工艺特点，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有效增加了提取物的活性和功效，具有更加广泛、高效的应用空间。通过微生物工艺可以将腐殖酸抽提出黄腐酸、棕腐酸、黑腐酸和代谢产物等多种物质，可以补充全腐殖酸，同时具有与所有水质及氮磷钾复配的良好兼容性。
来吧，来吧，呼瑞，呼瑞。”［1］
在幅员辽阔的北方大地，有一种信仰经历了千百年的衍化和发展，仍以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存留于人们的意识中，成为后人研究这些先民文化信仰、心理思维等方面的活化石。这种信仰就是萨满教。萨满教作为一种连接天、地、人的自然信仰，在欧亚大陆众多民族中都广泛存在过，或依然存在。西方学者认为“萨满”一词可能来自通古斯语系的埃文基语，“埃文基的‘Xaman’‘Shaman’‘Saman’和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突厥语族的‘Sam’‘Kam’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词根都有智慧、通晓之含义。”［2］35萨满巫师（博额）作为“通灵者这个特殊的载体向民众传达诸神的旨意，即神灵（Borhan）通过萨满把其想法、意愿告知民众，那么萨满请神附身后所说的，在某种程度上也即‘神话’”，［2］36“神话”（DoMog）一词在蒙古语中本身就含有巫术、魔法的引申义，这便与《三朝北盟汇编》中记述的“以其变通如神”相互映照。这无疑又拉近了萨满教与神话世界的距离。
恩格斯说过：“古代一切宗教都是自发的部落宗教和后来的民族宗教，它们从各民族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中产生，并和它们一起生长。一旦宗教的这些基础遭到破坏，沿袭的社会形式、继承的政治结构遭到毁灭，那么与之相适的宗教自然也就崩溃。”［21］蒙古族萨满教在“多神”论向“一元神”论的过渡中，逐渐被黄教吸收融合，也即学界所说的“佛巫融合”。［22］如科尔沁萨满驱病祷词，“喇嘛佛呀，请您化身入药解除病人的痛苦，高高在上的‘伊赫腾格里神’呀，请您降下福泽。献上满把的檀香烛，请您保佑病者，喇嘛佛呀，腾格里神呀，请您清除作祟的恶魔。”［23］在这里“佛”和“腾格里”神共同协力，其目的是解除病人的痛苦。就笔者所见科尔沁地区的萨满（博额），带着佛教念珠并在其神鼓上描绘佛教“卍”字图案的不在少数，足以见黄教对其影响之深。
一、万物有灵及寄魂转生观
追求永恒与幸福是世界各民族神话中常见的主题。探寻生命的永恒，必然绕不开生存与死亡的问题，海德格尔在其作品《存在与时间》中将生命的过程归结为“向死而生”的过程。在生存与死亡之间，蒙古族萨满教凭借其独特的认识论，想象出二者之外的另一种可能。蒙古族萨满教作为一种植根于自然的宗教，其基本的世界观就是“万物有灵观”。
（一）“万物有灵”观及其产生原因
首先，从认识论角度分析，古代蒙古萨满教（博额）认为，人的灵魂（索尼斯）可以脱离肉身而独立存在，假使某人患得久治不愈之顽症，萨满就会认为此人的灵魂暂时脱离了肉体，进而会为病者举行招魂仪式。即使肉身生命的结束也不代表完全意义上的死亡，灵魂可能飘向“宇宙三界”①［6］或成为游魂，②这些游魂便可以附着于山川河流或各类动植物之上寄存，带给人以好运或灾祸，先民们出于祈福避祸的目的遂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
其次，从生存环境角度分析，蒙古族的生产方式以游牧和狩猎为主，这样的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需依靠自然界的恩赐，以高原为主的大陆性气候导致水热分布极不均匀，从而容易导致灾害频发，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使先民们领悟到，人类的发展必须要与自然和谐共生，他们渴望自然万物都具有灵魂并能够感知他们的敬畏之心，以期风调雨顺。
