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族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变化既是社区层面上民族交流交融的基础，也是空间尺度上民族互嵌的具体呈现，代表着中国民族融合发展的总体特征和趋势。文章基于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三次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地理差异指标和聚居隔离指标，从少数民族空间分布均匀度和少数民族与汉族混居程度两个维度，系统分析1990～2010年中国民族空间分布格局，发现：中国大多数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互嵌水平不断提高。少数民族与汉族在空间上的交流交融有三种模式：一是正向互嵌，即少数民族空间分布越均匀，与汉族的互嵌化程度越高，如彝族与汉族；二是逆向隔离，即少数民族空间分布越集聚，与汉族的隔离化程度越高，如回族与汉族；三是特殊模式，即少数民族空间分布越集聚，与汉族的互嵌化程度越高，如满族与汉族。此外，聚族而居于新疆的部分跨境民族，其西向跨境迁移影响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流交融以及中国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聚族而居于东北地区的朝鲜族，其向东北亚的跨境迁移也有类似问题。
【关键词】人口空间分布 地理差异 聚居隔离 民族互嵌
一、引 言
地理差异和居住隔离（Residential Segregation）是指人口在地理空间上的非随机分布，并形成以宗教信仰、文化认同、地域区划、种族、族群以及阶级阶层等社会特征之差别为基础的系统性居住模式，其中以种族、族群为边界的居住隔离称为族际居住隔离[1-2]。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具有内生性，千百年来在历史、地理、文化、政治、经济及自然合力作用下，中国族际居住形成“大杂居、小聚居”[3]的空间分布格局。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有序扩大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到内地接受教育、就业、居住的规模。学界对此积极回应，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在理论研究方面，有研究从学理层面对城市多民族互嵌居住模式进行了思考，从城市社区的民族居住模式观察民族关系问题，并分析了当前选择多民族互嵌式社区居住模式的价值及该模式与其他已有的民族居住模式的关系[4]；也有研究分析了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的现实背景、理论内涵及实践路径[5]；有的研究则对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在分析和借鉴国外混合型民族社区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在中国开展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的基本构想[6]；还有研究在界定民族互嵌型社区涵义的基础上，基于“空间关系”和“精神关系”两个属性将民族互嵌型社区的类型进行了划分[7]。
在实证研究方面，有研究从结构互嵌、文化互嵌、制度互嵌、经济互嵌的角度分析了湖南省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各民族社区互嵌式建设的实践[8]；也有研究对新疆塔城市的多民族和谐关系现状进行了考察，分析了塔城市多民族和谐关系的形成原因[9]；还有研究探讨了流动人口在多民族社区中的族际网络结构嵌入程度和嵌入的具体机制[10]等等。这些研究把着力点放在社区，对于推动建设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周俊杰先生曾说：“书法具备音乐的时序性，强烈的节律性，又能以美的形式给人视觉愉悦。”［13］这事实上就触及到了书法重构文字以建构秩序的本质——所谓“音乐的时序性，强烈的节律性”就是秩；而“美的形式”也就是合理的形式就是序。它们是高度统一，密不可分的。正如马正平先生的艺术思维时空论所说：“时间和空间是一致的。”“文章中的节奏感、速度感加强，就会拓展一种空间感，同样空间感的拓展又会呈现一种快速流动的节奏感（即时间感）来。”［2］465书法作品秩序的表征正是时空情绪运化的结果，它是作品秩序的秩序。
社区尺度的民族互嵌与民族空间分布格局密切相关。在空间分布上聚族而居的民族，与其他民族在社区尺度上互嵌的可能性较小。反之，在空间分布上相对均匀的民族，与其他民族在社区尺度上互嵌的可能性较大。民族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变化既是社区层面民族互嵌发展的背景，也是空间尺度民族互嵌的表现，代表着中国民族互嵌的宏观特征和趋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跨区域流动进入活跃期，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互嵌频繁，推动着中国人口空间分布变化，正改变着中国民族居住的大格局[11]。
控制器部分采用IP65设计，外部采用一个5芯防水航空接头与传感器连接，5芯信号分别为电源正、电源负、外壳接地、数据正、数据负；一个供电开关；两路(水平方位和仰角高度)手动调整开关； 两个防水接线孔。
