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粹主义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思潮，自19世纪以来便作为“徘徊在世界上的幽灵”对全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十月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存在着与民粹主义的交锋，那么正确认识民粹主义则尤为重要。从历史观的视角探究民粹主义以及与之对立的精英主义，分别辨析其所蕴涵的历史观，对于突破以往的“精英-群众”二分的模式，进而构建新时代“领袖-政党-群众”的治理模式，以及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积极地作用。
关键词：新时代；治理思想；历史观；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现代化的产物，由于它所存在的时间与空间的不确定性，因此在学术界人们对于其概念的界定仍是众说纷纭。然而想要洞悉民粹主义的实质也并非不易，可尝试在其特征实质中挖掘民粹主义的特性，民粹主义虽然有其特殊性，但是在理念的表达上总呈现出对于底层民众与精英人士的二分，民粹主义往往表现出对精英的不信任以及对人民的直接行动的提倡，在治理问题上也进而呈现出对于精英阶层的不信任，展现出对于底层治理的渴望。正如著名学者陈金龙所说：“民粹主义的普遍理念主要有人民—精英的分野、对人民的赞美和对精英的质疑、大众动员和克里斯玛型领袖相结合、崇尚直接行动、注重道德评价等。”[1]因此，对民粹主义的分析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民粹主义，进而最大程度规避民粹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思想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一、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交锋
以往学术界普遍认为民粹主义发源于十九世纪初的俄国，当时资本主义发展处于薄弱期，俄国农奴制出现危机促使俄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找拯救国家的途径，最初表现为农民和小生产者对于俄国农奴制的憎恨与反抗，与此同时知识分子也发出了“忏悔贵族式”的反思，他们认识到农奴制下的残酷的社会环境，进而提出对于“村社组织”的向往，企图通过这种形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例如霍米亚科夫、巴枯宁等人，此外俄国的民粹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关系密切，正如巴枯宁所倡导的“自由即至善”，二者的相同点皆表现出在社会危机情况下强烈依靠精神力量批判性的社会态度，但是二者又不尽相同，不同则体现在要不要政府方面，民粹主义的回答必然是需要，它们虽反对精英治理，却不因政府的不合法性而进行否定，他们只是想要广大人民参与到统治体系之中。到了20世纪美国民粹主义被作为是民粹主义的典范，因为民粹主义是美国的政治必须，例如美国的“人民党”运动就为民粹主义在美的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随后20世纪30年代民粹主义发展到拉美，拉美式民粹主义表现为庇隆主义是考察拉美民粹主义的典范，其政治动员方面的表现具有一定的民粹主义色彩。辗转到20世纪后期拉美兴起了新民粹主义，即表现出反对制度化政治的民粹主张，坚持以强有力的大众动员为基础的民粹主义风格，进而还表现出反对精英和反对全球化的特点。
面向中国，中国学界自近代以来就表现出浓厚的民粹主义倾向，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内外交困局面，从思想意识上来看，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冯桂芬的“鉴诸国”等已经透露出最初的近代中国的选择意识，在这种种选择中不难看出，近代对于学习西方的体制大致经历了从器物-制度-文化的西学东渐的过程。到了五四时期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当时中国急于寻找社会出路，受到俄国反映农民小生产者的社会理想与价值追求的民粹主义思想的影响，开始重视民粹主义，尽管民粹主义是资产阶级提出的，但实际上其反映和体现了农民小生产者的利益与要求，极易在落后的小农国家形成这样强大的社会思潮，中国同俄国相似都是农民占大多数的农业国家二者面临西方工业文明冲击及二者所存在的社会文化基础，利于民粹主义的发展。因此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必然会与民粹主义交锋，但二者都蕴含着平民主义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们与主张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观点相混淆，民粹主义的思想和主张实际上反映的是农民小生产者的社会理想与价值追求，于是很快李大钊、瞿秋白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李大钊指出了对农民素质的怀疑，它主张到农村去的同时兼顾寻找改造中国的新生力量，进而他支持宣传俄国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到了毛泽东时期，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实践总结对民粹主义进行了四次集中批判。毛泽东对民粹主义的四次集中批判，特别是对中国民粹主义思想产生的社会基础、民粹主义“左”的特征、民粹主义的表现、民粹主义的危害等的判断都为中国的发展解决了一定的问题。虽然学界对于李大钊与毛泽东是否受到民粹主义影响众说纷纭，但是不可否认其在对民粹主义超越的基础上有利于中国化马克思发展。
对于一条由n个键长为l、键角为α的键所组成的分子链而言,蠕虫状链模型把键长无限分割,这样键角逐渐趋于180°,θ角无限缩小并趋于0°,而键长l也逐渐减小,n值则逐渐增大,且保持轮廓线长度L=nl不变.这就是蠕虫状链模型,它是假想的线性链,是含有无穷细的连续曲率的链,任一点曲率方向都是无规的,是一种适用于研究半刚性分子链,尤其是齐聚物链和刚性分子链构象的简化模型链.