除以上两点之外，“传统蒙医学、心理学也对万物有灵观产生的原因做了充分的考证，早期先民通过对梦境、幻觉、睡眠、影子等现象的思考中，产生了灵魂可以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的幻觉，并对其进一步提升，从而萌发出万物有灵的观念。”［7］
（二）“寄魂转生”观
蒙古族萨满教神话中的二元思维也并非绝对和一成不变，二元中的一元可以向另一方转变，二者既对抗又统一。如西方善神的首领“霍尔穆斯塔”他虽统领西方诸神，但他又是“东方元祖神”“特日昆查干”的长子，“霍尔穆斯塔”在神话中也具有轻信、自大、盲从的性格特点，如他受乌鸦蛊惑先后派去恶狼、纸鬼、黑龙去刁难“宝如乐岱”，以此可见其性格也具有多重性和复杂性的特点。而东方的“阿达·乌兰”虽然是恶神的首领，但他作为哈答斤部（Adargin）的保护神也具有聪慧善良的一面。除此之外“东西诸神及众哈特们的名字有很多都是一致的，只是在东方神祗前面加了黑色（hara）加以丑化区分。”［20］
不可否认黄教对蒙古族社会文化的影响，但萨满教灵魂与躯体相互独立存在本身就含有二元思维的意味，除了灵魂和躯体之外，人与环境、生存与死亡无不充满着二元色彩。只不过这种二元并非笛卡尔所说的“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互不干涉互不影响”，而是呈现出一种交感状态。蒙古族萨满教虽没有明确的区分物质与意识二者之间的关系，但是二者可以通过意识转换和他者架起“平常实在”和“超常实在”之间的桥梁。如在布列亚特神话中，“有位萨满经常变化为熊外出狩猎以获取更多的猎物，当他围绕神树转三圈之后变为熊，当打猎结束时再围绕神树转三圈即会变为原来的人形，一天萨满变为熊外出狩猎时，猎人砍倒了那颗神树，于是萨满便无法返回人间，永远变为了熊。”［9］227无独有偶，喀尔喀蒙古神话“马头琴传说”［9］229里讲到，住在蒙古东部边陲的呼和·那木吉拉与蒙古西部边疆的阿尔泰女神相恋，他们二人相隔遥远，只得依靠飞马来维持他们之间的感情，但当嫉妒的女邻居剪断了他飞马的翅膀之后，飞马因伤重而死。呼和·那木吉拉便制作了马头琴来纪念他的飞马。在这两则神话传说中，无论东与西、熊与萨满、呼和那木吉拉与阿尔泰女神、不仅包含了水平方向的对立又包含了垂直方向的对立，人与动物、人与神之间充满着强烈的二元对立色彩，但是神话中的“神树”与“飞马”是能够自由旅行于人间和他界之间的桥梁，是将对立化为统一的关键元素。在萨满教早期神话中，能够自由往返于人间、动物界、神界的只有萨满，而呼和·那木吉拉能够到神界旅行说明他本身就具有萨满的特征，而他的坐骑“飞马”无疑是沟通神与人二者之间由对立化为统一的关键元素。
很多学者就蒙古族二元思维问题做了深入调研，有些学者认为蒙古族神话中的二元思维，与外来宗教紧密相关，无论是摩尼教还是结合了苯教传统的藏传佛教，其鲜明的善恶二元体系都对当时的蒙古族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因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提倡和吐蕃宗教上层委派僧人的传教活动，使黄教（藏传佛教格鲁派）得以在蒙古族群体中影响广泛。⑥阿拉坦汗请来黄教时，西部蒙古先皈依了黄教而东部蒙古较晚，当黄教传入东部蒙古时使原有的蒙古萨满教产生了分化，以赫克博台为首的“白萨满”（查干主根博额）通过“明降暗保”的形式接纳了黄教的称谓及礼俗，使萨满教能够以黄教为外衣继续留存，而“黑萨满”（哈日主根博额）由于奉行强硬政策，遭到统治阶级的打压而趋近隐匿。这便是蒙古族萨满教神话中“尚西”和“尚白”的由来，其实这正是黄教与萨满教长期斗争的结果。
（三）蒙古族萨满教变形神话中的“万物有灵”及“寄魂转生”观