本文以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少数民族人口数据为基础，运用地理差异指标和聚居隔离指标，从各少数民族空间分布均匀度及其与汉族混居程度两个维度，分析中国1990～2010年民族互嵌格局，以期从总体上认识和把握中国多元一体民族聚居格局的现状、民族互嵌特征以及演变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就各民族融合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二、方法与数据
（一）地理差异指标
公式中，Xi为i省的某一少数民族的人口总数，X为该少数民族在中国的总人口数；Yi为i省中汉族的人口数，Y为汉族的中国总人口数。聚居隔离指标的取值范围在0～100之间，它表示某一少数民族中，有多少百分比的人口需要迁移到其他省份，才能使该少数民族在中国内地31个省级行政区域的人口分布与汉族的人口分布保持一致。聚居隔离指标值为0，表示该少数民族和汉族在省辖范围内完全均匀分布；聚居隔离指标值为100，表示该少数民族和汉族在省辖范围内完全隔离，族际居住在空间上无交集。聚居隔离指标值越高，表示该少数民族的人口相对汉族越聚居。
公式中，Xi为i省的某一少数民族的人口总数。地理差异指标的取值范围为0～1，最小值0表示某少数民族的全体人口完全集聚于某一省级行政区域；最大值1则表明某少数民族人口均匀地分布在中国内地31个省级行政区域中；某少数民族的地理差异指标值越高，表示其在31个省级行政地理区域中的分布越均匀，反之亦然。
根据本文的研究内容，本文称少数民族地理差异指标增大的现象为少数民族空间分布的均匀化，称地理差异指标减少的现象为少数民族空间分布的集聚化。
（二）聚居隔离指标
聚居隔离指标是用来测量某一少数民族人口与汉族人口的居住隔离程度。聚居隔离指标也称为差异指标[12]，用来比较某个少数民族的聚居方式与汉族的聚居方式的差异，是测量聚居隔离的常用方法，其公式为：
地理差异指标[12]用以测量各个少数民族的地理分布，其公式如下：
根据本文的研究内容，本文称少数民族聚居指标值增大的现象为族际居住隔离化，称聚居指标值减少的现象为族际居住互嵌化。
（三）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数据主要基于《中国民族人口资料（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2000年人口普查中国民族人口资料》和《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分民族人口资料》，提取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在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不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的人口数据，分别计算55个少数民族在中国范围内的地理差异指标值和聚居隔离指标值。
此外，本文将55个少数民族按照人口规模分为4组，分别是：人口规模大于百万人的少数民族，人口规模在30万人～100万人的少数民族，人口规模3万人～30万人的在少数民族和人口规模小于3万人的少数民族①国家民委《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11～2015年）》里面规定了30万人以下为人口较少少数民族，共28个。为了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本文将人口规模小于3万人以下的民族称为人口稀少少数民族。。
三、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空间分布现状与特征分析
（一）1990～2010年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现状与特征
1990～2010年间，聚居隔离指标值始终处于前5位且指标值超过90%的少数民族有9个，分别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东乡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基诺族、德昂族、乌孜别克族和门巴族，显示这9个少数民族是55个少数民族中与汉族隔离程度很大的民族。在空间分布上，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东乡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基诺族、德昂族分布在云南省，门巴族分布在西藏自治区。可见，在新疆、云南、西藏三个省区推进少数民族与汉族互嵌居住将面临很大挑战。特别是维吾尔族，其在1990～2010年期间的聚居隔离指标值处于高位，1990年为99.24%，2010年为98.7%，2010年为98.6%，1990～2010年的20年间维吾尔族与汉族始终保持98%以上的聚居隔离程度，表明维吾尔族与汉族的居住隔离度很高，且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见表1）。
在1990～2010年的20年间，有43个少数民族（占比78.2%）的人口实现了持续增长，人口净增数量最多的是维吾尔族，净增2 862 322人。净增人口数量超过200万人的还有：土家族、彝族、苗族，回族人口净增数量也接近200万人。有10个少数民族③侗族、布依族、朝鲜族、达斡尔族、毛南族、俄罗斯族、独龙族、高山族、畲族和仫佬族。的人口规模在1990～2000年期间增加，在2000～2010年期间减少，呈现倒“V”特征。其他9个少数民族在波动中实现人口增长。此外，有2个少数民族④乌孜别克族和塔塔尔族。的人口在1990～2010年期间表现为持续减少。朝鲜族人口数量在1990～2010年期间呈负增长，尤其是在2000～2010年减少了92 913人。
