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22年12月5日，中共水口山小组遵照中共湘区委员会指示，领导水口山矿三千多名工人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大罢工，并最终取得胜利。此次罢工在中国共产党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意义。它不仅证明了罢工胜利对改造中国早期工人封建落后性质的重要作用，而且证明了革命斗争只靠工人罢工是不够的，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才是革命斗争的主体力量，农民武装斗争是保证革命胜利的强有力武器和主要形式。
关键词：水口山罢工；思想意义；武装斗争
水口山位于湖南省衡阳常宁市的松柏镇，是中国重要的铅锌产地。早在光绪年间，水口山就设立矿务局，用“西法”进行采矿。至20世纪初，水口山铅锌矿仍是湖南境内最大的省立官办工业企业，集中着3000多名深受压迫剥削的产业工人。常年的压迫和剥削使得工人们生活困苦、怨声载道，工人阶级与军阀官僚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具有组织工人运动的良好环境和基础。毛泽东第一次来衡阳指导建立湖南三师党小组时就明确提出：“你们要到水口山矿去，那里有很多工人，工人革命性最强，建党要与工人结合起来，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团员，建立党团组织。”[1]10-21可见，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就开始重视在水口山矿地区组织进行工人运动。
一、水口山罢工的原因及过程
水口山为湖南官矿，矿局官僚视工人为牛马，经常盘剥虐待。工人们不仅毫无民主权利和自由，甚至失去最起码的人格保障，随时都有被惩罚、打骂、开除、送警的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人们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资收入低，“每人每月至多的得二、三十元，十余元，八、九元；少则三、四元，甚至于每天六十余文的也有，真所谓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2[369]但是工人们赖以活命的工资经常被连年拖欠，生产红奖被盘剥克扣，又逢物价飞涨，工人们经常衣不暖、食不饱，生活愈加困苦，而试图改变这种悲惨境况的决心也愈加坚定。在水口山罢工运动开始之前，水口山的工人们为了反抗压迫和剥削，自发的组织起了数次的斗争，这些斗争大都只集中于经济方面，没有提出政治方面的要求，并且大多以失败告终，但这些斗争为后来大罢工的成功举行积累了斗争经验。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1922年9月14日爆发的安源路矿大罢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所具有的伟大力量，对全国各地的工人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极大地鼓舞了包括水口山工人在内的全国各地产业工人的自救行动。受其影响，由进步工人代表刘东生等人发起、在安源路矿文书股股长蒋先云等人的帮助下，水口山工人俱乐部虽然受到当局的恐吓，但最终仍得以成立。俱乐部以“联络感情，涵养德性，互帮互助，共谋幸福”为宗旨，为改善工人生活、增加工人收入、提高工人地位俱乐部向当局提出四条最低要求并不断交涉，在遭到无情拒绝和恐吓镇压后不得不奋起罢工以维护自身利益，轰轰烈烈的大罢工就此开始。
二、罢工运动的思想意义
水口山工人罢工运动中，无产阶级工人表现出强大的力量，成为罢工胜利的最主要力量，历时二十三天最终取得胜利，沉重打击了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意义。
(一)必须通过罢工斗争方能改变工人群众的封建性习俗
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完成了由军事入侵到经济入侵的转变，资本主义经济逐步渗入我国经济体系。后又经洋务运动推动，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逐渐产生发展，自给自足的传统小农经济遭到严重冲击，大量失地农民进入工厂成为雇佣工人，中国的工人阶级也逐渐开始壮大。但是逐渐壮大的工人阶级质量并没有和数量成正比，他们仍然保留着长久以来形成的与革命工人阶级性质相悖的封建小农性质，这一点在水口山罢工运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因此，罢工运动的胜利不仅实现了工人们的切身利益，而且能够改造工人阶级的封建思想，增强其思想和组织水平，也为后期无产阶级革命积蓄了阶级力量。
其次，坚持是实现目标的途径。目标是行动的灯塔，是前进的方向。要培养高职学生的工匠精神需要从他们的韧劲上下功夫。有了目标，在实现目标的道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要求高职学生要直面困难，集思广益，解决问题，才能距离目标更近。遇到困难就轻言放弃，就很难实现目标。在实现目标的道路上坚持很重要，唯有坚持才是实现目标的最好途径，高职院校学生培养恰恰需要致力于学生持之以恒精神的培养。
魏金枝：《柔石传略》，丁景唐、瞿光熙编《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上海文艺出版1981版，第218页。
(2)散漫落后，无组织无纪律
严明的纪律和规矩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生俱来的内在品质，马克思、恩格斯把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特别是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一条建党原则，指出了党的纪律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和党所领导的事业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曾多次强调“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3]413恩格斯也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胜利的首要条件是严格遵守法律，而一切革命的高调和喧嚷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失败。这种纪律是一个有成效的和坚强的组织的首要条件，是资产阶级最害怕的”。[4]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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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人阶级多是由封建农民转化而来，因而其固有的封建性思想观念就是“为生存而维护自己的利益，但不捍卫与争取权利”的小农思想和狭隘、短视的利己主义，他们固然会在受到极致压迫的时候起来反抗，但一旦剥削阶级满足他们眼前的利益时，他们的革命性就会大大降低，甚至不再具有革命性。这导致了在工人运动初期，工人们之间处于彼此孤立分散的状态，他们的革命性是不彻底的，也很难作为一个阶级独立行动，因为此时他们最在意的是自己的利益能否得到满足，而不是以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为最终目的。因而要想从思想上改造工人阶级的封建性，就要首先满足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从实现工人阶级切身利益出发，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用科学的组织引导、用最终的目的引领他们的罢工运动，通过罢工运动的胜利来改造工人群众的封建性思想观念。因此，水口山罢工运动在满足工人们增加工资、均分红利等切身利益的基础上，成功地对工人阶级的封建思想观念进行了一系列改造。