无论是“万物有灵观”还是在其基础上衍生的“寄魂转生观”，都是通过萨满教变形神话这一特殊载体来表达对生命的渴望和对永恒的追求。比如在蒙古察哈尔、布列亚特部落中分别流传着草原石人③和萨满神鹰的传说。草原石人，其分布较为广泛，主要散落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南部和新疆北部地区。关于它的神话传说基本以口耳相传形式为主，版本也较为丰富。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则讲道：在遥远的洪荒年代，有一位萨满在河边救了一条花蛇，这条花蛇是天神“霍尔姆斯塔”的女儿，为了表达感谢，花蛇便赐予萨满具有听懂动物语言的能力，并告诫他不能对外人讲起此事。一次萨满从大雁口中得知要有洪水侵袭这里，他便急忙召集百姓，让他们迁到阿拉坦敖乐山的高处去避难。可众人都不愿舍弃家园，也不相信萨满的话，为了保护民众，他违反了蛇的告诫，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了大家，整个部族因此而获救，而他却永远变为了石人，其部族的百姓认为他的灵魂还在石像内，其生命不过是以另一种存在延续着。时至今日，依然可以见到带着哈达和经幡的尊尊石人矗立在草原深处。在蒙古布列亚特部落中流传着由“神鹰变为萨满的传说”，［9］223其内容是，西方的善天神在创造了人类后，东方的恶神嫉妒善神与人类的亲密关系，于是便派下恶鬼为祸人间，西方善神十分同情人类的遭遇，便派下一只神鹰去同恶鬼作斗争。神鹰自苍穹飞下，见到树荫旁的少女后便萌生了爱意，于是化为英雄与其结为夫妻，他们所生的男孩成了第一位趋利避害、降幅神谕的萨满。无论是从远古走来的草原石人还是自天而降的萨满神鹰，他们无不体现着变形神话的独特魅力，物种的界限被彻底打破，各类生命统归一源，处处充满着生机盎然的原始活力。
从上述变形神话的叙事主题来看，“万物有灵”及“寄魂转生”观是其核心内容。所以在蒙古族萨满教变形神话中，灵魂才是至关重要的存在因素，灵魂作为中介可以使生与死之间的关系变得暧昧而含糊，甚至生与死可以互相转化、替代。那么转化、替代的途径就通过“寄魂转生”这一方法来实现。
传统的评价方式已经不再适合目前的教学模式，尤其是纸质的试卷也不利于保存和统计。利用信息化平台，采用多种评价方式相结合，摒弃了传统的“一张试卷定乾坤”的学习评价方式。在混合教学模式的基础上采用小组互评、多方评价等方式进行评价，整个评价过程可以分为准备阶段、评价阶段、总结阶段三部分：
移民区交通建筑工程施工数据界定是移民工程数据管理中，空间数据管理的核心部分。通过数据管理模块获取的矢量关系数据对相应施工数据进行，点线和面节点划分。从而完成对应工程界定。界定数据结果表明，除了根据洪水水位雍高外，还需要加设0.5m的超高水位；红岩水库周围人行桥需要按照20年一遇洪水水线确定；周围设备设置电线和移动光缆需要按照20～30年洪水水面线确定；革楼水电站和革约小学的建设需要按照20～50年水面线指标确定。
二、“腾格里吉雅”⑤［11］下的天命观
（一）蒙古族萨满教“天命观”的形成
“敬天礼俗”是北方游牧、狩猎民族普遍恪守的思想准则。据相关学者考证，有关“敬天崇拜”最早出现于秦汉之际的匈奴。匈奴单于自称“撑黎孤涂”，所谓“撑黎”即指天（Tenggri），“孤涂”（huu）指代子嗣，辅之以内蒙古包头市出土的“天降单于”“天之骄子”等汉代瓦当的出土，足以证明了早期游牧民族对“天”的崇拜。关于蒙古族敬天礼俗始见于《蒙鞑备录》中的“其俗最敬天地，每事必称天，闻雷鸣电闪则惊惧不已，曰天叫也。”［12］23在萨满教早期观念中，“天”还没有形成“腾格里”这一统摄世间万物的抽象概念，而是种种具象化、可知可感的物像。如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穹庐说”，带有早期辩证法色彩的“天圆地方说”及“盖天说”等，古代巴尔虎蒙古人曾将天划分得更为具体可感，如“那日腾格里”（太阳天）、“奥登腾格里”（星夜）“居乌恩腾格里”（东方恶神）等，［13］将所有天象符号都称其为“天”，这个时期的萨满神话出现了九层天、三十三层天、九十九层天等不同说法。从蒙古族传统文化角度分析，“九”“三十三”“九十九”这些数字都是虚指，它既代表着本民族喜爱的数字又有无穷无尽之含义，这也说明了萨满教在当时还没有摆脱原始拜物教的范畴,笔者根据上述材料认为，蒙古族萨满教神话此时仍以万物崇拜作为生命价值观的导向。
