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空观念的语言学探索——以突厥语族语言为例（论文文献综述）
王晓宇[1]（2020）在《我国对西亚北非地区出口贸易与直接投资研究 ——非正式制度距离视角》文中研究指明新时代我国区域国别研究服务国家战略,为“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和落实提供智力支撑。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以“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建设内容,每一项互联互通背后都需要构建中国与参与国之间的多层协商机制,克服双边的制度壁垒;每一项互联互通的落实推进则需要语言和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增进相互理解和认同。探索国与国之间制度距离对国际经贸合作的影响,是对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等正式制度因素的考量,已成为经济学研究比较成熟的命题;而研究语言、文化等因素对经贸活动的影响,是考察基于语言、价值观等因素的非正式制度距离对国际经贸活动的影响,成为跨学科研究领域的新命题。当前,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已取得显着成效,在未来走深走实的过程中还会遇到一系列挑战,迫切需要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学者从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发展的重点区域切入,探究本领域的新命题。据此,本研究尝试采用语言学、文化学等理论,结合国际贸易学和对外直接投资等经济学知识,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实证分析以语言、价值观等因素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距离对我国与西亚北非地区国家经贸投资活动的影响情况。现阶段,国内外制度距离相关研究普遍忽视非正式制度因素的作用,更多围绕正式制度距离问题开展讨论;即使有少数研究考虑到非正式制度因素,通常做法是将文化距离作为其替代变量,或引入是否同一语言、宗教等虚拟变量,忽略了这些变量应该具备制度属性的前提,极少有研究对其所使用的非正式制度距离指标进行解释与论述。因此,在研究中将非正式制度距离概念清晰化、测度科学化、情境中国化,对拓宽相关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国内现有研究多以世界贸易大国或我国重要贸易对象国作为研究对象,很少以具有相似文化环境、地缘政治特征的地区或国家作为研究样本,涉及西亚北非国家的研究更是鲜见。西亚北非地区是中国连接欧洲、深入非洲大陆的枢纽地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直达欧洲的最便捷通道,亦是“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的交汇处。贸易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与西亚北非地区合作的重要内容。西亚北非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和矿产资源,与中国在资源、资金和市场潜力方面高度互补,是我国重要的海外贸易和投资潜在地区,也是保障我国国内能源安全的重点区域。因此,从“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区域切入开展研究,对其他区域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区域国别研究的优势在于从地理、语言、历史和文化等因素出发,对某个国家或地区进行深入研究。从这个视角出发,考察基于语言、价值观等因素的非正式制度距离对中国与西亚北非地区经贸活动的影响,对我国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从制度距离的概念出发,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分析了现有研究中非正式制度距离指标维度的厘定及其局限性,同时结合语言学、文化学相关理论,采用权威数据库的相关数据构建了基于语言、价值观因素的非正式制度距离指标体系,并对其指标要素的制度属性进行了论证;利用自身阿拉伯语语言文化知识背景,以西亚北非24国为研究样本,依据非正式制度距离体系及其测度方法测算了双边差异;通过构建扩展的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非正式制度距离分别对中国向西亚北非地区出口贸易、直接投资的影响,得出四个主要结论:（1）非正式制度距离对我国向西亚北非地区出口贸易具有显着的负影响效应;（2）非正式制度距离对我国向西亚北非地区直接投资具有显着的负影响效应;（3）中国对西亚北非地区直接投资兼具资源寻求动因和市场寻求动因;（4）正式制度对我国向西亚北非地区出口贸易和直接投资同样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就如何缩减中国与西亚北非地区非正式制度距离提出五点建议:（1）加强汉语推广,深化人文交流;（2）优化我国语言服务体系;（3）提升国家语言能力;（4）培养新时代跨文化外语人才;（5）推进新时代区域国别研究。本研究的创新在于:在研究视角上,从区域国别研究选题和方向出发,选取西亚北非国家作为研究样本;从非正式制度距离视角方面研究语言、价值观因素对经贸活动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涉及语言学、文化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涵盖语言经济学、文化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跨学科领域的知识内容。在研究内容上,选取语言、价值观作为非正式制度距离的核心指标要素,并对二者因素的制度属性进行了理论证明,还对研究中易于混淆的文化距离和非正式制度距离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进行了辨析。在数据结果呈现方式上,采用词云图、地理位置示意图、坐标图等可视化手段,形象直观地展示数据特征。本论文共分为七章内容。第1章为导论。内容包括选题背景、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意义、研究样本、研究方法、章节安排和研究创新。第2章是理论框架。介绍了非正式制度距离的相关理论基础和学科背景,通过对比、类比和关联等方法对相关理论进行解释和说明,为解决非正式制度距离的维度和指标体系构建等问题提供理论基础。第3章对中国与西亚北非24国的非正式制度距离进行测算。主要通过对比现有研究中的测度方法,选取合适的方案分别对双边语言距离和价值观距离进行测算。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学实证研究分析,在得出测算结果前分别对西亚北非国家的语言使用情况和文化概况进行扼要的描述,在得出结果后又对双边的差异采用例证进行差异分析。此外,还对研究中所涉及的数据库进行了简要描述。第4章实证分析非正式制度距离对中国向西亚北非出口贸易影响。在分析中国向西亚北非出口贸易现状、西亚北非地区出口环境的基础上,通过模型构建、变量选取、描述性统计、多元回归,以及稳健性检验得出结论,最后对中国对西亚北非地区的出口潜力进行了分析。第5章实证分析非正式制度距离对中国向西亚北非直接投资影响。在分析中国向西亚北非直接投资现状、西亚北非地区投资环境的基础上,通过模型构建、变量选取、描述性统计、多元回归,以及稳健性检验得出结论,最后对中国对西亚北非地区的投资潜力进行了分析。第6章是实证研究拓展。在制度距离的视角下引入本研究所构建的非正式制度距离指标体系,通过模型构建、变量选取、描述性统计、多元回归等步骤,实证分析制度距离对中国向西亚北非地区出口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影响作用,进一步对非正式制度距离的负向作用进行检验。第7章是研究结论与启示。归纳总结本本论文的研究结论,并就如何缩减中国与西亚北非地区非正式制度距离提出对策建议。最后对本研究的不足进行了分析并提出未来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设想。
王京[2]（2020）在《中华民族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中华民族伏羲女娲神话作为专题数据研究对象,分析了信息技术日趋普及大背景下对以多民族人文始祖神话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数据研究的意义,并通过数据学方法、文献分析方法、模型分析法及多重证据等多种方法,从不同角度对该神话专题数据的建设、开发与应用进行全面研究。积极尝试大数据方法在中国各民族传统文化乃至社科领域中研究方法的创新。本论文分为绪论和五章。首先,在绪论中,本文重点阐释了中华民族伏羲女娲神话专题数据的选题依据、对其进行数据研究的可行性以及国内外对该专题的研究现状等一系列问题。认为伏羲女娲神话是中国多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包括当下人文社会科学许多学科学术研究中都对伏羲女娲神话体现出很高的关注度,并且大数据技术在人文社会学科的全面推进,也为伏羲女娲神话专题数据研究提供了学术需求与技术支持,无论是在该专题数据的采集与呈现方面,还是数据的分析与应用方面,都具有相应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第一章阐释了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几个基本问题。重点梳理了从人类早期记忆到信息背景下人文数据建设的发展历程,分析论证了将各民族伏羲女娲神话作为专题数据进行系统研究的客观性和必要性。以此为前提,对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研究中的有关概念、基本内容等进行规范和厘定,并对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丰富性、客观性、主观性和独立性等一系列特征做出阐释。第二章论述了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选择与生成。在伏羲女娲神话数据选择对象方面提出以叙事主体为神话分类的数据选择、以语言类型为参照的数据选择和以不同载体为神话分类的数据选择等几大类型,重点对古文献文本、现当代民间口头文本、图像中的伏羲女娲和民俗中的伏羲女娲神话数据选择的原则和具体方法进行了阐释。在神话数据生成方式探讨方面,重点对都柏林数据结构核心元素集进行了必要的扩充和细分,并制定出基于神话文本元素属性、结构信息和相关数据信息的基本标准,同时,对后期数据的鉴别和验证、增值和清洗问题也做出相应的说明。第三章阐释了伏羲女娲神话文本的数据结构。利用神话理论对伏羲女娲神话的叙事结构作出不同分类,并重点从母题角度、民族角度和地理空间角度对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结构进行阐释。本文在论述母题视角下的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结构时,以1000余篇女娲神话文本为对象,提取出2160条母题,划分出10大类型和6个层级,并对母题结构层级关系及结构作出系统描述,搭建起一个逻辑清晰、关联明确、体系开放的女娲神话母题结构体系,实现神话文本资源与大数据处理之间的有效沟通,突出了母题数据结构应具有的完整性、开放性和关联性等特点。在伏羲女娲神话文本的地理结构分析中,论述了伏羲女娲神话地理分布的特征以及地理结构设置的方法,阐释了以民族聚居情况为参照的地理区域类型划分、以国家现行行政区划为背景的地理划分和以通行片区划分为背景的地理划分等情况,并以特定区域为例对此作出分析与验证。第四章重点阐述了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关联性。本文认为数据的关联性是数据建设的核心内容,首先提出了伏羲女娲神话文本的时间关联、空间关联、作品与研究成果关联等基本关联模式。在阐释伏羲女娲神话在民族间的关联时,重点强调了神话与民族历史的关系、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及关联中的民族认同问题,特别以广泛流传于苗、瑶、羌、仫佬、毛南、布依等民族中的“洪水后伏羲女娲兄妹婚再生人类”神话文本为案例,论证了这种民族间的关联性。同时,重点阐释了伏羲女娲神话的母题关联问题,认为母题关联兼具神话叙事结构关联与语义关联两个维度,通过母题类型与层级的设置可以考察多类型神话数据的关联与结构,并以壮族伏羲女娲神话为例,多角度验证了通过母题的关联实现从专题数据到综合数据、从小数据到大数据的关联性建构。第五章重点探讨了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当今实践与应用问题。本章首先分析了伏羲女娲专题数据研究在知识服务、知识图谱、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以及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的应用价值及发展前景,并重点分析了该类数据研究在神话学学科发展中的应用,提出了数据分析在中国神话创作与叙事特征研究、传承现状及规律研究等方面的学术实践。在论述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创造性转化中,强调了神话数据转化的多样性,并对新媒体中及文化旅游产业中的神话数据开发与运用提出了一些方法论方面的意见与建议。
