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长孺考证英藏敦煌文书S.4276 为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曹议金入贡后唐上表时的表文，意在求授旌节。结合相关史料与敦煌文书，可探讨归义军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体现了曹议金的政治诉求；文书中“二州六镇耆老，及通颊退浑十部落”可见归义军政权的基层制度，曹氏归义军初期“二州六镇”格局；通过S.4276中所记载左都押衙安怀恩可窥探归义军武职左都押衙以及粟特人与归义军政权的关系。
关键词：敦煌文书S.4276；归义军政权；安怀恩；左都押衙
“本篇底卷编号为S.4276。惜残存一纸，根据图版所反映的装帧形式来看，很可能为卷轴装。原件首全尾残，仅存十六行，行约十五字，共计一百七十字，书写中有多处涂抹，或当为草稿。”［1］280个别字迹不清，多数保存完整，结合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将文书录文并标点如下：
归义军节度左都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安怀恩，并州县僧俗官吏，兼二州六镇耆老，及通颊退浑十部落，三军蕃汉百姓一万人上表。
高良乡苗族有多少个芦笙调，采访了许多人，答案都不一样。杨家葬礼上组织者杨树彬十分肯定地说有360调，其中葬礼用的有160多调，其余都叫杂调（用于踩花山等活动）。
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保证。高校党建工作评价是高校党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测评和衡量高校党建工作的核心和关键，是对高校党建工作监督和管理的主要工具之一。本项目研究组尝试对党建工作评价工作进行实证研究，引入数据分析，从而客观、高效地测评高校基层党建工作，以期能更好地引导高校基层党建工作的发展。 〔1〕
臣某乙等言：臣闻五凉旧地，昔自汉家之疆，一道黎民，积受唐风之化，地怜（邻）戎虏，倾心向国输忠，境接临蕃，誓报皇恩之德，臣某乙等，至欢至喜，顿首顿首。臣本归义军节度使张某乙，自大中之载，伏静河湟，□逐戎蕃，归于逻娑。伏承圣朝鸿泽，陇右再晏尧年，玄德流晖，姑臧会同舜日，遂乃束身归阙，宠秩统军，不在臣言，事标唐史，尔后子孙相继七十余年，秉节龙沙。［1］280
四旋翼飞行器的对称结构使不引入额外部件抵消扭矩力成为可能，通过控制两个相对电机逆时针旋转并搭配反桨，另外两个相对电机顺时针旋转搭配正桨，来相互抵消空气扭矩力与惯性扭矩力，从而抑制飞行器的陀螺效应。
录文采自《敦煌文研究与校注》，此录文是在吸收刘铭恕《斯坦因劫经录》、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施萍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等校勘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校录。“民”字缺笔避讳。“怜”为邻之讹，刘、施、郑三家均录作“怜”，《敦煌文研究与校注》中录作“邻”。□，原卷残缺，施校、刘校均作“□”，郑校作“肃”，可参。“史”，原文书中“俟”字清晰可见，书法与“唐”字同，但在“俟”字之上又用朱笔书有一“史”字，似为后人所改，依上下文意，作“史”字无误，刘、施、郑三家均录作“史”。
（后缺）
节度押衙知通判五部落副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士中丞上柱国杨神祐［8］34
起居不宣，谨状
一、《归义军管内三军百姓奏请表》所见归义军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初中化学作为整个中学化学教学的起点，向学生传递的是基础的知识与技能，在教学层面上体现出启蒙性和基础性。初中化学是一门相对抽象的课程，其涉及的学科知识比较零散，在课堂上很多知识学生都是第一次接触，因此，学生掌握的知识大多是孤立分散的，要想形成紧密的知识网络结构并不容易[1]。初中化学的学习时间短且内容多，从初三上学期开始到中考前，学生就要掌握化学课本上下两册包含的内容。所以，一套有效的教学方法，对教师和学生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二、《归义军管内三军百姓奏请表》所见归义军政权的基层制度
