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朱熹不但是理学的代表人物，为“集诸儒之大成者”，而且在法律思想方面也颇多建树且影响深远，故向来亦为治法史者所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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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礼、法关系上，朱熹认为：“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朱子语类》卷六)而“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晦庵集》卷五九)。他指出：“盖三纲五常，天理民彝之大节，而治道之本根也。”(《晦庵集》卷十四)“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晦庵集》卷四十)“道字、理字、礼字、法字，实理字，日月寒暑往来屈伸之常理，事物当然之理。”(《晦庵集》卷四八)也就是说，所谓天理不过是儒家之伦理纲常而已。因此对于违背儒家礼法的行为，自然罪无可恕，即“废三纲五常，这一事已是极大罪名”(《朱子语类》卷一二六)。在量刑标准上，朱熹主张重刑主义。他在《戊申延和奏札》中说：“刑愈轻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长其悖逆作乱之心，而使狱讼之愈繁。”(《晦庵集》卷十四)在司法实践中，朱熹主张以“经术义理”决狱，“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盖必如此，然后轻重之序可得而论，深浅之量可得而测。”(《晦庵集》卷十四)“凡有狱讼，必先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而后听其曲直之辞。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虽直不右，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晦庵集》卷十四)
也许正是由于朱熹的法律思想主要是通过论述天理体现出来的，致使许多法律思想史著作中多引述“法者，天下之理”一语，并将其视为朱熹对法律的基本看法，至于持此观点的学术论文更是不胜枚举。然而这种看法却是出于文本上的误读。
考之典籍可知，“法者，天下之理”一语节录自朱子《晦庵集》卷六九《学校贡举私议》，其原句为：“其治经必专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于人之一心，然圣贤之言则有渊奥尔雅而不可以臆断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见闻所能及也，故治经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说而推之”。文中说得很明白，此处的“法”乃是“家法”，是指先儒“圣贤”的“已成之说”，跟法律之“法”本不相涉。整句话的意思也是在强调遵奉儒家正统思想的重要性。再者，从语句的通顺角度而言，如将“法者，天下之理”从文中抽离，则前后之文根本难以成句。
其实，朱熹此处所言家法，乃是习用汉魏以来的说法。家法一词，在汉代原是经学门派的代称。即唐人李贤注《后汉书·左雄传》时所说：“儒有一家之学，故称家法。”据《后汉书·儒林传》所载，东汉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即按照门派将经学的各家立为官学，使之沿袭传承。正如清代学者赵春沂《两汉经师家法考》所云：“六籍之学，盛于汉氏，诸儒必从一家之言，以名其学……大抵前汉多言师法，而后汉多言家法。有所师乃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夫家法明，则流派著，可以知经学之衍别，可以知经文之同异，可以知众儒之授受，可以存周秦之古谊。汉学之盛，盛于家法也。”(载阮元《诂经精舍文集》卷十一)
按照张国刚先生的研究，“家法”观念自身在汉代以后发生了重大改变。要言之，即魏晋以来，家法之意常常被家族礼法取代，乃至后人所理解的家法，就变成了士族人家教授子弟的礼法(参见张国刚：《汉唐“家法”观念的演变》，《史学月刊》2005年第5期)。如著名的《颜氏家训》综合南北习俗礼法，贯穿儒家孝悌之道，是士大夫立身和处世的行为准则。至于士族礼法传统对唐宋以来政治、社会的影响，张国刚先生亦指出：随着儒家伦理经历了从经典文本到士族的礼仪名教、再到社会规范的发展过程，家法也经历了从儒学世家的传统学问到士族门阀的礼教、进而融化到士庶之家的家规家训之中的发展过程。于是，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根据的礼教，成为家法族规的核心价值，也成为北宋道学形成的重要土壤(张国刚：《中古士族文化的下移与唐宋之际的社会演变》，《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1期)。对此，两宋时期兴起的诸多士大夫家族的家训、家礼、家规等即为明证。颇具典型意义的是，作为赵宋统治者的“祖宗家法”，成为影响宋代政治与法律的重要依据。有关宋代文献中的“祖宗家法”“祖宗之法”等称谓可谓比比皆是。正如邓小南先生指出：对于“祖宗家法”这种正家治国模式的追求，植根于那一时代的传统之中，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的行为、制度乃至社会观念；并且就是在那些行为、制度、观念甚至习俗之中，体现出它的存在(邓小南：《“正家之法”与赵宋的“祖宗家法”》，《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综上可见，家法一词在宋代至少有两种涵义，一谓学问之师承，一谓家族之法规。朱熹原语中“家法”的含义，正是沿用了汉魏以来的传统说法——尽管这一语义在唐宋时期已较为罕见。所谓“法者，天下之理”的说法虽然暗合了朱子的法律思想，但并非朱子原话本义。然而大多数学者在引用该段文字时不加甄别，以讹传讹，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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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陕西省咸阳市咸阳师范学院政治与社会学学院，邮编7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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