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日益复杂化的当代世界，历史唯物主义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是多维的。其中在人与自然关系层面上，现代化并没有使人类远离自然，而是越来越依托于自然，自然资源占有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需要重新做出考量；在人的内在本性层面上，社会文明进步并没有远离人性，它的善与恶仍然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社会行为，甚至整个社会的结构性建构和关系性建构；在人与人关系层面上，国家的作用并没有弱化反而得到空前的强化，对内如何建构一种国家形式来使复杂多元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表达和实现，对外如何有效应对现代化、全球化的价值非中立性与全球治理变局；在整个人类社会文明演进过程的层面上，它到底是单线还是复线，以及如何在复杂的当代文明形态背景下构建自身的文明形态。历史唯物主义只有对这些问题做出更好的解释和说明，才能展现出其生命力。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发展；现实问题；挑战与机遇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思想中最重要也最具独创性的构成部分，它所研究的问题既有最宏观的人类文明演进史、社会发展史，也包括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中的时代性问题，无论是对于最宏观问题的研究还是对于时代性问题的研究，都需要和历史实践的发展进程与当代人类文明的进步联系起来。在这个意义上，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改革开放40周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看到和探索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实践的深层互动，以及它所面临的深层挑战与发展机遇。立足于当前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实践，我们发现自然资源占有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问题、人性善恶对现代社会制度的选择与认同的作用问题、国家作用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强化与演化问题、现代化全球化的价值非中立性与全球治理变局问题、当前人类文明演进状态的复杂性问题等，这一系列现实问题既对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深层的挑战，也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问题意识与现实根基，历史唯物主义需要更多思考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更多社会现实问题，需要根据变化了的社会发展现实不断自我创新，才能更好地解释社会发展现实和引领社会发展实践。
由于没有形成优质煤优价市场和用户使用洗精煤的有效机制，动力煤洗选发展速度与政府部门期望的相差很远。动力煤洗选率低，商品动力煤质量一直不能满足国家环境保护的需求。
一、人与自然关系层面：重新考量自然资源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问题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性和前提性的问题，关于人类起源是一元说还是多元说尚有争论，但目前形成的五大洲、四大洋的地理格局，其实就是人类的不同群体被分配到地球的不同生命圈上，他们占有着不同的自然资源，并依靠它们生存和发展，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也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性问题。而在人类现代化的进程中，随着现代生产方式的建立，以及现代科技的飞速进步，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自然资源占有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但就当前世界来讲，不同群体、民族和国家在自然资源占有方面的差异性却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甚至成为重新考量全球经济政治局势的一个自然的、基础性的条件，并且这一条件变得越来越突出；就当代中国而言，自然资源问题与生存的地理空间问题仍然是整个民族生存危机的基础性构成部分。以往我们以为现代化使我们越来越远离自然，而实际上是越来越依托于自然，并且这种依托又是以造成人类社会内部的巨大不平衡作为条件的。人与自然关系如何成为人与社会关系，甚至国家间关系的基础，自然资源占有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这些问题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发展提出了深层挑战，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对自然资源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做出新的考量。
在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之前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存在着“地理环境决定论”与“地理环境虚无主义”的争论，前者强调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所具有的决定作用，后者强调人类社会对于自然环境的统御和征服，但这两种观点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把自然与人类社会彼此外在地对立起来而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历史唯物主义则超越于这种理解方式，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将自然地理环境作为社会存在的重要构成部分，实现了自然史与人类社会历史的统一。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它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1〕马克思承认了人类社会对于自然界的依赖性。同时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自然观时指出“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2〕。这也凸出了人类社会在自然环境面前的能动性作用。人类社会依赖自然，但也改造着自然，而改造了的自然或“社会化的自然”也构成了社会存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成为人们社会实践的基础性条件，马克思是从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互动作用中来理解两者的关系的，这就为人们考量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奠定了基础和方向。
