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后文简称土改）是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项重大制度变革，故一直备受海内外研究者关注。40年来，相关论著颇为丰硕。以“福建土改”为关键词，检诸于国家图书馆文津搜索引擎，可查阅到68项成果，涵盖了学术论文、微缩文献、期刊报纸、专著等类别。与此同时，以“福建土改”为关键词，检索于中国知网搜索引擎，可以查到学术论文8篇，硕士博士学位论文4篇。这些论著，大致可分为这几类：一、亲历者的著述、回忆或口述；二、基于档案文献而进行的史学实证研究；三、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引入传统史学的研究。
电动汽车参与运行备用的能力评估及其仿真分析//吴巨爱,薛禹胜,谢东亮,岳东,文福拴,赵俊华//(13):101
学者们以往对福建土地改革运动（后文简称福建土改）研究关注的问题很多，目前关于土改的微观和实证研究越来越多，对社会结构、社会心理的分析也有所涉猎。不过，这些文章主要限于革命叙事语境下的土改表达，而对运用新理论、新思路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因此笔者不揣浅陋，仅就福建土改研究作一述评，把握其研究进展，总结其研究趋向，结合自己的思考，以期拓展并深化相关问题的研究。
一 整体性研究
整体性研究是整体史的要求，在研究中要坚持整体性原则。建立在整体性的思考路径之上去把握福建土改的历史是很有必要的。只有深化对福建土改主流和本质的认识，才能对福建土改作出历史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2.4 两组患者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满意度评分分别为(87.6±9.4)分和(72.1±10.5)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14，P<0.05)；观察组与对照组满意度分别为84.4%(38/45)和66.7%(30/4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74，P<0.05)。
对福建土改最早进行系统研究与梳理的是学者刘裕清。他在《福建省的土地改革》[1]一文中对福建省解放初期农村的基本情况作了简单的论述，详细介绍了福建土改的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调查研究、宣传政策；第二阶段是讲阶级、划阶级、批准阶级成分；第三阶段是没收、征收土地和财产；第四阶段是进行分配土地、房屋、耕牛、农具和粮食；第五阶段是结束土改，布置生产。他还对福建土改取得的成就及其原因作了深入论述。其中，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指出了本次土改运动的缺点与偏差，这也为后来者的研究指明了方向。此后，陈于勤的《福建省土地改革运动探讨》[2]一文大体上采用相同研究框架对福建土改进行研究。
《福建土地改革的特色》[3]一文认为侨区土改和老区土改是福建土改的两大特色。文章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福建有着350万以上的出国侨胞、150万以上省内侨眷、遍布省内23个县的独特省情，各级党委专门出台了相关政策，妥善地解决了华侨的土地改革问题。福建省委根据革命老区的特殊情况，制定了相应措施来推动老区土改的完成。
这些研究成果几乎涉及福建土改的方方面面，梳理了土改的基本状况，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参考基础。但学者们受制于研究方法，其研究大都限于“政策——效应”的范畴，强调的是作为土改合法性前提下的地权分配不均、地主对农民的阶级压迫。同时他们肯定土改对革命战争、乡村发展及农民自身解放的积极作用，对土改运动中出现的一些消极面则往往概括为政策失误或执行错误；或是限于档案资料的掌握程度，对土改发生发展的微观机制及其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缺乏探讨。
[15]赵贺怡：《建国初期福建侨区土地改革运动评析》，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二 区域性研究
中共区域史（或称中共地域史）研究由来已久，作为中共党史研究的一种研究领域，其目的是“从地域发现整体”[4]。把中国土改作为一个整体的前提下，对福建土改的研究中应表现为在福建区域史中发现福建整体史，具体表现为对单个行政区划或区域化的研究。
为了使本文的结论更稳健，本文采用另外一种衡量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方法来进行稳健性检验。以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之和除以年末资产总额的方法作为企业现金持有水平CASH的替代变量，然后采用模型（1）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表5中的回归结果与表4中的结果相一致。