“在基层行政组织方面，归义军最初因地制宜地同时实行了乡里制与部落制，以统治境内的汉族及少数民族。就敦煌县而言，曹氏初期设置了十一个乡及十个部落，这是继承了张氏时代的制度。”［6］408据陈国灿先生考证［7］39-50，这十一乡为敦煌、莫高、神沙、龙勒、玉关、洪池、洪闰、效谷、平康、慈惠、赤心乡。除了十一乡，针对通颊、退浑（吐谷浑）两个少数民族，曹氏归义军政权也继承了张氏时代的做法，实行部落制。文书中所提到“归义军节度左都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安怀恩并州县僧俗官吏、兼二州六镇耆老及通颊退浑十部落、三军蕃汉百姓一万人上表”。表中叙述张议潮于大中二年（848）收复敦煌，“尔后子孙相继七十余年”，说明曹议金时期对瓜、沙二州境内的通颊、退浑是按照部落制度来进行编制的，共设有十个部落。莫高窟第98窟北壁第五身供养人题记云：
原件首题。标题与正文之间，有三行较长的文字：“归义军节度左都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安怀恩并州县僧俗官吏兼二州六镇耆老及通颊退浑十部落三军蕃汉百姓一万人上表。”署明上表人等，刘铭恕《斯坦因劫经录》定名从其首题。由于原件题名过长，因而英藏定名没有采用原件首题，而另定名为《归义军节度左都押衙安怀恩并管内三军蕃汉百姓一万人奏请表》。施萍婷等《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也另定名为《管内三军百姓奏请表》。陈国灿先生定名为《归义军管内三军百姓奏请表》［2］373，因此本文中也采用《归义军管内三军百姓奏请表》。
宰相阁下，谨宣。［9］34
(3)从单一平台向多平台相结合发展，优势互补，提高容错纠错能力，如将传统的地基激光雷达与星载激光雷达探测手段相结合，建立相关的数据模型，从而扩大探测范围和提高探测精度。
（前缺）
作为一个偏处西陲的地方政权，如何正确处理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始终是一个主宰着归义军政权的政治路线和统治方略的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政权的兴衰，也影响着他统治下的敦煌河西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而入奏进奉乃是最能集中有效地反映地方与中原王朝关系的政治活动。唐长孺先生考证此文书为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曹议金入贡后唐上表时的表文，从该文书的内容来看，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归义军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大中年间，张议潮率众推翻吐蕃夺得政权后的遣使入奏，经学者考出张议潮先后派出了多个使团，以致大中五年时共有三个沙州使团到朝，规格越来越高，收获也越来越大。具体说来，首先到达的是大中二年（848）起义成功后即被派出的高进达使团，为十人左右的一队而非一些学者主张的十队，使者原来的身份仅为部校。因当时河西东部地区尚受吐蕃控制，使者们只能将表文秘藏于梃中，故使团规格非常低，严格说来当是一小队化装密报，其任务只在于向唐廷报告瓜沙已被张议潮收复并请求内附的消息。这批使者历尽千难万险长途跋涉，最终在天德军护送下到朝，奏表可能也是通过天德军上达的，是以传世史书记载的主要是天德军奏报。第二个到朝的则是悟真率领的主要使者为僧人的使团，他们自敦煌出发的时间远远晚于前述高进达使团，但其时河西陇右等地多已收复，故行进速度、使团规格等都高于前者。他们到长安后所作贡献可用“宗教使者，文化外交”来概括，为再后的张议潭使团作了良好铺垫。在三个使团中，张议潭所部到朝最晚，规格最高，收获也最大，直接促成了归义军的建立，并为张议潮请得节度使旌节。此文书表达了张氏归义军与李唐王室的友好关系，以及获得唐朝的节度使旌节这一结果。文书中写道“七十余年，乘节龙沙”，而后唐自称是李唐王朝的延续者，曹氏归义军承袭了张氏归义军政权，所以此文书的目的是曹议金为了求得后唐的节度使旌节。虽然归义军政权属于地方政权相对独立，但是总想谋得与中原王朝微妙的关系，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此时，曹氏归义军刚取代张氏归义军时间不长，为稳定统治，必须获得中原王朝的承认，以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学界认为，曹氏归义军未能与后梁取得正式联系，其朝贡中原王朝的愿望是到后唐才最终实现的，这和后唐的主动召唤和积极帮助大有关系。无论是建朝形势，还是治国气魄，李存勖的后唐政权都与朱梁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最大的差异当属在对待唐朝问题上所表现出的截然相反的政治立场。