但正如前文所言，在社会历史实践中人们以为现代生产方式的建立和发展不断使人们摆脱和超越自然资源的限制，这也就造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发展中关于自然对人类社会发展所具备的作用有所忽视，比如苏联哲学教科书将“地理环境决定论”作为一种“完全错误的”，甚至是“荒谬的、反科学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理论”，〔3〕加以全盘否定，造成的理论后果就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缺乏对于自然环境作用的应有重视，并且苏联历史唯物主义发展中的这一倾向对于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像“人定胜天”这样无视自然规律的行为和思想，以及后来的唯GDP至上，忽视生态环境的现象，都是与没有正确估量自然环境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有一定的关联。当然，伴随着现代社会日益严峻的自然资源危机和生态危机，自然环境越来越多地进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视域当中，比如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力图回到马克思主义本身，重新发现其中的生态内容，从而维持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批判功能，〔4〕而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地理空间维度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其代表人物之一戴维·哈维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在后现代的发展中必须重视它的地理学，必须认识到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关系。〔5〕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中，将“生态”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并列为建构理想社会的“五位一体”发展目标，同时也将“绿色发展”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构成部分，都体现当前世界和当代中国人们对于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重大意义的自觉。
归结起来讲，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发展中必须从马克思奠定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重新考量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究竟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怎样的作用，并深入探究它如何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影响着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比如，自然资源占有的不平衡性在人类社会不平等的形成中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它在全球经济政治局势的考量中占有什么地位，它对于地缘政治的形成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生态保护与生产力发展究竟存在怎样的内在关联，并且如何实现两者之间的有效协调和良性互动；生态发展与人的发展内在关系如何等等，现代社会发展所面临的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历史唯物主义对自然环境对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的程度和发生的方式做出新的考量。
二、人与自我关系层面：重新估量人性善恶与现代社会制度构建的关系问题
人类社会发展史也是人性演进的历史，正如马克思所说：“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6〕并且，人的内在本性的不断丰富和完善也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人性及其演进问题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维度，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价值归宿之一。但在以往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往往把人性归为一种被更深层次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东西，进而忽视了它对于社会制度建构，甚至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作用。而在现实的历史发展中我们却不断发现，每一个人的人性不断地重复出现，而且在社会生活中极度顽强地展现出来，并且他们还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社会行为，影响社会的群体性行为，最终影响到社会的结构性建构和关系性建构。因此，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公共关系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体系中都离不开对于人性的探讨和解读，在现代社会制度的建构中也都可以找到其对于人性的假定和预期，甚至对人性善恶的不同解读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制度建构的基础和方向。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将人性问题重新置于自身的理论视域当中，重新考量人性设定及其演进对于现代社会制度的选择和认同，甚至对于社会历史发展所产生的作用。
〔1〕〔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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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新工科”背景下人才培养的要求，要求我们在实验课程建设中，打破学科专业界限，实现学科专业的新结构；提出专业群的概念，对接产业、面向行业产业需求、面向企业需求，开展应用型人才培养[5]。继续发挥中德合作的优势，有效借鉴、创新融合，实现新形势下高等工程教育人才的培养。
历史唯物主义反对从理性、神性、自然、自由等抽象或先验的层面上对人性进行探讨和规定，它将对人性的理解置于现实的社会关系当中，进而祛除了人性问题上的神秘面纱，但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重大理论贡献却在其自身的发展历程中被不同程度地遮蔽或忽视掉，比如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的人性观念实质上就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它并没有超出旧哲学的总问题，并且只存在于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当中，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彻底批判任何哲学人道主义的理论要求”，并同“一切哲学人本学和哲学人道主义决裂”〔9〕，实际上阿尔都塞否认了人性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当中应具有的理论地位。而在我国，人性问题也曾经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人性问题被简单地等同阶级性，由此人性问题成为研究的一大禁区，后来的研究虽然取得较大进展，但是，问题提出的深度和论证的方式都还没有完全摆脱某些陈旧观念的束缚。〔10〕正是由于这种对人性问题的忽视或遮蔽，不仅影响了人们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理解，而且也使人们忽视了人性问题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和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其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在进行设计阶段重视程度不足，将设计工作流于形式，同时没有对材料和内容进行完整的设计，和实际的情况不符合，有的甚至造假。第二，设计不够规范，没有进行事先的设计，而是在进行建设的过程中设计，过多的流于形式。第三，在进行设计之前应该进行科学的调查，一些设计单位的相关资质不够。