[8]章招坤：《关于1950—1952年福州市郊土地改革述评》，《福建党史月刊》，2014年第8期。
由图3可知，当采用光滑轮胎进行试验时，摩擦系数的大小仅取决于轮胎与试件表面的接触面积，AC—13属于悬浮密实结构类型，表面构造深度较小、与轮胎的接触面积大，从而有较高的摩擦系数。对于花纹轮胎而言，都是OGFC—13的摩擦系数最大，主要是因为轮胎花纹能够嵌入到路面宏观纹理中，增强轮胎与路面的嵌挤力，表现为较好的抗滑性能。
近年来，受“话语——权力”理论的影响，研究者开始注意土改的表达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有些学者将研究焦点聚集于阶级划分中的象征资本生产，从社会动员与历史记忆的视角，分析了土改对农村权力结构的影响。代表作是张小军的《阳村土改中的阶级划分与象征资本》[10]。他在研究福建阳村土改时，采用田野调查方式，重点对阳村进行研究，描述阶级从象征生产到制度实现的过程，论证了土改前后阳村基层权力更迭逆转现象的合理、合法性。还有学者更为细致分析了乡村宗族在土改前后的变迁现状，如何朝银的《土地改革与义序宗族乡村的变迁》[11]。他指出福州义序土改的过程也是其宗族瓦解的过程，族权的瓦解是族田祠堂的征收、阶级斗争和农会、乡村政权建立等合力作用的结果。同时，他揭示了族权瓦解只是一种宗族“集合表象”的瓦解，实际上在国家政权干涉下产生的权力在乡村中还未真正发挥效应。还有学者将土改放在1949年以来村庄变迁的视野中来叙述，在这里土改是对村落社区的外来冲击，它与传统经济文化构成了互动。[12]这也可以反映出福建土改是一场中共成功地将“阶级话语”嵌入到乡村社会中，实现了对乡村小农民众的政治动员。这一话语特点其背后的政治逻辑是中共通过土改成功地获得了进入乡村小农社会、整合资源和农民的合法性。
尽管研究思路不一致，但学界基本上普遍认同土改动员重构了乡村社会，并发挥了不小效能。对于土改动员方式及效应的研究已呈现出多学科研究方法引入传统史学的研究趋势。但这类研究在微观研究方面稍显不足，比如每个地域的土改动员方式未必完全相同，有其各自的地域特点。故而，区域土改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细化。
2017年11月，成都召开“新经济发展大会讲话”，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范锐平在大会讲话中明确指出：要提升新模式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结合国家制造强市、国家服务业核心城市、都市现代农业示范城市建设，以“互联网+”思维改造提升实体经济，积极探索发展众筹、定制服务、新零售等新模式，重塑产业链和价值链，构建基于新模式的经济新体系。
三 群体性研究
近年来学者呼吁要加强中共党史群体研究的趋势愈发强烈。对于福建土改的群体性研究，总体分为对华侨、妇女、干部、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研究。其主要的研究途径是从群体的心态出发，这也是研究福建土改新的切入点。
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都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人的“本体安全”被推到了“前沿”。空间的变动、景观的重构以及内心的矛盾与激荡，让“本体安全”不断面临新的考验，“对人与物的可靠性感受”被消解，人们的认同感处于不断的建构—破裂—建构过程中。当代人的身份认同危机，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
华侨是中国社会的特殊群体，对于福建侨区的土改研究也是一大学术焦点。
对于这方面的研究，赵增延主要分析了土改前后福建侨区生产资料占有的变化和土改政策的“因地制宜化”，得出此次土改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成绩是显著的结论。[13]有学者注意到了华侨购置土地的资金来源与目的，作者除采用档案资料之外，还以大量的口述史料为辅，叙述了福建侨区土改进行划分阶级与分配土地的过程，反映了华侨及侨眷对土改的真实心态，从而总结出福建侨区土改是得到了广大华侨、侨眷的拥护和支持的。[14]这一学术焦点也引起研究生们的关注，新近研究比较全面的是《建国初期福建侨区土地改革运动评析》[15]。作者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福建对侨区土改政策的制定、执行情况，乃至存在的偏差和遗留问题。其内容虽涉及福建侨区土改的多个方面，但总体上是一个宏观的平面化的研究，吸收地方研究的新成果还不够。这一研究不足在《建国初期的龙岩县华侨与土地改革》[16]一文中得到弥补。作者以龙岩县为例观照全省侨区土改，分析国家意志与地方运作的分合机制。总之，关于福建侨区土改研究硕果累累，在此不一一赘述。