相对于梁朝作为唐朝的宿敌和灭绝者而言，后唐却是以兴复唐朝为号召，李存勖一再宣称自己是唐室子孙，这在当时固然是一种政治需要，不过他在许多方面确实也表现得非常彻底。建朝之际，李存勖对地方势力的招引不遗余力。李存勖曾派遣使臣四处传布他怀来万国的统治理念，并拟不惜一切代价招致蕃夷来朝。一直想求得中原政权承认的曹氏归义军政权意外地获得了这“泽漏天西”的宝贵时机，自然会积极响应，迅即派遣使团和“般次”，与“回辙”的朝使一同前往中原。曹议金在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五月乙丑，获得正式的节度使册封，这在传世史籍中记载较多，如两《五代史》、《资治通鉴》、《册府元龟》、《宋会要·蕃夷志》等均有载录。曹议金获得了节度使旌节、官诰，被任命为归义军节度使、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管内营田、押蕃落等使及沙州刺史，检校官也从尚书仆射升为司空。曹议金朝贡后唐成功，并被授予节度使，终于搭建起了归义军与五代中原王朝的正式联系，得以名正言顺地统治河西西部。同光四年（926）正月，“沙州节度使曹义金进谢赐旌节、官诰，玉鞍马二、玉团、碉砂、散玉、鞍辔、铰具、安西白㲲、胡锦、雄黄、波斯国红地、松树、眊裼、胡桐、金星举、大鸳沙”［5］2036。曹议金为了表示感谢，向后唐朝廷进贡了大批礼物。
唐长孺先生在《关于归义军的几种资料跋》一文中对此文书已有过考证［3］284，认为此表是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曹议金入贡后唐上表时的表文，意在求授旌节。表的内容叙述了张议潮（称为张某乙）收复河西，“伏静河湟”的历史风貌。表内“唐风”、“大中”、“唐史”都抬头写，显然是上给唐朝的表，但却有这么一句“尔后子孙相继七十余年，秉节龙沙”，从大中二年（848）起算，到天祐四年（907）唐亡，共六十年，与此不符，所以这应是上给后唐的表。后唐皇室虽出自沙陀，却自称中兴，所以抬头格式遵奉李唐之制。从大中二年到后唐庄宗的同光元年（923）是七十六年。瓜沙曹氏年表已引《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同光二年（924）沙州曹议金进贡事，此表可能是随此次入贡所上，同光二年之入贡和此表之由管内三军百姓上奏，都是为了要求旌节。李明伟先生指出：“表中所列叙张议潮（臣某乙）的功绩，仰慕、崇敬之情溢于言表，而这又正是为了说明自己继任的由来和朝廷旌节的必要。其文学意味，较之《张议潮进表》，也显然更优。”［4］460可见其表文当出于曹议金时期的御用文学高手之笔，秉承曹议金私意，以一万人名义上书，求授旌节。
二月一日内从都头知二州八镇管内都渠泊使兼御史大夫翟。
对于吐谷浑与通颊，归义军将之编为十个部落，大约各设五个部落，由部落使与通判五部落副使进行管理。“935年曹议金去世以后，其子曹元德上台，他果断采取措施，废除了部落制，将通颊、退浑部改建为乡，这应当是曹元德为了扩大统治基础，争取他们的政治支持，以及他们自身长期以来的汉化结果。”［6］408曹氏归义军前期，敦煌文献中多写作“二州六镇”，到了后期，无论敦煌文献还是传世史籍，则都称为“二州八镇”。唐宋之际，县镇地位相当，经常“县镇”并称，甚至有的镇使、县令由一人兼领，但曹氏时期州镇连叫，显示出镇在归义军统治体制中的重要作用，直接关系到归义军在“四面六藩围”的严峻形势下的生存状态。《归义军管内三军百姓奏请表》首云“二州六镇”，又莫高窟第108窟甬道北壁西向第四身供养人题记云：“故兄归义军节度使管内二州六镇马步军诸司都官将使、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谯郡曹□□一心供养。”贺世哲推断他为曹议金长兄曹良才［8］，这一比定已为学界普遍接受。这些都表明，“二州六镇”是曹氏前期的自我称呼。及至曹氏中期，又增加两镇，使“六镇”变为“八镇”，从敦煌文献和部分传统史籍可见，从曹氏中期到曹氏后期，归义军一直以“二州八镇”自称。P.2496《某年二月一日内亲从都头知二州八镇管内都渠泊使翟某状》云：
据陈国灿先生考证，归义军在曹议金之后能称“宰相”者唯曹元忠，元忠初掌权为开运三年（946），后晋朝廷仅封他为“沙州留后”，后周显德二年（955），周世宗始命元忠“以节度使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铸印赐之”［10］1531。唐宋制：凡具“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者均为宰相。曹元忠即在次年开始具有宰相称号，故P.2496应是955年以后所写，当然这并不排除改八镇可在此年代之前，至少可以肯定，在曹元忠掌权时，已出现“二州八镇”的记载［11］569。《宋会要辑稿》第一九八册瓜沙二州条载：北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八月曹宗寿遣使入贡于宋，且言：
