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台湾地区政治学学者朱云汉的判断，在过去300年间，只有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1789年法国大革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崛起等四个历史事件的重要性可与中国崛起相比拟。在一些学者看来，如同它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所产生的影响一样，中国崛起也将推动中国学术发生历史性转折。近年来日渐高涨的学术本土化口号，就是学术界对中国崛起有意识的呼应。
本土化主张已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诉求
本土化首先来自对中国学术西方化的反省。这种反省主要针对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学术在中国的影响力。对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中1978—2007年的海量数据研究发现，西方社会科学作品在中国学术的主导影响，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学术发展最为醒目的特点。这项基于大数据的定量研究显示，在此间的30年中，塑造“中国心智”的人文社会科学成就，既不是对传统典籍的传承和沿袭，也并非立足本国的当代研究，而是对西方学术名著经久不息的翻译、学习、研究和传授。这一期间形成的“中国心智”，完全是一种“外向型心智”。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社会科学并没有“中国”，几乎完全是“拿来主义”的思想的说法并非危言耸听。
1.不会做的题。这样的题最能体现知识的掌握程度，有的涉及到公式、定理的运用，有的涉及到知识点之间关系等，整理这类错题，有助于巩固基础知识；
正是由于这种情形的刺激，近年来，本土化的主张逐步在整个学术界蔓延。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重建的社会学就赓续民国传统，喊出了本土化的口号。到20世纪90年代，本土化讨论迅速扩大，1994年至1996年，学术界开展了影响广泛的“社会科学的规范化和本土化”大讨论，本土化由此成为大陆学界的一个关注焦点。正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术界掀起了“重思中国”的热潮，而“重思中国”的主要动机，是“恢复中国的思想能力，让中国重新开始思想，重新建立自己的思想框架和基本观念，重新创造自己的世界、价值观和方法论”。2000年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本土化贯彻到自己的研究当中，一些代表性作品表现出挣脱西方理论控制的强烈愿望。尤其是随着官方“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口号的提出，本土化讨论被推至“人声鼎沸”的高潮，用“滔滔天下者皆是也”形容也毫不为过。
主题班会活动也作了相应的改变，尽可能让多一些学生参与到活动的设计、准备和组织中来。班主任提前将活动的时间、主题、范围告诉大家，让同学们自己去收集材料，自己去设计方案，自己去分工准备，班主任则是同学们的顾问和教练。
在主张本土化的学人中，邓正来、林毅夫以及王学典三位先生颇具代表性。在过去20年间，邓正来堪称是讨论中国学术本土化转型的一个中心人物，他对中国学术本土化的反思最为系统和深入，重建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成为他的“终身关怀”。林毅夫也是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不遗余力地提倡本土化。他的本土化逻辑起点建立在一个极有说服力的事实之上，即至今没有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是按照西方主流的发展理论制定政策且实现了追赶发达国家的愿望，而少数几个发展或转型绩效较好的经济体推行的主要政策又与主流经济学理论完全相悖。王学典近期有关本土化转型的一系列论述同样引人关注，王学典特别强调执政党政策的调整以及意识形态的转变对本土化的影响，他认为中国正面临着一个从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文明复兴为中心的大的重心转移，而文明复兴必然会唤醒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的知识系统以及中国的世界观。这是本土化兴起最根本的原因。
本土化趋势的多重动因
首先，中国崛起为学术本土化提供了强大动力。对世界学术发展史做一个简单回顾即可发现，现代社会科学的基本脉络来自各主要国家的现代化国家建设道路，因而才有了以英国-美国经验为基础的社会中心主义，以法国-德国经验为基础的国家中心主义。近代以来社会科学中心的变化常常与经济中心的转移如影随形，这说明学术中心与经济地位具有直接的相关性。我们虽然不能在经济中心和学术中心之间建立绝对的对等关系，但国家的崛起必将促进学术自主性的苏醒，继而促进整个学术体系的更新。
本土化的第三个动因来自于意识形态的推动。2016年5月，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他认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国家领导人对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倡导，突出反映了意识形态对于学术本土化的期待。
土壤孔隙率对土壤有机质同样有着高度依赖性,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增加能够改善土壤结构,使得土壤孔隙增大,可进一步提高根际氧的浓度,有利于植物根系的生长,为植物根系吸收养分和水分提供更佳的土壤条件.然而,已有研究表明,无机肥的添加会导致其部分转化为难溶性元素,难以被植物吸收利用,且会造成土壤板结[9],本实验结果也表明无机肥的添加会使土壤的孔隙率有降低的趋势.而菌渣的添加能够有效提高土壤孔隙率,由于菌渣自身结构疏松多孔,能促进土壤团聚体的形成进而影响土壤孔隙率,从而改善土壤通气性和透水性.因此,菌渣具有良好的改良土壤孔隙的效果,相较于无机肥,菌渣更适合作为土壤改良剂,从而改善土壤结构.