因此，如何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对历史唯物主义当中的人性问题进行澄清和阐明是当前历史唯物主义发展不能回避的重要理论课题，并且还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如何沿着历史唯物主义人性观的基本观点在更深层面上进一步深化研究人性与社会历史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必须明确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将人性的理解置于现实的社会关系当中，并不是消解了人性问题，而是将对人性问题的探索奠定在现实生活的坚实根基之上，并且社会历史的发展与人自身的发展在历史唯物主义当中始终是统一在一起的，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一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就必然包含着人的内在本性的丰富和完善，以此来看，人性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个问题是对第一个问题的进一步推进和深化，这个问题存在着两个方面。一方面，人性是被现实的社会关系所塑造的，但人们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建构对人性进行的改造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它对于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有着怎样的意义，“合乎人性”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为社会制度建构和社会历史发展的目标，这都是历史唯物主义必须面临和解决的重要问题。另一方面，纵然人性是被现实的社会关系塑造起来并受其制约的，但它这种被塑造出的人性反过来又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产生怎样的作用，这种作用的大小，以及这种作用生成的具体过程和方式等等，比如对于人性善恶的不同设定往往影响着社会制度选择和建构的基础和方向，对人性本恶的警惕使社会更倾向于选择通过建立法律法规来约束人的行为，而对人性本善的信任则使社会更倾向于通过道德呼吁来引导规范人的行为，因此，人性与社会文明进步之间的关系也是摆在历史唯物主义面前必须重新做出考量和深化发展的问题。
三、人与人关系层面：新时代国家职能的演化与现代化全球化的价值非中立性问题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革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内容，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核心内容就是利益关系，因此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一致与相通、分化与融合、对立和冲突一直是历史唯物主义探索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重要维度。在当前社会发展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高度分化和极度复杂化，这一局面为当前人类文明的进步提出了重大挑战。从国家内部层面上来看，如何更好地优化和完善国家职能，建构一种更为合理的国家形式来使其内部复杂多元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表达、实现和维护，以更好地自我管理。从国际层面上看，如何协调国度间利益，凝聚最大共识，有效应对现代化全球化的价值非中立性与全球治理变局，以更好地管理世界。这两大问题既是当前人类处理人与人关系实践活动面临的时代性难题，也是当前历史唯物主义发展所面临的深层挑战和重要机遇。
首先是在国家内部层面上国家职能的演化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源于社会生活中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而国家的本质职能就在于协调和解决这些相互矛盾与冲突的利益诉求，他们指出“随着分工的发展产生了单个人或单个家庭与共同利益的冲突，共同利益才采取了国家这种与个人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11〕。以此来看，国家本身也是为了满足社会成员保护社会“共同利益”的需要，但在阶级对立的社会当中，这种“共同利益”往往成为特殊阶级利益的代名词，统治阶级往往把自身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产阶级国家“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12〕。马克思恩格斯也曾预言了在未来社会中随着阶级差别对立的消除，作为维护统治阶级特殊利益的国家也将自行消亡，代之而来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将真正地把维护和实现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作为目的，这是国家职能演化的必然趋势。后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当中将未来社会区分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并指出在初阶段上仍然需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它已经是为了“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国家维护社会共同利益的职能得到凸显和强化，但由于缺乏充分的社会主义实践基础，对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形式才能更好地履行这一职能，马克思并没有做出更多的论述。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观的基本观点，他指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13〕。在革命与战争的年代，对国家维护政治统治职能和统治阶级利益职能的强调，是现实对理论提出的要求，但它也随着现实的发展变化亟待做出新的发展，由于后来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忽视这一问题，苏联内部极度分化的利益关系无法通过一个合适的国家形式得到维护和实现，苏联的整个国家机器也变得极为低效，这也成为导致苏联发生巨变的重要原因。