为叔归义军节度使延禄、瓜州防御使延瑞将见害，臣先知觉，即投瓜州，盖以当道二州八镇军民，自前数有冤屈，备受艰辛，众意请臣统领兵马，不期内外合势，便围军府，延禄等知其力屈，寻自尽。［12］7767
由此可见，直到北宋曹氏统治后期，归义军当道所辖地仍称“二州八镇”。关于“六镇”、“八镇”，因其军事地位重要，向来受到中外学界的关注。冯培红对诸家说法进行过综合评述，认为：张氏归义军后期有新城、紫亭、雍归、悬泉、寿昌、玉门、常乐七镇，西汉金山国征服楼兰后，又增设了石城镇，共有八镇，但石城镇不久就丢失，玉门镇升格为军；到曹氏前期，遂形成为新城、紫亭、雍归、悬泉、寿昌、常乐“六镇”；曹元忠时又设会稽、新乡二镇，遂演变成“八镇”［13］。“归义军时期在地方上设置了数目众多的镇，以加强军事控制与防御外敌，这些镇与豆卢军、墨离军、玉门军等一起，共同构成归义军的军事防务体系。归义军特别加强了镇的建制，分布在缘边地带，防范外敌入侵，以保卫归义军的安全。”［13］245-294
三、《归义军管内三军百姓奏请表》所见归义军武职及粟特人与归义军政权的关系
表中所言安怀恩其武职为左都押衙。都押衙、押衙是唐五代藩镇使府中的重要军将，为节度使的亲信，职位高、职权重，最受节度使倚重。押衙是节度使的亲信，他们出自使府衙内，掌握使府内外实权，构成归义军政权的中坚。荣新江先生利用敦煌文书和莫高窟等处的洞窟题记，总结得出归义军政权中共有四类都押衙：衙内都押衙、衙前都押衙、左马步都押衙和右马步都押衙［14］76-87。冯培红指出，把归义军政权中的衙前都押衙别归一类，以不同于左、右步都押衙，亦属失当，提出都押衙官职分左马步都押衙和右马步都押衙，左马步都押衙简称左都押衙，或径称都押衙、都衙，司理左厢押务，统领押衙若干。右马步都押衙简称右都押衙，或径称都押衙、都衙，统领右厢押衙，位较左职略低［15］97-178。莫高窟第156窟题识在“左马步都押衙等”下方有残存的“右马□□”字样，很可能就是右马步都押衙。题识书写中左职居前，右职次之［16］68。安怀恩武职为左都押衙，即左马步都押衙，兼知他职，此文书即为归义军押衙入使中原王朝的证据。归义军初期，张议潮曾派遣“沙州专使押衙吴安正等二十九人”入使朝廷。S.1156《光启三年（887）沙州进奏院上本使状》记载有为张淮深请授旌节的三个使团，使团首领宋闰盈、高再盛、张文徹三人皆称“专使押衙”。P.4640《归义军衙内破用布纸历》有出使甘州的押衙张西豹、甘州使押衙王保安和于阗使押衙张良真、于阗使押衙梁名名等，与“专使押衙”不同的是，安怀恩为押衙兼使者。如上所论，归义军不仅开展与中原王朝的贡使交往，而且也与周边政权频繁交通，派遣使团，许多使团成员乃至使团首领大多由押衙兼充。安怀恩在S.619《右都虞候安怀恩勘赵奴奴兄弟诤论事判状》中也有出现，任职右都虞候，负责判理民事纠纷。都虞候、虞候为藩镇使府中的重要军将，不但统领军众，对外征战，而且维持治安，职在监察，性质较为复杂。归义军设立都虞候、虞候之职，分为左、右两厢，构成一套完整的虞候官职体系，职在治察军纪，维护管内治安。在归义军政权中，都虞候属都级军将，职位很高，且分左右两厢设置，即左厢马步都虞候与右厢马步都虞候，各统两厢虞候，虞候又分御前虞候与行营虞候，各主内外。御前虞候亦称子弟虞候，为节度使亲信耳目，刺察衙前军纪，兼理地方治安，分左、右两厢，直属于衙内都虞候；行营虞候是行军营中的军职虞候，任务是治理行军纪律，“齐军令之进退”，亦分两厢［15］97-178。由S.619可知，安怀恩曾任右都虞候，统领右厢各虞候，刺察右厢军队纪律，同时判理民事案件，地位较左职略低。
唐五代归义军政权是张氏为主敦煌大姓与安氏为主的粟特人联合推翻吐蕃统治者后建立的区域政权，在这种背景之下，敦煌的粟特人同汉族大姓一样，都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大姓豪宗，以一种变相的大姓豪宗的家族方式在敦煌文书中出现。敦煌文书出现的康家、安家、史家、曹家反映了当时敦煌社会对他们社会地位的认可。他们这种新门阀的大姓政治，主要表现在政权中高级官员的家族控制力加强，以安、康两姓最为突出［17］400-432。安怀恩作为粟特人高级官员，先后在归义军政权中任右都虞候、左都押衙，此外，安氏家族在归义军上层任职的情况大量出现。S.1898《归义军时期兵士装备簿》记载与康通信同时任兵马使的安文信。P.3161《乾宁二年三月安国寺道场司常秘牒》记载有都押衙安再诚。莫高窟供养人题记中也记载了归义军政权中任职的一批粟特人，如第98 窟记载有节度押衙知左厢行营虞候安盈敲、节度押衙安面、节度押衙安□□、节度押衙安和员等，从中可以窥探出粟特人在归义军政权中任职的一般情况。
