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五四时期不仅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也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寻求救国救民“主义”的历史时期。人们为了宣扬各自所主张的“一种主义”，因而成立“一个社团”，进而创办“一份刊物”，这是五四时期各种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理路。其中，主义是旗帜，社团是载体，刊物是阵地，三者相互配合，形成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理路。
［关键词］五四时期 马克思主义 主义 社团 刊物
五四时期，面对“向饥饿农民横征暴敛和用武力压制一切自由愿望的亚洲式政府”以及“侵入中华帝国的资本”[1]的双重压迫，不满于中国腐败黑暗现状的先进分子，积极探索救国救民和改造中国社会的出路和方案，迅速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一股学习和传播新思想新学说的热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五四前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在追求真理中传播新思想新文化”。[2]于是人们为了宣扬各自主张的主义，纷纷成立社团和创办刊物以增强传播主义的力量。据统计，仅仅在五四运动后一年中就出版了大大小小的刊物400多种，进步社团增加到三四百个。可见，五四时期呈现出一幅“主义热”、“社团热”、“刊物热”的景象。可以说，信仰“一种主义”、因而成立“一个社团”、进而创办“一份刊物”是五四时期各种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理路。其中，主义是旗帜，社团是载体，刊物是阵地，三者相互配合。主义的传播催生了社团与刊物的问世，而社团与刊物的兴起和繁荣反过来又增强了主义传播的力量和影响，形成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理路。
众多的家政企业在各个角度做了众多的尝试，推动了家政服务业整体供给在规模和结构化发展方面有了较大的提升，但优质的家政服务人员供给并未达到想象中的高比例，还需从培训端进一步的聚焦和发力，才能推动整个家政服务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一、主义是旗帜：“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近代以来，为了完成“既要清除国内的军阀统治，又要废除外国人的特权”[3]的两大历史任务，中国先进分子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进行了前赴后继的探索。然而，从西方科技、西方制度再到西方思想在中国都无一例外地宣告失败，特别是袁世凯篡权窃国的倒行逆施，使得“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中国社会黑暗到极点，人民苦到极点。于是，改造中国社会以挽救民族于危亡，就成为五四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关注的焦点问题。
尽管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已经普遍意识到改造中国社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是如何改造中国社会？改造的态度和方法是什么？改造的目标是什么？对这些时代问题的回答却不容易。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得到极大解放，“都从睡梦中惊醒了，无论是谁，都觉得从前的老法子不适用，不能不别开生面去找新的”。[4]为此，彷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将目光转向宣传和研究国外新思潮，致使各种主义犹如泥沙俱下传入中国，既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也包括其他一些“伪社会主义流派”。由于当时的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对这些主义和学说的了解还很不清晰，他们是在实践上经历工读互助主义和新村主义的失败后，才逐渐认识到：“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5]
纵观五四时期各种主义比较论争的历史，无论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等，它们虽然都曾在当时思想理论界活跃一时，并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就在改造中国社会的进程方面来说成效甚微，很快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抛弃。因此，这时的中国迫切需要一种革命的主义和理论来指导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
X线平片表现：24例患者均出现软组织肿胀，踝关节间隙狭窄与正常间隙分别为6例与18例。其中踝关节面骨质破坏6例，面骨质破坏：胫骨远端后缘关节与距骨关节面的比例为1：3，病灶周围的骨质多伴随硬化现象。X线平片结果显示，临近关节未受侵犯。
正是在这样正反两方面的比较下，马克思主义才从各种社会思潮论争、各派政治力量竞争较量中“异军突起”，开始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坚定选择。比如，蔡和森在法国留学时曾写信给毛泽东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6]周恩来在对“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7]之后，最终定妥了共产主义的目标，表示“我认定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它宣传奔走”。[8]没有主义上的坚定，就没有行动上的自觉。主义犹如一面旗帜，能在指明社会发展前途、动员和鼓舞人民一致行动方面发挥出巨大效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旗帜的确立和传播，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重新考虑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往日苦闷、彷徨、绝望的社会心理。中国人民历经长期的腐败黑暗和多次救亡图存运动的失败，迫切希望能走出困境。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性、革命性在俄国得到实现和验证，让中国人民眼前一亮，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一种自然的亲切感，使得“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9]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所描绘的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图景，更是让中国知识分子为之信仰和向往。