就人口增长率而言，1990～2010年中国55个少数民族的年均人口增长率在-11.66‰～17.62‰之间，其中有46个（占比84%）少数民族的年均人口增长率高于同期中国4.36‰的年平均增长率。有9个（占比16%）少数民族的年均人口增长率低于同期中国平均水平，分别是：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朝鲜族、满族、达斡尔族、壮族、锡伯族、畲族和布依族，其年均人口增长率分别是-11.66‰、-11.04‰、-1.64‰、1.78‰、2.77‰、2.81‰、3.22‰、3.67‰和3.96‰。
如今，十多年过去了。我已经在小城里最好的小区买了大房子，环境很好，妻子再也不用担心被吵到了。那天在小吃街，我竟然发现了那对卖烧饼的夫妻，他们果然租了店面，除了卖烧饼，还卖大饼、面条等，看上去生意很不错，两个人笑容满面的。还有那个卖菜的小伙子，听人说真的去搞大棚蔬菜了，而且搞得有声有色的。
图1 1990～2010年中国少数民族的人口规模及其增长率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在1990～2010年间持续上升，年均增长率高于中国平均水平是主要趋势，也有小部分少数民族的人口规模发展表现为负增长，如朝鲜族、塔塔尔族和乌兹别克族（见图1）。
（二）1990～2010年中国少数民族空间分布现状与特征
总体而言，1990～2010年，中国少数民族的地理分布均匀度以及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混居度不断提高，两者的相关性不断增强，详见表2所示。
图2 1990～2010年中国少数民族的地理差异指标及增加值
从总的变化趋势来看，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42个少数民族（占比76.4%）的地理差异指标值持续增加，表明大多数少数民族人口空间分布呈均匀化趋势。有13个少数民族（占比23.6%）的地理差异指标值呈波动状态，其中：（1）有4个少数民族的地理差异指标值持续减少，分别是回族、满族、独龙族和珞巴族，指示这4个少数民族具有空间分布集聚化的趋势；（2）有7个少数民族的地理差异指标值在1990～2000年减少，在2000～2010年间增加，呈现“V”字型不稳定变化的特点，分别是黎族、东乡族、纳西族、锡伯族、京族、保安族和高山族；（3）有2个少数民族的地理差异指标值在1990～2000年增加，在2000～2010年间减少，呈现倒“V”字型不稳定变化的特点，分别是蒙古族和普米族。
在政府的帮助下，1694年，英国建立了历史上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英格兰银行，宣告了高利贷性质的银行业在社会信用领域垄断地位的结束，标志着资本主义现代银行制度开始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投资银行始于18世纪的英国商人银行。
总体来看，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与汉族的居住隔离程度比较高。1990年有39个少数民族（占比70.9%）的聚居隔离指标值超过90%，2010年有35个少数民族（63.6%）的聚居隔离指标值超过90%，2010年有25个少数民族（占比45.5%）的聚居隔离指标值超过90%。从趋势上看，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居住隔离程度不断降低、际族互嵌程度逐渐提高。
进一步分析地理差异指标极值，发现：1990年、2000年和2010年期间，始终处于地理差异指标值前5位的少数民族共有6个，分别是高山族、回族、土家族、苗族、藏族和满族，其地理差异指标均值（2010）分别为0.9239、0.9114、0.7569、0.7130、0.6959和0.6833，表明这6个少数民族是55个少数民族中地理空间分布比较广泛的民族，特别是高山族和回族这两个地理分布最为广泛的民族。人口规模超过千万人的回族，大部分居住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其余的较为广泛地分布在全国各地，如甘肃、河南、青海、云南、河北、山东等，在一些大城市也分布有回族人口，比如北京、天津等；在新疆和西藏也居住有回族人口。回族人口的这一分布特征反映在统计数据上，就是较高的地理差异指标值（2010：0.9239）。
江西筑堤历史悠久，最早见于后汉永元年间，豫章太守张躬筑南塘堤，以捍章(赣江)水，历经多代至今，从未间断与洪水的抗争。“98”大水之后，国家加大了防洪工程建设投入，开始了大规模的防洪工程建设，先后实施了九江长江干堤加固整治工程、赣抚大堤加固配套工程、鄱阳湖区二期防洪工程、五河尾闾疏浚工程、退田还湖、平垸行洪工程等。一系列堤防加固整治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依然存在些许问题。