对本土化主张实践最自觉的可能是社会学的农村研究，其中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为主力的华中乡土派的研究最为典型。这个学术团体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地方，是他们对于构建本土理论的饥渴。他们念兹在兹的是“重建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在他们看来，“发展本土中国社会科学是当前中国乡村研究第一重要的任务”，他们的目标在于“发动一场以中国经验为本体的理解中国经验的理论建构运动”。
中国崛起对于中国学术本土化的推动，无疑在于它对现有理论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德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就认为，中国过去30年所经历的特殊的发展道路，不仅对中国研究是个谜，同时也为比较政治研究出了一道难题，当下流传甚广的现代化、民主化以及政府转型理论对解释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充其量只提供了一束微光。中国犹如一只“红天鹅”，对现有的社会学理论提出了挑战。
很明显，官方将之前奉行普遍主义调整为坚守本土主义是为了呼应现实中“中国道路”的选择，今天的中国是在历史中国的延长线上，只有承认中国古代的历史道路是自在的、自主的、自为的，与西方的历史路径迥然不同，才能与今天的“中国道路”实现无缝对接，也才能为文明的复兴找到落脚点。如果中国的历史道路是按照西方谱系铺排的，从逻辑上说，中国文明的复兴就不过是对西方文明的一种复制，其意义也将大打折扣。在现实中的中国道路和历史上的中国道路之间就会出现巨大的断裂、错位乃至扭曲。只有从中国历史实际进程抽绎出的叙事话语，才能对中国的现代性制度安排与设计背后的思想路径与实践依据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只有这样，作为一个大国的中国才能重新找到稳固的根植深处的文化之锚。
近年来中国学术本土化的实践
其次，知识论的发展破除了西方理论的神话，为本土化的产生提供了理论支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代知识论从诠释学、实践论、权力论、复杂性理论等视角质疑传统的逻辑实证主义立场，打破了对西方理论的迷信，也为各种社会科学本土化主张提供了理论基础。
历史学在本土化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其主要表现就是“从西方话语中打捞中国历史”，这可以看作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一条主叙事、主线索。历史学的本土化首先表现在理论的突破与中国史观的回归。通过多年的讨论，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研究中国的问题，不能将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生搬硬套在中国古史的头上，而应当花主要精力研究中国古史的历史实际，提出符合中国古史的相关理论。只有通过研究归纳出中国历史研究中新的概念系统和理论范式，才能重建中国史叙事的理论体系。即使过去坚定的五种生产方式说的信奉者，也已认识到用五种生产方式斧削中国历史是不适宜的，必须放弃用五种生产方式套改中国历史的做法，另行考虑解决中国历史发展体系的途径和方法。
第三，大数据技术为“零工化”的需求和供给提供了快速处理海量的、非结构化数据、时效性强数据的能力。在大数据技术出现以前，“零工化”的需求和供给都是存在的，但是苦于无法相互匹配，使得潜在的交易无法实现，大数据技术的出现能够很好地处理“及时数据”，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匹配。不仅如此，大数据强大的计算能力，使得碎片化、个性化、分散化的服务需求和供给能够实现最优的匹配。
