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朝斌:南丰傩面具的仪式信仰与审美述论论文

黄朝斌:南丰傩面具的仪式信仰与审美述论论文

摘要:傩文化是融多元宗教礼仪、民俗、民艺于一体的复合文化体。分布在江西各地的傩舞、傩戏、傩面、傩庙,组成了富有江西特色的赣傩文化群,其中江西南丰傩可说是赣傩文化群的典型代表。江西南丰傩面具多神崇拜的扮相、粗犷浑厚的造型、“禳恶祈福”的原始宗教观念和夸张质朴的色彩意蕴,深刻诠释了南丰傩面具中各类神祇喜怒哀乐的现世精神与审美内涵。

关键词:傩面具 信仰 象征性 审美

傩是一种古老神秘的文化现象。曲六乙先生认为:“傩是多元宗教文化、民俗文化和艺术文化的融合体,是一个在时空上跨时代、跨社会、跨国界的庞杂而神秘的文化复合体。”[注]胡剑平:《傩群文化与原生态丑学研究》,《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8期。江西南丰作为中国第一个“傩舞艺术之乡”,有着两千多年的传傩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地处江西的楚、吴、越等民族都有尚鬼神、崇巫术、喜卜好祀之风,《汉书·地理志》云:楚地“信巫鬼,重淫祀”“吴越与楚接比,数相并兼,故民宿略同”[注]转引自刘礼堂:《唐代长江流域“信巫鬼、重淫祀”习俗考》,《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第5期。。可见赣人信奉巫傩之风古已有之,这种信鬼崇巫的精神活动,为驱鬼逐疫的傩的传播提供了适宜的生存土壤。分布在江西各地的傩舞、傩戏、傩面、傩庙,组成了富有江西特色的赣傩文化群。鉴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原因,赣傩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原始的古代傩祭仪式,且不断演化,形成娱神娱人的傩舞、傩戏,至今仍遗存于当地农村,其中尤以南丰、上栗两县为甚。

据现有资料考证,南丰传傩的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2世纪,时任秦朝番阳(今江西鄱阳东北)令吴芮驻军南丰,其作为当地越人领袖力劝乡人传傩“以靖妖氛”“驱兵刀之灾”[注]蔡社宝、周关:《赣傩》,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7页。。吴芮传傩的傩礼形态为简单的大傩,即民间“乡傩”[注]按照属性划分,傩一般为分宫廷傩、乡人傩、军傩、寺院傩等,流传至今的南丰傩,普遍被学界认为属乡人傩的一种。,至于其传傩的具体形式和地点因年代久远,目前学术界还未见有更为准确的考证。及至汉唐之际,特别是唐玄宗(685-762)颁布的《大唐开元礼》对州县傩仪做了统一规范,对南丰傩的发展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唐代南丰傩的具体形式虽已不可考,但现在南丰上甘坊一代仍有唐代建傩神殿的传说和乡人傩中“钟馗驱傩”的文化遗存。现存的傩戏还有《白祇》《跳钟馗》《傩公傩婆》等诸多剧目,当然是否真正为唐代传承下来尚需作进一步的考证。后来,“傩坛祖师”“清源妙道真君”等傩神传入南丰,使南丰的傩神谱系逐渐增多,傩戏从仪式上日趋成熟,对日后南丰乡人傩和戏曲的发展有了重要影响。南宋入元,南丰傩戏基本成熟。从南丰人氏刘镗[注]余大喜、刘镗:《〈观滩〉与傩舞戏》,《江西社会科学》1993第2期。《观傩》古诗可窥当年南丰傩戏形态、面具角色、表演艺术已达很高水准。如“魃蜮罔象初偋伶,跪羊立豕相嚘嘤”“夜叉蓬头铁骨朵”“红裳姹女掩蕉扇,绿绶髯翁握蒲剑。”诗中描写的就是傩戏中部分鬼神、人神角色。《观傩》全诗七言共24行336字,诗中对当时南丰傩戏的人神面具角色、数量、表演形式、演出环境都有具体的描述,是不可多得的傩文化研究史料。

由于傩戏表演大都着面具进行,傩面具在其中充当着构成傩戏艺术动态表现的关键性环节。在傩戏发展的鼎盛时期,傩面具的雕刻也呈现出一派生机。据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政和中大傩,下桂府进面具,比进到,称‘一副’。初讶其少,乃是以八百枚为一副,老少妍陋无一相似者,乃大惊。”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十又云:“至除日,禁中呈大傩仪,并用皇城亲事官、诸班直戴假面,绣画色衣,执金枪龙旗。教坊使孟景初身品魁伟,贯全副金镀铜甲,装将军。用镇殿将军二人,亦介胄装门神。教坊南河炭丑恶魁肥,装判官,又装钟馗小妹、土地、灶神之类,共千余人。”[注]转引自郭净:《中国面具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03页。。上述资料充分说明傩面具在当时傩戏中的数量之巨。随着社会变革和历史变迁,南丰古傩面具虽有诸多散佚,但总量仍然不少,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数量仅次于贵州,居全国第二位。