(二)罢工运动可以从实现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上改造工人群众的封建性思想观念。
水口山罢工在中共湘区委员会指导下成功进行，整个罢工过程井然有序，但是在罢工胜利后却也出现了矫枉过正的现象。工人俱乐部成立以后，有工人“要钱则拼命力争，遇事则织微掣肘，稍不满意，以停工为后盾。故一般无赖工人以为有求必应。俨若俱乐部为分局之上级机关，甚至出班不按规定时，产额日益减少。”[1]291这说明长久以来的封建社会使工人们习惯于散漫、无组织、无纪律，难以自觉严格要求自己，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
因此，虽然在水口山罢工过程中工人阶级是绝对的主要力量，但也暴露了部分中国工人固有的散漫落后、自私分裂的封建性质。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工人绝大多数是由封建农民转化而来，带有根深蒂固的小农思想和封建性质，这样的封建性质不祛除，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就缺乏坚定的主体力量，革命就难以取得成功。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上的改变可以带动组织和目的上的改变。首先，对于水口山工人们在思想上没有科学的指导，俱乐部通过积极开展教育事项，成立水口山工人学校对工人及其子弟进行马克思主义科学教育，力求提高工人思想文化水平以摆脱“劳动阶级长期缺乏知识，受资产阶级的压迫”的困境，同时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引导工人，使工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逐渐摆脱愚昧无知、自私分裂的封建性质。
许多人都觉得大医院医疗设备先进、条件优越、治疗水平高，所以不管什么病都喜欢选大医院。殊不知，小病进大医院可能是走了“绕路”。
针对水口山工人们在组织上的分裂散漫，水口山工人俱乐部遵循毛泽东“要加强工人内部团结，我们团结的越紧，敌人越害怕，我们松懈了，敌人会咬住我们的”[1]16-21指示，拟定俱乐部内部组织和总章程，用科学的组织管理工人，使“俱乐部的组织，一面为民主，但非绝对自由民主制，一面为集中，但非专制的集中制，全部组织，可谓民主的集中制。”[1]398同时“罢工十余日，俱乐部日夜训练，即童工亦变为强夫矣！”[5]28极大地增强了工人们的团结性和战斗力。
俱乐部通过向工人们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阐明阶级斗争的真正含义，让他们认识到了剥削阶级对自身利益侵害的不正当性，必须要团结起来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从而坚定了工人们的革命精神，改造了工人们的封建思想。
中西方共同认可将所有题材文本大体分为两类，即实用性类别文本和文学类别文本。文学文本包括诗、小说、散文等，它的语言具有想象性、边缘性和多义性;而实用性文本大多遵循一定写作格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外宣类文本即属于实用文本一类，具有一些跨文化的共性。
3.2肿瘤标志物不论是单项(如癌胚抗原),还是套餐项(如蛋白芯片检测),在年轻群体(≤30岁和30-40岁)中的选择率都很高,蛋白芯片检测的选择率甚至高于年老群体(40-50岁和≥50岁),说明年轻群体重视早期诊断肿瘤的意识比较强。
(三)罢工只是工具，工农武装斗争才是保证革命胜利最强有力的武器，工农联盟是革命胜利的主要力量。
(1)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形式
(1)自私分裂，没有统一的工人阶级意识。
马克思曾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因为劳动者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创造一个平等的世界。但是在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历史的旧中国，农民阶级因遭受沉重的剥削和压迫，变得自私胆小和狭隘短视。水口山罢工为工人们争取到了均分红奖的权利，但在对工人们进行登记造册时，出现了“月工工人以为包工满一月者可得一年红奖，月工终年服务，仍是一年，两相比较，似欠公允，于是群向俱乐部请愿。”[1]290而俱乐部代表竟认为月工们侵犯俱乐部的威严，“即时函请刘世涛将该请愿月工十四名立予开除，以示威令。”[1]290但事实上俱乐部是整个工人阶级的代表团体，应该代表所有工人的利益，俱乐部代表不能对所有工人一视同仁，最终只会导致工人阶级的分裂，这样就不利于罢工最后取得胜利和统一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
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封建军阀割据一方，中国革命同时面临着多个凶恶而强大的反动敌人。同时，“近代中国工人阶级不仅规模和力量弱小，而且分散在中外反动势力集中和严密控制下的大城市，”[6]55-64工人处于彼此孤立分散的状态，难以形成强大的合力。工人阶级面对的是荷枪实弹的封建军阀，赤手空拳的工人仅仅依靠罢工斗争只能遭到残酷的屠杀和镇压，这就决定了工人罢工难以成为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事实上，水口山罢工后期最终也同“安源路矿大罢工”和“二七大罢工”一样，在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暴力反扑下，成立一年的俱乐部被强制解散、代表被缉拿、工人们流血牺牲，罢工取得的诸多成就毁于一旦。数次罢工血的事实告诉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7]17这样的暴烈行动要想取得胜利，必须依靠武装斗争不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永远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无产阶级革命只能走武装斗争这条道路。
(2)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力量
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8]278因此，工人阶级理应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最坚定的重要力量。但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无产阶级工人数量少、力量弱小，难以成为革命的主力军。而水口山罢工在遭到封建军阀武装的镇压时“仅三千余工人孤军转战，毫无友军为之援助，故终不能敌。”也说明了仅仅依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战，很难实现斗争的胜利。而农民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群体，是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最大的掠夺对象和剥削对象，历来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和斗争精神。