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从人性视角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异化劳动中，普遍存在着人的“物化”、非现实化、社会归属感受阻等现象。同时，在理想人格的描述中隐含了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人格结构共性：自然人格、社会人格及其跃迁的驱动因素——主体性，在具体的异化劳动条件下，人的生存需要无法得到满足或被无限夸大，自然人格难免异化，向社会人格的跃迁难以实现，人的主体性囿于生理需要层面带来的驱动力量。因此，要实现马克思异化劳动中构想的理想人格，需要从物质的极大丰富、人性境界的提高及异化的消解三个方面共同促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促动自然人格跃迁至社会人格。
关键词：异化劳动；自然人格；社会人格；主体性；跃迁
“劳动开创未来，奋斗成就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靠各行各业人们的辛勤劳动”[1]。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劳动,在新时代的宏观场域之中，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中探寻历史实践场中的人格结构，并在新时代语境下挖掘其时代价值，引导新时代劳动者塑造符合时代的社会化人格，在新时代的奋斗中实现劳动的成就感与幸福感。“人格是经济制度在个人身上的体现和反映。人格是不能离开社会的、现实的、具体的人而独自存在”[2]。劳动者人格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社会关系，总是在社会关系的框架下逐渐生成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进行了深刻的人性剖析，既揭示了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人格结构共性，也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性特点，并折射出“异化劳动”对于人格发展的现实影响与深远意义。
基于改进CNN-SRBM文本分类的评分预测推荐研究…………张 倩 吴国栋 陶 鸿 孙 成 史明哲 (4-58)
1.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视角下人的异化分析
“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3]。劳动使得人意识到劳作与收获之间的必然联系，并在具体的劳动过程中领悟与掌握客观规律，劳动成为人与动物区隔的重要表征，当这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与类存在物相对立，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异化劳动就出现了。异化劳动的主体是人，马克思主要是从人性的视角批判异化劳动，论证异化劳动导致了人的异化。尽管资本主义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其异化劳动特点与资本主义初期已有较大差异，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性与人格发展产生影响的根本手段从未改变——利用。“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与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一样……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自身不再是目的，而成了他人或自己或某个非人的巨物——经济机器——实现其经济利益的工具”[4]。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雇佣劳动使得劳动参与者在各个生产环节中不同程度上丧失其主体性，成为被利用的工具，达成目的的手段。人，尤其是雇佣工人，在异化劳动的过程中被“物化”，非现实化，并且其社会归属感发展受阻。
1.1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雇佣劳动使人“物化”
一方面，雇佣工人的“物化”体现在他自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环节中的某个“机器零件”，他所生产的是商品，而他也成为被资本驱使的某种特殊商品。在资本的裹挟之下，机器、商品、科层制等占有了劳动者的主体性，丧失主体性的雇佣工人逐渐走向“物化”。“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5]。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得劳动与人相对立，劳动异化了，也成为人异化的表现方式。“工人，或者更恰当地说，他的劳动力，是一种商品，供资本家购买，与市场上的其他商品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别，买主会将它利用到极致”[6]。雇佣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成了可以简单地用价格衡量的商品，与其他的物品没有什么区别。
另一方面，工人的“物化”还体现在他不仅不能控制物化的世界，反而会被其控制或奴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得分工逐渐细化，这导致雇佣工人的生存技能走向单一化或片面化。“独立的农民或手工业者所发挥（虽然是小规模地）的知识、判断和意志……现在只是对整个工厂说来才是必要的”[7]。随着劳动分工的细化，雇佣工人生产能力的某些方面被极大的激发出来，甚至可以称得上是被压榨出来，但是其他的方面则受到抑制，他们随着机器的运转而快速地运用着自己的身体机能，这使得雇佣工人对于工作类型无从选择，他们被迫与机器紧密联结在一起，成为机器的“奴隶”。
经济压力与物质需求使得雇佣工人的追求仅仅局限于经济状况改善，对于人际关系甚至可以说是无暇顾及，对于他们而言，唯一普遍存在的人际关系便是雇佣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是一种交换关系。
