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界对抗战时期中间党派及代表人物进行了系统研究。中间党派的发展历史、政治参与、党际关系、代表人物、历史作用等议题，是学界持续关注的研究热点。已有研究存在研究议题集中、视野单一、缺乏理论深度等不足。学界要从创新研究方法、发掘研究资料、打破学科壁垒、培养研究人才等方面不断克服当前研究的短板。
关键词：抗战时期；改革开放；中间党派；代表人物
近代以来，在中国一度出现了 100多个大大小小的党派。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这些党派逐渐分化组合，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上逐步形成了国共两大党对立斗争的局面。两党之间存在若干中间性的或分属于两党的小党派，这些党派被称为中间党派［1］。1931年到 1945年间是我国中间党派在抗日救亡运动中逐渐形成并发展壮大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存在的主要中间党派数量繁多，政治影响力较大的有十余个。学界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这些政党。根据研究的实际情况，笔者将这些中间党派划分为以下两类：
一是我国现存的8个民主党派，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中国致公党（简称“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需要说明的是，“民主党派”的概念与“中间党派”的概念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一般认为，“中间党派”的概念外延大于“民主党派”，主要是指民主革命时期，在形式上独立于国共两党以外的第三种政党政治势力。它们的政治理念较为多样，因各党派政治实力强弱不一，对中国政局及革命的影响力也不一样。“民主党派”一词最早在1945年中共七大会议期间，由毛泽东正式提出，并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作了一些说明。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时，正式确立了“民主党派”的政治地位。相较于其他中间党派，现存 8个民主党派的政治影响力较大，是目前学界研究最多的［2］。
（5）本实验的器材和电路连接与测小灯泡的电阻是相同的，所以，利用图乙所示的装置，还能完成初中物理电学中测小灯泡的电阻实验。
二是新中国成立后不复存在的其他中间党派。这些党派多在抗战时期兴起，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各种原因被合并或走向式微。譬如：与民革合并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中国人民救国会（简称“救国会”），中国青年党、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旅美中国和平民主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在历史上比较著名的中间党派。学界对这些党派的研究还有待加强。
此外，对中间党派领导人或著名人士的研究也是学界的关注重点，如黄炎培与民建、李济深与民革、张澜与民盟。其中许多研究成果是由各民主党派内部组织撰写的，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中间党派虽然政治立场和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但在抗战时期，其中的许多党派及其领导人积极响应中共号召，参与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和维护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全民族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改革开放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学界对抗战时期中间党派及代表人物的研究不断深入，涌现出较多科研成果。新时代，研究中间党派历史，有利于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有利于推动统战工作的创新发展。
一、研究概况
目前，我国学界对抗战时期中间党派及代表人物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研究论文和学术专著两类，其中以研究论文居多。相关资料汇编、回忆录、口述资料也为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材料。
（一）研究论文
笔者在中国知网用主题检索方式对相关成果进行了查询，发现以“中间党派”为主题的论文共有 270余篇，且主要是期刊文章。以“民主党派”为研究主题的文章相对较多，其中有一部分涉及抗战时期中间党派的研究。以上研究成果多从政治角色、党际关系、政治纲领的角度出发，探讨中间党派在抗战时期的地位及作用。代表性期刊论文有闻黎明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第三种力量》［3］、《皖南事变时期的中间党派——关于中间势力的研究》［4］、汪朝光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中间党派的政治抉择》［5］、周勇的《国民参政会与中国各党派关系研究：1938—1948》［6］、石毕凡的《抗战胜利前后中间党派对民主的诠释：以经济民主为中心》［7］等。在学位论文中，具代表性的是西南大学丁威的《中国中间党派研究：1937—1949》。该文系统探讨了1937—1949年中间党派间及与国共两党的关系，深化了相关研究［8］。另外，王凤青的《黄炎培与国民参政会》［9］、张肖静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张澜研究——以国民参政会为视角》［10］和钟巧的《罗隆基与中间党派——思想与行动的双重考察》［11］等集中关注中间党派代表人物，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有力补充。
（二）学术专著