随着人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的增强，人的思维经历了从外部世界到内部自身，再转向外部世界的认识过程。伴随着外来宗教的影响，尤其是私有制及阶级的出现、分化，指代自然现象的“天”不断衍化发展，由具像的崇拜物转变为抽象的概念，在神话中主宰宇宙的“长生天”就此形成。蒙古族萨满教“长生天”的出现，标志着萨满教由原来的“多神崇拜”逐渐向“一神崇拜”过渡，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天命观”的独特观念。
（二）蒙古族萨满教变形神话中的“天命观”
一则关于世界起源的萨满神话讲道，“在远古时代，整个宇宙处于一片混沌状态，天想要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创造一个伴侣，于是产生了大地。天地和合之后，由于感到缺乏生机便创造了人类。天按照自己和地的关系，将人类分为男女。”［14］通过这则神话可以感知，这时的“天”已经具备了“神格化”“宗教化”的元素。“他”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及喜恶来决定其行动。既然人类及万物是由天创造的，那么畏天、敬天、礼天、遵从天命（腾格里吉雅）安排便成为萨满教生命观的重要理念。蒙古族萨满教天命观把世间一切都看作是上天权能和效用的卓越安排，“天”不仅是威力无边、不可抗拒的自然神，更具有洞悉人间善恶是非的卓越能力，“他”通过异兆、天象显示其意愿和智慧，并强调天、人之间的神秘交感及相互作用。由此“天命观”便成为蒙古族萨满教变形神话的重要内涵。
在蒙古布列亚特部落流传的一则神话中讲道，“在黑色大海的彼岸，黄色大海的岸边，分别住着十户阿塔干部落和二十户浩日根部落，两个部落里各有一个六十岁的女萨满还没有子嗣，于是依据习俗，部落里面的百姓决定用羊肉噎死她们，于是这两个部落的女萨满就向上天祷告，祈求万能的‘腾格里神’赐予她们子嗣，其中一位女萨满说道：‘万能的腾格里神，请让我从牤牛刨出的坑里得到孩子’，于是天神化为牤牛在地上刨出巨大的坑，女萨满过去一看，发现铁质的摇篮里果然有一个男婴。于是女萨满给男婴取名为布日噶特，由于他是天赐之子，后来便成了部落首领，由他衍生出了众多部落。”［9］225除此之外布列亚特部落还流传着“天鹅仙女”和牧人浩日台·莫日根相结合的传说。［15］神话中他们养育了十一个儿子，后来由他们发展出蒙古族十一个部落。我们从上述变形神话的例子中可以清晰地感知，蒙古族萨满教变形神话中的天命观大多是以部族首领、英雄们的不凡血统和传奇降生经历作为主线加以神秘化、神圣化的，这样可以对统治者的高贵地位和他统治下的社会现实进行合理的解释和说明。
策略：根据实物图画电路图时，一是要注意电路中各元件的连接方式，二是要注意各元件的连接顺序。所画电路图要清晰、整洁，各元件的位置要安排要恰当，分布要均匀，元件不能画在拐角处，图形最好呈长方形，导线横平竖直。
如此一来“汗权”的正统性便有了充足的依据。《蒙古秘史》中记载阿兰豁阿夫人在朵奔蔑尔干去世之后，又生下了三个儿子，由于这三个儿子是受天神变形感光而生，所以在部落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居于显赫地位，从此蒙古族便有了“尼伦”蒙古和“迭列斤”蒙古的划分。“尼伦”即“腰生”的神圣者，而“迭列斤”则为黔首百姓。这个时期的萨满教认为人的生命价值和命运都是由上天注定的，顺从命运安排，安于现状是敬天的重要表现，任何欲望和努力在“天命”下都是徒劳的，被统治者只有顺从、服侍统治者才是履行天职、恪尽职守的表现。因此古代蒙古人把“天”看作是一切言行的最高判定官。人间的汗王或普通百姓的命运都是由天神的意志来决定的。在蒙古汗国和元朝的碑文、书札、律令上经常出现“天降可汗”或“长生天气鲁里”［16］等词汇，由此可见萨满教天命观对当时人们的影响。我们常说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这一现象足以表明，随着牧业经济的发展，私有制的出现，氏族制社会逐渐解体并向奴隶制社会转化，于是便赋予萨满教变形神话解释人地位高低、财产多寡的使命，由此在十六世纪中叶以前，天命观便以萨满教变形神话这一载体在蒙古族精神生活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