苏闻宇[3]（2019）在《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特征与演进逻辑》文中研究表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思考周边问题、开展周边外交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总书记的这句话对周边外交研究具有十分深刻的启示性意义:“周边”不同于一般“地区”,除了自然地理含义外,还包含历史、文化、观念等方面的要素,因此周边外交的确需要从“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进行研究。基于此,本文重点借鉴了“分析折中主义”理念与方法,通过对土耳其周边外交进行“历时”与“共时”两个维度的综合分析,初步揭示出了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特征与演进逻辑,进而也为周边外交研究提供了一些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思考。分析折中主义是一种“试图辨析、转化并有选择地使用不同理论和叙事中的概念、逻辑、机制、解释等要素的研究方式”,这种研究主张以实质性问题为导向,通过发现多重理论及现实逻辑间的复杂关联与互动,构建出一套解释具体经验现象的中观理论框架。这里的中观理论主要具备两大特征:一是跨越范式,即吸收不同理论范式中相关分析机制与要素,从有机结合而非机械叠加的多维路径,对实质性问题进行研究;二是,既不寻求构建普遍适用于解释其他问题的通则性模式,也不是某种单一的特殊性叙事,其目标在于力图发现可以解释一组有限但却相似情景中存在的因果机制。这两大特征恰恰符合对土耳其周边外交特征与演进逻辑的探析。一方面,土耳其周边外交问题的内涵复杂、要素众多,并非一种范式所能周全;另一方面,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特征明显,据其一系列经验现象所建构的解释框架,不可能成为具有普适性作用的分析理论,但从“帝国继承者”、“文明结合部国家”、“地区大国”等属性来看,对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研究框架,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解释相似国家周边外交的特征与演进逻辑,比如伊朗和俄罗斯。一国周边外交的特征与内在逻辑,自然离不开其周边系统的基本特征。土耳其周边系统具有很强的历史与地缘结构特征:从历史角度看,土耳其周边主要形成于奥斯曼帝国时期,土耳其的今之邻邦,很多都曾属于帝国边疆,因此奥斯曼帝国很多“有形”（土地、民族、资源等）和“无形”（帝国意识、治理经验、外交传统等）“遗产”都深刻地影响着现代土耳其的周边外交;从地缘结构来看,土耳其位于“文明结合部”,除了具有较为复杂的国家身份认同外,还易受到来自外部力量的干扰,因此国际（包括域外大国）、地区和国家三个层面的诸多要素,同样是左右土耳其周边外交的巨大力量。由此可见,对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研究的确离不开从“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的考察,至少需要跨越并整合“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两大范式,才能较为全面和深刻地分析出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特征与演进逻辑。在“时”（历史）、“空”（周边结构）二维视角下,本文从“奥斯曼帝国衰亡”、“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到冷战结束”、“后冷战时代”等三个历史时期,对土耳其周边外交进行梳理及分析。初步总结出土耳其周边外交的三大特征:一是“帝国历史”总是或强或若地体现在周边外交过程中,帝国遗留的诸多“遗产”,既可成为土耳其周边外交进程中的“助推器”,也可成为“绊脚石”;二是土耳其在周边外交中所展现出的“帝国意识”（或者“大国心态”）的强弱,与某一时段的周边结构存在密切的关系;三是土耳其的周边外交具有较强的“主体性意识”,在此基础上,则表现为独立自主和灵活多元相结合的周边外交风格。最后,本文同样在“时”、“空”二维视角下,又对土耳其、伊朗和俄罗斯的周边外交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这三国虽在周边外交的具体内容方面存在很多差异,但基于相似的历史和地缘环境,它们的周边外交特征还是具有一定共性的,尤其是上述三个特点也基本符合伊朗和俄罗斯的周边外交特征。本文的结论有二:一、分析折中主义以跨越范式、建构中观理论框架为研究路径,在探索一国周边外交的特征和演进逻辑方面,是比较科学、合理,且有一定的解释力;二、作为像土耳其这样拥有“帝国历史”、且处在“文明结合部”的一类国家,由于受到“时”、“空”影响,周边外交往往处在较强的“主体性意识”与复杂的“周边系统”不断冲突与协调的状态,突出表现为“强势”与“灵活”并举、“独立”与“多元”并存等特征。
阎莉[4]（2018）在《语言生态学视角下“一带一路”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语言规划是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社会治理活动,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近五年来,聚焦“一带一路”语言话题的语言规划研究是我国语言学界主动关注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而形成的学术焦点,已取得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以语言资源的应用为出发点,相关研究较多地聚焦我国汉语资源的开发和外语资源的建设,对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资源及其所面临语言问题的探讨略显不足。当前,“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的推进构建了我国与周边中亚国家间新的语言生活,凸显了新疆核心区少数民族语言生活中值得关注的跨境语言现象。核心区跨境语言凝聚着跨境族群,承载着多元文化,是独具特色的国家资源,在我国“一带一路”建设中可发挥国际沟通、民族认同、经济支撑、安全维护等多维度的社会功能。但是,当前我国对新疆核心区跨境语言的多重资源价值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其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致使它们尚无法较为理想地发挥服务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的作用。因此,在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背景下,面对核心区跨境语言的生态发展趋向,如何开发其资源价值,增强其社会功能,并使其成为构建国家周边语言能力的要素等便成为我国语言规划研究中的新话题,而我国服务“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的语言规划实践也必然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从跨境语言的视角对服务“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的语言规划进行研究,以助推未来的规划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理论意义方面,对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进行研究可以实例的形式为我国的语言规划学提供学科资料和经验依据,有助于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规划学的纵深发展。在实践意义方面,对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我国跨境语言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建设、国家周边语言能力的提升及区域和国家语言生活的和谐。此外,对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进行研究在维护国家语言文化安全、提升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拓展国家在境外核心区的国际利益、促进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20世纪90年代,语言规划研究出现了生态学转向。语言生态学作为一种新的语言学研究范式,关注语言生态系统中各语言的资源属性和功能地位,倡导语言多样性和多语能力建设,着眼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在语言规划理论的拓展方面具有积极的应用价值,在语言规划的实践领域可发挥较强的指导作用。本文认为,可借鉴语言生态学的理论视角审视我国的本土语言现象,开发国家跨境语言资源,解决语言生活中的新问题,指导国家当前的语言规划,以应对全球化给少数民族语言带来的语言生态危机,促进多语环境下区域乃至国家语言生活的和谐。有鉴于此,本文基于语言规划理论及语言生态学理论,从语言规划的生态学视角出发,探讨“一带一路”核心区的跨境语言规划,具体围绕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展开。（1）“一带一路”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具有怎样的现实基础?即核心区跨境语言在境内外分别具有什么样的生态现状,主要包括其社会功能和活力等级。（2）为什么要对“一带一路”核心区跨境语言进行规划?即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的驱动要素有哪些,以及如何从语言生态学的视角对其予以解读。（3）如何对“一带一路”核心区跨境语言进行规划?即以语言规划的生态观为指导,制定核心区跨境语言未来规划实施的方略。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作为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的现实基础,各跨境语言在境内外的生态现状各异,但整体而言我国跨境语言的社会功能和活力等级要低于境外相同的民族语言,且内弱外强的态势均在逐渐深化。