从视觉上来看,南丰傩面具世俗化和娱乐化的倾向明显,面具称呼也不尽相同,神像、神圣、圣相、菩萨、盔头、脸仂、脸仂壳、面壳子等皆有,面具称呼的变化也形象地反映出南丰乡傩从鬼神崇拜—圣贤敬仰—世俗娱乐的演变过程。朱熹注释《论语·乡人傩》时云:“傩虽古礼,而近于戏。”一个“戏”字,形象地概括出南丰傩的突出特征与内在精神,给傩打上了娱人娱神的烙印。在南丰傩戏中,诸多的剧目和丰富的傩神谱系造就出南丰傩面具不同种类,造型各异的艺术特色。其拙朴的民间造型手法、原始的色彩意味赋予了南丰傩面具中神灵、鬼怪、世俗人像等各类神祇喜怒哀乐的现世精神,超越了傩戏宗教祭祀的本源,即使在傩戏逐渐消逝的今天,其美学意义仍然明显。

一、南丰傩面具诸神扮相述略

南丰傩面具作为傩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傩的象征,是傩班在驱傩仪式中神祇的载体,也是傩舞表演的角色扮相,傩戏傩舞也因傩面具而表现得丰富多彩。南丰傩面具流传至今,面具所代表的神像已经与远古的面具有了很大的差异,傩文化的断代和历史变迁使古时候的许多面具今已不存,但许多新的角色又在傩戏的发展中不断产生,现今的南丰傩面具可说是远古傩面具的继承与发展。它积淀了南丰长期社会文化的种种内容,在民间信仰、民俗民风和民族审美意识诸方面,构成了一个十分独特的民间艺术体系,在社会功能和文化史的研究意义上影响深远,成为傩文化研究中的重要环节。

一些男人不知从哪地方变出来,东冒一个,西冒一个,一眨眼几十个人围拢在卡车前。田志芳以为自己浑身泥土,一个多月没洗澡,脏得要命,可一看他们,除了眼珠子转,简直是标准的泥俑,个个军装破旧,衣衫褴褛。田志芳被那个女人扶着,男人们带着强烈的泥腥味汗臭味闪出一条通道。

南丰傩面具数量之多,种类之广是许多地区傩戏所不及的,虽经各种历史原因,南丰傩面具几经烧毁,但随着傩文化热的再度兴起,南丰各地傩班复兴,迄今当地政府甚至将其作为特色旅游的重要剧目来推广,这客观上为南丰傩戏的流传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南丰傩面具的复刻和作为独立工艺品的需求大大增加,凸显的美学意义也逐渐为大众所认知。由于南丰傩面具角色众多,数量庞大,按照曾志巩先生《江西南丰傩文化》分类可分为驱疫神祇、民间俗神、道释神仙、传奇英雄、精怪动物、世俗人物六大类,约184余种角色。[注]转引自曾志巩:《江西南丰傩文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54-160页。

1.驱疫神祇:即参与真正驱鬼逐疫的神祇,也是傩的主体。这类傩面具典型的有开山、白祇、钟馗、大鬼、小鬼、判官、千里眼、顺风耳、搜除大仙、鹰哥元帅、田螺大王、雷公、张天师、马元帅、赵元帅、温元帅、关元帅、一郎、二郎、李靖、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韦护、雷震子等。

老道不动声色:“你不要担心,我们师徒二人本就打算给这批玉器安置好了去处,就继续云游四海,也不会为了几个钱,害了道行。至于玉石,大都随缘,今天看你也是和这批玉有缘之人,我也就多说几句了。”

南丰傩面具造型没有统一的范式还在于:民间傩坛作为松散的宗派组织,神灵的模样并无统一规范,这造成各地傩班对傩神的描述和理解不尽统一,各地的傩神都不尽相同,扮相也各有千秋。当地民间艺人在制作傩面具的时候,多凭借自身对傩神像的理解与喜好,作品最终呈现出来还带有许多偶然的因素,而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艺术自觉。这也使得傩面具具有宗教性质的同时具有艺术表现的自由,使傩面具作品既有现实宗教的人文内涵,又不乏艺术形象的任性改造。正如克莱夫·贝尔所说:“美,是有意味的形式。”[注]克莱夫·贝尔,2015年7月2日,https://baike.baidu.com/item/克莱夫·贝尔/8326578?fr=aladdin,2018年12月31日。傩面具的造型彻底摆脱了内容和形式的束缚,使造型样式得以自由的发挥,傩面具作为艺术的功能也加倍显现,使欣赏者或信仰者在一定条件下产生出对傩面具艺术审美的需求。

