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今时代，不论是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还是从以资本主体性输出为原则的世界历史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迈进的全球发展新时代，都鲜明地昭示着从主体性向公共性转换的发展趋势。深度把握和反思时代发展趋势，在理论上超越当代哲学关于主体性问题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阐明哲学基础，要求我们构建一种面向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公共性思潮的有益资源、立足新时代发展现实，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建构的立场和原则。建构的基本思路与理论框架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公共性话语的系统挖掘与梳理、马克思主义公共性思想与西方相关公共性思潮的对话比较、基于唯物史观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体系构建，以及中国理论、中国道路、中国方案的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阐释等方面。面向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必将当之无愧地成为当今时代精神的精华。
〔关键词〕新时代；主体性；公共性；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对时代现实状况、发展趋势和重大问题的深层反思。新时代催生新哲学，新哲学解答新问题。在当前，基于新时代中国发展和全球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和新问题，借助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公共性思想，批判地借鉴国外公共性思潮的相关论点，直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实践，构建面向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价值，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等理论和实践提供唯物史观支撑，为全球发展和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提供具有哲学深度的论证和阐释，已经构成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大基础性任务。
一、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建构的时代背景
哲学作为理论化与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是从思想者头脑中凭空产生的。任何一种哲学理论的构建，都建立在对时代的深刻反思和把握的基础之上。正如马克思所言：“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例如，权威原理出现在11世纪，个人主义原理出现在18世纪。”(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7页。时代是不断发展的，哲学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不断改变自身的主题。当今时代，不论是追求平衡发展、充分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还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始携手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发展新时代，都鲜明地昭示着从主体性向公共性转换的发展趋势。这种时代发展趋势反映在哲学主题上，必然呈现为从主体性哲学到公共性哲学的变迁。
优秀为91%～100%，良好为总分的80%～90%，合格为总分的60%～79%，不合格为总分的0～59%。
从中国发展来看，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构成当代中国的哲学主题由主体性向公共性变迁的时代基础。19世纪40年代，西方列强以武力的方式敲开了封建中国的国门，以坚船利炮为掩护强行向中国输入西方意义上的启蒙与现代性。面对先进的西方文明，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受到严重挫伤。此后开展和实施的挽救民族危亡的一系列救亡图存运动，都是以恢复和重构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为目的的。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国社会告别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在国际范围内得到了政治意义上的恢复和重塑。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改善，综合素质得到了显著提升，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步。但同时也要看到，随着改革开放的稳步推进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主体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差异，进而出现了对平衡发展、充分发展的强烈诉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体现出超越传统主体性发展的共同主体性要求，这种共同主体性要求也就是一种公共性要求。如果我们将新时代所诉诸和追求的平衡发展、充分发展、协调发展、共享发展、高质量发展、公平正义、全面小康、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共商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目标和举措在哲学层面进行抽象提炼，不难发现，公共性已经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哲学主题。
需要指出的是，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的成立再到新时代，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呈现出的从前主体性到主体性再到公共性的发展历程，从一开始就与西方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发展为现实根基的主体性发展道路明显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中国语境中探讨主体性问题，更多的是在生存论意义上展开的。特别是在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中国社会发展的主体是人民群众，而不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一切生产和交换活动的主体都是颠倒的，资本取代了人成为真正的主体，以致于资本家都不过是“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8页。。正因为有上述区别，中国才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面对资本逻辑导致的日益严重的现代性后果，率先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超越资本现代性原则的全球治理新方案。
当前，积极推动哲学主题从主体性向公共性转向，除了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哲学主题变迁使然，还是廓清与超越当代哲学争论、推动哲学创新发展的需要。在当代哲学谱系中，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争始终是一个焦点问题，双方围绕现代社会生产方式所取得的成就和导致的危机的讨论，在哲学层面集中反映在对待主体性的态度上。这构成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的出场语境。同时，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治理和全球发展的中国方案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肯定与认可的时代背景下，不论是站在现代主义立场还是基于后现代主义立场，都无法对中国方案的现实性、可行性、优越性给予深度澄清，或者说，二者的理论逻辑严重遮蔽了中国方案的深远世界意义。因此，不论是从解决当代哲学围绕主体性问题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争来看，还是从历史地阐明中国方案的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的紧迫性来看，当前都亟需开启一种崭新的公共性哲学视域。