首先,从语言的社会功能来看,核心区各跨境语言在我国境内的社会功能差异化较大,因此语言生态位的多寡、等级现状和发展趋向各不相同。在区域范围内,各跨境语言的主要社会功能分别以省区语言、群体语言和家庭语言为主;在领域范围内,各跨境语言在工具性、人文性、经济性等方面所发挥的社会功能程度不一,部分跨境语言的上述主要社会功能呈逐步衰减态势,面临语言生态位丧失的可能。核心区跨境语言中的主体民族语言在中亚各国的社会功能相对较为整齐,因此语言生态位的多寡和等级现状差异不大,但俄语生态位的多寡和等级稳中有变。在区域范围内,各跨境语言的主要社会功能分别以国际语言、国语和官方语言为主;在领域范围内,各主体民族的语言作为国语在工具性、人文性、经济性、安全性等方面的社会功能呈逐步增强态势,而俄语作为非主体民族语言的上述主要社会功能表现各异,且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其次,从语言的活力等级来看,核心区各跨境语言在我国的整体活力处于差异较大的不同等级,半数具有活力,半数活力堪忧;核心区各跨境语言在中亚各主体民族国家的活力等级差异不大,均具有活力,且整体活力优于我国。第二,当前的规划动机、国家的语言意识形态和现行的语言规划目标构成了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的主要驱动要素,从必要性和可行性两方面为未来规划的实施提供了现实理据。首先,跨境语言国际性工具价值的提升及其不安全现象的产生和民族认同功能的凸显构成了当前的主要规划动机,也是规划制定和实施的直接和显性动力因素,与我国同中亚各国之间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等语言生态环境因素紧密关联。其次,我国国家层面的语言意识形态以语言资源理念、语言文化软实力论、语言经济意识和语言服务导向为特征,以“语言文化”的表现形式彰显了指导跨境语言规划的语言规划观,其形成受到国内外语言生态环境的影响。最后,我国现行的语言规划目标主要是增强国家语言实力、提高国民语言能力、构建和谐语言生活、服务社会发展全局和国家战略大局,对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具有明显的多变量特征,且充分体现了我国语言规划基于语言而不囿于语言的内涵和导向。第三,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的实施方略主要包括规划生态价值取向的确立、规划目标体系的构建和规划实施内容的制定。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的生态价值取向和目标体系分别是规划内容实施将要遵循的主线和方向性指引。首先,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生态价值取向的实质是构建具有多样性、包容性、和谐性和可持续性的语言命运共同体,通过增强各跨境语言区域和领域范围内的社会功能,在促进语言使用的过程中实现其多维度社会功能的扩展、融合和统一,以提升语言生态位的等级现状和稳固性。其次,基于语言生态观的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目标体系具有层次性、关联性和综合性特征:与语言文化相关的规划目标侧重我国国内语言资源、语言生态和国家语言能力的建设;社会生态环境因素驱动的规划目标侧重国家对外的战略计划和全球利益的实现,但最终指向中华民族在全球生态环境下的可持续发展。最后,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实施的主要内容分为跨境语言地位规划、跨境语言本体规划、跨境语言教育规划和跨境语言服务规划四部分,分别从核心区跨境语言的社会地位、本体结构、学习教育和社会需求等层面保护跨境语言的多样性,使多样化的跨境语言在语言生活中得以保持、提升,并有效发挥其社会功能。本研究的贡献和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本文从语言生态学和语言规划的交叉理论视角对核心区跨境语言的生态趋向、资源价值、社会功能等我国本土语言问题进行探讨,跳出了语言规划就是规划语言的传统思维,为语言规划的研究开启了新的视野。第二,本文以语言规划的生态观为指导,通过对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实施内容的阐述,提出“语言服务规划”这种新的语言规划类型,有助于推动和丰富我国语言规划理论的本土化研究。第三,本文从语言使用的区域范围和领域范围两个维度提出了语言规划领域中语言社会功能的再划分方式,通过对核心区跨境语言社会功能的阐释,提出跨境语言所具有的工具性、人文性、经济性、安全性等四方面的社会功能可在语言规划领域实现有机融合的观点,为论证语言工具性功能和非工具性功能的和谐统一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王涤非[5]（2018）在《突厥语族中级汉语学习者语调习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类语言普遍存在语调,但非声调语言与声调语言的语调模式存在差异——声调语言除了语调外,还存在通过高低起伏作为音位的声调——语调与声调的共存,使声调语言的语调表现形式有自己特殊的规律,汉语便是如此。在华留学生中,存在大量的母语为非声调语言的汉语普通话习得者。随着“汉语热”的持续,留学生对于汉语能力的要求日趋加深。他们在经过初级阶段学习后,对声调语言这种语调特殊结构的掌握情况如何呢?会否忽略声调与语调中的某一方,使得原本共存的二者失去平衡?突厥语族是阿尔泰语系三大语族之一,广泛分布于西亚、中亚和北亚地区。其语族内各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等均存在相似性,且大部分可以互通,整体具有统一性。历史上突厥民族与中华民族长期接触,且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展开后越来越多沿线国家学生来华学习,以该类非声调语言作为研究对象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及现实上的实用性。本文意在通过采集突厥语族母语汉语学习者在中级阶段的录音,考察其语调、窄焦点重音调的发音状态,并考察其声调受语调的干扰情况。文章选取6名暨南大学华文学院突厥语族中级水平汉语习得者为实验组、2名普通话一级乙等水平的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研究生为标准组,筛选HSK大纲五级词汇、句子,编制字表、词表、陈述句表、疑问句表、双子句疑问句表、重音句表。通过采集实验组、标准组语音,用Praat软件提取pitch值,对比实验组与标准组发现,学习者基本可准确发出单字读音,而随着复杂性的增加及句子中语调的进入,其读音准确度迅速下降。本文认为有两个原因造成这一结果:第一,声调的训练不足;第二,语调的训练缺失。为进一步查明原因,本文分别对两位实验组受试者及一位汉语教师进行录音采访。采访结果不仅验证了以上结论,还使我们还进一步发现目前的华裔、亚裔、欧美裔分班教学法存在科学性、针对性不强的问题。文章的最后,本文提出在中级阶段引入“边界调”研究的相关成果,进行调域、调型的专门训练及“语调重音”的教学建议,并提出“语别化”分班的教学改革。
王晓斌[6]（2017）在《欧洲比较语言学史探索：17-18世纪》文中指出本研究是自选项目“重建西方近代语言学史”的子课题之一。历史比较语言学是欧洲学界素来引以为的自豪,然而对其学术史缺乏全面而系统的梳理。对18世纪末以前的沿革,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筚路蓝缕,做过一些开拓性研究。至于中国学界转述的,仍是此前西方学者的“局限式研究”,对一些新成果迟迟未能吸收。学术史研究需要大量文献,在纸质文本时代难免存在若干盲点和误区,甚至扭曲学术史。就印欧语系的发现和比较方法论的创立而言,囿于当时知识,先后受“德国民族主义”“英美民族主义”的驱动,误解尤为严重。坎农（1958,1990）、霍凯特（1964）、罗宾斯（1967,1987）等尚未认识到,只有查阅了威廉·琼斯（1786）之前语言比较的主要论着,在对其形成和发展过程大体了解的基础上,才能给琼斯演讲中的“相似-同源讲辞”以合适的定位。本专题首先对以往史家的比较语言学史论述加以梳理和剖析。其次,基于文献钩稽和参考已有成果,钩稽琼斯之前（18世纪末）语言历史比较的总体面貌,重点阐述以伯克斯洪为代表的荷兰学派所创立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过程及其价值。然后,基于琼斯演讲（1784-1794）中的相关内容,揭示称其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奠基人”不符合史实。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是:1.最早创立印欧语系假说（斯基泰假说,包括梵语）和比较方法论的是荷兰伯克斯洪（1647,1654）;最早提出日耳曼音变定律的是荷兰凯特（1723）;最早实地调研阿尔泰语、芬兰-乌戈尔语的是荷兰威特森（1692）、瑞典斯塔伦贝尔（1730）以及匈牙利沙伊诺维奇（1770）;最早提出闪米特语族雏形的是德国莱布尼茨（1710）,最早提出其谱系树模式的是荷兰斯库尔腾（1706-1738）。最早推测马达加斯加、东印度群岛和科科斯群岛诸语同源的是荷兰雷兰德（1708）。开启非洲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的是法国普罗亚特（1776）;开启南美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是意大利杰里伊（1782）;开启北美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是美国爱德华兹（1787）。2.《三周年演讲》（1786）是一位东方学家关于亚洲人种和民族的演讲,语言只是其研究工具之一。其中第10节（5句话）提及“相似-同源”（其他演讲中也有语言关系的论述）,琼斯既未标榜此为首创,也未做过历史比较的任何实践,其讲辞依托的是此前的语言比较和梵文研究成果。通过文献核查可见:凡琼斯周年演讲（11次）中大体说对了的（如印欧语、芬兰-乌戈尔语等）,都是前人已经提出的;凡琼斯周年演讲中大体说错了的（如藏语和汉语关系等）,都是他臆想的,即前人尚未进一步研究的。由此考定:（1）不管对错与否,琼斯的这些说法一定参考了前人论着,尽管未列参考文献;（2）琼斯对语言比较并无具体实践,只是基于所见资料加上一些主观化理解,包括误解、曲解;（3）琼斯在语言比较理论方法上无任何原创性建树。3.采取鸟瞰式俯视,语言历史比较萌芽于威尔士（坎布伦西斯1194）、西班牙（罗德里库斯1243）、意大利（但丁 1305）和荷兰（阿格里科拉1479）,经过早期探索,进入第二阶段词语和谐说（杰勒纽斯1537）。再进入第三阶段成熟期（本体论、方法论和音变定律）,形成了语言历史比较的荷兰学派,尤其是伯克斯洪（1647,1654）创立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凯特（1723）发现了日耳曼历史音变定律。第四阶段即19世纪的德国学派,只是在研究规模上的拓展化和过程上的精细化,在理论方法上没有重大的原创性建树。4.语言历史比较的崛起,主要在于日耳曼（凯尔特）等民族意识的觉醒及寻根意识。在发现塔西陀（55-120）和帕特尔库鲁斯（约前19-后31）的论着后,当他们第一次读到其伟大领袖阿尔米纽斯（前18-后21）的事迹时,对自己的祖先越发敬重,更加热爱其本族语。他们要知道其祖先来自哪里,于是根据语言证据,参照历史和考古,推定其祖先来自黑海的斯基泰故乡。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方法的成熟,并非像通常臆想的那样,基于大航海时代的语言大发现,更非18世纪后期多种词汇集的编撰或梵语的发现,而是源于欧洲学术发展的内在趋势,即文艺复兴前后的人文主义兴起,对古老欧洲民族文化（日耳曼/凯尔特）的重现发现。5.由于琼斯将语言关系置于《圣经》框架内,而符合当时一些学者的信念（先入为主）,19世纪中期的三位英国学者（缪勒1851;匿名1866;法勒1869）为反对德国学者垄断历史比较而鼓吹琼斯的成就（三人成虎）,再加上德国语言学史家（本费1869）的自吹自擂与对荷兰学者的诋毁（光环效应）,以至于20世纪的一些学者将“历史比较语言学奠基人琼斯”奉为定论,并且反复夸大（从众效应）,从而掩盖了荷兰学派的巨大成就,扭曲了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进程（定势效应）。然而,学术史就是学术史!凡模糊不清的务必彻底澄清,凡是非颠倒的务必正本清源。关键在于,研究学术史要克服主观信念（盲从陈说,排斥新论）,坚持基于客观史实（依据新发现资料修正陈说）。本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首次全面系统梳理了 18世纪末之前的欧洲比较语言学学术史,揭示了其形成、发展和成熟过程,重点阐述了荷兰学派（伯克斯洪）,为重建西方近代语言学史打下了基础。本研究的应用价值在于,可以推进语言学史、语言学理论方法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贾洪伟[7]（2016）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战略性思考——兼评王远新《突厥语族语言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继《中国突厥语言研究史》（1994,土耳其文版）和《突厥历史语言学研究》（1995）之后,王远新教授于2015年推出以突厥语族特别是以哈萨克语、土耳其语为主题的研究文集《突厥语族语言研究》。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审视该书的内容和特色,并思考"一带一路"战略中的语言功能,我们在实施语言互通战略时,有必要在培养小语种人才的同时,加强边疆跨境民族语言研究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进一步推动我国跨境民族与周边国家共用互通语言或方言的本体、功能及应用研究。