异化劳动还会带来社会关系的异化，“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18]。作为社会关系重要方面的人际关系的异化必然会带来社会人格的异化，同时也会阻碍自然人格向社会人格的跃迁。
1.2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雇佣劳动使人非现实化
劳动既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手段，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根本决定因素，同时又体现了人的自主意识，在劳动中所显现的自由与自主是人的类特性。然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作为人之本质活动的劳动却变成一种异己的不依赖于他并外在于他的东西，并成为与他相对立且对其予以反制的一种外在力量”[8]。只有劳动才能让人继续生存下去，是人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它却成为与人相对立的，与人的主观意愿相异的一种力量。“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9]。作为人的生存方式和人的类本质展现的劳动却在异化劳动中被视为一种对自由的剥夺，这种非现实化不仅意味着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中成为一种令人逃避现实的外在力量，而且使人在其他活动中也非现实化，这种非现实化的迁移催生了各式各样的逃避路径：酒精依赖、娱乐泛化、消费主义等等，这些逃避路径反过来又加深了人的非现实化。
从现实性的角度而言，劳动者在劳动时应体现出人的机能和特性，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雇佣劳动却恰恰相反，“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10]。异化劳动促使人的类本质背离了社会现实所赋予人的属性，人也就非现实化了。
1.3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雇佣劳动使人的社会归属感发展受阻
政府对游说的管控主要是以透明原则为基础。但是如作者所指出的:第一，通过立法可以要求游说人公开其游说活动以及与政府官员的重要接触。这样透明却不一定会收到问责的效果。第二，对游说活动的管控最有效的途径，应该是把重点落在政府官员而不是说客身上，因为前者对公众负有信托责任 (fiduciary obligation)，而后者没有。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社会生活产生更为深入的影响，人与人的种种关系已然蜕变成为一种“交换”关系。人际关系的单一化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手段成为交往目的，在其他社会形态中常见的友爱、互助、亲情等关系都被互利交换关系所取代。“每个人都是‘一包东西’，在其中，他的交换价值的几个方面——他的‘人格’，即让他能很好地出卖自己的那些品质；他的外貌、学历、收入及成果的机会——混合在一起。每个人都设法使这包东西卖出最好的价钱”[11]。人际关系的单一化与功利化导致社会感发展的动机缺失。“社会归属感将伴随人的一生，在一些情况中社会归属感会被扭曲并受到约束，在另一些情况中又会得到扩大、拓宽，甚至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家庭成员，还包括他的民族、他的国家乃至全人类”[12]。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际关系成为单一的“交换关系”，加上人性的“物化”及“非现实化”，雇佣工人的社会归属感发展受到多重阻碍，从而难以得到拓展，至多在家庭层面得以体现。
2.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中的人格结构
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中的人格结构图示
自然人格主要涉及的是人格的生物学领域，“人格的生物学领域的核心假设是：人类属于生物系统。该领域关注影响人格或与人格有关的内在身体机制，以及形成这些身体机制的进化过程。……人的生物学方面的差异也许是人格差异的原因（如外向性的生物学理论），也可能是人格差异的结果（如心脏病是敌意A型人格类型的结果）”[23]。自然人格与人生理需要的满足之间紧密联系，自然人格的成长由人生理需要的满足促动，而人的生理需要又可能因自然人格的成长而变得“敏感性”提高，更容易在合乎人性的水平层次上得到满足。影响自然人格发展因素的当然不仅仅只有物质方面的条件，但是，物质条件却是基础性的，物质的极大丰富可以改善人的生存状态，在良好的生存状况下，人的情绪可能会保持在较好的水平状态，身体机能也会处于一种平衡状态，这有助于自然人格塑造与成长。物质的基础性作用还能体现在对于下一代人格的培养方面，物质的极大丰富能为下一代的在童年——人格成长关键时期提供更为合乎人性的环境因素，环境的稳定性和优越性更有利于他们社会归属感的产生和巩固。
2.1 自然人格——与人的自然属性相关的人格
人只有保证了生存的基本条件，才有可能满足人类其他形式的需要。生存的需要使得人不得不为获得最低限度的食物和居所而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雇佣工人被迫作为动物那样生存，并且其生存的处境使他们不得不把生理需要降至极度底限的状态。异化劳动不仅使得雇佣工人的人格自然属性难以获得常态环境下的成长，甚至使其人格的自然属性被迫成为生理需求本身。在极端恶劣的劳动环境中和高强度的劳动形式下，雇佣工人的自然人格不复存在，人格沦为“物格”，雇佣工人成为机器的附属“零件”，可以随时更换的“零件”，若要说“零件”与“零件”之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熟练工”与“新手”的区别。