3.道释神仙面具:即综合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故事中流传下来的佛教、道教的神祇体系角色。这类面具主要有:女娲娘娘、玉皇大帝、太白金星、雷母、汉钟离、铁拐李、张果老、吕洞宾、何仙姑、蓝采和、韩湘子、曹国舅、刘海蟾、风僧兽、刘伶、许真君、如来佛、金翅鸟、观音、善财、弥勒佛、八大罗汉、地藏、目连、金刚、唐僧等。

法国社会学家列维·布留尔曾将戏剧艺术活动与原始先民的宗教信仰及巫术活动有机地联系起来,认为原始宗教的巫术形式有力地促进了戏剧的产生。[注]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22页。我国原始先民“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史前时期就有戴着面具,随着鲜明的节奏,摹拟动物的活动。南丰乡人傩早期的目的虽在于驱逐邪鬼恶魔,但傩仪与傩舞表演已分不开,表演者皆护面化妆,在鼓乐声中奔腾呼号,冲杀跳跃。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这种作为巫术礼仪活动的原始因素日渐削弱,图腾与崇神的意味逐渐让位于政治和文化的需要,其艺术审美的因素也不自觉地增多起来。因此,这种带有宗教性质的活动对艺术审美影响的最大意义在于:宗教情绪激发了傩信仰者艺术创作的活力,使傩信仰者不自觉地从审美需要去把握傩面具的造型特征,在信仰者的体验和愿望中,自然地沟通傩信仰者审美价值的联系,从而达到了宗教仪式信仰与审美需求的有机统一。

5.精怪动物角色面具:多源自于《西游记》《白蛇传》等神话故事,这类角色一般不作为驱傩仪式用,大都用于纯粹的傩戏表演。主要有:猿精、猢狲、蟾精、獭精、鲤鱼精、黄袍怪、猕猴精、蜘蛛精、蜈蚣精、鸡公精、金钱豹、乌龟精、老妖婆、老妖公、狗熊精、羊精、兔子精、白蛇精、虾公精、螃蟹精、田螺精、蚌壳精等。

农牧结合的种植模式普遍分为多种层次,一般包括植物系统、动物系统和微生物系统等。通过各个系统之间的相互配合,以达到节约资源、提高效率、保护环境的目的。例如,农业与畜牧业最常见的结合是在果园中饲养家禽。果树系统必然有杂草和虫子,家禽的饲料问题就得到了解决,同时减少了农药的使用。此外,家禽的食物得到了补充,所排出的粪便又能起到肥田的效果。农牧结合的生产方式,将不同的领域结合起来,各取所需,统筹发展。但是,新时代的农牧结合不应仅限于较简单的配合,而是要进行理论创新,将新兴农业畜牧业的生产技术与实际紧密结合,稳步进行农业科研、技术推广等工作,从而大力发展农牧结合的生态种植方式。

6.世俗人物面具:多源自历史上的民间故事,体现了傩信仰者对生活的美好向往与祝福。如《孟姜女》《白蛇传》等,这类面具主要有:孟姜女、范喜娘、马童、高员外、高小姐、书生、推手、许仙、法海、和尚、小尼姑、老渔翁、小渔翁、瘫妻、牧童、村姑等。

南丰傩面具造型的多样化,更多的原因是由于雕刻面具的大都是一些民间艺人,其自身的知识结构和文化素养不尽相同,傩面具雕刻多以口传身授的形式流传,其造型完全取决于雕刻师的手工技艺与欣赏水平,因此南丰傩面具形式多样,造型五花八门,每个雕刻师都不尽相同。“而至于它们具体的形态、内容和形式究竟如何,完全靠的是流传下来却屡经后世歪曲增删的远古‘神话、传奇和传说’,这种部分反映或代表原始人们的想象和符号观念的‘不经之谈’,能帮助我们去约略推想远古巫术礼仪和图腾活动的面目。”[注]杨春鼎:《形象思维的历史文化范畴》,2017年2月20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148e023650102vib8.html,2018年12月31日。在对诸神角色的性格塑造上,雕刻师们都发挥出各自的想象力,并怀着十分虔诚的宗教心理来塑造,如“开山”的威严、“张天师”的凶煞、“佛祖”的和蔼、“观音”的端庄、“土地”的忠厚、“二郎神”的冷峻等。对于雕刻师来说,神灵本身是存在于树身里面的,他们只不过把它雕刻出来,让傩面具拥有神祇的灵气与法力而已。除此之外,傩面具的造型也受到傩戏剧情的影响和制约,造型中往往体现为神、鬼、人三者交叉糅合的情况,南丰傩面具中多有“人兽结合化”“动物拟人化”的角色出现。如“开山”的面具造型为头上长角,口吐獠牙(有的地区也有去掉獠牙的情况),表现出一种原始兽像的形态,说明“开山”不仅仅司职斩妖除魔的傩仪行为,其造像特征可追溯到远古人类始祖的崇拜。这种看似艺术化的性质也并非以审美需要而为之,而只是为了强化其宗教色彩,在面具造型里积淀的是社会价值和内容,体现的是先民早期的崇神意识,借以配合信仰者的宗教意图和表达祈愿的需要。