曹波[8]（2016）在《北方人口较少民族青少年母语保持现状研究 ——以撒拉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在当下社会现代化、信息一体化、知识经济化的发展状态下,语言濒危已经成为世界性问题,我国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国内拥有众多的民族语言,这是我国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民族的灵魂,一旦丢失,很多宝贵的民族文化和精神财富也将随之消失。因此,我们需要加强语言的保持和保护工作。随着我国的发展,尤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开展。民族地区成为发展的重点,许多民族地区一改过去边穷差的局面,走向社会发展的新格局。但少数民族地区的开放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首当其冲的是民族语言。由于地区开放,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日趋频繁,语言接触也成为普遍现象,而语言接触必然会导致语言竞争。这时,占有信息资源量少的语言就会处于劣势,甚至会失去民族语言的自立局面。尤其是我国境内的人口较少民族,他们由于人口数量少、缺少文字等原因,导致使用他们母语的人数少、语言使用和传播的范围有限等。这就使得不少人口较少民族出现了语言兼用和语言转用现象,从目前看,人口较少民族转用的主要语言是汉语。尽管我国人口较少民族自愿转用汉语,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种现象背后的问题。长期的语言转用必然导致民族语言的传承难以为继,进而出现民族意识淡薄、民族文化丢失等现象。有时,甚至会引起一定的社会问题,这对民族之间的和谐和国家的稳定发展具有不利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做好民族母语保持和保护的工作。基于这样的背景,笔者致力于人口较少民族的母语保持研究,并以人口较少民族青少年母语保持现状为突破点,进行写作。本文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其中绪论、第一章和第二章属于第一部分。绪论和第一章主要介绍了母语保持的研究现状、母语保持调查实施的过程及所调查民族母语保持的背景情况,第二章主要介绍了撒拉族、鄂温克族和达斡尔族三个民族（以下简称“三个民族”）的整体语言使用状况;第二部分包括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主要从个人、家庭到社区这三个层面来分析人口较少民族青少年的母语保持现状;第三部分由第六章和第七章组成,主要考察了人口较少民族的成因、发展趋势及母语保持的对策。具体如下:绪论首先交代了论文的选题缘起和选题意义;其次,详细分析了母语保持的相关研究现状;再次,论述了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最后,对论文的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进行了阐释。第一章先是介绍了选择调查对象和调查区域的情况、调查的过程以及调查样本情况,接着分别对三个民族具体的调查背景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主要包括三个民族的简介、三个民族总体的语言情况、三个民族调查区域的基本情况以及三个民族具体调查点的情况。第二章主要对撒拉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这三个人口较少民族的语言使用现状进行描写和比较。语言使用现状主要包括母语使用现状、语言兼用现状和语言转用现状这三个方面。人口较少民族的语言使用现状作为母语保持的背景,反映着人口较少民族青少年的母语保持状况。第三章是人口较少民族青少年个体母语保持现状。这一章是从个体层面来分析青少年的母语保持现状。个体层面是考察母语保持的基础,本章主要从青少年的母语习得状况、母语使用能力、母语保持态度三个方面来分析三个民族青少年的母语保持现状,最后对三个民族青少年的母语保持现状进行了对比归纳:化隆县撒拉族属于母语保持良好型、鄂温克旗鄂温克族属于母语保持一般型、梅里斯区达斡尔族属于母语保持弱化型。第四章是人口较少民族青少年家庭网络母语保持现状。这一章是从家庭层面来分析青少年的母语保持现状。家庭是母语保持的坚实堡垒,本章主要从家庭网络中的人口数量、民族构成以及家庭网络中成员的文化程度这三个方面对母语保持的影响来分析人口较少民族青少年家庭网络的母语保持现状。第五章是人口较少民族青少年社区网络母语保持现状。这一章是从社区层面来分析青少年的母语保持现状。社区层面反映少数民族社区的母语保持状况。社区是母语保持的“外城”,社区场域中母语保持的好坏进而影响着家庭场域中的母语保持。本章首先从社区中不同场合的母语使用来分析母语保持的现状。其次,从同质社区和异质社区两个方面入手分析这两种不同的社区网络中的语言使用对母语保持现状的影响。最后,简要探讨了社区网络中的民族分布和族际关系对母语保持的影响。第六章主要分析人口较少民族青少年母语保持的形成原因。主要探讨社会环境、社会要素以及主体意识等对人口较少民族青少年母语保持现状的影响。其中,社会环境包括语言环境、居住环境以及发展环境等。这些客观因素是人口较少民族青少年母语保持现状成因之一。其次,生产方式、宗教和教育等民族社会因素对人口较少民族青少年母语保持现状的形成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另外,青少年是母语保持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民族意识、语言情感、语言文字观念、家庭婚姻观念等对母语保持现状的影响也十分深刻。第七章主要分析人口较少民族青少年母语保持发展的趋势并提出相应对策。文章在已有现状研究的基础之上,首先分析人口较少民族青少年母语保持的发展趋势。从文章分析来看,人口较少民族母语保持的共同发展趋势表现为:汉语教育普及导致母语保持功能衰弱、母语教育缺失造成母语传承链条断裂、双语教育滞后延缓母语保持进程、青少年母语保持心理与行为出现落差等几个方面。其次,根据人口较少民族青少年母语保持的现状提出母语保持的相应对策。母语保持工作需要从民族个体、民族家庭、民族社区多个层面入手,需要民族、政府、社会等力量的多方参与才能持续下去。文章提出了:一、引导和激励策略,即加大政策倾斜和政府鼓励,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推动民族力量加入母语保持;加强社会关注力度,形成母语保持社会导向;加大人口较少民族传播媒体的占有率。二、监测、开发和保护策略。即人口较少民族语言资源监测、人口较少民族语言资源开发、人口较少民族语言资源保护。三、提升和发展策略。即以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传承带动母语保持、用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发展反哺母语保持、借人口较少民族教育发展促进母语保持。
王聪[9]（2016）在《汉语人称代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汉语人称代词为研究对象,以三个平面（句法、语义和语用）为基础,采用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别从数范畴、功能表现、历时演变和类型学等几个角度展开研究。共计七章,具体如下:第一章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内容、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研究意义以及语料来源。第二章汉语人称代词概况。首先,对相关概念进行了解读,如:人称（person）、人称范畴（personal category）、人称代词（personal pronoun）和人称标记（personal maker）等。其次,对以往学界所做的关于人称代词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并指出现有相关研究中的不足表现,并以此为切入点,展开本文的相关研究。第三章汉语人称代词的“数”考察。在汉语人称代词“数”分类的基础上,对其表现形式进行了描写,并分别从历时演变和共时分布两个角度加以考察,同时对“人称代词+们”所构成的合音字“俺”、“您”和“咱（喒、昝）”进行了历时和共时两方面的描写和分析,认为导致这一合音的直接动力是汉语人称代词系统内部竞争的结果。就汉语人称代词的合音现象来说,造成其合音的关键因素是“们”的存在。文章用“斜坡”理论来解释“人称代词+们”这一结构的合音演变过程,并认为:合音是作为分析型语言的汉语语法词或附着词的后续阶段的虚化模式,这不同于具有形态变化语言的屈折形态。于人称代词而言,其复数表达是以“后加形式”为主,形成“人称-数词干+数词缀”型（person-number stem with a plural affix）。第四章汉语人称代词的功能浮现考察。本章主要以动态浮现语法（emergent grammar）为理论基础对汉语人称代词的功能进行了探讨。人称代词的基本功能是指称和替代,而在此基础上会“浮现”出很多功能,即“转指”、“虚化”以及“标记”。文中对汉语人称代词中的第一人称代词、第二人称代词和第三人称代词分别进行了考察,得出三者之间的不同功能虚化程度的高低。其次,对汉语人称代词功能浮现的原因加以阐释。最后,对汉语人称代词功能的未来浮现趋势进行了预测,即“叹词化”。本章重点讨论的是由“人称代词+动词”所构成的话语标记的叹词化问题,以“X看（X）”为例。第五章汉语人称代词的语法化不平衡性考察。本章主要从历时角度出发,运用语法化等相关知识对汉语人称代词的演变发展进行描写并加以解释。同时,运用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对汉语人称代词的语法化演变轨迹进行考察。在建立古今汉语人称代词系统之上,对汉语人称代词的来源进行探寻,并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入手,在世界语言范围内寻找出汉语人称代词的共性和特殊性,且加以说明。本章立足于汉语实际,认为汉语人称代词的来源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第一人称代词和第二人称代词来源于名词,包括关系名词和通指名词;二是,第三人称代词来源于指示代词。同时,认为句法语境是影响指示代词到人称代词演变的根本原因,而指示代词和人称代词来源上的密切关系在多种语言中均有所映证。其次,对汉语人称代词系统内部的不平衡性表现进行描写和解释。