1990年、2000年和2010年期间，始终处于地理差异指标值后5位的少数民族共有9个，分别是塔吉克族、维吾尔族、阿昌族、乌孜别克族、德昂族、哈尼族、哈萨克族、基诺族和普米族，其地理差异指标值（2010）非常小，分别为0.0254、0.0304、0.0352、0.0448、0.0585、0.0665、0.0763、0.0721和0.1035，指示这9个少数民族具有十分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属于典型的聚族而居的民族，这些民族倾向于居住在某一特定区域。事实上，在这9个少数民族中，塔吉克族、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哈萨克族等4个少数民族主要聚族而居在新疆，阿昌族、德昂族、哈尼族、基诺族和普米族等5个少数民族主要聚族而居在云南，这使得新疆和云南成为中国最具民族特殊性的省区。
(1)通过SHRIMP锆石U-Pb定年，获得金门花岗闪长岩年龄为156Ma±2Ma，属燕山早期侵位，与钦杭成矿带及其旁侧燕山早期大规模岩浆活动高峰期时代一致。
（三）1990～2010年中国少数民族族际居住隔离现状与特征
从变化的差异性来看，1990～2010年地理差异指标值增幅最大的前5个少数民族分别是土家族、毛南族、赫哲族、仫佬族和怒族，其地理差异指标值分别增加了0.5114、0.4703、0.3203、0.3053和0.2410，说明这5个少数民族（特别是土家族和毛南族）空间分布均匀化正在快速推进。1990～2010年地理差异指标值降幅最小的6个少数民族分别是：蒙古族、保安族、高山族、回族、满族和东乡族，其地理差异指标值分别降低了0.0002、0.0016、0.0036、0.0086、0.0100和0.0627，降低幅度较小，表明这6个少数民族的空间分布均匀度大体上保持稳定。
在1990～2010年20年期间，人口规模在4000人左右的高山族与汉族的居住隔离程度始终最低，聚居隔离指标值低于40%，且呈逐年下降趋势，表明高山族与汉族的融合程度最高，且分布广泛。
深入分析发现，55个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居住隔离有不同特点：（1）1990～2010年期间，有49个少数民族（占比89%）的聚居隔离指标值持续减少，呈现出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与汉族互嵌化的趋势。（2）藏族、蒙古族、独龙族的聚居隔离指标值在1990～2000年间下降，在2000～2010年间上升，呈现“V”字型结构，说明这3个少数民族由1990～2010年与汉族的互嵌化转变为2000～2010年与汉族的隔离化。（3）高山族、珞巴族的聚居隔离指标值则呈现倒“V”字型结构，表明其与汉族由隔离化转变为互嵌化。（4）回族①回族人口在2010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为10 586 087人，人口规模已经超过千万人。的聚居隔离指标值在1990～2010年期间持续增加，1990年为51.52%，2010年为52.65%，2010年为53.96%，数据显示回族与汉族的居住隔离程度居中，但是呈逐年上升趋势，回族与汉族聚居隔离的上升苗头值得高度关注。
式中：C0、C1 (mg/L)分别代表吸附液的初始浓度和吸附测定时的浓度；V(L)代表吸附液的体积；m(g)表示投加吸附剂的量。
表1 中国各民族人口及地理空间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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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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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以来，中国少数民族的人口总量不断增加，其中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总量分别为90 539 494人、104 490 735人和111 324 800人。根据2010年人口统计数据，在55个少数民族中，人口规模超千万人的有4个，人口规模由大到小依次为：壮族、回族、满族和维吾尔族②1990年人口普查时，只有壮族人口超过千万人，为15 555 820人；2010年人口普查时，壮族人口20年净增1 370 561人，为16 926 381人；回族人口20年净增1 974 086人，为10 586 087人；满族人口20年净增541，182人，为10 387 958人；维吾尔族人口20年净增2 862 322人，为10 069 346人。。有14个（占比25.5%）少数民族人口总量在百万以上，人口规模由大到小依次为：苗族、彝族、土家族、藏族、蒙古族、侗族、布依族、瑶族、白族、朝鲜族、哈尼族、黎族、哈萨克族和傣族；有9个（占比16.3%）少数民族人口规模在30万人～100万人之间，人口规模由大到小依次为：畲族、傈僳族、东乡族、仡佬族、拉祜族、佤族、水族、纳西族、羌族；有14个（占比25.5%）人口规模在3万人～30万人的人口较少民族，人口规模由大到小依次为：土族、仫佬族、锡伯族、柯尔克孜族、景颇族、达斡尔族、撒拉族、布朗族和毛南族、塔吉克族、普米族、阿昌族、怒族和鄂温克族；人口规模在3万人以下的人口稀少少数民族有14个（占比25.5%），人口规模由大到小依次为：京族、基诺族、德昂族、保安族、俄罗斯族、裕固族、乌孜别克族、门巴族、鄂伦春族、独龙族、赫哲族、高山族、珞巴族和塔塔尔族。2010年统计数据显示，在55个少数民族中，人口规模最大的是壮族，为16 926 381人，人口规模最小的是塔塔尔族，为3 556人（见图1）。