一是参加留法、赴俄勤工俭学运动。新民学会成立后的两个多月，为了解决会员的出路问题，推动学会向外发展，在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的领导下，学会组织会员留法勤工俭学以便对马克思主义等新思潮进行大规模地研究和学习。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蔡和森“把有关世界大势、俄国革命的情况，以及社会主义的各种派别，基本搞清了”，[16]许多会员逐渐树立或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认识到中国走俄式道路的必要性。不仅如此，毛泽东认为“吾国地接俄疆，势不能坐失机会”，[17]鼓励更多青年赴俄勤工俭学，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及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
三是马克思主义让中国人民将自己的命运与世界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意识到中国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正如李大钊所说：“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将来对于世界造福不浅。”[10]
四是马克思主义让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人民群众是进行社会改造和社会革命的决定力量。毛泽东更把“民众大联合”视为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是所有革命能否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这种关于群众运动和群众力量的新认识，迅速在中国掀起一股“与劳工为伍”、“与劳农为伍”的时代潮流，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工农运动相结合。
总之，马克思主义这面科学旗帜在中国的传播和确立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不是中国人民“冲动盲选”的结果，而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寻找救国救民道路的曲折反复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通过各种比较和反复探求作出的正确选择。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1]把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视为“共同的事业”，纷纷投入到成立进步社团和创办进步刊物的行动当中。
丝黑穗病：播前种子处理，用药剂处理种子是综合防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方法有拌种、浸种和种衣剂处理三种。药剂防治必须选择内吸性强、残效期长的农药，三唑类杀菌剂拌种防治玉米丝黑穗病效果较好，大面积防效可稳定在60%～70%。
在选用摊铺设备的过程中，鉴于该工程选用的摊铺方式为摊铺机双机梯队并行联合摊铺，因而在对摊铺设备进行选型配套时要求摊铺设备的摊铺能力应当在拌和楼生产能力之上，其计算公式为：
二、社团是载体：社团不是“人的集聚、感情的结合”，而成为“主义的结合”
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深感个人力量的单薄，因而决定“集合同志”，在全国各地成立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进步社团，如毛泽东和蔡和森发起成立的新民学会、邓中夏等人在李大钊倡导下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周恩来和邓颖超等人在天津成立的觉悟社等。那么，这些进步社团成立后主要通过哪些路径传播马克思主义呢？
特发性水肿 很多30岁左右的女性早晨起床后洗漱时，经常发现自己的眼睑及颜面部位出现了轻度浮肿，摸一摸下肢，也会有凹陷或紧绷感。不过随着活动量的增加，上述情况亦会逐渐减轻至消退。
1.搜集、译介马克思主义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以“研究关于马克斯派的著述为目的”，在学会启事中就明确指出：“要购备《马克斯全集》英、德、法三种文字的各一份。”[12]学会的研究方法中有“搜集马氏学说底德、英、法、日、中文各种图书”和“编译、刊印《马克斯全集》和其他有关的论文”[13]两项。据《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初所记，研究会当时已搜集马克思主义的英文书籍40余种，中文书籍20余种。到4月已有英文书籍70余种，德文书籍七八种。其中,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有《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雇佣劳动与资本》等，以及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无产阶级革命》等；中文书有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恽代英译的《阶级争斗》、李汉俊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李季译的《社会主义史》等。[14]研究会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翻译室，下设英文、德文与法文三个翻译组”，[15]积极组织会员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据罗章龙回忆，研究会曾翻译过《共产党宣言》、《震撼世界的十日》、《资本论》（第一卷）等著作。
中国是人口大国，水资源含量相对较少，目前面临着严重的水资源危机。在农业中，农田灌溉属于一项用水量较大的项目，在农田灌溉过程中可合理的优化农田灌溉技术，在节约水资源的基础上达到对农田的灌溉。随着科技的不断创新，相关技术与节水相互促进与发展，能有效的保障水资源的合理配置。在农田水利当中，应该运用科学的灌溉制度，并在节约水资源的基础上，提升农田的生产效率，有效实现水利工程的可持续进步与发展，一方面能够对水资源配置进行合理的优化和管理，另外也能有效的促进农业经济的可持续进步与发展[2]。
2.开展社团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