最后,以“尊称”为专题研究,对其类型学意义进行分析。总的来说,本章立足于汉语人称代词所表现出的语法化演变路径的本身,同时也融入世界语言人称代词的语例,从类型学的角度更为清晰地描绘出汉语人称代词的整体脉络。从古至今,虽然汉语人称代词系统内部成员由繁入简,同时其虚化也是在不断地进行。也就是说,汉语人称代词的虚化实质上是语法不断演变的动态过程。第六章汉语人称代词的语言接触及类型学考察——以包括式和排除式为例。该章重点强调的是个案分析,即以汉语中的包括式（如:“咱们”）和排除式（如:“我们”）为例,讨论了汉语人称代词的语言接触角度和类型学方面的相关问题。文章对中境内的“包/除”分布进行了考察,即分别对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中的“包/除”情况加以分析,同时也对二者在世界语言中的分布进行了描述。从中得出中国境内“包/除”的六大类型,并对每一类型的分布做了统计分析。进而得出二者在中国境内的情况,并分别从语言地理类型学角度、语言接触角度以及历史角度对此分布情况进行深入地探索。同时,也对中国境内“包/除”对立的原因做了解释。总的来说,中国是一个多语国家,其语言结构异常复杂,而“包/除”对立的存在一方面反映中国历史上的语言底层问题,同时从语言类型学角度也再次证明了中国境内语言从南向北的地理推移正是古汉语到现代汉语历史发展的结构复制品。第七章结语。该部分得出本文的具体结论,如下:（1）将复数标记“们”与人称代词结合时的合音表现分为四类,得出造成这一现象的关键因素是“们”的存在,并从“斜坡”（cline）角度来解释“人称代词+们”这一结构的演变过程;（2）对汉语人称代词的转指、虚指、标记三大功能表现进行描写,得出造成其不同功能表现的直接原因是人称代词的主客观意识体现,同时以“X看（X）”结构为例,证明出人称代词的叹词化功能趋势;（3）从类型学视角出发,得出汉语人称代词的两个来源,即名词和指示代词,并证明句法语境是影响指示代词到人称代词演变的根本原因;（4）在中国境内,汉语“包/除”模式的分布以徽语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在这两部分中,二者的表现形式各异,导致其语法化和词汇化程度均有所不同,即“北高南低”。且“包/除”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汉语为了完成表达的需要而进行的自身内部结构调整,对上古汉语继承的同时辅以北方阿尔泰诸语言的影响。总的来说,古今汉语中的人称代词是呈现出从繁到简的趋势,而这一趋势也正体现出汉语的“融合趋简”的发展方向。
余东涛[10]（2015）在《论现代汉语时间词与方位词的组合及其功能——兼谈语言时空关系》文中提出对现代汉语时间词与8个"前、后"组以及7个"里"组方位词组合的细致研究表明,时间词与方位词组合表一定时间范围,而这一时间范围既与构件中的时间词表达的时间概念密切联系,又与方位词原本表示的空间范围密切关联,方位词的参与丰富了现代汉语时间概念的表达。从句法角度来看,时间词与方位词组合能够在句中充当状语、主语、宾语、定语等多种句法成分;从语义角度来看,时间词与方位词组合与该组合中的时间词的语义功能相同,组合中的方位词能起到在时轴上加强定位或重新定位的作用。现代汉语时间词和方位词组合反映了语言中时间与空间的关联性以及人类对时空的认知。
二、时空观念的语言学探索——以突厥语族语言为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时空观念的语言学探索——以突厥语族语言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对西亚北非地区出口贸易与直接投资研究 ——非正式制度距离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正式)制度距离对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研究现状 |
| 1.2.2 非正式制度距离对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研究现状 |
| 1.2.3 中国与西亚北非国家经贸合作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对象 |
| 1.4.1 名词概念解释与概念界定 |
| 1.4.2 西亚北非地区的重要性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思路与章节安排 |
| 1.7 研究创新 |
| 1.8 本章小结 |
| 第2章 非正式制度距离指标体系构建的理论与跨学科背景 |
| 2.1 制度理论简述 |
| 2.1.1 制度的定义与内涵 |
| 2.1.2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辩证关系 |
| 2.2 (正式)制度距离的提出及其维度的厘定 |
| 2.3 非正式制度距离的维度及指标比较 |
| 2.4 非正式制度的文化属性和制度属性论述 |
| 2.5 基于“语言”、“价值观”因素的非正式制度距离的理论背景与跨学科属性 |
| 2.5.1 理论背景 |
| 2.5.2 跨学科取向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与西亚北非国家非正式制度距离测度 |
| 3.1 中国与西亚北非国家语言距离测度 |
| 3.1.1 西亚北非国家语言使用概况 |
| 3.1.2 西亚北非国家语言的重要性:国家关键语言视角 |
| 3.1.3 语言距离测度方法比较 |
| 3.1.4 数据库介绍(WALS描述) |
| 3.1.5 语言距离测算及结果描述 |
| 3.1.6 语言差异的描述与分析 |
| 3.2 中国与西亚北非国家价值观距离测度 |
| 3.2.1 西亚北非国家文化概况 |
| 3.2.2 文化距离测度方法比较 |
| 3.2.3 数据库介绍(WVS描述) |
| 3.2.4 价值观距离测算及结果描述 |
| 3.2.5 价值观差异的描述与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非正式制度距离对中国向西亚北非地区出口贸易影响实证检验 |
| 4.1 中国对西亚北非地区出口贸易发展概述 |
| 4.1.1 中国对西亚北非地区出口贸易发展现状 |
| 4.1.2 西亚北非地区出口贸易环境分析 |
| 4.2 非正式制度距离对出口贸易影响的理论分析 |
| 4.3 模型构建、变量与数据说明 |
| 4.4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相关系数矩阵与VIF检验 |
| 4.5 回归结果分析 |
| 4.6 稳健性检验 |
| 4.7 潜力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非正式制度距离对中国向西亚北非地区直接投资影响实证检验 |
| 5.1 中国对西亚北非地区直接投资发展概述 |
| 5.1.1 中国对西亚北非地区直接投资发展现状 |
| 5.1.2 西亚北非地区直接投资环境分析 |
| 5.2 非正式制度距离对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理论分析 |
| 5.3 模型构建、变量与数据说明 |
| 5.4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相关系数矩阵与VIF检验 |
| 5.5 回归结果分析 |
| 5.6 稳健性检验 |
| 5.7 潜力分析 |
| 5.8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非正式制度距离实证研究拓展 |
| 6.1 制度距离指标简述 |
| 6.2 正式制度距离的测度方法 |
| 6.3 制度距离框架下非正式制度距离对中国向西亚北非地区出口贸易影响分析 |
| 6.3.1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
| 6.3.2 相关系数矩阵与VIF检验 |
| 6.3.3 回归结果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
| 6.4 制度距离框架下非正式制度距离对中国向西亚北非地区直接投资影响分析 |
| 6.4.1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
| 6.4.2 相关系数矩阵与VIF检验 |
| 6.4.3 回归结果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7.1 研究工作与结论回顾 |
| 7.2 研究贡献与研究启示 |
| 7.2.1 研究贡献 |
| 7.2.2 研究启示 |
| 7.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 7.4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2）中华民族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中华民族伏羲女娲神话选题的依据 |
| 二、伏羲女娲神话专题数据研究的可行性 |
| 三、伏羲女娲神话专题研究及数据研究的状况 |
| 四、本文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基本问题 |
| 第一节 信息背景下的人文数据建设与研究 |
| 一、从人类早期记忆到数据研究发展历程回顾 |
| 二、人文数据研究的必要性与现实意义 |
| 三、选择伏羲女娲神话作为数据研究的设想 |
| 第二节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界定 |
| 一、神话的界定与特征 |
| 二、伏羲女娲神话的界定与基本内容 |
| 三、伏羲女娲神话专题数据研究的客观基础 |
| 第三节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特征 |
| 一、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丰富性 |
| 二、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客观性 |
| 三、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主观性 |
| 四、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独立性 |
| 第二章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选择与生成 |
| 第一节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选择的基本问题 |
| 一、神话文本数据选择的目的 |
| 二、伏羲女娲神话资料选择的原则 |
| 三、伏羲女娲神话文本数据选择的方法 |
| 第二节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来源的几种类型 |
| 一、以叙事主体为神话分类的数据选择 |
| 二、以不同载体为神话分类的数据选择 |
| 三、以语言类型为参照的数据选择 |
| 第三节 伏羲女娲神话文本数据的生成 |
| 一、神话文本数据提取与呈现的理论依据与标准 |
| 二、神话文本数据的基本构成与分解 |
| 三、神话文本数据的清洗与增值 |
| 第三章 伏羲女娲神话文本的数据结构 |
| 第一节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结构的理论与定位 |
| 一、关于叙事结构的相关理论探讨 |
| 二、伏羲女娲神话结构分析中的几种常见定位 |
| 第二节 母题视角下的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结构 |
| 一、伏羲女娲神话母题的界定、特征与类型 |
| 二、伏羲女娲神话母题体系的基本结构 |
| 三、伏羲女娲神话母题结构的层级与描述 |
| 四、伏羲女娲神话母题结构体系的特点 |
| 第三节 民族与地理视角下的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结构 |
| 一、民族与地理概念在伏羲女娲神话结构分析中的意义 |
| 二、伏羲女娲神话的地理分布与地理结构设置 |
| 三、以中原地区为例考察伏羲女娲神话的地理分布 |
| 第四章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关联性 |