华中乡土派在建构本土理论时，特别强调“田野的灵感”和“野性的思维”。所谓“田野的灵感”，即是在研究乡村治理时，确立田野调查的最优先位置，真正从田野调查中了解中国农村实际的状况，寻求从农村调查中发现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切合中国农村实际的概念体系，为乡村治理的研究与实践搭建起中国本土化的学术平台。所谓“野性的思维”，就是在借鉴西方社会科学精华的同时，刻意突破西方社会科学对村治研究的局限，不受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限制，更不受西方社会科学已经形成的带有“霸权色彩”的学术教条的限制，大胆提出关于村治的新见解。区域差异理论就是华中乡土派创建本土理论的可贵尝试。
除了理论上的突破，众多历史学家还积极进行中国史叙事的本土化实践。由官方组织的一些大型学术攻关项目也体现出国家层面对中国史本土化叙事的支持。无论是“夏商周断代工程”，还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都具有“阐释中国独特的历史演进道路的意义”。尤其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制定文明起源的标准时，不再拘泥西方制定的以文字和金铜冶金技术作为文明产生标准的做法，转而根据对中国古代资料的实证研究，从社会分工、阶级分化、中心城市和强制性权力等方面提出了文明起源的中国标准。文明起源中国标准的制定，表明中国自古走的就是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考虑到文明探源工程的官方背景，中国文明标准的推出可以理解为官方对中国史叙事本土化的鼓励。
然而，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本土化这一主张仍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无论是对本土化的口号还是对本土化的内在逻辑，或者是对本土化的实践，都持怀疑态度。有学者就认为，本土化的话题早已过时，本土化不过是一个假问题，因为中国已经被置于全球化的浪潮之下，根本无法定位本土化。学术界时时刻刻用的是西方渗透进我们脑海里的思想概念和成果，中国学术界已没有可能实现真正的“本土化”，所以，本土化的提出也是一个伪问题。
目前，史学界在构建中国史叙事框架时，已基本放弃了“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萌芽”等术语。以西欧历史经验为基础的历史框架被抛弃已是不争的事实。
围绕本土化的论争及本土化讨论自身的不足
由于对语言的认知经验不同，源域与目标域语言间的认知空间映射可能存在部分缺失。从目的语认知理论出发，在保留源认知域概念的同时，还要对源认知域中的某些价元进行置换，即采用换价映射法——归化译法，求得两种语言在目的认知域上的最大契合(王子颖，2015)。 如:
在本土化的质疑者看来，比本土化主张更重要的是以原创性的思考探究，拿出在学理上具有普遍有效性和强大说服力的命题系统来。本土化试图揭示所有的文化或者话语都不过是意识形态，这就彻底否定了各种文化之间的共性。一些学者尖锐地指出，有些人的本土化诉求实际上掺杂着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天朝心态”，这种天朝心态根植于新儒家文化之中，尤其寄生在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的误读之中。
海外学者似乎更担心中国学术本土化趋势出现时间性的错误，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任柯马丁（Martin Kern）看来，本土化实质上是一种前现代思维，柯马丁对当前中国大陆早期中国研究中出现的本土主义与原教旨主义两种意识形态提出了强烈质疑，他认为研究早期中国必须借助于国际化与比较性的进路，而非限于单语主义和单一文化的中国中心观，后者蕴含的本土主义立场不仅是一种保守的防备姿态，最终更会造成其本身的自我边缘与自我挫败，这种方式也难以使中国文化走出去。
我们必须承认，目前的本土化讨论带有浓厚的本质主义色彩。本质主义容易导致本土化讨论出现反智化与简单化的倾向，从而把本土化简单地归结为“我们”和“他们”的对峙。坦白说，如果本土化只是为了用“我们”来对峙“他们”，那么中国学术已经非常本土化了，无论各个学科引进了多少西方的概念和理论，但总体上说，我们的话语体系早已在世界上自成一统，这是不必讳言的事实。事实上，由于在本土社会研究中学者们更加难以逃避社会对他们的制约，以及他们在本土社会制度中处的位置所可能导致的偏见或许比国际文化所导致的偏见还要严重得多，本土化论者所自矜的“本土契合性”优势可能并不存在，他们所面临的对自身知识体系加以反思的任务可能更加艰巨。真正的本土化论者要有勇气面对这样一个挑战：即当我们研究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时，我们有没有可能克服权力关系造成的干扰，创造出比西方学者更具阐释力的理论？