对中间党派的政治角色及其在抗战中的政治活动是学界研究的又一热点。兰芳分析了中间党派人士在抗战中期即1939年、1940年两次公开提出宪政提案的过程。她认为，提案活动推动了两次宪政运动，促进了中间党派人士的进一步联合，使其认识到“必须联合起来，形成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才能争得生存和发展，实现宪政理想”［34-35］。常保国从宪政实践和宪政理论两个视角，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对中间党派在20世纪40年代的八次重大宪政参与活动进行了阐释，通过对中共新民主主义宪政理论的系统梳理，得出中间力量、中间党派在新民主主义宪政理论与实践中具有“稳定的宪政地位”［23］的结论。王永祥、王丽华关注了1939至1945年间中间党派在国统区发动的宪政运动中所设计的宪政模式，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期会修正案”与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模式和西方代议制政体模式进行比较，用以说明其不同于以上两种模式的特质及其原因［36］。由于中间党派的宪政活动多是“理想主义”的民主，有一定局限性，终以失败告终。石毕凡主要阐释了抗战胜利前后中间党派对民主的诠释。当时中间党派提出了社会方方面面都民主化的社会民主理论，试图在国共两党之间、美苏之间开辟“第三条道路”，具有进步性。但由于这一理论脱离中国国情，“带有超时代的理想主义色彩”，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7］。陈先初关注了中间党派高扬民主、宪政的旗帜，积极谋划一条中国政治的“中间路线”的问题，着重分析了“中间路线”失败的原因。他认为，中间党派与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相去甚远，客观上遭到国民党的政治打压和武力扼杀，极大地限制了“中间路线”的生存空间，导致了路线失败［37］。
（三）其他资料
抗战时期是我国中间党派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期。中间党派在抗战中积极团结各方力量，为全民族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中间党派在战火中经受了洗礼，通过民主宪政运动不断发展壮大，完善了自我的组织结构，进一步明确了政治理念，为战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研究热点与主要成果
3．中间党派对国共两党的政策。在研究中间党派对待国共两党的态度和政策的问题上，学界较好地结合了当时特定历史背景，实事求是地对其进行了考察。刘建国分析了抗战初期中间党派对国共两党采取的“拥蒋反共”“拥蒋联共”和“拥蒋亲共”等态度。他认为，这是“中间党派内不同阶级利益，不同政治成熟程度和不同政治目的的集中表现”［51］。姜宏大注意到中间党派内部以及不同时期对国共态度的细微差别，这种差别表现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时异时同”，但主流是一贯稳定的主张抗战，要求民主［52］。除了从宏观层面探讨中间党派对国共两党的政策及其与国共关系的互动，也有不少学者以某一事件为切入点具体研讨中间党派的政策。如马立光、闻黎明以“皖南事变”为分析蓝本，剖析了其时中间党派对国共的政策。马立光通过皖南事变发生后中间党派为联合抗战而“非难”中共某些政见一事，批驳了过去笼统认为皖南事变后中间势力一味同情和支持中共的观点，认为这是“不完整的，不完全准确的”［53］。闻黎明关注到中间党派在皖南事变善后阶段，为维护统一战线而力图在国共间调和，却因中共不妥协而破局并对中共产生失望一事，但他提出要客观看待中间党派在国共间折冲的角色特点和重要地位［4］。除这三类研究较多外，还有一些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如，闻黎明认为，中间党派是处于国共之间的一种重要政治势力，是观察“国共两党影响强弱”的风向标［3］。赵文铎比较分析了抗战时期不同历史阶段国共两党的中间势力政策，以及中间势力在中国对政界的影响，得出了联合中间势力关系事业兴衰成败的启示［54］。崔创详尽系统地研究了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中间势力政策以及相关启示［55］。
（一）关于各中间党派自身发展历史的研究
在研究抗战时期中间党派的诸多成果中，尤以中间党派的党际关系，特别是中间党派与中共或国民党的关系的研究论文居多。大量成果表明，中间党派在抗战时期的国共斗争中占据了一定位置，然而作为“第三种力量”［38］的中间党派并不具有左右中国政局的能力。相反，其政治路径的选择与国共两党关系的处理决定了各自走向不同道路甚至命运相异。其中对以下问题的讨论最集中：
（二）关于中间党派政治参与的研究
我国学界关于中间党派研究的学术专著主要有常保国的《中间党派与中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宪政运动》［12］。此外，学界有大量成果将研究对象设定为“民主党派”，立足对其进行长时段的历史考察，注重对其“代表人物”“全史”“通史”的研究。这类研究成果的代表有：李起民的《中国民主党派史稿》［1］、崔珏的《中国民主党派地位的历史演变》［13］、张癸的《中国民主党派史纲（1927—1989）》［14］、姜平的《中国民主党派史》［15］、蒋景源的《中国民主党派爱国奋斗史》［16］等。这些专著的长处在于摒弃了“左”的影响，多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有更宏观的视角，对史料的发掘更加深入。以上研究在厘清一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的同时，对一些历史人物给予了更客观的评价。
（三）关于中间党派的党际关系的研究