| 第一节 伏羲女娲神话的几种基本关联模式 |
| 一、国内外关于人文学科知识关联的研究与实践 |
| 二、伏羲女娲神话文本的时间关联 |
| 三、伏羲女娲神话文本的空间关联 |
| 四、伏羲女娲神话文本与研究成果的关联 |
| 第二节 伏羲女娲神话在民族间的关联 |
| 一、伏羲女娲神话形象在各民族的传播符合史实 |
| 二、伏羲女娲神话关联中的民族认同 |
| 三、伏羲女娲神话民族间关联的案例分析 |
| 第三节 伏羲女娲神话的母题关联 |
| 一、伏羲女娲神话母题关联性质的确定 |
| 二、伏羲女娲神话母题的类型与层级 |
| 三、以壮族伏羲女娲神话为例看母题关联的实现 |
| 第五章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应用 |
| 第一节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应用价值 |
| 一、专题数据建设与研究的应用价值 |
| 二、专题数据知识图谱的应用与前景 |
| 三、伏羲女娲神话数据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研究中的运用 |
| 第二节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助力神话学学科发展 |
| 一、通过数据分析服务中国神话学学科发展 |
| 二、通过神话数据分析中国神话的创作与叙事特征 |
| 三、通过神话数据分析中国神话的传承现状及规律 |
| 四、伏羲女娲神话数据在学科发展中的其他应用 |
| 第三节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创造性转化 |
| 一、通过神话数据研究探讨神话转化的多样性 |
| 二、伏羲女娲神话数据在新媒体中的开发与应用 |
| 三、伏羲女娲神话数据在文化旅游产业中的案例分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3）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特征与演进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周边外交研究综述 |
| 二、土耳其周边研究综述 |
| (一)国内土耳其周边外交研究 |
| (二)国外土耳其周边外交研究 |
| 第二章 周边外交理论及其研究框架 |
| 第一节 “周边”与周边外交 |
| 一、“周边”概念的解析与界定 |
| 二、“周边外交”的概念及其重要性 |
| 第二节 周边及周边外交的基本属性 |
| 一、时间属性：对周边外交的历史主义考量 |
| (一)“周边区域”的历史形成 |
| (二)“周边意识”的历史形成 |
| 二、地缘属性：对周边外交的结构主义考量 |
| (一)“地缘政治学”的整体主义转向 |
| (二)周边系统的结构主义分析 |
| 第三节 周边外交的研究路径 |
| 一、单一范式的研究困境 |
| 二、分析折中主义的启示 |
| 三、跨越范式的周边外交研究 |
| 第三章 土耳其周边外交的历史探源 |
| 第一节 奥斯曼帝国的衰亡 |
| 一、内忧外患与帝国的衰落 |
| (一)帝国治理能力的衰弱 |
| (二)工业革命的冲击 |
| (三)民族主义的兴起 |
| (四)西方列强的介入 |
| 二、“衰而不亡”的帝国“怪象” |
| (一)帝国晚期的改革 |
| (二)大国均势与帝国的残存 |
| 第二节 现代土耳其周边的形成 |
| 一、土耳其周边区域的形成 |
| (一)东南欧周边板块的形成 |
| (二)南高加索及黑海北岸周边板块的形成 |
| (三)西亚、北非周边板块的形成 |
| (四)历史悠久的伊朗板块 |
| 二、土耳其周边形成过程的特点 |
| 第三节 土耳其周边外交思想溯源 |
| 一、历史记忆与“帝国意识” |
| 二、突厥源流 |
| (一)“突厥”与“土耳其”辨析 |
| (二)“突厥主义”的出现 |
| 三、伊斯兰教源流 |
| (一)伊斯兰教信仰与“集体身份”的建构 |
| (二)土耳其人的伊斯兰教信仰 |
| (三)“泛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及影响 |
| 四、地方性源流 |
| (一)本土文明及其影响 |
| (二)地方性源流与“凯末尔史观” |
| 五、西方化源流 |
| 六、“四股源流”与土耳其周边外交思想的关系 |
| 第四章 从建国到冷战时期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 第一节 土耳其现代外交开端及早期周边外交 |
| 一、融入欧洲外交体系 |
| 二、初试现代周边外交的困境 |
| 第二节 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 一、革命时期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 |
| (二)革命时期土耳其的周边外交状况 |
| 二、独立初期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 (一)“凯末尔主义”与土耳其周边外交 |
| (二)土耳其与周边国家关系 |
| 第三节 二战时期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 一、二战时期的国际格局 |
| (一)西方大国的战前状态 |
|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影响 |
| 二、战乱与失序状态下的土耳其周边 |
| (一)法西斯势力在土耳其欧洲邻邦中的扩张 |
| (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及其影响 |
| (三)战争阴云笼罩下的中东地区 |
| 三、土耳其的中立政策及其周边影响 |
| (一)“中立”的意义 |
| (二)土耳其的中立外交 |
| 第四节 冷战时期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 一、冷战格局下的世界与土耳其 |
| (一)土苏关系持续恶化 |
| (二)土美关系不断加强 |
| (三)土耳其多党制政体的确立 |
| 二、冷战初期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 (一)紧张对立的土苏关系 |
| (二)矛盾与合作并存的土阿关系 |
| (三)西方主导下的土耳其—伊朗“友好关系” |
| (四)土希矛盾影响下土耳其的巴尔干周边外交 |
| 三、走向多元化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 (一)土美矛盾初现 |
| (二)走向缓和的土苏关系 |
| (三)塞浦路斯问题与土耳其的西南欧周边外交 |
| (四)伊朗“伊斯兰革命”前后的土伊关系 |
| (五)巴以冲突与土耳其中东周边外交 |
| 第五章 两极格局结束后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 第一节 土耳其周边外交新探索 |
| 一、厄扎尔时期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 (一)“新奥斯曼主义”的提出 |
| (二)重建与突厥语国家关系 |
| (三)加强与环黑海国家的经济联系与合作 |
| (四)“两伊战争”影响下的土耳其中东外交 |
| (五)龃龉不断的土耳其与巴尔干国家关系 |
| (六)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 |
| 二、“失去的十年”中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 (一)奇莱尔时期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 (二)埃尔巴坎时期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 (三)耶尔马兹时期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 (四)埃杰维特时期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 第二节 正发党执政前期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 一、进入新世纪的世界与土耳其 |
| (一)国际背景及大国因素 |
| (二)土耳其国内背景 |
| 二、“零问题”外交政策 |
| (一)“战略纵深主义”外交战略 |
| (二)“零问题”外交政策的内涵 |
| 三、“零问题”外交政策与土耳其周边外交 |
| (一)“零问题”外交政策在中东 |
| (二)“零问题”外交政策在伊朗 |
| (三)“零问题”外交政策在中亚、南高加索及环黑海国家 |
| (四)“零问题”外交政策在巴尔干 |
| 第三节 中东剧变以来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 一、秩序重构背景下的世界与土耳其 |
| 二、“零问题”外交政策的蜕变 |
| 三、中东剧变与土耳其周边外交 |
| (一)从“零问题外交”到“问题外交” |
| (二)“宝贵孤独” |
| (三)“回归正常”的周边外交 |
| 第六章 比较视野下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 第一节 土耳其、伊朗、俄罗斯周边外交特征的历史对比 |
| 一、帝国史与大国心态 |
| (一)伊朗的“帝国记忆”与“大国心态” |
| (二)俄罗斯的“帝国历史”与“大国意识” |
| (三)土、伊、俄三国的帝国历史比较 |
| 二、宗教信仰与“宗教领袖情怀” |
| (一)作为“什叶派领袖”的伊朗 |
| (二)东正教信仰与“弥赛亚意识” |
| (三)土、伊、俄三国的宗教信仰比较 |
| 三、抗争史与独立、灵活的外交传统 |
| (一)“抗争历史”与伊朗的外交传统 |
| (二)俄罗斯的“抗争” |
| (三)土、伊、俄三国的外交传统比较 |
| 第二节 土耳其、伊朗、俄罗斯周边外交特征的结构性对比 |
| 一、“文明结合部”与国家认同构建 |
| (一)“不要东西方”的伊朗 |
| (二)从“左右摇摆”到“东西兼顾”的俄罗斯 |
| (三)土、伊、俄三国的“东西之惑” |
| 二、“战略枢纽”与大国因素 |
| (一)伊朗周边外交中的大国因素及其应对 |
| (二)俄罗斯周边外交中的大国因素及其应对 |
| (三)土、伊、俄周边外交中大国因素比较 |
| 三、“地缘困境”与周边外交的应对 |
| (一)伊朗的复杂周边及其应对 |
| (二)俄罗斯以“后苏联空间”为核心的“多层次周边” |
| (三)土、伊、俄三国周边系统的比较 |
| 第三节 基于比较分析的几点启示 |
| 一、“帝国遗产”——在一国周边外交中的作用依然巨大 |
| 二、国际、地区和国家——多层次因素决定一国周边外交的当前状态 |
| 三、世界或地区秩序重构对一国周边外交既是机遇,亦是挑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文献 |
| 二、英文文献 |
| 三、主要参考网站 |
| 后记 |
（4）语言生态学视角下“一带一路”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问题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概念界定 |
| 1.5 论文结构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引言 |
| 2.2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规划研究 |
| 2.2.1 语言战略和语言政策研究 |
| 2.2.2 语言资源研究 |
| 2.2.3 语言服务研究 |
| 2.2.4 语言人才培养和教育研究 |
| 2.2.5 语言文化传播研究 |
| 2.2.6 语言能力建设研究 |
| 2.3 跨境语言研究 |
| 2.3.1 跨境语言本体研究 |
| 2.3.2 跨境语言使用研究 |
| 2.3.3 跨境语言价值研究 |
| 2.3.4 跨境语言规划研究 |
| 2.4 小结 第3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
| 3.1 引言 |
| 3.2 语言规划理论 |
| 3.2.1 语言规划的内涵演变 |