（四）人口规模、地理差异与聚居隔离的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表明，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中国少数民族的人口规模与地理差异指标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420（P＜0.01）、0.417（P＜0.01）和0.381（P＜0.01），双尾检验具有显著性。少数民族人口规模与地理差异指标之间正相关，其中在1990年和2000年呈中等程度相关，2010年为弱相关，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某一少数民族的人口规模越大，其在中国的分布越均匀。
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中国少数民族的人口规模与聚居隔离指标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320（P＜0.05）、-0.313（P＜0.05）和-0.254（P＜0.1），双尾检验具有显著性。表明少数民族的人口规模与聚居隔离指标为弱的负相关，说明在一定程度上，某一少数民族的人口规模越大，其与汉族的居住隔离程度越小。
吴耕听不见，说不出，他的黑炭嗓子里，好像浇上了铜汁。但他的双眼却是灼灼明亮。他焦急地伸出手，扭过来艰难地拍着身后的石柱，石柱发出“空空”的声响。
表2 少数民族人口规模、地理差异指标和聚居隔离指标的相关性
注：*代表相关性在0.05水平上显著，**代表相关性在0.01水平上显著。
2010年.381**.004-.254.061-.816**.000数据人口规模与地理差异指标人口规模与聚居隔离指标地理差异与聚居隔离指标属性Pearson相关系数Sig.（2-tailed）Pearson相关系数Sig.（2-tailed）Pearson相关系数Sig.（2-tailed）1990年.420**.001-.320*.017-.797**.000 2000年.417**.002-.313*.020-.804**.000
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中国少数民族的地理差异指标与聚居隔离指标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97（P＜0.01）、-0.804（P＜0.01）和-0.816（P＜0.01），双尾检验具有显著性，表明少数民族地理差异指标与聚居隔离指标具有显著的强负相关。进一步分析两者的强负相关性，发现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互嵌化过程中，有两种一般化类型：一是正向的互嵌化，即“少数民族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越均匀，与汉族的互嵌化程度越高”，如在1990～2010年间，彝族的地理差异指标值小幅增加，聚居隔离指标值小幅减少，显示彝族与汉族的互嵌化程度持续稳步提高；二是逆向的隔离化，即“少数民族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越集聚，与汉族的隔离度越高”，如在1990～2010年间回族的地理差异指标值持续小幅减少，聚居隔离指标值持续小幅增加，显示回族与汉族的聚居隔离度有持续稳步上升态势。例外的是，在1990～2010年间满族的地理差异指标值小幅下降，指示其空间分布具有集聚化的趋势；同期满族的聚居指标值也小幅下降，显示满族与汉族的互嵌程度不断提高。这种特殊的例外现象，表明汉族人口主动迁往满族聚居的区域，是汉族与满族民族在1990～2010年间互嵌程度不断增强的主要原因。
由于各种特殊的历史原因，有些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在中国各地，有些少数民族倾向于居住在某一特定区域。这个现象，是千百年来各个少数民族不断迁移、散居以及聚居的结果。总体而言，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中国55个少数民族的地理差异指标值持续增加，分别为0.9076、0.9139和0.9165，表明中国少数民族在空间分布上的均匀化趋势小幅增强。此外，1990～2010年各少数民族的地理差异指标值差异较大，表明各少数民族的族际空间分布特征之差异也比较明显（见图2）。
电熔承插管件的原材料必须与连接管材为同批号、同等级，不同批号等级的管件和管材严禁进行焊接。除此之外，还应满足下列规定：
四、少数民族人口规模变动与互嵌化发展的成因分析
（一）生育政策和跨境迁移少数民族人口规模变动的影响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但对少数民族实行的生育政策相对宽松①1984年4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精神的汇报》中说：“对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可以考虑，人口在一千万以下的民族，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二胎，个别的可以生育三胎，不准生四胎。”壮族是中国人口规模最大的过千万人的少数民族。1992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速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明确指出，为了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和民族素质，在少数民族中也要实行计划生育。。中国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体力劳动非常重要的经济落后地区，且受宗教观念、传宗接代思想等因素的影响，使得一些少数民族倾向于早生、多生。在此影响下，少数民族的人口生育率总体高于中国平均水平，有46个少数民族的年均人口增长率高于中国平均水平。20年间，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净增2000余万人，总量突破1亿人。