党员干部不仅是生产建设中的骨干力量，同样也是土改政策执行的中坚力量，对于土改干部心态的“多面相”研究是很有必要的。笔者通过整理相关资料，发现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对土改的主要人物与南下干部两者。学者对于邓子恢的土地改革思想的研究较多，普遍认为邓子恢提出的一系列土地改革的政策、主张，为解放农村生产力作出了重要贡献，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此外，尹峰介绍张鼎丞对土改的保驾护航[19]，李青藻叙述许集美同南下干部在剿匪、反霸、土改、建政和重建家园结下深厚友谊[20]，钟兆云、宋凤英则描述方方在土改中蒙冤的来龙去脉，着重为方方平反[21]。对南下干部的研究多以回忆录或者采访方式来进行，学者们肯定了南下干部参与福建土改与地方治理的成绩。[22]还有学者从福建土改的干部培训与教育[23]、农村工作队[24]以及剿匪[25]等途径来进行研究。当然，对于土改前后干部心态具体而微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学者从妇女解放的角度来研究福建土改的亦不在少数。在如何看待土改与妇女解放相互作用的这一问题上，有些学者认为福建土改促进了福建妇女的觉醒与解放，妇女解放需在土改中完成。还有学者从土改推行婚姻法的过程中认识到政策的优势与缺陷所在，如汪炜伟在《建国初妇女解放中的自杀现象——以福建省惠安县妇女集体自杀为考察对象》[17]一文中详细分析了惠安女集体自杀的原因，并介绍了惠安县委为防治这种失范的社会行为的努力。他从妇女日常生活的话语与社会道德逻辑来认识土改实践，认为“虽然官方积极寻求治理之道，然而社会陋习的治理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程，政治运动式的解决毕竟成效有限；妇女问题也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将妇女解放完全等同于阶级解放无疑又是一种误解”。而汤水清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乡村贯彻〈婚姻法〉过程中的死亡现象探析》[18]则从反面分析因婚姻法一些错误宣传导致妇女理解不当产生自杀现象，这对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造成一定的阻碍影响。这两位学者是注意到社会日常伦理与政治运动之间的矛盾，对土改的时效性进行了独立思考。瑕不掩瑜，福建土改推动了福建妇女解放的事实确实不容否定。
再次，转变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除了已有的借鉴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方法之外，对于一些前沿的研究途径也要加以运用，如将影像史学[27]嵌入土改研究中，对于图像、声音、身体等特殊元素的考察有待探索。全方位对比闽台地区土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与福建地方土改政策运用评介等也是一个可持续的学术增长点。从历史学本身来看，拉长土改历史研究的时限，往前可以延展至建党前后乃至晚清以来的土地变革，往后可以延伸至当下的土地流转制度改革，从中探索土地的分分合合与中国社会变迁的关系，探讨土地的分分合合与农民的从业形态、收入方式、心理嬗变的关联，分析土地的分分合合与农民的主体地位作用发挥之间的内在钩联，等等。
四 其他研究途径
[10]张小军：《阳村土改中的阶级划分与象征资本》，《中国乡村研究》，2003年第2期。
综观40年来福建土改研究，可总结其研究趋向：一、宏观研究趋向微观研究。二、整体性研究趋向个案研究。三、传统史学研究趋向多学科交叉研究。随着大量微观、个案研究的积累，加之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势必会导致一些有别于传统研究的新发现、新观点及新认知。这无疑将进一步拓展并深化福建土改的相关研究。
神经系统特别是脊髓富含脂质，是减压病重要的靶器官[26]；Ⅱ型减压病可出现脊髓损伤，表现为肢体运动及感觉功能障碍，可通过行为学量化评分，评估肢体运动功能；通过脊髓显微病理亦可反映脊髓损伤的严重程度[27]。
五 思考
总的看来，40年来对福建土改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仅是择要而述之，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处。中国社会和学术环境已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而变化，研究的话语转向和解释策略也要发生转变。同时亦可采取“他者”侧面来研究，采用国外一些史料相互印证。然而，如何在既有的研究基础上创新，需要认真审视和勇于超越以往的成果。笔者试就今后的研究方向提出一些建议。