以上南丰傩神数据来源系根据大量田野考察资料,以及薛若邻《中国巫傩面具艺术》(1996),顾朴光《中国面具史》(1996),李锦山、李光雨《中国古代面具研究(1994),余大喜《中国傩神谱》(2000),蔡社宝、周关《赣傩》(2007),刘和平《赣域巫傩遗存》(2009),曾志巩《江西南丰傩文化》(2014),柳献忠《赣傩面具艺术研究》(2013)等诸多专家文献整理而来。上述可知,南丰傩面具诸神大都取材于不同历史时期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英雄事迹等,其面具种类涉猎很广,并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的演化和充实,这与当地傩戏的娱乐性和傩戏故事情节的需要有很大关系。同时,南丰傩面具还明显掺杂糅合了儒、道、释文化体系中的神祇内容,以及地方世俗英雄的诸多思想观念和形式。许多神祇我们在道教、佛教里面可以轻易的找到根源,究其原因是:南丰傩戏作为民间信仰,虽起源于原始宗教,但其在宗教上的发展并不成熟,甚至比较淡薄,也未有深刻的思想体系作为支撑,这从全国各地傩戏形态和供奉傩神的差异就可以看出来。由于南丰乡傩司职人员遍布民间乡野,傩戏表演仅作为他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并未刻意构筑自身的神祇谱系,“当他们发觉自己的神谱缺乏权威性而觉得需要修补时,就很容易地想到向其他宗教‘讨救兵’”[注]顾希佳:《汉族民间信仰与儒、释、道的关系》,《广西梧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4期。。这造成南丰傩面具的民间神谱很轻易地容纳了儒、释、道的众多地方神,使南丰傩戏成为最为纷杂的多神崇拜系统,造就了异彩纷呈的南丰傩面具艺术形式。

在傩仪逐渐向世俗化、演艺化产生递变的过程中,南丰傩面具最早的驱鬼英雄方相氏已不见踪影,连同十二神兽诸角色也销声匿迹,它们被“开山”“傩公”“傩婆”“关帝”“汉公”“汉母”“钟馗”“五雷公”“张天师”“福禄寿星”等一些神话角色和世俗英雄人物所代替。由上文可知:南丰传世的许多傩面具与早期傩仪的驱疫仪式已无太大关联,多数面具不再是鬼神的象征,而是作为一个傩戏表演的娱人的角色。这说明当地的祀傩活动已随时代的变迁逐步淡化崇神的色彩,逐渐从宗教信仰活动发展成为一种娱人的艺术形态,反映出南丰傩面具在历经沧桑中自我完善、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美学特质,再现了南丰傩面具经由现实秩序向艺术想象的空间延伸,以现代文化审美重构南丰傩面具原初功能的发展历程。

二、南丰傩面具造型的样式特征

早期的傩仪以驱鬼逐疫、祈福禳灾的功能为主,所需要的面具并不多,而当傩戏形成以后,傩作为宗教仪式活动的重要性日渐式微,娱人的成分逐渐加强,角色面具因为傩戏剧情的需要也相应增多。南丰作为傩舞之乡,傩品种和表演的傩班众多,面具更是层出不穷。参照《建昌府志》的记载和现在南丰傩戏表演的特征,南丰傩分为大傩、竹马、和合、八仙、狮子、孟戏六类,且都是不同形态的舞蹈表演。根据现存傩班统计调查,各时期分布情况是:清末62班,民国时期107班,新中国成立初期117班,1983年减少为111班,其中大傩82班、竹马9班、和合17班、八仙3班。[注]曾志巩:《江西南丰傩文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8-59页。众多的傩戏品种和不同村域的傩班对傩面具的需求也大相径庭。受南丰各乡镇文化遗存和不同傩戏品种需求的差异,以及傩面具雕刻师傅技艺水平和自身审美的影响,整体来看,南丰傩面具呈现出型制朴拙浑厚,冠饰简洁,造型多样且范式并不统一的艺术特点,这与贵州等其它地区的傩面造型艺术手法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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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丰傩面具的雕刻现存的多为木面,其中以杨柳木和香樟为多,这是因为这种树木在当地易生长,取材容易,其质地较为松软,纹理细腻,比较适合雕刻。再者樟树和柳木还具有较高药用价值,樟木可提取樟脑油,具有特殊的清香气息,柳木具有解热镇痛的特殊功效,而樟树和柳木的药用价值很容易让人们产生与鬼神的联系。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柳木崇拜是一种古老的植物崇拜,柳枝是通天灵物,可以驱邪消灾,是神灵的象征,这间接说明了南丰傩面具雕刻的取材与先祖们对自然灵崇拜的内在联系。在雕刻技法上,南丰傩面具属于彩绘木雕艺术,大都采用传统的浅浮雕、透雕、镂空和圆雕相结合的方法。雕刻过程大致分为选材、毛坯、粗坯、精雕、打磨、上色等六个环节。面具的造型特征往往根据戏中角色的需要或夸张、或写实、或狰狞凶恶、或英明神武、或端庄严肃、或憨态可掬……,整体呈现出粗犷朴拙、庄严浑厚的审美品格。