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邓小平逐渐认识到了民粹主义中小农意识的重要性，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继承和发展列宁与毛泽东关于农民的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思想，进而试图改造农民的小农意识。到了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中央时期，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思想的伟大旗帜，在深化改革的举措中继续其关于农村改革与教育农民的思想，在十五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农村与农民改革的方向。其后江泽民与胡锦涛为代表的领导集体也分别在深化改革的道路中保持对小农意识的重视。进入新时代我们向现代化国家迈进，面对实现小康社会建设与完成脱贫攻坚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更是牢牢把握“三农”问题。
Figure 21 and Figure 22 are the voltage of the AC(115 V) port in the fault modes. The correctness of logic switching is verified through them.
二、民粹主义：基于历史观角度的分析
正是基于对英雄史观与平民史观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强调既要重视杰出人物在历史的作用，又要重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历史是人民书写的，英雄是人民的优秀代表。同时，群众史观并不否认杰出个人的作用，但是将二者整合起来，及评价杰出人物的领导组织作用，又肯定人民群众的最终决定作用。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方面强调：“今天，中国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实现我们的目标，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5]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重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集中体现了习近平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深刻认识。
由于革命不是时刻都会发生的，日常的物质生产对社会的基础性作用容易被人们所忽视，因此这就是英雄史观难以绝迹，而群众史观又难以真正确立的最主要的原因，杰出人物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人民群众的作为维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支柱作用往往会遭到忽视。从唯物主义历史观来说，把杰出人物与普通个人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将而这对立起来进而抽象的争论谁的力量更大，其认为片面的强调人民群众的作用，无视杰出人物的作用是错误的，其无视人民群众历史创造者的地位更是与事实不符。确实在杰出人物面前普通人的作用微不足道，而殊不知真正的杰出人物也需要普通人民，而由个人所组成的人民群众是杰出人物进行领导、团结和组织的基础，正如著名学者陈先达所说：“当把普通个人只看成个人，个人始终是微不足道的个人。当把个人看成是有领导有组织的群众中的一员，则凝聚的个人力量会发生质的变化。这时的个人就不只是个人，还有另一个称呼即人民群众。革命进程中所显现出来的人民的力量，就是一种有领导有组织的群众力量。”[4]
以上都表现出了中国历代领导人对于民粹主义的认识突破。当下中国，面临着利益多元化并伴随着社会转型的需要，所处的国际环境亦是复杂难料，民粹主义作为世界性的思潮，在很多国家都出现了回潮的趋势，知识分子的思想与价值更加多元，冲突更加频繁激烈，精英与民众的利益矛盾与阶级划分日趋明显，经济社会在整体上去的发展的同时社会矛盾不断增大，尤其是如今大众媒体到来的时代，知识精英作用较低等都成为了民粹主义滋生的场所。因此在新时代警惕辨析民粹主义是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必须进行的。
辨析马克思对于精英主义英雄史观，对我们了解与精英主义对立的民粹主义所蕴含的平民史观具有重要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对于英雄史观所持批判的态度，然而民粹主义“平民史观”与英雄史观常作为对立面出现，进而民粹主义与马克思唯物史观所共同具有的反对英雄主义的立场，成为它掩饰自身的利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本质上是人民史观或群众史观，但是历史唯物主义不反对崇拜英雄，只是反对个人迷信，个人迷信与崇拜英雄是不同的，一个没有英雄的历史是不可想象的，没有英雄的民族是没落的民族，当然一个民族的英雄不仅是伟人，普通人中也有英雄，我们反对英雄史观但是我们不能反对崇拜英雄。“平民史观”并未与“英雄史观”划清界限，它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同时，反对英雄人物对于历史的作用，殊不知自身也变成地地道道“英雄史观”，二者都未脱离唯心主义的泥潭。马克思认识到民粹主义的这种历史观仅强调的是底层群众在历史与现实问题中的作用，在针对人民群众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时，民粹主义所持的平民主义历史观认为人民，仅只有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其思想中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这就造成了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二分，然而马克思强调社会革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需要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3]因此，新时代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需要解构这种二分的模式。
三、批判底层与精英二分：构建新时代治理模式
自改革开放以来党内以及学术界就对于治理的模式问题进行不懈的探索，以往民粹主义总是表现为与精英主义的对立，对立的实质主要在于历史观的差异性，即民粹主义的平民史观与精英主义的英雄史观的对立。那么要剖析民粹主义的历史观就要先理解精英主义所蕴含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马克思主义对英雄主义历史观的认识，究其根本体现在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所持的是唯物主义历史观，而精英主义所持的立场是英雄主义历史观，在英雄史观下他们看不到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归根到底是现实的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而把社会历史的发展看作是由个人、个人意志和少数英雄决定的。这种仅仅从个人的意志和本性来说明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而不懂得剖析经济的根源，那将不会对社会历史的发展问题有正确的认识，而马克思主义与之不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强调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最终原因以及决定力量，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都是人民群众的主体。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是劳动者的双手创造出来的。劳动者的生产活动是社会的一切活动的基础，人们不首先取得生活资料，就不可能从事政治的、科学的和艺术的活动。劳动者在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不但创造出物质资料，而且不断地改善生产工具，积累生产经验，而生产力的不断向前发展，又是引起生产关系变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即使群众在政治上还没有觉醒起来，反动统治阶级还能够阻碍着社会的前进速度，就是在这种时候，推动社会前进和最后决定历史进程的也还是人民群众的劳动活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2]因此，对于民粹主义的考察需要我们从历史观的视角出发。