尽管非雇佣工人，尤其是资本家，其生理需求得到极大满足，其自然人格本应该为社会人格的跃迁构筑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人对物质欲望被极度夸大了，物质的获取从手段变成了目的。“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 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 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15]。异化劳动使得自然人格的内在驱动要素——生理需要被动膨胀并无限夸大，资本的运转和积累要求不断促使市场需求增长，而市场需求在资本的操纵下又进一步推动生理需要的膨胀。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雇佣劳动中，倘若存在自然人格跃迁至社会人格的可能性，而在异化劳动中社会人格也将被异化，“在占有的模式中，自我表现为一种物质主义和消费取向的市场特征，在其中个体将自己视为商品，通过获取和消费私人所有物的行为发现意义和目的”[16]。人格成为了商品这一事实被人格的主体所接受，甚至为了提高自身“价格”而发展出人格的“市场指向”，即依据市场需求而使自己的人格与之相适应，以便更具竞争力。
2.2 社会人格——与人的社会属性相关的人格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描述的理想人格是在“社会的个人”的语境下展开的，它以自然人格为物质基础和现实条件，以社会人格为人的“类本质”实现和体现，理想人格的实现需要从自然人格跃迁至社会人格。社会人格与人的社会化以及社会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性特点紧密相关。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社会归属感是社会化继续深化的前提，然而异化劳动使得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雇佣工人难以形成常态的社会归属感，尊严丧失,自我实现受阻,道德感、创造性、自发性受到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这些都是异化劳动中社会人格难以形成和发展的体现。“这种待价而沽的异化人格必定丧失了尊严感，而尊严感正是人类所特有的……”[17]。尊严感的缺失使得自我感难以产生，这就容易导致社会人格的重要基础——社会同一性无从产生。因此，在异化劳动中很难实现从自然人格到社会人格的跃迁，倘若跃迁勉强得以实现，也是异化的社会人格，这种社会人格带有明显的市场指向，是由资本所操纵的市场引起自我的被动适应，缺乏个人自主的思想、情感、意愿等，虽然也体现出社会化的特征，但归根结底还是脱离了人的“类本质”。
劳动的“物化”导致人的“物化”，这导致雇佣工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难以有效统合，又因其生存需要（如衣食住行等）难以得到满足，被迫只能受限于自然属性，从而使得雇佣工人的人格往往局限于生理层面，进而导致了他们的人格 “物化”。
2.3 主体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带来了异化劳动和异化人格，而且在客观上，它也带来了生产力的飞跃，物质财富的迅速积累，为自然人格的建构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也为自然人格向社会人格跃迁提供了可能性。同时，物质增长到一定丰富的程度，将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提供坚实的基础条件，“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22]。共产主义社会的演进过程，也是理想人格的自然人格层面主讲脱离异化劳动钳制的过程，它将促使自然人格而向合乎人性的方向复归。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要先从调结构做起。关于结构调整，首先必须改变机关化的倾向。调研中，武汉市关于新招录的人员都要到基层先干两年再回机关的做法，十分符合实际。没有基层经验的人，可以把组织关系、行政关系放在机关，那没问题，但是人你得下基层，到基层实践、接受锻炼，这样不仅会改变我们整个司法行政系统的队伍结构，也会增加基层力量。机关干部扎扎实实在基层呆两年，来了新的同志再下去呆两年。这样的做法，首先确保基层两年的力量有了保证，其次把这种做法形成一种制度，基层力量不足的情况就会不断得到改善。
然而主体性于不同个体而言是千差万别的，哪怕是特定个人，其动机也是在不同层次的需求下动态发展的。“动机是连续不断的，无休止的，起伏的和复杂的”[19]。因此，人的主体性在人格发展方面的驱动作用十分复杂。“只有当一定量的低级需要的满足使他自己开化达到一定程度，这样他才会在个人、社会和智力的更广阔范围内受到挫折”[20]。更广范围的挫折会让社会中的个体体验到更高层次的需要，更高层次需要所带来的匮乏感和满足该需要所带来的成就感，将提升主体性在人格跃迁的驱动方面的层次和量级。然而，在异化劳动影响下的人格发展过程中，人的主体性的人格驱动因素仅仅局限于较低层次——生理需要或安全需要。尤其是自我实现层次的主体性更是罕有显现，在异化劳动中，不仅人被产品或商品控制，人格也被这些物质力量所左右。
1.2.1 调查工具和诊断标准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资料，问卷包括国际尿失禁咨询委员会尿失禁问卷表简表（ICI-Q-SF）和一般问卷［6］。该问卷在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和咨询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反复修改而成。尿失禁简表包括3个计分题，归于1个维度，分别评价尿失禁的频率、漏尿量和对生活质量的影响，分别计分0～5分、0～6分、0～10分，总分0～21分；1个非计分题，评估UI的类型。一般问卷内容包括三个方面：①基本资料：孕妇的年龄、身高、体重、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等；②产科因素：分娩次数、分娩方式、会阴情况、新生儿出生体重等；③既往病史：如糖尿病、高血压、慢性咳嗽和哮喘等。
3.马克思理想人格实现路径