三、对立统一的二元生命观
（一）蒙古族萨满教中的二元思维
各种类型的神话都是建立在原始思维形态上的，国内外众多学者都对神话产生的原始思维做了充分的研究和考证。如“叶舒宪先生曾提出的‘法术思维’论、法国社会学家列维·布留尔提出的‘互渗论’和‘集体表象论’、卡西尔的‘符号学论’都曾涉及过二元思维，”［17］二元思维经常被认为是原始思想产生的根本条件之一，通过变形神话这种特殊载体去研究蒙古族先民的生命意识及这种意识背后的二元思维是极具现实意义的。
旅游业在我国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所以发展非常迅速，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模式，旅游网站数量是非常多的，可以提供大量的信息资源，起到正确指导的作用。但是部分信息是无法实现共享的，导致对最新动态不了解，很难做出正确决策，成为重要阻力因素。网络世界是非常开放的，其中信息庞杂，没有经过专门筛选，有价值内容并不是很多，无法形成规模效应，对用户的帮助不是很大。旅游信息化不能只追求表面的效果，要看实际中是否起到作用，这样才真正意义上实现了旅游信息化，游客可以在查找自己需要的资料，更好地进行旅游。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艺术思潮的发展开始着重新颖的形式和创意的视角，在这一时期里，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少之又少。并伴随着各种传统艺术门类的形式被打破，艺术的范围扩展到了人们身边的任何东西，艺术和生活的界限开始模糊不清了。这一时期出现的概念艺术、简单艺术、波普艺术等都不约而同地有了一个共同的特点——无从解释。“内容将要如此彻底地消融于形式，以至艺术作品在整体或局部都不可能被简化为任何不是自身的东西[3]”。为此，苏珊·桑塔格批评道：“某些文学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则走的更远，以至预言人的艺术创造行为终将消亡。[1][P341]”
在早期萨满教“万物有灵”“寄魂转生”观念影响之下，蒙古族神话或史诗中都有相当一部分法力超群的萨满或英雄以猛禽或凶悍动物来命名。如“那亲·雄霍尔”（Nachin Shonghor）、“桑萨尔·哈日·布日古德”（Sangsar Hara Burigud）、“夏拉·额仁·哈尔茨哈”（Shara Ereen Harcaga），④［10］等充满英雄气概的名字，都是希望自身的灵魂寄于强大的动物或自然事物的躯壳之内，渴望获得自己不具备的力量。
（二）蒙古族萨满教变形神话中的“二元生命观”
蒙古族先民很早便开始以二元思维作为认识世界和认识人自身价值的思考方式，在神话“冰天大战”中“轻清之物上升为天”，“重浊之物下沉为地”是先民对世界产生的最初解答。《蒙古秘史》开篇讲道：“成吉思汗的祖先系奉天命而生的孛儿帖赤那（苍狼）和妻子豁埃马兰勒（白鹿），一同渡过腾汲思海来到布尔罕山前住下，生子巴塔赤罕”。［18］我们可以通过这段带有对比色彩的文字感知，作为肉食动物的狼与性情温顺的鹿，男与女、苍色与白色等都充分体现了早期二元思想的内涵。在神话中二元观念常常是借助东与西、善与恶、白与黑、生与死、灵与肉等常见对立事物中体现的。例如在蒙古布列亚特神话中，西方居住的是以“霍尔穆斯塔”（khormusda）为首的五十五位善神，而东方居住的是以“阿达·乌兰”（ata ulan tenggri）为主，威胁人间的四十四恶神，虽然人类的产生是由九十九位天神共同努力的结果，但他们因为“冰天”的归属问题而分化为两个阵营。