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平会议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会议作出了《中共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实现了中央红军长征首次战略转兵，在紧要关头使党和红军转危为安，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成为中国伟大历史转折的起点。黎平会议与实事求是到底存在哪些关联性呢？笔者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浅析。
一、实事求是促成了黎平会议的召开
（一）惨痛的教训，强烈的呼声 奏响了黎平会议
1931年1月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统治了中共中央，赣南会议毛泽东开始被排除在红军的领导之外，宁都会议则完全把毛泽东排挤出了红军领导层。至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盛行，实事求是的思想遭到严重践踏。随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湘江战役损失惨重，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左”倾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要求更换领导的情绪迅速增长。一些曾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逐渐改变了态度。经过胜利与失败的比较，广大红军官兵深刻认识到：脱离实际的“左”倾教条主义具有严重危害，一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的毛泽东才是党和红军当之无愧的伟大领袖，希望毛泽东早日复出。渡过湘江后，对长征初期的战略方针开始了激烈的争论。1934年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照理应该解决关乎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这一紧迫而又重大的战略方针问题，由于会议是在急行军途中红军处于危险境地召开的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且会议“左”倾错误领导占主导地位，因而没有完全采纳毛泽东放弃长征初期去湘西（现为湘西北，下同）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原定计划，改向国民党防守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主张，会议在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下为避开强敌作出了转兵贵州黎平、锦平，然后北折黔东去湘西的决定，这一决定只是作了行军路线的调整，战略方向是不变的。因此争论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更加尖锐。于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突破“左”倾错误路线统治，反对教条主义，驱除“神圣化”的迷雾，挽救党，挽救红军的伟大思想斗争破茧而出，历史把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定格在黎平。
（二）天时、地利、人和使黎平会议应运而生
通道会议后，周恩来认为，调整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已迫在眉睫，他鉴于通道会议未能采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从根本上改变原定的战略进军计划，从通道出发后，他离开军委纵队，随红一军团第11师先头部队行动，寻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合适地点。12月15日，周恩来随部队进住黎平城，马上了解黎平城有关情况，他认为：中央红军占领黎平后，国民党黔军王家烈部队已经退守施秉、镇远、台供（今台江）地区，黎平地区的兵力空虚；国民党“追剿军”正向铜仁、玉屏、天柱之线前进，企图拦截中央红军北上；桂军一个师向榕江前进，企图向中央红军侧击；但各路国民党军距离黎平约有三天路程，这为中共中央在黎平城召开政治局会议赢得了时间。同时，黎平是三省交界地区，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便于红军进行整编；红军此前曾二次进入黎平，黎平人民对红军比较了解，加之黎平物产丰富，便于红军进行休整和补充。于是他选定了黎平城召开政治局会议并开始了黎平会议的有关准备工作，黎平会议方于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城翘街胜利召开。黎平会议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但天时、地利、人和的背后却是实事求是。因此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在黎平召开既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更是实事求是的体现。
二、实事求是贯穿了黎平会议的民主过程
（一）探求真理，激烈争论
根据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黎平会议的回忆“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浦等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为激烈。……”“在黎平领导人内部发生了争论，结果我们终于纠正了所犯的错误。……”“黎平会议是一次重要会议，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努力说服，许多同志改变了观点，同意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可以看出，黎平会议的争论是十分激烈的。激烈争论的现象一般来说除了会议主持人营造民主的环境外，主要取决于每一位与会人员能否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唯上，不唯书，不盲从。 否则是不会出现激烈争论局面的。与会人员深知黎平会议是关乎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会议，如果再盲从，再逆来顺受，“靠铅笔指挥”是会断送党和红军的前途的。会议围绕着是按博古继续按原定计划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建立新根据地，还是按毛泽东深入贵州腹地，挺进黔北，在以遵义为中心地区建立川黔边新根据地的两种观点开展了激烈争论。每一位与会人员一改过去常态，从实际出发，不顾个人得失，敢于直言，发表了个人观点。除凯丰支持博古的观点以外，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一致赞同毛泽东的主张，作为主持人的周恩来最后也决定采纳毛泽东的建议。这里值得说明的是当时博古是中央总负责人，他的观点又是代表共产国际驻中共顾问李德的观点，博古、李德又是军事“三人团”的组成人员，代表着“三人团”的大多数，反对博古的观点，如同反对当时中央最高领导，反对共产国际，反对“三人团”，如果与会人员不具有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的勇气，是不敢反对博古等人意见的，不是结合实际，反复权衡利弊也是不会出现“激烈争论”的。