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中所构想的理想人格是能够在社会关系中回归人的类本质，能够占有自己的主体性，并能自由而充分地发挥自己主体性。“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21]。要实现马克思所构想的理想人格，就必然要保障人作为整体去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即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行业主管部门及建设单位对水利工程施工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水工隧洞衬砌施工中，大多采用钢模台车浇筑，由于施工里程长，质量影响因素多，在混凝土浇筑完成后，通常会出现一些常见的质量通病。现对常见的质量通病提出修补处理方案。
3.1 物质的极大丰富以保障合乎人性的自然人格
主体性是人格结构中的驱动因子，劳动异化理论是以“劳动的自由自觉”为理论基础的，正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雇佣劳动遏制了劳动自由自觉的可能性，才引发了异化的出现，阿德勒认为人格的可塑性和完善缘于人的主体性，马克思也认为人具有主观能动性,论证了人既可以改造客观世界，也可以改变主观世界。
马克思劳动异化中所体现的人格结构是一个在具体历史条件下动态的，随着主体性的变化，人格走向也可能发生变化。马克思认为人性包括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及主体性，而最为彰显人的类本质的属性即社会属性，“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3]。依据马克思主义人性观可以分析出他在异化劳动里面所揭示的人格结构（如上图所示）：自然人格是基础，也是较低层次的人格层面，社会人格是人格的跃迁，需要人的社会化努力才能达到的层面，而驱动自然人格向社会人格跃迁，主体性是根本力量。主体性作为人格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并非简单地由人的主观性所决定，还涉及到马斯洛需求理论中所揭示的需要层次。“假如一个人在生活中所有需要都没有得到满足，那么是生理需要而不是其他需要最有可能成为他的主要动机”[14]。当生理需要还未得到满足或刚刚得到满足的时候，人格的发展还尚未积蓄向高层次人格跃迁的足够动力。
3.2 人性境界的提高促动向社会人格的跃迁
人性境界与物质基础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人性境界则更有力地促使社会人格的形成与发展。仅仅依靠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并不能促使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有时反而会导致人的异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物质增长并未导致资本家的人格跃迁，反而造成了普遍的异化，甚至，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越高，异化的范围越广，异化程度也越深，达到足够高度的人性境界是向社会人格跃迁的关键所在。人的社会属性的全面培养是实现较高人性境界的必由之路，当个体具备了具体社会条件下的高度文明，在面对极大丰富的物质财富时，才不会有被异化的危险，才能保证其物质需要在真正需要的范畴之内，而更高层次的需要将会驱动社会人格的跃迁。“任何促进人向心理更健康或人性更完满发展的事物都等于是在改变着整个人。这一更人性、更健康的人能产生成倍各种不同的行动、经验、观察、传达、教导、工作等。种种不同的行为都将是更有‘创造性’的”[24]。当达到了自我实现为导向的人性境界时，人的社会属性将会更为合乎人性，也将会更有创造性，社会人格的异化风险也将消解，在社会条件下实现人机能的自由自觉地充分发挥。
开展基层区队的腐败治理工作过程中，应做好第五步工作，发挥出舞剑的作用。通过加大监管途径拓展力度并以维护员工利益为服务宗旨，使基层区队中存在的腐败隐患能够及时被发觉，有效保护员工的切身利益。具体而言，第一，对监管途径加以拓展，保持电话、微信等信息沟通的流畅性，采用实地考察、访谈等多种方式，完成深层次的监督与管理。第二，企业纪检工作人员需以各月份员工的工资结算与核查作为监督的主要目标，认真核查与统计员工的考勤、工资与奖金的分发以及记分等不同的流程，以发挥出监督的效果。第三，凸显出廉政监管人员的约束与管控效果，确定奖惩机制，落实岗位职责[5]。
3.3 异化的消解充分实现人的主体性
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不仅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作的秘密，而且也揭示出该生产方式下劳动对人主体性的压抑、钳制，甚至剥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人是从事现实活动的人，是历史中行动的人，也就是作为活动主体的人。这样的人，从根本上说，就是作为主体的人在同客体的相互作用中所表现出来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特性，即主体性”[25]。异化劳动使得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都难以合乎人性发挥出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劳动过程中，人对于影响和制约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主客观因素丧失了自主性，无法独立、自由、自觉地支配自己的权利与义务，人在包括生产活动在内的实践活动中，受制于自己所生产的劳动产品或消费的商品，不得不听从资本操纵的摆布，毫无选择地从事对象性活动。在异化劳动中，人的活动是强制的、单调的、手段性的，完全没有创造性可言。因此，异化的消解才能让我们从受制的劳动与被动的消费中解放出来，使主体性复归到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的人性状态。与此同时，人的劳动也将成为积极主动的和有创造力的活动，在主体性充分实现的劳动中，人可以获得对自己和所处环境的控制感，这种实现人的类本质的劳动可以激发出人的各种能力及相关价值感。