从样式的分类来看,南丰傩面具中有一类是神坛上的供奉物,而不作为傩戏演出。这类面具一般称为“面像”或“圣相”,它们比表演用的普通面具要大很多,如一些驱神面具、傩公、傩婆等,长宽均在半米以上,有的口眼皆不镂空,或只留一个小孔,与供演出的面具截然不同。供奉类型的面具一般雕刻比较厚重,它们一般用作驱疫仪式来使用。另一类是作为表演的面具,雕刻师根据施傩者可能佩戴表演的需要来决定是否对眼、口、鼻的位置进行镂空,但值得注意的是南丰“活口”面具并不多见。根据表演类型的不同,有些面具还会通过特定的“法事”给面具进行“开光”,使面具能够神灵附体而显灵。如果对这类面具有任何随意放置或其它不敬的方式就是对神灵的亵渎了,如“开山”“白祇”“关帝”“钟馗”“魁星”“财神”“傩公”“傩婆”等“驱疫神祇”面具。表演类型的面具中多数属于玩角类型,即纯粹用作傩戏表演的非神灵类面具,这类面具一般不需要进行“开光”,如《哪吒》《西游记》《封神榜》等一些系列剧目的面具。自汉唐以来,无论是宫廷傩还是乡人傩都大量引入非神灵类的面具,它们并不参加驱鬼逐疫的仪式,而是只作为乡人娱乐的需要,这间接反映了傩戏在发展过程中民众对傩戏表演审美需求的逐渐增多。随着社会文化的进步,鬼神已不再是百姓脑海中神秘难解的被崇拜对象,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傩戏审美需求的逐渐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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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俗神面具:即基于民间信仰为乡人祈福禳灾的福运之神,也有的称为正神。这类傩面具主要有:土地、门神、灶神、纸钱、傩公、傩婆、魁星、福星、禄星、寿星、喜神、和合二仙、麒麟等。

不过大体来讲,南丰傩面具的雕刻师们也基本按照当地约定俗成的法度,讲究五官的空间位置、大小比例和线条的刚柔,用以展现角色的神韵、心境和性格特征,整体造型带有一种浓浓的世俗化意味。雕刻师们的制作口诀形象地反映出这个特点:如面容尺寸要求“一面三巴掌”,角色造型“菩萨要看庙,世俗看世上”,面貌处理“神面要威人,新面要喜人”“文官要福相武官要雄霸,女人要漂亮,精怪要默想”等等。[注]曾志巩:《江西南丰傩文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77页。造型的变化是不自觉而为之,如“和尚”的雕刻尽量展现出一种大度、随和、超脱的性格,“秦童”则通过眉、眼、口、鼻的变形,表现出一种滑稽、逗趣和机敏的气质,“开山”等一些仙佛类则是头上长角,双眼暴突,下颊上翘,有的还增加一对外凸的獠牙,借以增强角色的艺术表现力。总体来讲,就是要把表演者的爱憎倾向都鲜明起来,这一点与戏剧表演的脸谱设色有相似之处。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使》中谈到影戏的造型时曾说:“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为之丑貌,盖在寓褒贬于世俗之眼戏也。”间接体现出南丰民间艺人对傩面具中角色性格、气质特征刻画的一般共识,对傩面具整体造型控制能力的较高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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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丰傩面具的仪式信仰