二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寻找改造中国社会的目标和方法。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暴露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和修改原来的政治目标，将实行社会主义确立为改造社会的目标。不仅如此，中国知识分子还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来分析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法问题，特别是将唯物史观作为改造社会的科学方法论。比如，李大钊从唯物史观出发，指出必须从改变中国经济制度入手才能求得社会根本之改造，并特别强调如果不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指导推翻反动统治，则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是不可能在中国实现的。
二是举行辩论会。进步社团经常就一些学术或时事问题举办辩论会，如1920年7月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尔尼公学连续开了五天的辩论会，与会者就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是采用温和的手段还是实行激进的革命展开激烈辩论。最后蔡和森将会上两种意见写信给国内的毛泽东，并在信上提出效仿十月革命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乃“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18]同年9月至10月，蔡和森、李富春等新民学会会员参加了工学世界社召开的长达三天的辩论会，促使广大社员将“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19]确立为工学世界社的宗旨。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曾就“社会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举行了一场辩论会，赞成派与反对派发言踊跃，言辞激烈。研究会还特别邀请李大钊担任辩论会裁判，并在最后作了总结讲话。他指出：“赞成派若是拿唯物史观的观点来解答这个问题，就会更具有说服力。”同时，李大钊着重强调：“此地所说社会主义之必然到来，这绝不意味着工人阶级可以不要斗争而垂手以待社会主义之到来。”[20]
三是举行纪念活动。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曾举行过多场纪念活动，如1922年5月5日，举行了马克思诞生104周年纪念大会；1923年1月15日，举行了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牺牲4周年纪念大会；1925年11月7日，举行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8周年纪念大会。此外，觉悟社也于1923年5月1日举行了五一劳动节纪念会。会上邓颖超明确指出举行五一劳动节纪念会的目的：“为纪念劳动节的工人加一种勇气和努力”,从而“能够生出许多新事业来”。[21]社员谌小岑在纪念会上作了《我们的希望》的主题演讲，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提出要团结广大工人，为减少工作时间，改善待遇，打倒军阀，铲除帝国主义势力，号召无产阶级真正行动起来投入革命运动。
3.创办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
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给青年学生提供一个“精神粮站”以解决“肚饱脑中饥”的情况，进步社团在各地着手创办和经营书社，如长沙文化书社、南昌文化书社、武汉利群书社等。
长沙文化书社是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创办的，其目的就是“运销中外各种有价值之书报杂志”，从而使“各种有价值之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之机会”。[22]一方面，长沙文化书社致力于发行和销售《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等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和《新青年》《劳动界》《时事新报》《晨报》等进步报刊；另一方面，长沙文化书社不断扩大业务范围和销售范围。在其他各县设分社，在长沙一些学校设“贩卖部”，并且与60多处杂志社和出版社建立了业务联系，如上海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中华书局等。不仅如此，长沙文化书社还专门设立书报阅览所，陈列书报，供众阅览。[23]
湖南自修大学图书馆是毛泽东在自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基础上建立的，是新民学会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途径之一。在《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中明确规定：“本大学于校内建设图书馆，设置中外各种重要之图书、杂志及新闻纸，以为学友研究参考之用。”[29]由此可见，湖南自修大学图书馆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研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场所。图书馆自成立起就广泛搜集各类进步刊物，据记载，仅在自修大学成立后的前5个月，图书馆购置的进步书刊就达到421种1004册，既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也有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或反映进步思想的书刊报纸。[30]
在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中心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开始显现出巨大的思想魅力。特别是苏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取得的巨大成功，让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马克思主义学说改造世界的力量，这一点恰好契合灾难深重的中国改造社会的迫切需要。于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再仅仅作为一种停留在书斋里的流派和学说来看待，而是被视为能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和方法进而受到极大欢迎。