人间的幸福是由西方善神的庇佑，而战乱、疾病、灾祸的横行则是由东方恶神作祟，或恶神在与善神地交锋中占了上风所致，东西方的神祗经常变为勇士或猛兽通过相互角力的方式来决定人类命运的走向。由此在神话中，西方和东方便带有了强烈的对比色彩。由此布列亚特人以勒拿河为界，将河西岸归为善神与人类共生的世界，将东岸划为阴曹地府。除了神话中不同地理方位所蕴含的不同意义之外，不同颜色也代表二元事物中的不同取向。布列亚特神话讲道西方腾格里之子“勃和·莫亚”和东方腾格里之子“勃和·台里”二人共同发明了冶炼技术，但是“勃和·莫亚”抢走了“勃和·台里”的冶炼作坊，二人争执不下，于是“勃和·莫亚”变为白色牤牛，“勃和·台里”变为黑色牤牛来进行决斗。［19］最终，“勃和·莫亚”成为了胜利者，他成为了白色牲畜的保护神，而“勃和·台里”则变为黑色牤牛的保护神。在上述神话中，存在着较明显的二元对立特征，诸如：东与西、白与黑、幸福与灾难等。通过塑造对立的形象阐释天地生成之后人间幸福或灾难的原因，并以二元中一方战胜另一方来结束对立。
蒙古族萨满教在“万物有灵观”的基础上又衍生出“寄魂转生”的思想，先民们相信“灵魂不灭，生命寄存”，所以人的灵魂可以在生时或死后寻找寄存体，以确保生命的延续。躯体的死亡或转变，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结束，它仅代表着生命形式的转化，由存在的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灵魂在人与万物之间可以流通，生命借助“灵魂不灭”的形式得到了永生。在蒙古族神话和史诗中，很多萨满巫师或氏族英雄都将其魂魄藏在极为隐蔽的地方，令外界敌对力量无法知晓他的存在位置，从而在战斗中确保其生命的延续。如史诗《江格尔》中的“阿勒坦·索约汗”为了躲避“圣主江格尔”的追击，将自己的灵魂寄存于母鹿和海东青体内。“尹特尔拜·莽古斯”被“雄狮洪古尔”劈成两半之后还能复活就在于他把灵魂寄存在鹰隼体中。
这种“寄魂转生”的观念也非蒙古族所独有，在鄂伦春族英雄叙事诗《英雄格伯欠》和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中都有类似情节的出现。如“犸猊”将其灵魂放在通天神树的鹰巢内，“魔王路赞”则将其灵魂藏在“命根鸟”里。值得指出的是，鹰鹫等鸟类通常被学术界释意为萨满教的标志。在蒙古科尔沁萨满法服上，通常会镶嵌或绘制神鹰的图案，并且以鹰尾翼的羽毛镶嵌翁衮（OnGon）［8］与法帽、腰铃、铜镜、萨满鼓等共同组成了萨满教作法神器。蒙古族萨满教认为神鹰是“长生天”（Monnkh Tenggri）的信使，萨满巫师在作法中渴望通过变形这一独特形式将体内灵魂幻化进翱翔于天际的神鹰中，并以此获得自然万物间的神秘力量。
四、结语
“变形”（Metamorphosis），通常指人物、动物、物体通过改变自身形状并以新形状、新形式出现的，我们统称其为变形。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提道：“如果神话世界有什么典型特点和突出特征的话，如果有什么支配法则的话，那就是这种变形的法则。”［3］“变形神话”在世界范围内曾广泛存在，从蔚蓝的爱琴海到夕阳下的恒河，从斯堪的纳维亚的峡湾到勘察加茂密的针叶林都凝刻着变形的回忆。“心理学、传统医学解释变形神话的产生有可能是意识状态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尤其是在大量吸食阔叶烟下产生了麻醉致幻的作用，进而伴随身体剧烈旋转和敲击法器，以昏阙作为变形或附神的开关，如此一来幻象就会出现，在变化了的意识形态中，改变自我并使自我同化于那个臆想中的形象，变形就算完成。”［4］萨满变形神话是东北亚诸多民族神话当中一种独具特色的类型，变形是萨满教神话体系中的核心问题。国内外诸多学者都认为萨满教变形神话可以划为狭义和广义之分。所谓狭义即是指萨满教巫师（博额Buge 或乌都甘Udugan）［5］的变形神话，广义上则是指受萨满教这种独特认知体系、理念、规则影响之下的变形神话。本文是以广义上的萨满教变形神话作为研究起点。蒙古族萨满教变形神话对生命问题的揭示都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即以“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格化”角度去衡量人与世间万物的关系。萨满教将人的生成、存在、发展都归因于自然的力量，所以在这基础上形成了“万物有灵”及“寄魂转生观”“天命观”和对立统一的“二元生命观”。总之，“萨满教变形神话”作为蒙古族神话中经常出现的现象和主题，是打开神话世界大门的一把金钥匙。