如前所述,南丰傩发展至今,其宗教的本源意义已逐渐削弱,但抛开宗教来简单的探讨傩面具的美学特征无异于舍本逐末。在远古时期,宗教与艺术俨然一体,原始人对自然的崇拜表现在早期的洞穴壁画中,所记录的一笔一划或可称为艺术的萌芽,“巫术与宗教仪式非常接近于艺术,而不大像我们在这个世纪所理解的科学”[注]罗伯特·莱顿:《艺术人类学》,靳大成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第42页。,可见艺术与宗教自人类诞生就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南丰傩面具与其它地区傩面具一样,其施傩仪式与指代信仰的象征性品格仍然是它的重要特色。“傩”作为一个“象征鬼神世界的符号”,如果抛开了鬼神世界的符号本源,它将与市场上其它化妆面具毫无二致,甚至不如一般的面具工艺品更有特色。因此,如果把傩面具作为艺术品来看待的话,那么它必定与产生傩面具的社会环境所关联,与具体的信仰、价值观念载体有着必然的联系。“宗教……与民间艺术久远的内在联系,使民间艺术广泛而深刻地染上了宗教、迷信信仰的文化色调。”[注]胡潇:《民间艺术的文化寻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4年,第103页。在傩信仰者戴着面具进行表演或行傩法事过程中,为了使自己或他人相信其祈愿的灵验,势必在两者之间造成一种心理时空距离,从而令人产生返祖的意味,傩面具在许多时候便充当着人神与宗教信仰的角色。它在功能上可作为阴阳的转换通道;在物质上熔铸了人们信仰的对象;在图式上凝聚了人们崇拜的寓意;在形象上充分体现了人们各自以为的神的象征。而诸多流传下来神祇形象的永恒、庄严和崇高的意念,都会在傩面具雕刻创作中不自觉的显现出来,才有了南丰傩面具所呈现出来的异彩纷呈、趣味迥然的傩面具造型世界。

南丰傩面具所隐含的图腾符号和巫术语义,其象征手法还贯穿着“以恶驱邪、以丑制丑”的原始宗教观念和“忠勇正义、吉祥福禄”的传统审美母题。从早期的方相氏“蒙熊皮黄金四目”的脸谱意识开始,傩面具就与鬼魂思想分不开。受认知的影响,原始人相信死者的灵魂或许居留在某种动物身上,于是会模拟人或动物头像的面具作为鬼魂的指代物,继而赋予它们某种神秘的力量。“从死人崇拜和头骨崇拜,发展出面具崇拜及舞蹈和表演。刻成的面具,象征着灵魂、精灵和魔鬼,由此可见上古时代面具的巫术意义。”[注] 章军华:《中国傩戏史》,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4年,第119页。在南丰傩面具中,“开山”的造型具有典型的原始宗教色彩。相传“开山”是炎帝的转世,长相为“人身牛首”,“牛首”在现今看来应该是炎帝氏族的图腾。炎帝作为农耕文明的始祖,是民间敬仰的华夏祖先,傩坛也自然会将其供奉为神明,并肯定会得到傩信仰者的普遍认同。再如“钟馗”,作为古代神话里面被封为的“驱魔大神”,其长相自然丑陋,且脾气暴躁。而“钟馗”与傩也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并被作为古代巫傩行法事的器物,它应是“以恶驱邪”典型代表。此外,在南丰傩面具中还不乏大量传说中的忠勇之士和祈福纳祥的神话角色,如“关公”“花关索”“佛祖”“八仙”等等,作为颂扬先祖功德、祈求荣华富贵、保佑一方平安的神灵,它们是几千年来一方百姓的精神寄托,折射出百姓祈愿幸福平安的心理和善良愿望。

4.英雄神将面具:即中国典籍中的传奇英雄人物,如《三国演义》《杨家将》《封神演义》等书中角色,这一类角色大都具备惊天动地的事迹,特殊的能力或极高的才德等。主要有:周文王、姜子牙、武吉、闻太师、魔家四将、温部四神、广成子、殷郊、黄滚、黄飞虎、黄天化、土行孙、邓婵玉、张奎、杨任、须菩提、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牛魔王、铁扇公主、红孩儿、蒙恬、王翦、白起、李胜、黄忠、周仓、关平、花关索、鲍三娘、连山太子、五道将军、打旗、承旗、旗头、宋仁宗、八贤王、杨五郎、杨六郎、杨宗保、穆桂英、孟良、焦赞、木瓜等。

客观地说,傩并不是全然的宗教,而是具有普遍性巫术信仰行为的地方化表现,其驱鬼逐疫的基本功能体现的只是一种远古的法术思维。因此,在当今时代,我们不妨把傩作为具有原始崇神意味的现代审美文化形态去研究。在南丰傩文化的宗教需求逐渐减弱的今天,傩面具更多的是作为人的一种审美文化需求的自我再现,它深深烙上了不同的历史时代宗教需求和仪式象征的文化印记。傩面具作为宗教信仰的具体物化形态,融合着当地人民长期形成的审美观,这种审美观虽根源于傩仪式的现世需要和信仰者宗教意识的依赖,但南丰傩文化与早期原始的宗教仪式已经有很大的不同,诸神、鬼魂已得到具体的人格化,并在造型上显现出诸多的现世精神与时代特征,这才是南丰傩面具继续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所在。