在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率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情况下，中国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朝鲜族的人口增长率为负，分别是-11.66‰、-11.04‰、-1.64‰。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和朝鲜族是跨国民族②根据周建新在《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民族关系研究》一书中的定义，跨国民族是地域相邻或不相邻，属世居或规模迁徙形成，一般在边界线两侧或附近地区，在族源、语言、基本文化特征等方面有相同或相近的认同感，而在国家归属上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认同要求，被现有政治地理（领土）边界线所分割，分属于不同国家政治实体的同一文化民族或民族。，其人口规模的减少主要受低生育率和人口跨境迁移的影响。从人口国际迁移视角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受中国对外输出劳动力和韩国对外来劳动力积极政策的影响，截至2012年，中国朝鲜族共有468 682人迁移到韩国[13]。塔塔尔族在19世纪之后由沙俄统治下的喀山、乌法、图曼、西伯利亚、乌拉尔等地迁入中国新疆地区[14]。苏联解体后，中亚新独立国家与中国经济关系密切，人员来往频繁，许多塔塔尔族人前往中亚地区打工、经商和学习。此外，塔塔尔族历来重视教育，人口的文化素质较高，越来越多的青年人选择前往主体民族较为集中的鞑靼斯坦共和国发展[15]。乌孜别克族属于从中亚迁入中国的少数民族，与中亚国家的乌孜别克族之间形成往来密切的跨居模式，部分新疆乌孜别克人在边境两边具有同一家族亲缘或世代联姻关系，此外因经商而滞留境外人员数量也在增多[16]。
人口国际迁移对于少数民族的发展影响较大，特别是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低生育率下的跨境迁移直接威胁中国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多样性。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跨境民族集中居住的区域，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东乡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和塔塔尔族等民族集中分布在新疆，且与汉族的居住隔离程度较高。在“一带一路”大背景下，这些民族凭借与中亚各国的历史文化渊源，在沟通中国与中亚各国的社会经济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也存在大规模向西跨境移民的事实，一方面这些民族向西迁移制约其东向发展，进而制约这些民族在国内的互嵌进程；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的大规模跨境迁移直接造成其在中国境内人口规模的减少。此外，外来因素引起的社会及文化振荡也值得高度重视。
（二）社会经济发展对少数民族互嵌化的推动
民族互嵌，归根结底是指中国各个民族在长期渊源共生的历史流变中，经过不断地交相互动和多向度流动而形成的一种相互嵌入、交错杂居的地理空间分布格局[17]。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区域间社会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越来越明显，东部地区的生活条件、收入水平和发展机会等优于中西部地区，城镇优于农村。此间，受推拉因素的影响，劳动力主要是由西向东、由农村向城镇的流动。在中国户籍制度不断松动的背景下，中国也出现了东中部地区的汉族劳动力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流动和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向中东部汉族聚居城镇流动和迁移的潮流[11]。
中国少数民族主要集中分布在中国边疆边远地区。以2010年为例，中国51%的少数民族分布在广西、云南、新疆和贵州等四省区。相对而言，中国汉族的分布则遍及中国各地，且以东部和中部最为集中。少数民族人口的东进是其人口空间分布均匀化过程，客观上增强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流交融；汉族人口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以及边疆地区流动，也促进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混居互嵌，进而降低中国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居住隔离。可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是促进中国民族互嵌的重要驱动力。随着政府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深入推进，以及中西部省区积极响应“一带一路”而推出的系列政策，区域之间的要素流动将带动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互嵌化。