从整体上看，关于中间党派自身发展演变的研究比较丰富。研究者充分关注了各党派形成发展的历史、党组织的结构以及党派的政治色彩等，充分肯定了中间党派形成与发展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从内容上看，这些作品都关注到了中间党派的发展历史、政治纲领、政治倾向、组织架构和代表人物等重点领域。如秦国生等主编的《中国民主党派历史、政纲、人物》，在概述了各民主党派的发展历史和重要人物介绍的同时，选收了各民主党派的政纲和章程，摘录了有关民主党派的重要论述，是一本重要的工具书［22］。常保国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较为详细地阐释了中间党派的历次重大宪政参与活动，评述了中间党派的宪政理念，着力分析了新民主主义宪政理论与中间党派的内在联系［23］。邱钱牧［24］、孔繁政［25］、俞云波［26］、王天文［27］、朱真［28］等人编写的《中国民主党派简史》，都较好地对民主党派的发展史进行了梳理。于刚搜集了各民主党派自身组织撰写的简史，民主党派各类文件及主要领导人的简历［29］。关于某一党派发展史的研究成果也很多。以“民盟”为例，就有民盟中央文史委员会编纂的《中国民主同盟简史1941—1949》［30］、《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 1949—1988》［31］等著作或资料汇编。值得一提的是，以上研究“通史”通常有两种叙事方式：一种是以各个民主党派为单位进行研究，如窦爱芝的《中国民主党派史》［32］；另一种是按照历史时期进行划分，分别综述特定历史时期内民主党派的发展历史，如邱钱牧的《中国民主党派史》［24］。这两种叙事方式的优缺点都很明显，前者对各民主党派总体情况的研究较清楚，但容易忽视对所有中间党派总体情况和发展规律的把握；后者历史脉络清晰，勾勒了民主党派的整体情况，但不利于细致研究各民主党派。王雪超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界过于关注现存 8个民主党派的问题，在其文中主要研究了中国青年党的产生、发展、演变以及在大陆“政治出局”的历史，注重探讨其与民国政党政治的关系以及其在抗战中的作用，进一步探讨了该党与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及其历史教训［33］。总体而言，学界关于各中间党派自身发展历史的著述颇丰，成果形式多样，在不断深入细致地向前推进。
1．中间党派与中共的关系。鉴于学术研究与统战工作的现实需求，研究者十分重视对中间党派与中共的关系进行探讨［39］。如胡大牛、洪富忠、张彩云、陈源泉、张嘉友、耿春光等人从统战研究的视角出发，比较全面细致地探讨了“中共对中间党派的统战”“多党合作制度”等重要问题。胡大牛认为正是周恩来在重庆开创性地提出“直接促进中间党派转化，发展民主党派力量”的统战工作新思路，才有力地推动了统战实践，为新中国政治格局奠定了基础［40］。洪富忠在研究中共逐渐确立以中间党派为统战的重点和核心的这一历史过程后认为，中间党派“从边缘到中心”的地位演变客观上反映了中共具体情况及时调整政策，从而增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包容性，对战时、战后大后方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41］。张彩云谈及抗战期间中共团结争取中间党派的策略问题，认为在尊重中间党派利益的同时，对顽固派要采取坚决的斗争，这成为成功争取中间党派的关键［42］。陈源泉着眼于抗战时期中间党派组成第三大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与中共的合作，分析了民主宪政运动兴起的原因，指出双方的合作成为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事业的“历史渊源和良好开端”［43］。张嘉友指出中国共产党同其他党派合作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多党合作，凡是在一定政治基础上同中国共产党实行合作共同奋斗之党派，都能使它们“组织不断发展壮大……有共同光明前途，取得共同胜利”［44］。耿春光通过“理论”“保障”“政策”三个维度探究了毛泽东团结中间党派政治策略［45］。还有一些学者关注到了“三三制原则”这一重要问题。“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组建的过程体现了中共对中间党派民主主义权利要求的考虑和回应。刘洁指出“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是中共构建以民主为本质的多党合作模式的成功实践，对当代中国的多党合作模式有借鉴意义［46］。李雯认为“三三制”使中共与中间党派的协商变得“可能”，也对后来多党合作制的确立以及当前的政党协商有重要意义［47］。
中间党派代表人物的研究是当前学界的研究热点。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中间党派代表人物的传记、年谱层出不穷，为深入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彭庆遐、刘维叔编著的《中国民主党派历史人物》，是一部人物小传的汇总［56］。作者利用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资料，介绍了8个民主党派130位已故领导人的事迹。其中有如宋庆龄、李济深、何香凝、张澜、沈钧儒、闻一多、陶行知、黄炎培等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政治人物。姜平等人主编的《中国各民主党派主要创始人传记丛书》，是一套关于各民主党派主要创始人李济深、张澜、黄炎培、马叙伦、章伯钧、陈其尤、许德珩、谢雪红的传记丛书［57］。此外，著名中间党派人士沈钧儒、黄炎培、史良、梁漱溟、章乃器、张申府等人的日记或回忆录的出版，也为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材料。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对中间党派代表人物的关注由编纂人物传记转为更加细致和深入的学术研究，在视角上注重关注个体人物在宏观历史中的作用，在观点上注重规避“人物脸谱化”的弊端，对人物的刻画更加丰满，评价也更加客观。以黄炎培研究为例，王凤青通过考察黄炎培在国民参政会的主要政治活动，探讨其在抗战期间及战后和平民主建国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其工作中的特点、局限性和历史意义等，凸显了历史人物在宏大历史背景下的个人活动。他认为，黄炎培在国民参政会的活动对“抗战胜利”“政治民主化进程”“繁荣战时文化生活”“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起到了积极作用［9］。另外，学界对“黄炎培教育思想”［58］、“黄炎培民主思想”［59］的研究也较为丰富。值得一提的是，青年学生对中间党派代表人物的关注度日益提升。