当然，人的主体性并非简单地作用于人格跃迁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在人格的建构与发展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并不会严格地按照需要层次理论级次依次发展的，当个体领悟到自我实现需要的可能性和成就感的时候，自我实现将会成为人格跃迁的更强有力的驱动因素。而人的主体性恰恰是在对不同需要的衡量和选择过程中体现出来，是对生理需要的无限追求，或是对自我实现的不懈追寻。越合乎人性，合乎真正需要的选择，越能体现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恰恰是异化劳动钳制了人的主体性在各种需要直接做出合理选择的可能性，高层次的需要往往会被隐藏或被压制，较低层次的需要因为现实压力被过度强调或被夸大。异化的消解将是人性复归，实现人主体性的关键所在。
“在中山文化下，中山医院多学科诊疗模式（MDT）最初都是医生自觉开展的，并不是医院领导要求的，而且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逐步体会到MDT对患者带来的好处，对于提升和推进医疗质量和诊疗水平，以及带给患者的益处，应该是最大化的。”他说。
4.结语
在劳动异化理论中，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物质财富的增长对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意义。这也意味着，自然人格在其人格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尽管在具体的阐述过程中，马克思并没有就人格的不同方面进行具体描述，也没有相关的实证研究，但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雇佣工人的生存现实为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研究提供了数量庞大并真实可信的样本。因此，之后研究者从其他角度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理论成果会与马克思所建构的人格理论相契合。在自然人格层面，根据唤醒水平来划分，人具有外向性与内向性之分，外向与内向两种与生俱来的人格并没有优劣之分，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外向型的人格在异化劳动中可能会受到压抑，在长时间和高强度的劳动下，他们无法依据自己的唤醒水平来选择和调整自己的行为，只能默默承受着机器运转带来的强制劳动。试想，一个外向性人格的人在沉闷而漫长的生产过程中，无法满足发自内心的社会交往期待，压抑着与人交流的需要，这有碍于自然人格塑造，甚至会抑制自然人格的发展。而在物质极度丰富的社会条件下，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职业，依据自己的人格特点选择适合的劳动类型。异化劳动使得人在各种资本的裹挟之下，进行着远离自我价值的劳动，自我实现也无从期待，在这样的情况下，是无法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而在合乎人性的“自由劳动”之中，人格的发展可以依照自己对于自我价值实现的期待方向跃迁。当然，这种跃迁的实现，需要人性境界达到一定的高度，因此，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中所蕴含的理想人格，需要在物质基础和人性境界的共同作用下，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才能实现，它的实现既是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体现，也是劳动复归为人的“类本质”的表征。
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以人性复归为出发点，找到了人的本质所在——人的社会属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阐述的劳动异化理论蕴含着围绕以实现人的“类本质”为目的的人格结构观点，随着阐述的深入，马克思还提出了理想人格的实现路径。弗洛姆在“自我的追寻”过程中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人格发展的心理影响，马斯洛以需求层次理论为基点提出了人格成长的动机理论，他们的理论成果与马克思的人性观在落脚点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实现人的最高层次而又合乎人性的自我价值。中华民族已经步入了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之中，进入了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攻坚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所取得的社会成就有助于劳动者自然人格需要获得满足，进而推进劳动者人格跃迁的实现，能为新时代的劳动提供更多的内在动力，也能促发新时代劳动者更强烈的劳动获得感与幸福感，进而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稳定而有力的人格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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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7257（2019）03－0007－06
收稿日期：2018-11-30
基金项目：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乡村小学教师现代人格选择研究”（KYCX17_0297）
作者简介：龚凌燕（1983—），女，江西吉安人，南京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李俊奎（1962—），男，山西蒲县人，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渠正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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