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反封建，而反封建的核心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而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毛泽东同志曾深刻地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9]37由此可见，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更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动力。同时，由于农民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和中国军队的来源，因而也是无产阶级“人数最多的天然同盟者”。虽然“农民阶级的封建局限性决定了其依靠自身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但却可以在先进无产阶级的领导和教育下，从思想上建党、从政治上建军，保持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党和新型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7]55-64因此，中国的革命斗争必须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农民群众的武装斗争，必须依靠工农联盟这一革命主体力量。
在水口山罢工的影响下，岳北农工会、湘南暴动等一系列武装暴动在湖南地区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虽然这些武装暴动最后都遭到了封建军阀的残酷镇压而失败，但它们在广大工农阶级中播下了革命火种，留下了革命力量。如“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岳北部分工农武装力量转赴江西安源，编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参加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并跟随毛泽东奔赴井冈山，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从此以后，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有了正确的道路和最强有力的武器，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也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不断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综上所述，“其雄壮不亚于安源”的水口山罢工运动有其独特而重要的思想意义，研究水口山工人运动留给我们的思想意义，能够更好地传承工人运动精神，凝聚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促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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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Ide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Shuikou Mountain Workers’ Strike Victory
TanXianmin,XuMengxia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Abstract：On December 5, 1922,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structio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unan district committee, more than 3,000 workers of the Shuikou Mountain min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Shuikou Mountain grou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eld a strike that shocked at home and abroad, and eventually won. The strike left a brilliant stroke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ker’s Move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has very important ideological significance. It not only proved that the victory of the strik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reforming the feudal and backward nature of the early Chinese workers, but also proved that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was not enough only by the strike of the workers. In fact,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allianc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working class is the main force in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and the peasants’ armed struggle is the powerful weapon and main form to ensure the victory of the revolution.
Key words：Shuikou Mountain strike; ideological significance; armed struggle
中图分类号：K2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313(2019)04-0077-04
收稿日期：2019-05-25
作者简介：谭献民(1955—),男,湖南安仁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徐蒙翔(1993—)，男，河南周口人，硕士生，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2.4.3 色谱与质谱条件 （1）色谱条件：色谱柱为Agilent DB-WAX毛细管柱（30 m×0.25 mm，0.25 μm）；进样量为1 μL，分流进样（分流比10∶1）；进样口温度为280℃；离子源温度为230℃；传输线温度为250℃；色谱柱程序升温（起始温度50℃，保持3 min；以10℃/min升至220℃，保持20 min）；载气为氦气，载气流速为1.0 mL/min。（2）质谱条件：离子源为电喷雾电离源（ESI）；选择离子扫描（SIM）模式；电子能量为70 eV。
(编校 邓胤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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