如西南大学的张肖静以张澜在国民参政会的主要活动为切入点，探讨了国民参政会在抗战时期的主要作用。她认为，张澜等参政员在“维护抗日力量的团结”“推动了宪政的发展”“构建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0］。熊杰研究了张申府在联合抗战方面的主张与主要活动。通过对比分析，他认为，张申府的政治主张有其特色，“比较接近中国共产党”并“带有书生意气的理想主义”；其政治活动在“推动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国的民主进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60］。湖南大学的钟巧关注了罗隆基对民主政治的追求这一问题。她认为，罗隆基等中间人士的政治思想受西方影响，未能充分与中国政治现实相兼容，“难以收到预期效果”［1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界围绕抗战时期中间党派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有不同程度的深化和发展，已经取得了较多研究成果。有关中间党派的发展历史、政治参与、党际关系、代表人物、历史作用的研究都是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研究热点。
（四）关于中间党派代表人物的研究
2．中间党派与国民党的关系。关于中间党派与国民党的关系，学界大都认为抗战时期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导致了其与中间党派关系的破裂。近年来，学界出现了许多更加细致的研究，如关于“国民党对中间势力政策”“双方合作破裂过程”的论著。邓集珣细致考察了国民党22年来对中间党派的政策后认为，国民党在十年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抗战胜利后以及统治覆灭前夕的中间党派政策不尽相同，其中间党派政策有多面性的特征，即有“坚决镇压打击的一面，但也有争取，拉拢，分化的一面；既有连续性和稳定性，又是不断调整的”，这种政策破坏了国民党与中间党派的互信［48］。周巧生认为，抗战时期中间党派与国民党的关系从初期“共赴国难”，到中期矛盾凸显，再到抗战后期坚决反对国民党独裁，这都是中间党派基于其党派政治信念的抉择，“也注定了国共两党政争的最终结局”［49］。廖大伟认为，抗战时期中间党派走过一段“不寻常”的从拥蒋到反蒋的历程，这是其阶级利益，国民党政治独裁，中共正确引导共同作用的结果［50］。
（五）关于中间党派在抗战中历史作用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有关中间党派研究的基础性资料（包括资料集、回忆录、口述史等）的搜集与整理工作一直在逐步推进。20世纪80年代，我国出版了《中国民主党派历史资料选辑》［17］、《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资料选编（上中下卷）》［18］、《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国民参政会纪实》［20］等重要资料，其中涉及中间党派及其代表人物的大量档案文献具有较高史料价值。近年来，以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为代表的研究平台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出版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100卷）。其中涉及中间党派的研究是由杨力主编的《中国抗战大后方中间党派文献资料选编（上下卷）》［21］。该成果着力挖掘未公开出版的文献资料，系统征编了约100万字，对中国青年党、致公党、民盟、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九三学社等中间党派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所从事各种政治活动的文献资料进行了整理，同时注重吸收近年来有关中间党派研究的新成果、新观点，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和文献研究价值。
《中国民主党派与抗日战争》以时间为叙事线索，描述了抗战时期进步中间党派与爱国民主人士积极投身抗战，通过联合中共并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有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促成全民族抗战胜利的事迹［61］。国民参政会是中间党派在抗战时期重要的政治舞台，也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产物，在全民抗战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中间党派在国民参政会中的政治活动以及对抗战所起的作用是抗战史上的重要问题。孟广涵、周勇是我国较早研究国民参政会、关注中间党派在抗战中作用的学者。周勇提出，国民参政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了国内各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动员人力、支持抗战”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左翼的中间党派人士坚决支持中共抗战的方针，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62］。周勇对早期的国民参政会给予了较高评价，认为其发挥了团结全国军民、坚持全民族抗战、反对妥协投降的作用［6］。杨茜认为在“九一八”事变后，中间党派勇敢地站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前线。中间势力影响力虽有限，且受制于中国特定政治格局，但它们对民主运动与抗日救亡发挥了重大的影响［63］。商桂珍认为抗日胜利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团结御侮奋战的结果，中间党派不仅以“多形式、全方位”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而且对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出现与巩固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起了重要的“生力军”作用［64］。