| 3.2.2 语言规划的类型划分 |
| 3.2.3 语言规划的驱动过程 |
| 3.3 语言生态学理论 |
| 3.3.1 语言生态研究的溯源 |
| 3.3.2 语言生态隐喻学说 |
| 3.3.3 语言生态系统学说 |
| 3.3.4 语言生态位学说 |
| 3.4 基于语言生态学的语言规划研究 |
| 3.4.1 语言规划的生态观 |
| 3.4.2 语言规划的生态模型 |
| 3.4.3 基于语言生态学的跨境语言规划研究框架 |
| 3.5 小结 第4章 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的现实基础 |
| 4.1 引言 |
| 4.2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境语言景观 |
| 4.2.1 沿线跨境语言概览 |
| 4.2.2 沿线跨境语言的整体特征 |
| 4.2.3 核心区跨境语言的确定及其优势 |
| 4.3 核心区跨境语言的社会功能 |
| 4.3.1 跨境语言的社会功能阐释 |
| 4.3.2 跨境语言在境内的社会功能解析 |
| 4.3.3 跨境语言在境外的社会功能解析 |
| 4.4 核心区跨境语言的活力等级 |
| 4.4.1 语言活力与语言社会功能 |
| 4.4.2 跨境语言在境内的活力等级解析 |
| 4.4.3 跨境语言在境外的活力等级解析 |
| 4.5 小结 第5章 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的驱动要素 |
| 5.1 引言 |
| 5.2 当前的规划动机 |
| 5.2.1 跨境语言国际性工具价值的提升 |
| 5.2.2 跨境语言不安全现象的产生 |
| 5.2.3 跨境语言民族认同功能的凸显 |
| 5.3 国家的语言意识形态 |
| 5.3.1 语言资源理念 |
| 5.3.2 语言文化软实力论 |
| 5.3.3 语言经济意识 |
| 5.3.4 语言服务导向 |
| 5.4 现行的语言规划目标 |
| 5.5 小结 第6章 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的实施方略 |
| 6.1 引言 |
| 6.2 跨境语言规划生态价值取向的确立 |
| 6.2.1 跨境语言规划生态价值取向的特征 |
| 6.2.2 跨境语言规划生态价值取向的内涵 |
| 6.3 跨境语言规划目标体系的构建 |
| 6.3.1 语言生态观指导下的规划目标阐释 |
| 6.3.2 与语言文化相关的规划目标 |
| 6.3.3 社会生态环境因素驱动的规划目标 |
| 6.4 跨境语言规划实施内容的制定 |
| 6.4.1 跨境语言地位规划 |
| 6.4.2 跨境语言本体规划 |
| 6.4.3 跨境语言教育规划 |
| 6.4.4 跨境语言服务规划 |
| 6.5 小结 第7章 结论 |
| 7.1 主要发现与启示 |
| 7.2 不足之处与展望 参考文献 后记 |
（5）突厥语族中级汉语学习者语调习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研究现状及意义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的价值 |
| 1.3 研究的目的 |
| 1.4 研究方法 |
| 2 文献综述 |
| 2.1 自然语言之间的语调共性 |
| 2.2 关于汉语普通话语调的研究 |
| 2.3 关于突厥语族语调的研究 |
| 2.4 相关语音学实验 |
| 3 研究构想和框架 |
| 3.1 研究问题 |
| 3.2 研究假设 |
| 3.3 研究对象 |
| 4 实验设计 |
| 4.1 实验设计思路 |
| 4.2 实验准备 |
| 4.3 实验框架 |
| 5 实验过程 |
| 5.1 单字录音及其分析 |
| 5.2 双字词调录音及其分析 |
| 5.3 陈述句、疑问句录音及其分析 |
| 5.4 双子句陈述句录音及其分析 |
| 5.5 重音句波形图及其分析 |
| 5.6 实验总结 |
| 6 访谈 |
| 6.1 教师访谈 |
| 6.2 学习者访谈 |
| 7 教学启示 |
| 7.1 语调教学研究现状 |
| 7.2 调域与调形的把握 |
| 7.3 边界调的训练 |
| 7.4 重音语调的训练 |
| 7.5 按母语语种分班教学 |
| 7.6 总结 |
| 7.7 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6）欧洲比较语言学史探索：17-18世纪（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主要旨趣 |
| 第二节 研究框架及主要方法 |
| 第一章 国外“局限式”学术史研究的述评 |
| 第一节 汤姆逊(1902)《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 |
| 一、19世纪以前 |
| 二、19世纪 |
| 三、正本清源 |
| 第二节 裴特生(1924)《十九世纪的欧洲语言科学》 |
| 一、引论 |
| 二、印度和伊朗古代文学语言的发现 |
| 三、比较语言学方法论 |
| 四、正本清源 |
| 第三节 邵尔(1938)《语言学说史梗概》 |
| 一、从起源到古典语文学 |
| 二、新语文学理论及其哲学基础 |
| 三、正本清源 |
| 第四节 康德拉绍夫(1979)《语言学说史》 |
| 一、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间的语言学 |
| 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产生 |
| 三、正本清源 |
| 第五节 罗宾斯(1967)《语言学简史》 |
| 一、与历史比较有关的早期研究 |
| 二、现代时期的前夕 |
| 三、19世纪 |
| 四、正本清源 |
| 第六节 艾希霍恩(1807)《现代语言学史》 |
| 一、引论 |
| 二、亚洲语言学史 |
| 三、总评 |
| 第七节 本费(1869)《德国语言学史》 |
| 一、内容梗概 |
| 二、诋毁荷兰学派 |
| 三、把鲁道夫捧为“第一位比较语言学家” |
| 四、鼓吹德意志精神天空中的最灿烂明星 |
| 第二章 18世纪末之前的学术史一片盲区 |
| 第一节 历史比较语言学史关键点对照汇总 |
| 第二节 历史比较语言学史主要盲区列举 |
| 第三章 国外“完整式”学术史探索的述评 |
| 第一节 彭梵得(1953)首论12-18世纪欧洲语言亲属关系的观念 |
| 一、述评 |
| 二、剖析 |
| 第二节 费尔曼(1974)定位的“第一位历史语言学家” |
| 一、述评 |
| 二、剖析 |
| 第三节 梅特卡夫(1953-2013)的专题研究及文集 |
| 一、荷德早期历史语言学家专题研究 |
| 二、从比布连德尔到阿德隆 |
| 三、伯克斯洪以及所谓“前比较” |
| 第四节 迪瓦科斯(1978-2007)论语言学和历史的诉诸 |
| 第五节 穆勒(1984)论基本词汇概念的历史 |
| 第六节 哈尔(2010)论艾利奇曼酝酿的和谐考古学 |
| 一、萨马修斯的推介 |
| 二、友人信件的提及 |
| 三、和谐考古学和波斯语假说 |
| 第七节 坎贝尔(2002-2008)的比较语言学史研究 |
| 一、语言学的历史(2002) |
| 二、为何威廉·琼斯爵士全错(2006) |
| 三、比较语言学的开端(2008) |
| 第八节 新探索的回溯与拓展 |
| 一、三种路径 |
| 二、存在问题 |
| 三、深入开拓 |
| 第四章 以伯克斯洪为代表的荷兰学派 |
| 第一节 荷兰学派的群星璀璨 |
| 一、早期学者的探索（希一拉一日关系说） |
| 二、斯基泰理论的创立（语系起源说） |
| 三、斯基泰传统的延续（音变定律说） |
| 四、18世纪的荷兰学派（斯库尔腾+赫姆斯特赫斯） |
| 第二节 伯克斯洪的生平与学术 |
| 一、争取独立的成功时代 |
| 二、尼泽隆(1751)的词条 |
| 三、维杰尔(1876)的词条 |
| 四、霍夫曼(1998)的研究 |
| 五、丘布拉(2000)的介绍 |
| 六、瓦因堡(2004)的评价 |
| 七、纽乌斯特拉滕(2004)的专着 |
| 八、关于伯克斯洪的几个问题 |
| 第三节 伯克斯洪的呕心沥血 |
| 一、尼哈兰尼亚之谜 |
| 二、语言关系探索的氛围 |
| 三、伯克斯洪的灵感 |
| 四、伯克斯洪的论着 |
| 五、伯克斯洪的双簧 |
| 六、《高卢的起源》梗概 |
| 七、伯克斯洪的独特之处 |
| 第四节 比较语言学史上的里程碑 |
| 一、伯克斯洪首创语系起源理论 |
| 二、伯克斯洪首创历史比较方法论 |
| 第五节 斯基泰理论方法的传播 |
| 一、同期学者毁誉参半 |
| 二、17世纪在德国的传播 |
| 三、莱布尼茨的模棱两可 |
| 四、18世纪传教士的发现 |
| 五、18世纪在英国的传播 |
| 第六节 19世纪的比较语法植根于荷兰学派 |
| 一、史勒格耳的方法:仿效伯克斯洪 |
| 二、所谓格里姆定律:当称凯特定律 |
| 三、拉斯克理论方法的直接来源 |
| 四、赫姆斯特赫斯学派的影响 |
| 第五章 结束比较语言学创始人的“琼斯神话” |
| 第一节 着名东方学家威廉·琼斯 |
| 第二节 琼斯十一次演讲述评 |
| 一、第一讲 学会成立演讲 |
| 二、第二讲 具体研究任务 |
| 三、第三讲 关于印度人 |
| 四、第四讲 关于阿拉伯人 |
| 五、第五讲 关于鞑靼人 |
| 六、第六讲 关于波斯人 |
| 七、第七讲 关于中国人 |
| 八、第八讲 关于亚洲的边民、山民和岛民 |
| 九、第九讲 关于民族的起源和家族 |
| 十、第十讲 关于亚洲民事和自然的史志 |
| 十一、第十一讲 关于亚洲人的哲学 |
| 第三节 琼斯相似-同源说讲辞剖析 |
| 一、感想式演讲中的“相似-同源”:5句话141个单词 |
| 二、遗稿中无任何同源对应词例 |
| 三、琼斯讲辞与之类似的两段论述 |
| 第四节 琼斯对斯基泰理论的看法 |
| 一、琼斯给波兰亲王的回信 |
| 二、《三周年演讲》提及的斯基泰 |
| 三、琼斯与“莱顿的朋友” |
| 四、蒙博多对晚辈琼斯的影响 |
| 第五节 “琼斯神话”的形成及其终结 |
| 一、三人成虎:比较语言学的伽利略 |
| 二、先驱:基于琼斯后学术史的评价 |
| 三、拔高:错认的现代语言学之父 |
| 四、清醒:基于琼斯前学术史的评价 |
| 五、定位:琼斯演讲在学术史上的影响 |
| 结论 |
| 附表一 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沿革(1122-1822) 一览表 |
| 附表二 比较语言学史关键点五家(外国学者)对照表 |
| 附表三 比较语言学史关键点六家(中国学者)对照表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文献 |
| 二、中译文献 |
| 三、未刊中译 |
| 四、外文文献 |
（7）“一带一路”战略中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战略性思考——兼评王远新《突厥语族语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突厥语族语言研究》的评价及其相关问题 |
| 三、“一带一路”战略中语言功能的思考 |
（8）北方人口较少民族青少年母语保持现状研究 ——以撒拉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目标及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人口较少民族青少年母语保持现状调查背景 |
| 第一节 调查实施及调查样本情况 |
| 一、调查对象及调查区域 |
| 二、调查过程及调查样本 |
| 第二节 撒拉族母语保持现状调查背景 |
| 一、撒拉族与化隆回族自治县 |
| 二、撒拉族具体调查点 |
| 三、撒拉族语言 |
| 第三节 鄂温克族母语保持现状调查背景 |
| 一、鄂温克族与鄂温克族自治旗 |
| 二、鄂温克族具体调查点 |
| 三、鄂温克族语言 |
| 第四节 达斡尔族母语保持现状调查背景 |
| 一、达斡尔族与梅里斯达斡尔族自治区 |
| 二、达斡尔族具体调查点 |
| 三、达斡尔族语言 |
| 第二章 人口较少民族语言使用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人口较少民族母语使用现状分析 |
| 一、撒拉族母语使用情况 |
| 二、鄂温克族母语使用情况 |
| 三、达斡尔族母语使用情况 |
| 第二节 人口较少民族语言兼用情况分析 |
| 一、撒拉族语言兼用情况 |
| 二、鄂温克族语言兼用情况 |
| 三、达斡尔族语言兼用情况 |