区域地质构造演化对龙首山成矿带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在漫长的地质演化过程中，该区经过了活动—稳定—再活动—再稳定的多旋回运动特征，特别是后碰撞构造背景下大规模中酸性岩浆活动，使得重熔岩浆分异演化较为成熟，形成了富铀花岗岩体，岩浆活动之后继之以强烈的断裂构造活动和热液作用，为龙首山成矿带热液型铀矿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动力来源。根据区域出露的地层、沉积建造、接触关系、变质作用、岩浆作用及构造运动等地质作用，龙首山地区地壳演化历史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首先，发掘和利用史料是核心任务。新史料对研究的推进作用自不待言，不少学者正是利用各地档案资料大大推动了福建土改研究。因此笔者认为史料的公共性建设是当务之急，应举全省之力融合各地档案馆、各研究机构和高校图书馆等单位现有资料，建立福建土改资料库，供学者在线检索、查阅和网上咨询，扩大开放度。此外，对于相关的报刊、账本、日记等重要研究素材的搜集也是迫在眉睫。
其次，拓展研究主题。福建土改前地权和社会状况是乡村史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但目前远不够深入。应扩大群体性研究范围，加大对新中国成立前行政人员、乡村教师、小商贩、乡绅、土匪、民主人士的研究，探讨他们是如何参与土改的。同时，关注农民的日常生活与农村基层权力更迭。
专门对于福建土改中的农民与知识分子心态研究论著较少，较多是结合其他研究来论述。笔者认为研究土改中的农民与知识分子心态应分析出两者参与土改的心理动因，是本身对社会利益、地位的诉求还是对新政权发起运动的迎合？有学者论述了在土改背景下农民之间关系的变化过程，如余碧艺在《从依附到对立：拟制亲属关系的政治化——基于福建L村土改口述史研究》[26]一文中阐明在匪霸横行、物质贫乏、人心分散的社会环境里，农民的人际关系如何在国家政权的影响下走向政治化，由相互依附的雇佣关系转化为收养关系，再由拟制亲属关系转化为对立的阶级关系。
注释：
[1]刘裕清：《福建省的土地改革》，《福建党史通讯》，1986年第5期。
[2]陈于勤：《福建省土地改革运动探讨》，《党史研究与教学》，1994年第1期。
[3]《福建土地改革的特色》，《福建党史月刊》，2009年第19期。
[4]参见郭若平：《中共历史学中的地域史研究再思》，《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5月。
[5]林士念：《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永春土改综述》，《福建党史月刊》，1992年第9期。
[6]蒲绍祖：《长泰县土地改革情况及历史作用》，《福建党史通讯》，1986年第11期。
[7]苏俊才：《闽西土地改革运动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
不少学者对福建省单个县的土改做研究，从更微观的角度论述了福建省局部地区的土地改革，并且提出相应的地方土改问题。林士念的《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永春土改综述》[5]提出永春的土改过程中因时间紧迫又任务繁重，不可避免地出现某些失误和偏差，指出永春县的土改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忽视华侨和工作队宁左勿右的思想问题。但这两个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导致了后来的排斥华侨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等严重后果。蒲绍祖在《长泰县土地改革情况及历史作用》[6]一文中介绍：长泰县素以山多匪多著称。在土改中，县委实行“一手分田，一手拿枪”政策，以土改为动力，推动剿匪、镇反的斗争。此文除对整个土改的叙述外，还运用村民的口述史料来佐证土改促进剿匪的有效性。这两篇文章着眼于土改革命动员叙事，并提出了福建土改实质上是一场中共与民的互动，以达到相互所求的运动。这就扩大了研究福建土改的内涵与外延，颇有启发意义。另外，苏俊才[7]、章招坤[8]以述评的方式分别介绍了闽西和福州的土改过程，高玉芝和吴景松论述了福建渔区的土改过程[9]。
[9]高玉芝、吴景松：《我们胜利完成了渔区土改试点》，《福建党史月刊》，2009年第18期。
由于医学心理学兼有医学和心理学知识的特殊性，同时又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这就决定了承担该课程的教师同样应兼具医学与心理学双重知识结构。但就目前情况而言，各医学院校的教师既往知识结构中没有医学心理学知识储备，而我国医学心理学教育规模又不能满足高等院校对医学心理学师资的需求。在学科设置和教育教学思想上受师范院校影响较深，课程教学重理论轻应用，缺乏完善科学的教材体系，教学手段与评价方式比较单一。这导致培养出来的心理学人才在知识和能力结构上均不能满足社会多方面的要求，尤其是在专业基础、基本专业技能方面，反过来也削弱了学生对医学心理学理论的重视程度。