魏方认为，中间力量既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响应者和践行者，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首倡者，大力推动、促进和维护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为中华民族最终取得胜利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有着“不容忽视”的历史功绩［65］。张富良通过研究抗战时期的宪政思想发现，其团结了民众并使其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壮大了爱国民主力量，对支持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与中间党派开展了广泛而持久的合作，成为中国多党合作的良好开端［66］。韩保卫认为抗战时期的中间党派有进步的政治作用，既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部分，又是共产党的重要友军，是国共两党的调解人，对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民族的团结抗战作出了贡献［67］。
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采用四格表分析法比较G试验、GM试验以及联合方案的灵敏度和特异性、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之间的差异，并绘制ROC曲线。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具体表现在：一方面，现代俄罗斯政党的作用在变化，由之前维系执政政权或反对当局政权的工具效能日渐转变为纽带与桥梁功能——联系社会各阶层群众和国家权力、调整府会联结关系，这对俄罗斯由饱受诟病的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过渡产生了显而易见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以竞选活动和参与议会斗争等方式，各个政党开始有效的对国家的政治进程施以影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政党的地位被逐步确定下来。
三、问题与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界围绕抗战时期中间党派及代表人物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成绩。在研究内容的扩展深化、研究资料的发掘使用、研究人才的教育培养、研究成果的资政育人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研究议题过于集中。学界一直将现存的 8个民主党派及其代表人物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对历史上存在过但其后消失或转型的其余较小的中间党派关注较少；在围绕中间党派的政治角色或党际关系所开展的研究中，尤为重视中间党派与中共的关系，而对中间党派与国民党的关系以及中间党派之间的关系等关注较少。相关研究缺乏一定的全面性。第二，研究视野过于单一。学界非常注重从政治层面开展对中间党派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主要关注中间党派的政党纲领、政治角色、政治参与程度、政治影响力等方面，对中间党派在经济发展、文化进步、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关注有限。第三，理论运用有待加强。学界已有研究多采用了传统实证研究法，虽然研究材料在挖掘中不断丰富，但某些研究由于缺乏合理的理论框架导致了研究水准不高，甚至有的材料有堆砌之感。下一步，学界要在创新研究方法、发掘研究资料、打破学科壁垒、培养研究人才等方面多下工夫，不断克服当前研究的短板。
收获机收获甘蔗共工作119h，收获甘蔗478t。甘蔗的种植效果、甘蔗的品种和甘蔗封闭除草、施肥培土等后期管理的不同，直接影响甘蔗切割质量。本文收获试验在地块是采用GZGZK-50 型高地隙中耕机进行试验性中耕培土，培土不好，泥土覆盖不均匀，不到头，高低相差很大时，地块平均破头率为51.84%；而在其它地块培土到位的，培土较好，泥土覆盖一致，高低均匀的地块时，平均破头率为7.45%，结果如表1所示。
1）研究对象：本研究访谈了6名在校大学生。在抽样时，笔者考虑的因素有：不同能力水平（高、中、低，根据他们的高考成绩及大学英语四级成绩确定），不同性别（男、女），不同学科背景（文、理），以及不同的地域（确保他们有不同的受教育背景）。他们的具体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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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19）04-0101-09
DOI：10.13946/j.cnki.jcqis.2019.04.010
作者简介：杨宇翔，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讲师；陈敏，日本名古屋大学人文学研究科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西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抗战大后方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SWU1709122）
引用格式：杨宇翔，陈敏．抗战时期中间党派及代表人物研究综述［J］．统一战线学研究，2019（4）：101-109．
责任编辑：孙德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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