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指导下，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先后提出了“工农民主专政”“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等政权组织形式，其内在的趋势就包含着不断扩大国家政权所代表和维护的利益主体的群众性和广泛性。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发展，人民群众内部的利益关系高度分化和极度复杂化，因此国家协调和平衡各种利益关系，维护社会普遍利益的职能应该得到强化，更进一步而言，如何建构一种恰当的国家形式来表达这些复杂分化的利益，如何让这些分化的利益得以充分的实现和共存，是摆在历史唯物主义上层建筑理论面前不可回避的挑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正是对这一挑战的理论自觉，“国家治理”本身在运作方式上就强调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协同发挥作用，在价值目标上也更加注重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力图更好地协调不同主体之间的均衡发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理论的提出符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职能演进的一般趋势，也把握住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但如何从价值理念到制度设计形成一个全新的现代化国家治理模式，仍然是历史唯物主义尤其是其中的国家学说在当代社会发展中必须具备的问题意识。
其次，人与人关系在较为宏观层面上就体现为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这一层面上亟待说明和解决的问题就是现代化全球化的价值非中立性与全球治理变局问题。作为人类社会在历史形态上的转变和地理空间上的拓展融合，现代化和全球化无疑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但在这一进程当中，不同国家、民族和人群却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实现方式和实现程度、水平上表现出极大的差异，进而现代化和全球化给他们也产生了不同的作用和影响，因此对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价值评价也呈现出明显的价值非中立性特征，这也进一步演变成不同国家和民族选择自身现代化道路和对外政策的重要影响因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全球经济政治局势。具体而言，就现代化来讲，现代化作为一个不断推进的社会历史进程，不同国家、民族和群体在这一进程中所处的历史方位不尽相同，因此对现代化问题的价值判断也会表现出较大的差异，甚至形成了现代化的“围城”现象，典型的表现就是中国以及其所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努力追赶发达的现代化国家。现代化是作为一种理想社会的发展目标而存在的，而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现代化本身的自反性不断彰显，现代化已经成为一种批判和解构的对象。〔14〕就全球化来讲，全球化的价值非中立性集中体现在支持和推进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的对立上，这一对立导源于全球化本身的复杂性。全球化在最本质的意义上就是随着人们交往和活动范围不断越出民族国家的界限而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并因此而在人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所展现出的一体化趋势。所以就全球化的进程而言，它始终是存在一个限度的，比如地域范围、发展程度、发展水平、发展阶段，不同国家、民族和群体也因为在全球化进程中所处的位置不同而对全球化产生不同的价值评价。另外，伴随着全球化扩展开来的不仅仅是“文明的果实”，也包括恐怖主义、金融危机、生态问题等等负面因素，实际上全球化在不同国家实际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是存在很大差异的，这也是导致对全球化价值评价差异的重要原因。这一对立体现在当前世界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潮流与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主张而表现出的对于全球化的支持和推进，这一对立及其引起的全球治理变局更加印证了“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的充满矛盾的过程，一个矛盾的统一体”。〔15〕
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发展必须与价值论的研究结合起来，研究现实社会运动的价值多层性，尤其是当前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价值中立性问题。面对现代化的价值非中立性问题，当前中国必须要增强现代化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一是要对当前中国自身的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方位有清醒的判断；二是要努力吸取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不断完善和丰富现代化的内涵；三是认真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关系，这些问题的解决既对当前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提出了深层挑战，同时也有赖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创新发展。面对全球化的价值非中立性问题，当前中国需要一种“内外兼修”的本领锻炼，从国际方面看，既要能够主动适应全球治理变局及其多维挑战，更要能够引领全球治理变局走向健康方向，从国内来看，既要依托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也要能够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16〕因此，当代历史唯物主义必须一方面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尤其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出发，又要直面当前全球化中的全球治理变局问题，及其与当代中国发展的交互作用问题，历史唯物主义也只有在不断解释、回答和解决现实问题中才能不断向前发展，也只有不断创新发展才能更好地解释、回答和解决现实问题，这是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
综上所述，sTWEAK在PD及HD患者中表达下降，且与CRP、WBC等炎症介质及IMT、斑块阳性率有关，是亚临床型动脉硬化的预测因子。血清sTWEAK水平升高可能是HD患者炎症状态及动脉粥样硬化的预测指标。sTWEAK可作为治疗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新靶点，但仍需进一步研究。
您是一个任性的人……任性而又歇斯底里的人，在任性之中负担着您特殊的、个别的“瘙痒”。 地下人的批评是天才的批评，智力超常的批评，但批评者“本性”却是个软弱、无力、极为粗野、极为荒淫、极其俄罗斯式的人，“带有所有的恶习”，“非常多的恶习”。 有天才，是的。 但也可以换一种方式评定： 喋喋不休地喊叫。 咦，这是出现了一只什么样的公鸡呀： 啄食整个文明。 它不啄食下蛋的母鸡。 下蛋就是下蛋，无论如何不能不下蛋。 这是作为公鸡的世界的原则。 母鸡不可能战胜公鸡，但公鸡也不可能战胜母鸡。[2]493