四、结语
《归义军管内三军百姓奏请表》作为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曹议金入贡后唐时的表文，其目的为求得后唐的节度使旌节，该文书的内容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归义军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虽然归义军政权属于地方政权相对独立，但是总想谋得与中原王朝微妙的关系，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即为稳定统治，必须获得中原王朝的承认，以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P.4276《归义军管内三军百姓奏请表》最早提到“二州六镇”的说法，可见直到曹氏初期才形成“二州六镇”的格局。归义军政权中的粟特人，以安怀恩为例，在归义军政权对外关系及内部政局变化中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通过对他们的研究，可看出唐五代敦煌的粟特人与归义军政权的关系。
我们正一年比一年更迫近这样的目标：《星火》既要成为省内外作家眼中的发表高地，也要充当维系和改良本省文坛生态的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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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Relevant Issues of Dunhuang Documents S.4276
Zhao Shenting
Abstract：Tang Changlu textual research Dunhuang document S.4276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Zhuangzong Tongguang two years（924）when Cao Yijin paid tribute to the Tang Dynasty，in order to ask for a festival.Combining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data with Dunhuang documents，we can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uiyi Army regime and the Central Plains dynasty，reflecting Cao’s political appeal；the basic system of the Guiyi Army regime can be seen in the documents，“Six Towns in Erzhou，Qilao and Ten Tribes in Tongcheek，Turning Back to Hun”；the pattern of“Six Towns in Two Prefectures”in the early period of Cao’s return to the Rebel Army can be seen through S.4276’s record of Ya’an Huai’en in Zuo Dunhuang Army.Ya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viets and the regime of the Guiyi Army.
Key words：Dunhuang document S.4276；Guiyijun regime； An Huaien；Zuoduyao
作者简介：赵沈亭（1995—），男，山东潍坊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石窟考古与艺术、中国古代史研究。
基金项目：陕西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敦煌西夏石窟经变画研究”（2018CSWY009）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王艳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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