（二）正确抉择，“少数服从多数”
根据《郭林祥回忆录》记载：“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进军方向问题。会上，毛主席提出放弃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计划，以免投入敌人的罗网，应立即改变进军方向，向敌人防御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在贵州创立新的根据地。毛主席的正确意见得到了周恩来、王稼祥等的拥护形成决议并在会上得以多数通过。”查阅有关资料，黎平会议《决定》是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通过的，黎平会议之所以要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进行决策，主要是基于：一是黎平会议对战略方针问题争论不休，当时支持博古等人的观点的虽然占少数，但分量较重，支持毛泽东的观点的虽然占多数，但分量较轻，难以抉择。二是决策的目的在于执行，如果决策失误或者决策后思想不统一都会影响执行，甚至，在当时的情况下，会断送党和红军的前途。黎平会议正是基于这一实际考虑，采取了“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作出了《决定》，这样既可以化解当时争论不休的问题，又可以统一思想，保障决策的正确性，从而提高决策的执行力和有效性。
三、黎平会议《决定》是实事求是的结晶
（一）关于新的根据地问题
在黎平会议上，博古代表李德和他自己的观点，仍然坚持中央红军沿着红六军团前进的路线进入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他认为这是共产国际同意的，不能擅自更改。他说：“红军进入贵州以后，已经避开国民党的追击，目前完全可以沿旧路入黔，然后向东转湘西，那里才有可能遇到最小的抵抗，实现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原计划。”但如果按照博古等人的意见，党和红军将会遭到灭顶之灾，因为这时，蒋介石调遣四五倍于红军的重兵把守湘西防线，去湘西势必与国民党军“硬碰硬”，作为长途行军并遭受重创的红军，无论是兵力、士气、物资等哪能跟以逸待劳的国民党军抗衡呢？正如周恩来说的那样“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泽东以他一贯实事求是思想，坚决不同意博古的意见，坚决主张中央红军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黔北进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他具体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变化，强调指出：根据敌我情况变化，中央红军应向遵义地区挺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这样北可以与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呼应，东可以与红二、红六军团配合，如有可能，还可以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在川陕之交协同作战。另外遵义历来是贵州区域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是贵州粮食产地和财政来源之地，在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根据地有利于开展苏维埃运动，有利于红军休整和补给。因此会议作出了“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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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军事部署问题
针对此类缺陷改进方案为等型壳焙烧后再插入不同于主体的材料，避免裂解材料随壳体在高温中被氧化。其中铸件上蜡模在需要插入不同材料的部位预先设置了蜡块，等制壳及焙烧完后敲去多出的型壳，再将不同材料插入此部位并用耐火泥堵住后浇注。以双金属连杆为例，敲去两端型壳后的壳体如图12所示，被敲位置用来放置另一种材料。
根据当时的军情，向遵义方向前进有黔敌部队的阻击，湘黔边界，国民党集结了四五倍于我军的兵力严阵以待，桂军则在南面进攻我后卫部队，在这种情况下，蒋黔湘桂诸敌随时可能与中央红军发生战斗，甚至大的战斗，将影响向新的根据地目标前进。为保障尽快到达新的根据地，如遇前敌阻击，只有消灭之，如遇侧击、尾随的蒋、湘、桂诸敌应避免大的战斗，但如果蒋湘桂诸敌在我军前进的方向阻击，唯有坚决打击和消灭之，否则新的战略方针不能实现，党和红军同样会遭到灭顶之灾。因此政治局作出了“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的路线上与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军向指定地区前进”的决定。
主要成果包括：与省（自治区）水利、环保部门建立了重大问题协商、规划衔接、联合考核、突发事件信息共享机制；与省（自治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在水功能区监督、取水及排污口设置审批方面建立分级管理体系；与省（自治区）水质监测部门建立流域机构指导协调，流域与区域水质信息共享、分工协作的工作格局。
（三）关于反对悲观失败和游击主义危险问题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接连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损失惨重，中央红军几乎濒于绝境，且“左”倾错误领导除坚持原定方针以外，一筹莫展，使很多官兵十分悲观失望，有的当逃兵，有的提出上山打游击等等。这种倾向已成为红军内部瓦解，不攻自破的主要危险。因此政治局作出“为保证这个战略方针决定之执行，坚决反对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危险，这在目前成为主要危险倾向”的决定。
（四）关于责成军委制定军事行动计划，书记处会同总政治部制定政治工作方针问题
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黎平会议上被批判，甚至被否定，李德、博古独断专行被限制，军事“三人团”被瓦解，党回到了领导红军的正常轨道，军委、书记处、总政治部等主要工作部门职能开始发挥了作用。为发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整体作用和部门职能作用，加强政治工作，提高军队战斗力，确保战略方针之实现，政治局作出了“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各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而书记处应会同总政治部进行加强的政治工作，以保证本决定及军事战略部署之实现”的决定。
（作者系中共黎平县委党校高级讲师）
责任编辑：谢义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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