四、人类文明整体演进层面：当代人类文明形态的复杂性与中国新文明形态的构建问题
解释和回答人类文明演进史上的种种现象与问题，探索和发现人类文明演进的内在规律与合理路径，指出和引导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与未来，应该是历史唯物主义不容回避的重要理论课题。就当前世界来看，各种文明形态之间的相互接触与碰撞、竞争与冲突、合作与交融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状态，整个人类文明系统的复杂性不断凸显出来，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如何更好地理解当代人类文明进程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如何更好地引导人类文明走向更高阶段，是我们必须回答和解决的时代性课题。而就当代中国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创制和开辟的文明形态，它作为一种新文明形态的历史与实践合理性逻辑是什么，它对于整个人类文明演进究竟有什么样的贡献，如何才能得到世界的理解和认同等等都需要历史唯物主义的创新发展才能做出有力的说明和解答。
在历史唯物主义当中，马克思恩格斯探索了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一般过程，揭示了人类文明演进的基本动力和判断标准，并立足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将资本主义所代表的文明形态放置在整个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进行考察，最终指出了人类社会将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文明形态。从整体上来说，马克思恩格斯主要致力于揭示人类文明演进的一般趋势和规律，并按照这一规律论证和指出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更先进和普遍的人类文明形态代替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合法性依据与方法路径，虽然马克思恩格斯也意识到了特定历史阶段上文明形态演进的特殊性和复杂性问题，比如晚年马克思曾提出了当时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大峡谷”的可能性，但对于共产主义这种普遍的文明形态实现以前，人类文明演进在面对多种文明形态并存的复杂局面下将如何促进和引导人类文明走向更高阶段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他们只是为解决这一问题奠定了前提和指明了方向，并不断告诫人们这些原理的应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7〕。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最先打开了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在实践上建立了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新文明形态，这也在实践中遭遇了不同文明形态的共存问题，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促进社会主义”的主张，这是对于社会主义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共存的最初探索，但后来随着国际形式的变换，苏联走向了一条排斥其他文明形态的故步自封的状态，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也曾现实地存在过这方面的问题，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新融入了全球化的进程中，重新开启了与其他文明形态的合作与交流。
护理后，护理组患者PSSS评分（88.5±10.5）分，常规组PSSS评分（65.4±12.5）分，组间数据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10.398 0，P=0.000 0）。
精确掌握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政策制度、劳力结构、经济发展能力等实情，精准填平补齐扶贫供给资源，改变扶贫资源规模偏小、资源总量偏少、资源质量偏低、资源结构不合理的病态。通过改革精准扶贫制度、完善扶贫机构、培养贫困人才、提高脱贫能力，构建多维度多层次精准扶贫保障体系，提高贫困地区供给侧效率和质量，保障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扶贫对象，确保精准脱贫，助力精准扶贫。
具体到当代中国而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西方文明形态的强力冲击下展开的，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应该选择和建构怎样的文明形态，如何处理自身传统的文明形态和外来文明形态的关系，一直是困扰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难题，也是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必须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在这一问题上甚至先后出现过“全盘西化”和“文化复古主义”等极端的解决办法，并且这两种解决办法还经常伴随着社会思潮的变化不断泛起。在当代中国，文明形态的复杂性问题更为凸出，中国开启现代化进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多种文明形态——以中西马为代表——都能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找到自己的发展空间，并且都曾现实地影响着中国的发展进程，如何在这种文明形态的交互作用中构建自身的文明形态，这种新的文明形态如何能够得到世界的理解和认同，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另外，当代中国在文明演进过程中呈现出较大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不仅表现在群体差异方面，文明本身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也都呈现出很大的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确定社会发展的方向和重心，建构怎样的制度和规范来解决这一问题，都是需要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发展必须直面的问题。
注释：
根据抽样调研方法，抽选样本数量的单位组成调研样本组。结合评估打分表对每个调研样本单位进行实地评估评分，评分采用百分制评判。对每个调研样本单位的最小一级评估指标评分后，对各单位的最小一级评估指标取算数平均值，作为评估目标的最小一级评估指标的最终评估得分。将最小一级评估指标的最终评估得分乘以该指标的权重，得出上一级评估指标得分，最终累加求和得到评估目标的整体得分。得到评估目标的整体得分后，设定消防安全风险等级判定标准，如表3：
〔2〕〔8〕〔11〕〔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56、84、274页。
〔4〕John Bellamy Foster ,Paul Burkett, Marx and the Earth:An Anti-Critique,Brill,2016,pp.24-26.