四、南丰傩面具色彩的象征性手法

傩面具在傩戏表演中代表着人们想象中的鬼神,是人神沟通的媒介,因此,傩面具中的设色不仅仅是视觉传达的一种手段,更包涵了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糅合了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朴素哲学、宗教信仰、民俗习惯和审美意识,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审美观照基础之上的色彩理论的具体体现,具有较强的本民族的道德评判意识和符号象征意义。而且,这种色彩的象征意义会深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涵盖社会文化生活的多个领域,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一个日益稳固的色彩感知方式和视觉系统,并在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逐渐固化,形成一个民族共有的色彩心理认知,继而成为本民族所遵从的色彩认知体系。

南丰傩面具色彩的象征手法体现了中国传统色彩理论中“五方正色”的宇宙特征,“观色立象”的美学特质,“祈福避祸”的吉凶内涵。所谓“五方正色”,是指我国古人以青、赤、黄、白、黑五色分别代表东、南、中、西、北五方。研究表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华五色观念已初步形成。《考工记》对五色有具体的描述:“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玄,地谓之黄。青与白相次也,赤与黑相次之,玄与黄相次也。”[注]转引自陈彦青:《观念之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8页。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云:“五方正色。青赤白黑黄。五方间色。绿为青之间。红为赤之间。碧为白之间。紫为黑之间。缁为黄之间也。”[注]皇侃:《论语义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22页。五方色的认识论奠定了中国传统色彩体系理论基础,并逐渐影响到中国人传统的色彩认识观。南丰傩面具设色多以正色为主,这本能地体现出南丰傩面具设色的历史渊源。所谓“观色立象”,强调的是人的主观意识和内心感受,并把客体的色彩上升为追求个性与精神愉悦的层面上来,它注重的是人的心灵体验与物性把握的因果关系,并以欣赏者的审美趣味和意境生成为目的。“祈福避祸”体现为古代人民从传统的色彩认知出发,逐渐形成色彩象征中的吉凶祸福观,如对平安吉祥的崇尚、对灾难祸患的禁忌等。早期傩戏中的打鬼首领方相氏着装“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刘镗《观傩》诗中“红裳姹女掩蕉扇”中对于“玄衣朱裳”“红裳”的色彩描写,都体现出传统的色彩认识在人的大脑中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认知。如红色自古便是神秘的色彩,在宗教仪式的场合常作为驱凶辟邪的作用,同时,红色还表示忠勇、吉祥。南丰傩面具的设色观正是这样一种从简单到复杂,经过漫长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色彩共识,以此形成的一套完整的脸谱象征色彩体系,长期为人们所信仰和遵从。

中小型工业企业由于缺少人才和资金的支持,普遍存在研发能力较弱的情况,主要是企业家凭着一股韧劲带领科研队伍进行研发。然而新产品的研发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经历无数次的失败和大额的资金损失,最终还不一定成功,新产品研发每前进一步都非常困难,新产品研发一旦失败,便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资金压力和经营压力。

在南丰傩面具的设色系统中,面具除了以五方正色为主色调之外,还会再根据角色不同扮相加之以对比色的宽眉、眼眶、三角形鼻子,黑色或白色的胡须等,在视觉感受上给人一种鲜明、显豁和不均衡的强烈印象,体现出一种民间设色的原始质朴和世俗化特色。这种特色会使信仰者通过原始的色彩经验对面具进行神灵的超自然力量幻化,恰到好处地体现原始无畏的宗教感情、观念和理想。同时,雕刻师们在制作面具时,除了主神面具的设色要求一定规范之外,其它面具的设色并不太受色彩理论的束缚,创作较为自由,他们往往从自身的文化心态出发,大胆发挥自己的视觉经验感受,加入合理的想象。遗憾的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认为傩文化是一种迷信活动而遭禁止,加之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发展的步伐加快,文化娱乐也变得日益多样化,种种原因使人们对傩仪神祇的信仰日渐式微,面具设色已没有更多的讲究,它们正逐渐在向纯工艺品靠拢,傩面具的文化内涵更趋于视觉的审美,带来的负面因素是傩面具原初色彩的象征意义丢失,这是我们作为傩文化保护应该重视的问题。