本土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命题，这一概念本身所具有的模糊和混沌往往使本土化论者不自觉地陷入左右手互搏式的矛盾。当本土化是一个口号时，它的意思是简单明晰的，但具体到如何操作时，除了确定大而化之的原则之外，它立即陷入难以扯清的纠缠当中。一方面，从特殊主义出发，本土化论者铁口直断，所谓的西方理论的普适性不过是一种假象，所有的理论本身都不过是地方性知识，这也被本土化论者作为中国学术本土化的前提；但另一方面，本土化论者又千方百计强调本土理论的普世价值，寄望于将本土理论推向世界。这一点我们几乎可以从所有本土化鼓吹者的文章中看到。不经意间，一些本土化论者的口袋里似乎同时装着两件武器——一种是特殊主义，一种是普遍主义。在一种情形下，他用中国特殊主义来对抗西方普遍主义；在另一种情形下，他又用中国普遍主义来对抗西方地方性知识，全然没有意识到同时使用这两件武器的乖张。先在的立场，往往导致本土化论者出现行为上的偏颇：一方面，他们用一套批判性的现代方法论原则研究世界各地的古代文明；另一方面，却用另一套相似的、前现代的原则来研究中国。同样，他们也常常以相对主义来看待西方理论，而以绝对主义来看待本土理论，种种矛盾之处当然会严重削弱本土化主张的说服力。这些矛盾，如果不是故意的，则表明在本土化一些基本原则上，本土化论者还没有与自己达成一致意见。
本土化被寄予厚望，它的揭橥，实质上是在中国经济回归世界中心之后，向那种将中国置于边陲的世界主流学术格局进行挑战，企图在世界综合国力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之际重新调整观念世界的力量版图。在迈向现代化的行程超过100年之后，尤其是40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之后，置身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中国的主体性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文化自觉的回归，呼唤着本土化理论的诞生。不论本土化理论自身有何种不足，本土化对学术自主性的追求，都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它对西方理论的反省，对中国主体性的坚守，也为中国学术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动能。它最大的意义在于，激发中国学者摆脱长久以来对西方学术抱持的“影印”心态，以及自甘居于国际学术分工“下游”的心态，鼓励中国学者从实践的认识，而不是西方的经典理论的预期出发，建立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理论概念。但本土化问题十分复杂，古今中西密集交叉，文化本质主义、民族主义、特殊主义、普遍主义杂糅在一起，这些主义之间竞争活跃，尤其在全球化这一不可移易的历史存在中，这些竞争究竟会产生哪个方向的合力，仍然难以预料。
雪萤心事重重地走在后面，紧紧地将手提包抱在胸前。一杭几次回头，发现雪萤怔怔地盯着自己的背。他奇怪地问：“你怎么啦？”雪萤突然惊醒似的，赶紧把包放在身后，说：“没什么，刚才、刚才那只狗，把我吓、吓坏了……”
【作者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摘自《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原题为《音调难定的本土化——近年来若干相关问题述评》】
标签：本土化论文; 中国论文; 学术论文; 理论论文; 社会科学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科学现状及发展论文; 《社会科学文摘》2019年第1期论文;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