近年来随着土改研究的不断深入，已基本超越了证明土改合法性的革命史叙事阶段。从已有的研究论文来看，还涉及福建地权变动历程、闽台地区土改对比、福建禁毒等多个问题。可以看出，对福建土改的研究逐步引入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从而使评析更趋客观与公允。
[11]何朝银：《土地改革与义序宗族乡村的变迁》，《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2期。
“这一回最开心的，恐怕是积薪那小子，我们机缘凑巧，解开了媪妇谱，他听到，恐怕得‘漫卷棋书喜欲狂’，还是喝他的酒好了！”
[12]朱冬亮：《社会变迁中的村级土地制度：闽西北将乐县安仁乡个案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3]赵增延：《建国初期侨乡的土地改革》，《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5期。
波声拍枕长淮晓，缺月窥人小。无情江水自东流，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 竹阴花坞曾同醉，酒味多于泪。若教金鉴在尘埃。醞造一场烦恼、送人來。
[14]代表性著作有任贵祥：《海外华人华侨与中国改革开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杜润生：《中国的土地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李明欢：《福建侨乡调查》，厦门出版社2005年版。
H社区位于F市北部，社区占地面积0.4平方公里，总户数2 099，总人口6 364人。 有省长楼、省政府办公厅、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教委等省直机关宿舍区和高中档住宅区79座，有省老干局、农科院、省汽车工业集团、省老年医院、省地震局、省统计局等单位7家。 社区商业服务网点127家，大大方便了社区居民的生活。
[16]谢丹琳：《建国初期的龙岩县华侨与土地改革》，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17]汪炜伟：《建国初妇女解放中的自杀现象——以福建省惠安县妇女集体自杀为考察对象》，《南方人口》，2012年第3期。
[18]汤水清：《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乡村贯彻〈婚姻法〉过程中的死亡现象探析》，《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19]尹峰：《闽西老区的土改工作》，《福建党史月刊》，2009年第18期。
[20]李青藻：《一位可亲可信可敬的老干部》，《炎黄纵横》，2016年第11期。
[21]钟兆云：《福建补反“地方主义”始末》，《党史博览》，2013年第4期；宋凤英：《华南分局重要领导人方方蒙冤始末》，《党史文苑》，2007年第17期。
[22]参见王兴喜：《“干部南下”的历史意义及其革命传统——从福建省山东南下干部说起》，《福建党史月刊》，2013年第22期；刁星斌：《忆南下福建征程》，《党史文汇》，2011年第2期；韦立：《思念漳州 感激漳州》，《红土地》，2009年第8期；邵华：《汀江风暴》，《福建党史月刊》，2009年第18期。
[23]参见代天喜：《建国初期福建省党员干部教育工作及其启示》，《武夷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论新中国成立初期福建省发展党员工作》，《兰台世界》，2016年第1期。
[24]参见高亚龙：《嵌入治理：农村工作队机制研究——以福建省土地改革为中心的考察》，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25]参见代雅洁：《新中国成立初期华北南下干部与南方新区剿匪工作研究——以福建、湖南、贵州为例》，《党的文献》，2018年第3期。作者认为剿匪是土改的前提，解决匪患是共产党政权开始真正嵌入南方新区的基层社会，中央权威逐步树立，并为新区土改运动的顺利开展创造了条件。
[26]余碧艺：《从依附到对立：拟制亲属关系的政治化——基于福建L村土改口述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27]参见王灿：《影像史学与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7期。
“王爷，白荷有个不情之请。”我说，“你每日吩咐下人备的补汤我喝不惯那个味，明天开始我可不可以不再喝了？”
（作者均系福建师范大学与中共福建省委党校联合培养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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