行为主义治疗模式将人比作机器，认为一个人行为的产生是由外界刺激或鼓动产生的。该种治疗模式认为，一个人心理障碍的产生，是由于在生活环境中受到了错误行为的干扰，因此，通过对错误行为进行更正，为患者重新建立新的生活环境、创造新的学习条件，可培养患者养成新的行为习惯，矫正错误的行为。行为主义治疗模式具有客观主义精神，不管从心理问题成因还是治疗方法上均体现了这一点，是心理治疗的跨越性发展。但该种治疗模式还是与精神分析治疗模式存在同样的缺陷，其将人比作机器，这与将人比作动物之间没有本质性的差异。
五、结论与建议
就空间分布而言，中国55个少数民族散居在中国各省以及大部分的市县和社区，但大部分少数民族倾向于居住在中国的边疆地带以及某一特定区域。总体上，中国少数民族分布的地理区域变化不大，大部分少数民族在空间上与汉族的居住隔离程度比较高。这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人口迁移历史与迁移模式，各民族婚姻习俗、生育模式、人口自然增长率、年龄与性别构成，以及其他的一些因素密切相关。
本文基于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三次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地理差异指标和聚居隔离指标，从少数民族空间分布均匀度和少数民族与汉族混居程度两个维度，系统分析了1990～2010年中国各民族人口发展规模、空间分布特征、地理差异与居住隔离现状等，发现：中国大多数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互嵌水平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少数民族与汉族在空间上的交流交融有三种模式：一是正向互嵌，即少数民族空间分布越均匀，与汉族的互嵌化程度越高，如彝族与汉族；二是逆向隔离，即少数民族空间分布越集聚，与汉族的隔离化程度越高，如回族与汉族；三是特殊模式，即少数民族空间分布越集聚，与汉族的互嵌化程度越高，如满族与汉族。此外，聚族而居于新疆的部分跨境民族，其西向跨境迁移严重影响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流交融以及中国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聚族而居于东北地区的朝鲜族，其向东北亚的跨境迁移也有类似问题。
本文基于经济一体化背景及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现实，从加强中国各民族交流交融、促进民族间社会经济均衡发展考虑，提出以下建议，第一，适时发布中国各民族的空间分布信息，加强中国各民族空间分布和人口流动的动态监测；第二，重点发展边远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减少民族之间不平衡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和冲突；第三，统一各民族的人口生育政策，包括统一城乡社区居民的人口生育政策，保持适度的各民族人口均衡发展，避免将来可能出现的民族人口结构性问题和引发的一系列矛盾；第四，加大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群众到内地接受教育、就业、居住的力度，以“内地班”为龙头，以整村迁出、分散安置的方式，点面结合地推进素质教育、劳动力流动与人口迁移，在帮助少数民族稳定脱贫和现代化的同时，促进各民族群众在共同生产生活过程中交往交流交融；第五，加强口岸管理，有序控制和引导国内跨境人口迁移与流动，尤其是西向中亚的少数民族人口迁移和北向东北亚的少数民族人口迁移。密切关注跨境进入中国的流动人口，加强控制与管理，减少可能增加的族际冲突和文化冲突；第六，从社区层面入手，通过形式多样的社区活动和民族社会工作者介入的社会支持体系建设，强化族际交往交流，尤其要针对部分少数民族历史上形成的婚姻习俗，深入推进少数民族婚姻制度改革，加快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现代化进程，降低人为的族群自我隔离和族际隔离。第七，在尊重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全方位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体”性和提高各民族对中华民族文化“一体”性的认同感。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进程中，文化认同对中华各民族儿女的意义超越了种族和血缘的差异，也将超越空间和地缘的差异。这不仅是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White，M J.American Neighborhoods and Residential Differentation.American neighborhoods and 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M].Russell Sage Foundation for the National Committee for Research on the 1980 Census，1987.