习近平的唯物史观认识为我们辨析了民粹主义的平民史观提供理论基础，同时，又理清了与之对立的英雄史观的错误历史观蕴含，并集中表现在治理思想上，体现出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力图突破以往二分模式，进而构建党领导下的职能平衡体制，即“领袖-政党-群众”的新型治理模式的探索。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重视领袖的作用，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表示：“伟大的时代造就伟大的人物。邓小平同志就是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伟大斗争中产生的伟人，是我们大家衷心热爱的伟人。”[6]习近平肯定伟大的领袖人物的作用，深知伟大的杰出人物是历史和时代造就的，杰出的人物产生是由于他们符合时代的要求，伟大的人物又历史的要求和历史的考验相结合，虽说只要改革继续就会有杰出人物来填补空缺，但是谁能保证他会具有如邓小平一般的战略眼光。领袖的空缺可以弥补，但是未必会有相同才能，因此我们要反对个人崇拜，辩证的肯定杰出领袖的历史地位，这是习近平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同时在肯定领袖历史地位的情况下，他认识到领袖的作用对于政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伟大的领袖对政党有深刻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的地位和作用，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表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7]习近平总书记认识到历史观中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者的地位，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同时，在注重对于人民群众的重要性把握的基础上习近平进一步提出“党是领导一切的”的思想，这表现习近平总书记重视党对群众的联系与把握，若过度放纵民众不免会造成群氓政治。
2 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长期以来，由于管理体制等因素，国有林场林区主要由林业部门进行规划、建设和管理。大规模国有林场林区道路建设主要集中在20世纪70、80年代，为适应木材采伐及防火、护林、育林等林业生产需要，在“边生产、边建设，先生产、后生活”的建设方针指导下，按照《林区公路工程技术标准》（LY5104-98）修建，道路交通条件相对较差。
第三，注重高考传统文化课程内容的多元化整合原则。当我们分析历史事件的背景和影响时,我们应该引导学生接触同一阶段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习近平的新型治理模式是要在辨析民粹主义的平民史观和与之队里的英雄史观之上建立起一个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模糊的联系的治理模式，即“领袖-政党-群众”的治理模式，这将带领我们更好地探索治理道路，进而推进我国的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陈金龙.近代中国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36.
[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314.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49.
[4]陈先达.陈先达文集（12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303.
[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503.
[6]习近平.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8-21（4）.
[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5.
On the Thought of Governing in the New Era-Critique of Popu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cept of History
Li Meijing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Chengdu,Sichuan 610059)
Abstract:Populism,as an important social trend of thought,has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world since the 19th century as "the ghost wandering in the world".Since the October Revolution, the process of Marxism in China has been confronted with populism, so it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populism, so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populism.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view, this paper probes into populism and the opposite elitism, and differentiates the historical view contained in it separately,in order to break through the previous mode of"elite-masses"dichotomous,and then build a new era of“leader-party-population”.Furthermore, it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ist cause.
Key words:new era;thought of governing;historical view;populism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438（2019）09-0037-04
收稿日期：2019-05-05
作者简介：李美婧（1995-），女，黑龙江佳木斯人，成都理工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14XKS021）。
[责任编辑 王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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