| 第三节 人口较少民族语言转用情况分析 |
| 一、撒拉族语言转用现状 |
| 二、鄂温克族语言转用情况 |
| 三、达斡尔族语言转用情况 |
| 第三章 人口较少民族青少年个体母语保持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人口较少民族青少年母语习得状况 |
| 一、撒拉族青少年母语习得状况 |
| 二、鄂温克族青少年母语习得状况 |
| 三、达斡尔族青少年母语习得状况 |
| 第二节 人口较少民族青少年母语使用能力 |
| 一、撒拉族青少年母语使用能力 |
| 二、鄂温克族青少年母语使用能力 |
| 三、达斡尔族青少年母语使用能力 |
| 第三节 人口较少民族青少年母语保持态度 |
| 一、撒拉族青少年母语保持态度 |
| 二、鄂温克族青少年母语保持态度 |
| 三、达斡尔族青少年母语保持态度 |
| 第四节 青少年个体母语保持现状类型 |
| 一、青少年母语保持现状比较 |
| 二、青少年母语保持现状类型归纳 |
| 第四章 人口较少民族青少年家庭网络母语保持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家庭网络中人口数量与青少年母语保持 |
| 一、家庭网络中人口数量构成比较 |
| 二、家庭网络中人口数量对青少年母语保持的影响 |
| 第二节 家庭网络中民族构式与青少年母语保持 |
| 一、家庭网络中成员的民族构成比较 |
| 二、家庭网络中成员的民族构成对青少年母语保持的影响 |
| 第三节 家庭网络中成员的文化程度与青少年母语保持 |
| 一、家庭网络中成员的文化程度构成比较 |
| 二、家庭网络中成员的文化程度构成对青少年母语保持的影响 |
| 第五章 人口较少民族青少年社区网络母语保持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青少年在社区网络中不同场合的语言使用 |
| 一、撒拉族青少年在社区网络中不同场合的语言使用情况 |
| 二、鄂温克族青少年在社区网络中不同场合的语言使用情况 |
| 三、达斡尔族青少年在社区网络中不同场合的语言使用情况 |
| 四、青少年在社区网络中不同场合的语言使用情况比较 |
| 第二节 同质社区网络与人口较少民族青少年母语保持 |
| 一、同质社区网络中人口较少民族青少年的语言使用 |
| 二、同质社区网络中的语言使用对青少年母语保持的影响 |
| 第三节 异质社区网络与人口较少民族青少年母语保持 |
| 一、异质社区网络中人口较少民族青少年的语言使用 |
| 二、异质社区网络中的语言使用对青少年母语保持的影响 |
| 第四节 社区网络中的民族分布与族际关系 |
| 一、社区网络中的民族分布与母语保持 |
| 二、社区网络中的族际关系与母语保持 |
| 第六章 人口较少民族青少年母语保持现状成因分析 |
| 第一节 社会环境与青少年母语保持现状 |
| 一、语言环境对母语保持的制约 |
| 二、居住环境对母语保持的制约 |
| 三、发展环境对母语保持的制约 |
| 第二节 社会因素与青少年母语保持现状 |
| 一、生产方式对母语保持的影响 |
| 二、宗教对母语保持的影响 |
| 三、教育对母语保持的影响 |
| 第三节 主体意识与青少年母语保持现状 |
| 一、民族意识与民族情感 |
| 二、语言文字观念 |
| 三、婚姻家庭观念 |
| 第七章 人口较少民族青少年母语保持发展趋势及对策 |
| 第一节 人口较少民族青少年母语保持发展趋势 |
| 一、汉语教育普及导致母语保持功能衰弱 |
| 二、母语教育缺失造成母语传承链条断裂 |
| 三、双语教育滞后延缓母语保持进程 |
| 四、青少年母语保持心理与行为出现落差 |
| 第二节 人口较少民族青少年母语保持应对策略 |
| 一、引导和激励策略 |
| 二、监测和保护策略 |
| 三、提升和发展策略 |
| 结语 |
| 附录一: 调查问卷 |
| 撒拉族母语保持情况调查问卷 |
| 鄂温克族语言使用情况调查问卷 |
| 达斡尔族母语保持情况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访谈提纲 |
| 撒拉族母语保持情况调查深度访谈提纲 |
| 鄂温克族母语保持情况调查深度访谈提纲 |
| 达斡尔族母语保持情况调查深度访谈提纲 |
| 附录三: 词汇测试表 |
| 撒拉族母语保持情况调查词汇测试表 |
| 鄂温克族母语保持情况调查词汇测试表 |
| 参考文献 |
| 田野之上，岁月青葱（代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9）汉语人称代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本文的主要内容 |
| 1.3 本文的理论基础 |
| 1.4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研究意义 |
| 1.6 本文的语料来源 |
| 第2章 汉语人称代词概况 |
| 2.1 概念解读 |
| 2.1.1 人称 |
| 2.1.2 人称范畴 |
| 2.1.3 人称代词和称谓词 |
| 2.1.4 人称标记 |
| 2.2 人称代词的研究综述 |
| 2.2.1 三身代词的研究 |
| 2.2.2 非三身代词的研究 |
| 2.3 现有研究中的不足 |
| 第3章 汉语人称代词的“数”考察 |
| 3.1 汉语人称代词“数”的分类及表达形式 |
| 3.1.1 “数”的分类 |
| 3.1.2 “数”的表达形式 |
| 3.1.2.1 变音式 |
| 3.1.2.2 附加式 |
| 3.1.2.3 特殊式 |
| 3.1.3 藏缅语和汉语中“数”表达的异同 |
| 3.1.3.1 藏缅语中人称代词“数”的分类及意义表达 |
| 3.1.3.2 汉语和藏缅语之间的关系 |
| 3.2 汉语人称代词“数”的历时演变分析 |
| 3.2.1 始源期:无复数标记 |
| 3.2.2 过渡期:词汇复数的产生 |
| 3.2.3 形成期:形态复数的产生 |
| 3.3 “们”的功能扩张表现:人称代词的合音现象 |
| 3.3.1 何为“合音”? |
| 3.3.2 汉语人称代词的合音表现 |
| 3.3.2.1 俺 |
| 3.3.2.2 您 |
| 3.3.2.3 其他 |
| 3.3.3 人称代词合音的原因阐释 |
| 3.3.3.1 直接动力:人称代词系统内部的竞争性 |
| 3.3.3.2 外部因素:社会和语言接触的影响 |
| 3.3.4 语法化的终极表现 |
| 3.4 小结 |
| 第4章 汉语人称代词的功能扩张考察 |
| 4.1 概说 |
| 4.2 人称代词功能浮现的表现 |
| 4.2.1 人称代词的转指解析 |
| 4.2.1.1 何为“shifter”? |
| 4.2.1.2 人称代词转指的表现 |
| 4.2.1.3 现代汉语人称代词转指情况分析 |
| 4.2.2 人称代词的虚指解析 |
| 4.2.2.1 第一人称代词的虚指 |
| 4.2.2.2 第二人称代词的虚指 |
| 4.2.2.3 第三人称代词的虚指 |
| 4.2.3 人称代词的标记化解析 |
| 4.2.3.1 判断标准 |
| 4.2.3.2 分类 |
| 4.3 人称代词功能浮现的原因 |
| 4.3.1 直接因素:人称代词的主客观意识体现 |
| 4.3.2 诱发因素:隐喻与语境的因素 |
| 4.3.3 本质因素:交际模式的规约 |
| 4.4 人称代词功能的未来浮现表现——叹词化趋势 |
| 4.4.1 叹词化的界定与判定标准 |
| 4.4.2 “X看(X)”结构分析 |
| 4.4.2.1 “X”的确定 |
| 4.4.2.2 结构义的浮现 |
| 4.4.3 “X看(X)”叹词化的表现 |
| 4.5 小结 |
| 第5章 汉语人称代词的语法化不平衡性考察 |
| 5.1 古今汉语人称代词系统的建立 |
| 5.2 人称代词的来源 |
| 5.2.1 来源之一:名词 |
| 5.2.2 来源之二:指示代词 |
| 5.3 汉语人称代词内部虚化的不平衡性表现 |
| 5.3.1 汉语人称代词内部语法化轨迹描述 |
| 5.3.1.1 汉语第三人称“他(它/佗)”的语法化过程 |
| 5.3.1.2 汉语第二人称“你”的语法化过程 |
| 5.3.1.3 汉语第一人称“我”的语法化过程 |
| 5.3.2 汉语人称代词的语法化路径模式分析 |
| 5.4 汉语人称代词的尊称用法 |
| 5.4.1 汉语人称代词尊称的表达方式 |
| 5.4.1.1 尊称代词 |
| 5.4.1.2 尊称格式:“你/他+其他” |
| 5.4.2 人称代词中礼貌性差别的类型学意义分析 |
| 5.4.2.1 礼貌等级一:无礼貌性用法 |
| 5.4.2.2 礼貌等级二:二分的礼貌性用法 |
| 5.4.2.3 礼貌等级三:多分(≥3)的礼貌性用法(multiple politeness distinctions) |
| 5.4.2.4 礼貌等级四:回避使用代词表达礼貌用法 |
| 5.5 小结 |
| 第6章 汉语人称代词的语言接触及类型学考察——以包括式和排除式为例 |
| 6.1 以往相关研究 |
| 6.2 “包/除”对立的分布情况 |
| 6.2.1 世界语言中的分布概况 |
| 6.2.2 中国境内语言中的分布情况 |
| 6.2.2.1 “包/除”对立在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语言中的分布情况 |
| 6.2.2.2 “包/除”对立在中国境内方言区的分布情况 |
| 6.3 中国境内语言“包/除”对立的分类 |
| 6.4 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包/除”情况分析 |
| 6.4.1 满—通古斯语族 |
| 6.4.2 蒙古语族 |
| 6.4.3 突厥语族 |
| 6.5 中国境内“包/除”对立产生的原因 |
| 6.5.1 内部因素 |
| 6.5.1.1 “咱们”的语法化演变 |
| 6.5.2 外部因素 |
| 6.6 小结 |
| 第7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论现代汉语时间词与方位词的组合及其功能——兼谈语言时空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时间词与方位词组合 |
| 三“时间词+方位词”组合的句法、语义功能分析 |
| 1.“时间词+方位词”组合的句法功能分析 |
| 2.“时间词+方位词”组合的语义功能分析 |
| 四结语 |
四、时空观念的语言学探索——以突厥语族语言为例（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对西亚北非地区出口贸易与直接投资研究 ——非正式制度距离视角[D]. 王晓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2]中华民族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研究[D]. 王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3]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特征与演进逻辑[D]. 苏闻宇.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2)
- [4]语言生态学视角下“一带一路”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研究[D]. 阎莉. 西南大学, 2018(05)
- [5]突厥语族中级汉语学习者语调习得研究[D]. 王涤非. 暨南大学, 2018(01)
- [6]欧洲比较语言学史探索：17-18世纪[D]. 王晓斌.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6)
- [7]“一带一路”战略中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战略性思考——兼评王远新《突厥语族语言研究》[J]. 贾洪伟.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06)
- [8]北方人口较少民族青少年母语保持现状研究 ——以撒拉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为例[D]. 曹波. 中央民族大学, 2016(05)
- [9]汉语人称代词研究[D]. 王聪. 上海师范大学, 2016(06)
- [10]论现代汉语时间词与方位词的组合及其功能——兼谈语言时空关系[J]. 余东涛. 求索, 201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