南丰傩面具色彩的象征性特征还表现在色彩寓意与傩文化观念的吻合上。有学者认为:“傩”即“鸾”,是太阳鸟的化身。据(汉)王充《论衡·书虚篇》记载:“传书云:舜葬于苍梧,象为之耕……鸟为之田”[注]转引自林河:《中国巫傩史》,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250页。,“兽耕鸟耘”的传说中的鸟即“鸾”,是苍梧之地先民的图腾太阳鸟,是光明的象征,代表的是人间正气。在傩面具色谱中,“赤”为红,为火,火类太阳,预示太阳从地平线下初生时的色相。早期的原始人群之所以染红穿戴,除了鲜艳夺目之外,更多的是代表着一种社会性的巫术礼仪。因此,“赤”色还间接的强化了人类对太阳的崇拜意识。另“黑”色在古时代表“泥土”,它是人眼中宇宙和地下的色彩。在古人初识色彩“二色初分”观念中,“黑”是对视觉形象进行色彩判断的开始,是最朴素的宇宙观的体现。在客观环境中,黑与白提炼出的是土地上长期生活的人们用以表达对日月的极致感受。这种感受慢慢会升华成有图腾意味的民族心理,如日月、阴阳、黑白、美丑、善恶……先民们很早就认识到这种色彩的内在关联。南丰傩面具许多作品设色也多取黑白,它以天地间最简单的形式赋之以博大的人文内涵。如“傩公”“傩婆”均以“黑”“白”设色,间接的传达了这种逻辑关系,因为“傩公”“傩婆”是圣公、圣母,是傩民供奉的图腾,它们是傩早期生殖崇拜的神灵,是人类的始祖,这是与京剧角色脸谱中“白色”代表的奸诈是不同的。“黑”在发展中还带有另一个意义就是恐怖和丑恶,具有威慑的力量。其实这一定程度上也符合“二色初分”的原理,因为光线弱到极致即为“黑”,黑夜给人的是一种晦暗幽冥和恐惧的心理感受。

从视觉人类学的观点来看,南丰傩面具的色彩象征性特征更是视觉艺术的自然运用,并极大地张扬了视觉艺术的特性,严世善先生把面部文化的发展归纳为“文面—面具—脸谱”的序列,并认为漫长的生活中,人们从单纯的实践态度过渡到带着象征性、抽象性的“符号化态度”,从而形成特定文化体中人群的思维和行为惯例,影响着人类创造和鉴赏艺术的习惯,制约着人类思想行为的形成与发展。[注]严世善:《传统戏曲脸谱的重新认识及其它》,《戏剧艺术》1988年第3期。所以,当我们今天审视南丰傩面具的时候,更应排除后期的技术观念,以傩面具传达的原始性本源进行融汇和对应,从而找出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契合点,深入考察傩面具作品的背景和可能的象征意义,理解它们的文化内涵,合理诠释南丰傩面具的色彩意蕴。

五、结语

南丰傩面具经过几千年的演化,当地人们所崇奉的面具扮相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派生和充实,给我们呈现出来的傩面造型,无论是视觉形态、仪式象征和色彩意蕴都已产生诸多的不同。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南丰傩舞、傩面具更多的是深藏于民间乡野,宗族祠堂、戏台傩庙是其主要的表演场所,它构成了南丰民间文化审美不可或缺的一分子,毋庸置疑,南丰傩舞、傩面具传承下来的优秀文化基因仍值得我们珍视。在南丰傩面具中,多元崇拜的诸神扮相、粗犷浑厚的审美造型、内涵丰富的图腾符号、夸张质朴的色彩意蕴,都传达着本民族和谐共生、惩恶扬善和祈福避祸的生存理念,这无疑会对构建当代和谐社会,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正如美国社会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所说,“以象征符号和神话为特色的原始艺术和古代艺术,以强有力的方式激发思维结构活动,因而必然会在全世界各种文化中反复出现”[注]转引自罗彬、辛艺华:《土家族民间美术(增补版)》,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154页。。南丰傩面具真诚、古朴和神圣的艺术境界,其造型的构成、形象的暗示和色彩的象征性展现的是先民们在漫长的岁月里融汇的朴素哲学、宗教信仰和民俗习惯等诸多内容,具有宝贵的文化艺术价值。南丰傩面具显现出来的顽强生命力,体现出与人类生活千丝万缕的联系,蕴含着南丰人民的生活态度,并由此演绎出丰富而独特的审美文化景观,成为南丰人民表达审美意识、审美形态的基础。南丰傩面具所凸显的美学意义仍需我们去不断发掘和传承,这也正是南丰傩面具所显现的永久魅力和现实意义。

RitualBeliefandAestheticsofNanfengNuoMask

HUANG Chaobin

Abstract: Nuo culture is a complex culture which combines multi-religious etiquette, folk customs and folk arts. Nuo dances, Nuo dramas, Nuo masks and Nuo temples are distributed all over Jiangxi Province, forming a group of Gan Nuo culture with Jiangxi characteristics. Among them, Nanfeng Nuo in Jiangxi province i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Gan Nuo culture group. The multi-god worship of Nanfeng Nuo masks in Jiangxi province, the rough and vigorous forms, the original religious concept of “praying for evil” and the exaggerated and simple color implication have profoundly interpreted the present spirit and aesthetic connotation of various gods in Nanfeng Nuo masks.

KeyWords:Nuo mask belief symbolization aesthetics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傩戏面具艺术谱系考略与图式再造研究”(17BMZ089)。

作者简介:黄朝斌,湖北经济学院副教授(武汉 430205)。

责任编辑:毕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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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朝斌:南丰傩面具的仪式信仰与审美述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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