南昌文化书社是方志敏倡导创办的，目的是为了让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之芽”能在“荒凉的江西”蓬勃生长起来。南昌文化书社以“灌输文化为宗旨”，[25]“专贩卖马克思主义的和其他革命的书报”，[26]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唯物论浅说》等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也发行销售《向导》《先驱》《新青年》等进步报刊。南昌文化书社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书社像一块磁铁，把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吸引在周围。江西的一些青年就是在这里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书刊而走上了革命道路”。[27]
4.建立社团图书馆传播马克思主义
一种主义或理论要被人民接受、传播并对社会产生影响，必须借助一定的传播媒介。报刊作为近代中国社会重要的大众媒介之一，以其发行量大、覆盖面广、传播及时等优势，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启民智、传播新思潮等产生了重要作用。五四时期，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随即投入到办刊的热潮中，以使其能真正成为代表社员说话的喉舌。这一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或在一定程度上宣传社会主义倾向的进步刊物多达200多种，如《星期评论》《新青年》《每周评论》《觉悟》《湘江评论》《新江西》等。它们以宣传新思潮和新文化，探讨改造中国社会为宗旨，成为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新青年》和《湘江评论》。
“亢慕义斋”取意于“共产主义小室”，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藏书室，也是第一个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使命的图书馆。研究会图书馆仅成立一年就收藏了英、德、日、法、俄等各种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书籍数百本，为青年知识分子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方便。郭松年曾回忆说：“图书馆一经收到新书，如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以及有关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译本，会员都争相借阅，辗转相传。非会员的进步青年，也越来越多地被吸引到这个图书馆来看书借阅。”[28]直到今天，北京大学图书馆还依然保存着八部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和28本列宁著作，上面均加盖长约32毫米的“亢慕义斋图书”印章。
武汉的利群书社是恽代英领导成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介绍进步书刊，推广新文化”。[24]书社经销其他书店难以买到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阶级争斗》《共产主义ABC》等著作以及《新青年》《共产党》《每周评论》《湘江评论》等进步刊物。即使是不买书的人，也可在书社阅览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报。一些人无力支付买书的费用，可以采取租借的方式来借阅书籍和报刊。利群书社这种可售可借可租的营业方式，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阅读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利群书社也因此声名大噪，引来了李汉俊、董必武等知名人士参观访问。在利群书社的影响下，武昌还先后成立了许多传播新文化的同性质的书报社。
在达成主义一致基础上组织团体，是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选择。正是因为有进步社团作为组织载体，一大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因信仰马克思主义而聚合在一起，从而形成强大的群体效应，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三、刊物是阵地：“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
建立社团图书馆是进步社团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特点，在这方面成效显著的当数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亢慕义斋”、新民学会的湖南自修大学图书馆。
除此之外，新民学会成员蔡和森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猛看猛译”一百多种马列主义著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翻译出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和介绍有关十月革命的小册子。
1.《新青年》：“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
《新青年》是1915年9月由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原名《青年杂志》。受尊孔复古逆流的刺激，创刊初期，陈独秀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将笔尖对准封建伦理道德，进行猛烈抨击，“开辟了近代新文化运动的新时代”。[31]十月革命后，《新青年》发生明显的“主义”转向，“开始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肩负起承上启下的历史使命，由传播民主与新文学，转变成传播新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新文化”。[32]《新青年》自创刊以来，引领了时代的新风尚，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特别是在《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理论机关刊物，发表的绝大多数文章都是致力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其主要贡献有：
一是率先发表介绍和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李大钊在《新青年》第5卷第5号发表了著名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这两篇文章标志着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后的世界局势开始有了重新认识，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来思考中国的出路和问题。1920年9月1日，该刊还特设“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苏维埃俄国的革命经验。