[2]Phillipsm D.Minority Ethnic Segregation，Integration and Citizenship：A European Perspective[J].Journal of Ethnic&Migration Studies，2010（2）.
[3]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4]来仪.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研究[J].学术界，2015（10）:33-42.
[5]郝亚明.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现实背景、理论内涵及实践路径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3）:22-28.
[6]张会龙.论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基本概念、国际经验与建设构想[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1）:44-48.
[7]杨鹍飞.民族互嵌型社区：涵义、分类与研究展望[J].广西民族研究，2014（5）:17-24.
[8]裴圣愚，唐胡浩.武陵山片区民族社区互嵌式建设研究——以湖南省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为例[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2）:17-21.
[9]王平，严学勤.论民族互嵌与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以新疆塔城市的实证研究为例[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57-63.
[10]吴良平.流动人口与新疆嵌入式民族社会结构构建——以新疆石河子市明珠社区汉族流动人口春节族际互动网络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2）:31-36.
[11]马戎.中国人口跨地域流动及其对族际交往的影响[J].中国人口科学，2009（6）:2-13.
[12]梁在.人口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13]张竞月.中国朝鲜族人口迁移对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D].吉林大学，2016.
[14]李建新.新疆塔塔尔族调查研究——现状、问题与思考[J].西北民族研究，2001（4）:87-100.
[15]沈思，等.21世纪以来中国塔塔尔族人口变动分析[J].西北人口，2016（6）:100-105.
[16]房若愚，唐胡浩.新疆乌孜别克族人口城市化成因及其效应分析[J].西北人口，2015（5）:61-64.
[17]张会龙.论中国民族互嵌格局的历史流变与当代建构[J].思想战线，2015（6）:16-20.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in 31 Chinese Provinces：1990～2010
WANG Zhuoa，ZHANG Ling-huab
（a.The Faculty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Western China Development Studies；b.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of Western Frontier China，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Sichuan 610065，China）
【Abstract】The changing space patterns of China’s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s fundamental to racial cultural exchanges in a multi-national community，which shows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and tendency of China’s harmonious national development.Through the three censuses in 1990，2000 and 2010，topocline indexes and those of compact and segregation communities，with indexes of homogeneity and sympolyandria with the Han nationality，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space distribution of China’s population between 1990 and 2010 lead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more and more China’s minor nationalities tend to live together the Han people.The three cultural inter-exchanges are as follows：the positive pattern，which means the more well-distributed China’s minor nationalities are，the more harmoniously they live with the Hans.A case in point is the Yi nationality.The second is the reverse pattern that China’s minor nationalities live in compact communities，they become much more estranged as the Hui have done.The third is just the opposite of the second.The minor nationalities like the Manchu live in perfect harmony with the Hans.In addition，the westward migration of some border inhabitants in Xinjiang influences the cultural diversity and their inter-exchanges with the Hans.So do the Korean people in Northeastern China.
【Key words】Spatial distribution；Topocline；Segregation；Compactness
【DOI】10.15884/j.cnki.issn.1007-0672.2019.01.004
【收稿日期】2018-07-30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672（2019）01-0029-1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彝族长期贫困与代际传递的实证研究”（16AMZ012）。
【作者简介】王卓，女，重庆人，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人口学、社会学；张凌华，女，四川安岳人，四川大学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人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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