〔3〕〔苏〕康斯坦丁洛夫主编：《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60页。
〔5〕参见〔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41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8页。
苏联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在实践中遭受巨大挫折，很多西方学者开始相信存在着一条比较共同的人类文明发展大道，这就是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形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政治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说”，他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最后的一种统治形式”，随着这种文明形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制度，人类历史走向“终结”。〔18〕现在看来历史不仅没有终结，反而由于西方文明在自身发展中暴露出新的问题而引发了西方人对自身文明形态的质疑和反思，一些学者甚至主张“人们难以确定——以什么样的标准——哪种文明更好”〔19〕。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就主张当前世界是“一个多极和多文明的世界”，他把冷战后的世界划分为“七个或八个主要文明的世界”，并预言了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20〕另外，社会主义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迸发出巨大生机，社会主义文明以另外一种形态获得新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多元文明形态共存的前提下重新理解和处理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关系以及找到和确定人类文明进步新的方向与路径，既是摆在人类面前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发展的重要机遇与挑战。
〔7〕〔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16页。
〔9〕〔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23页。
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前，人性问题一直是西方思想史上探索的难解谜题，因为它不仅是人类自我认识的积极探索，也是人类追求自我丰富和发展的重要根基与参照标准，但这种对人性问题的解读和规定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在思维方式上体现为本体论的，在方法论原则上体现为本质主义的，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人性就是一种抽象的和永恒不变的先验本质。比如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最早提出“认识你自己”的命题，但他主要是从人的内在去寻求人的本质，将人视为理性的存在物，这一思路基本上奠定了西方对人性解读的根基和方向；到了近代哲学中，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命题，肯定了人作为思维和思想主体的地位，这一思路在黑格尔那里达到顶峰，他将“人”规定为自我意识的外化存在物，在他看来“精神——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7〕。马克思不同意这种对人性进行的抽象化和固定化的解读，他从实践思维方式出发，主张从现实性和历史性规定中理解和把握人性。在马克思看来，从人内在的某种抽象物出发是无法通达人的本性的，因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也就说人性之谜的求解应该深入到人们现实的社会关系和共同体当中。既然人的本质就蕴含在现实的社会关系当中，那么它也会随着社会关系的不断变革而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人的本性并不是一种永恒静止的东西，而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物。实际上，马克思在人类自身的自我认识方面实现的超越是以他对于整个西方近代哲学的超越为背景的。
〔10〕参见张奎良：《实践人学与以人为本》，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页。
〔13〕《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4页。
〔14〕参见欧阳康：《现代化的“围城”及其超越——兼谈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价值取向及其启示》，《求是学刊》2003年第1期。
〔15〕俞可平：《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载俞可平、Arif Dirlik主编：《中国学者论全球化与自主》，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63页。
〔16〕参见欧阳康：《全球治理变局中的 “一带一路”》，《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
但那些淋着雨雪踩着泥巴一步一回首的人们，放眼望去的，就是最后的色达了。他们磨砂细碎的掌纹缓缓剥落棕褐交织的念珠。他们磕下长头，无关宗教和前世今生，尽倾整整一万零八千圈的信奉去祈福，举手投足间充满了历练的卑恭和体会过沧桑岁月的兜兜转转。
〔17〕〔德〕马克思、〔德〕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页。
〔18〕〔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黄胜强、许铭原译，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年，第216页。
〔19〕〔法〕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肖昶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7页。
〔20〕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年，第5-7页。
作者简介：欧阳康，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哲学研究所所长、哲学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认识论；孟小非，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认识论。
〔*〕本文系国家社科规划办重大委托项目“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哲学基础”(项目编号：16ZZD046)、教育部社科司2018年“党的十九大精神研究专题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9.08.003
〔责任编辑：汪家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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