二是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内容。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号”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进行了阐述，并指出“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33]以后杂志不断刊载文章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内容，如蔡和森的《马克思学说和中国共产党》、陈独秀的《马克思学说》等。
三是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思想上的论争。五四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将《新青年》作为主阵地，同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争，发表了诸如《谈政治》《社会主义批评》《马克思还原》《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等文章，进一步坚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与方向，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2.《湘江评论》：“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湘江评论》由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发起，于1919年7月在长沙创刊，“‘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辟有‘东方大事述评’、‘西方大事述评’、‘湘江杂评’、‘世界杂评’、‘放言’、‘新文艺’等栏目”。[34]《湘江评论》刊登大量的长文、短论和简讯等，报道五四运动在全国的发展情况以及新民学会有关情况、留法勤工俭学活动的情形等，极力宣传反帝反封建和反对军阀统治思想，号召广大民众联合起来进行革命斗争。尤其是毛泽东在该刊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观点鲜明、言辞激烈、语言生动，对民众联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实现民众大联合的方法与路径作了深入的阐述，有力推动了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
随着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流行，《湘江评论》开始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比如，毛泽东发表了《研究过激党》的杂评，对封建军阀张敬尧诬蔑马克思主义是“过激主义”、布尔什维克党是“过激党”等不正当的言论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批驳。不仅如此，《湘江评论》同时也介绍了英、美、法、德、意等国的最新思想及其革命运动的形势，高度赞扬欧洲各国的工人罢工运动，并预见东欧各国的革命前途将是社会主义的胜利。
《湘江评论》所宣传的主义和思想犹如一颗炸弹，为反动军阀所恐惧，不久便遭到封建军阀张敬尧的查封。虽然《湘江评论》创刊只有短短的一个月左右，刊物发行不到五期，但其作用不可小觑，影响和激励了许多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
所得到的仿真模型图包括：BOOST电路，电压控制环路和一个串联电源扰动电路，一个串联电阻扰动，一个并联电阻扰动。具体设计如图6所示。
随着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五四时期的主流文化，许多进步刊物都把宣传社会主义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心任务，“似乎有不谈社会主义，则不足以称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的气概”。[35]在这些进步刊物的宣传下，马克思主义传播由最初的自发零散并只是局限于少数知识精英转向有组织有计划的广泛传播。
通过对周边国家的经济贸易发展进行调查发现，沿线国家中，仍有部分国家存在经济方面实行闭关锁国，对外经济实施封闭的状况。实施经济封闭的国家对于国际经济发展状况并不了解，对外经济一直处于封闭状态，自身经济发展缓慢。我国作为率先加入WTO的发展中国家，在遇到此类情况时应该积极引导并帮助经济落后的国家，引导封闭落后国家了解目前的国际形势，在国际贸易往来中可以通过双方谈判的形式进行适当引导[5]。
五四时期的“主义热”、“社团热”、“刊物热”，不仅充分展示了中国思想界空前活跃和繁荣的景象，而且生动反映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群体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活泼面貌。可以说，进步社团与进步刊物的出现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必然产物，也正是在两者的合力作用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范围日益广泛、传播内容日趋完整、传播影响渐次扩大。
共享营销又称为互销。共享营销是指买卖双方通过双向交易方式提供产品或服务的行为，包括为促进该行为进行的有关辅助活动，比如：互买、互卖、互推、互换、互租、互保、互贷、互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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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19)06-0038-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中若干基本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6BKS034）。
标签：马克思主义论文; 中国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主义论文; 马克思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论文; 《思想理论教育》2019年第6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中若干基本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6BKS034)论文; 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