时至今日，萨满教虽已渐趋消沉，但萨满教敬天地、畏自然的理念却被当代人所接受和认可并逐渐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尤其在人与环境问题突出的当代，萨满教神话提倡的和谐自然观、生命观已被视为一种文化元素广受人们追捧，如在各地定期举行的祭敖包仪式、查玛舞表演、安代舞表演等，都是这种古老文化在新时期的再现。随着网络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萨满教这种古老文化将依托新形式散发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如新近推出的网络手游“尼山萨满”等，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使当代青年人领略到这种古老文化散发出的崭新魅力。
［注 释］
①关于萨满教宇宙三界即天上的神界、地上的人间及地下恶鬼与凶神共存的世界。这种说法极有可能来源于藏传佛教的“三界学说”。参考早期布列亚特及鄂温克族萨满教神话，人类与神及恶魔生存的世界常以河流或山脉作为分界点，而非学理化的三界说。综合参考16世纪中叶以后，藏传佛教的广泛影响，宇宙三界可能是萨满教与藏传佛教相互妥协的产物。
②关于萨满教游魂的产生，大致有两种原因，其一为生病所导致的昏阙甚至死亡，其二为外力导致的受惊吓、受重伤等。
③按照列为·斯特劳斯《神话学》的观点来看“传说、故事中的构造，在内在对立上要比神话构造弱。传说、故事不如神话那样在逻辑的相容性、宗教的正统性和集体的强制性上严格，因此传说、故事提供了更多演绎的可能，其变换更改要相对自由一些。据笔者考证，草原石人的传说系土尔扈特部英雄海里布传说的一种变体，从学理角度分析草原石人象征着突厥民族早期的死亡崇拜。
城市总体规划的涉水部分内容主要体现在城市公共供水厂和污水处理厂的规模确定，大多利用城市给水规范、室外给水规范、采用人均综合生活用水指标、排水系数等粗略估算，缺乏其他相关的社会经济指标，如 GDP、工业增加值、三产、建筑指标、耕地、湖泊数据等。水资源论证规划用水合理性困难较大。
④人称分别指代游隼、宇宙黑鹰及黄褐色的兔鹰。
本文研究的仙神河大桥是一座较为典型的独塔预应力混凝土部分斜拉桥，地处山西省和河南省交界处，桥墩高150.07 m，采用的是正八边形薄壁空心高墩结构，为典型的薄壁空心高墩，桥墩布置如图4所示。主墩截面八边形内切圆直径为墩顶10.04 m，墩底16 m，自墩顶到墩底截面采用直线斜率变化，墩壁厚度均为1.2 m。该桥所在的地域属于晋城市山区河谷地区，昼夜温差变化较大，而且由于地形地貌等条件的限制，沿墩身各部分接受太阳辐射的时间也不一样，对于墩顶部分一天中接受太阳辐射时间要多一些，而墩底部分则受日辐射作用很少。因此温差对空心墩的影响比较大。
⑤萨满教独特的世界观意为“天降福祉”“天命”。
⑥自上而下推崇藏传佛教，在这里指代土默特部首领阿拉坦汗和喀尔喀首领阿巴岱汗，笔者以为两位首领都非黄金家族直系出身，为了取得蒙古汗位称号，以藏传佛教转世轮回思想作为谋取更多政治利益的手段，以此证明自己是蒙古汗国或元帝国某位汗王的托生转世。吐蕃宗教上层委派僧人传教在这里指乃济托因（本名阿必达）东行喀喇沁、科尔沁、郭尔罗斯传教。
［参考文献］
［1］策·达木丁苏荣.蒙古古代文学一百篇［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31—32.
［2］汪丽珍.鄂温克族神话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3］李玥.变形神话折射的生命观［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5）：57—61.
［4］王燕.山海经中变形神话蕴含的生命观［J］.电影评介，2010，（5）：93—96.
［5］徐国清.浅谈吉林蒙古族萨满文化［J］.艺术探索，1997，（1）：37—39.
［6］郭淑云.萨满教天穹层次构想与神秘数字［J］.西域研究，2004，（3）：94—97.
［7］乌仁其其格.蒙古族萨满教宗教治疗仪式的特征及治疗机理的医学人类学分析［J］.西北民族研究，2008，（3）：36—40.
［8］樊永贞.蒙古族“翁衮”崇拜的兴盛与衰落［J］.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6，（6）：38—42.
［9］陈岗龙.蒙古民间文学［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
［10］贾木查.江格尔［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10：47—48.
［11］那木吉拉.蒙古族神话中腾格里形象初探［J］.西北民族研究，2001，（2）：45—57.
［12］张弛，王福革.蒙古族早期二元思维及其文化研究［J］.西部文化，2017，（3）：26—29.
［13］刘洋.试论蒙古族天命观的形成及其历史作用［J］.黑龙江民族丛刊，1993，（4）：97—100.
［14］乌峰.蒙古族萨满教宇宙观与草原生态［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75—82.
［15］桑皮勒·登德布.蒙古神话［M］.宝音贺希格，译.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5：11—12.
［16］孟慧英.萨满教的二元神论［J］.满族研究，1999，（2）：74—79.
［17］潜明兹.从萨满神话窥其生命观［J］.民间文化论坛，2004，（5）：68—74.
［18］乌云格日勒.成吉思汗祭奠的萨满教根基［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6）：82—88.
［19］苏鲁格.蒙古萨满教神灵观的形成和发展［J］.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5，（6）：43—47.
［20］王媛媛.唐代摩尼教史研究综述［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97—98.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32—333.
［22］色音.论复合形态的萨满教［J］.世界宗教研究，2001，（3）：121—124.
［23］色音.科尔沁萨满文化［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74—75.
The Life Consciousness of Mongolian Shamanistic Metamorphosis Myth
Asiru，Yaru
（College of Liberal Arts，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Tianjing 300384，China）
Abstract：Mongolian shamanistic Myth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the Mongolian myth system, and of which Metamorphosis is the core issue.The revelation of life issues in Mongolian shamanistic metamorphosis myth usually starts from the human-nature relationships,the formation,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is attributed to natural forces, The unique Mongolian shamanistic life consciousness is formed on this basis. There is great research value of its distinctivefeature of"humanness".It belongs to the historical period,but is still lively in today's Mongolian folk literature.
Key words：Shamanism；Metamorphosis myth；Life consciousness.
［中图分类号］I276.3；I2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215（2019）01-0015-07
［作者简介］阿斯儒，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2017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方文学与比较文学；雅茹，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2018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方文学与翻译文学。
［责任编辑 齐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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