从全球发展来看，伴随着以资本主体性为原则的世界历史的形成、发展及其向共商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的迈进，相应的哲学主题同样需要从主体性向公共性变迁。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以启蒙的方式将人的主体性从宗教神学的禁锢中释放出来，这种主体性的觉醒，康德称之为人类开始“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和“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4)[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3、25页。。自此，主体性成为全球发展的主导性哲学原则，主体性哲学长期定格在时代精神的焦点位置，这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清晰地表现出来。由资本所开启的全球化进程将人类发展从区域性历史阶段带入了世界历史阶段，其发展至今，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地理全球化”，以地理发现、货币掠夺、土地占领为主要方式。第二阶段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商品全球化”，即《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那样，工业资本主义由于“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5)④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403、404页。。第三个阶段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资本全球化(狭义)”(6)需要指出的是，在这里，用“资本全球化”来指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全球化拓展形式，这一概念是在狭义上讲的，为了阐明这种全球化是以“资本输出”而不是以“商品输出”为主要标志。从广义上讲，自世界历史形成以来，一切全球化都是“资本全球化”。后文在讨论“资本全球化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时，就是在广义上使用“资本全球化”这一概念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这一阶段全球化发展的典型表现不再是商品输出，而是资本输出，垄断金融资本直接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广至世界各个角落，形成对世界的彻底瓜分(7)《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26、651页。。第四个阶段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前全球化阶段，是主导和支配世界历史发展的资本原则受到严重挑战并日益陷入困境的阶段。如果说在全球化的前三个阶段，不论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武力输出、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的商品输出，还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资本输出，在本质上都是一种“资本主体性输出”的话，那么在当前，资本逻辑所导致的日益普遍化、严重化、深层化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各种现代性危机，已经无法依靠任何一种资本主体性输出方式来有效解决了。
从本质上讲，以资本主体性输出为原则的主体性哲学在“地理全球化—商品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狭义)”的时间轴线上不断调整自己的表征方式，是资本逻辑本身为了克服相继遇到的价值增殖危机以持续实现最大化积累而进行的自我创新的结果。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8)④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403、404页。，“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9)④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403、404页。。商品全球化取代地理全球化成为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的全球化主导形式，是资本为了缓解区域性商品生产过剩危机而采取的空间修复方式，同样，资本全球化(狭义)取代商品全球化成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全球化主导形式，是资本为了缓解区域性工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矛盾即生态危机以及区域性资本过剩而采取的空间修复方式。实事求是地讲，上述全球化主导方式的每一次变化，都为资本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同时也推进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但是在当前的全球化阶段，很显然，生态环境危机已经不再是地域性的了，而发展成为了严重威胁和制约全人类生存发展的全球性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生态危机的空间修复方式——将高污染、高耗能的工业生产移植到别的国家和地区——不仅会给其他国家和地区带来严重生态灾难，也难以保证自身的生态安全。当前已经转向后工业社会和走上生态文明道路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然严格限制发展中国家的排放权就充分证明了这一事实。由此可见，在当前全球化阶段，资本主体性输出方式，不论是武力输出、商品输出还是资本输出，面对资本逻辑的无限增殖欲望与日益饱和的空间条件、生态条件的矛盾，都在逐渐失去既有的效力。正如罗莎·卢森堡判断的那样，资本“由于内在原因不可能成为世界普遍的生产方式”(10)[德]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尘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76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布满全世界，资本空间修复的界限就到来了。这样，资本的主体性输出原则必然会被迫作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近代以来长期存在的民族国家间关系——征服与被征服、从属与被从属——也必然会随之调整和改变。毋庸讳言，调整和改变的方向是从不平等的主客逻辑转向主体间共建共商共享的公共性逻辑。
三组产妇麻醉前的平均动脉压（MAP）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产妇硬膜外给药后，MAP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与麻醉前比较，三组产妇麻醉阻滞平面达T8及胎儿娩出时的MAP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产妇在麻醉平面达T8时及胎儿娩出后的MAP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再次，借鉴西方公共性思潮的合理之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2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不能走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理论发展道路。诚然，西方公共性思潮总体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逻辑缺陷，并且很多理论内容与历史唯物主义相背离、相冲突，但不容否认的是，其中部分理论观点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建构是有启迪和参考意义的。比如，阿伦特从社会兴起的角度来分析公共领域的衰落、哈贝马斯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角度诠释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等，都在不同程度、不同方面揭示了公共性的产生原因、发展进程、功能作用、当代危机及其现实根源等问题，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从哲学层面阐释公共性的一般本质以及如何以公共性哲学来切入现实问题来说，无疑是有积极借鉴意义的。在我们看来，西方公共性思潮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建构的最重要参考意义在于，其将公共性视作公共领域即“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调节的一个领域”(22)[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汪晖译，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26页。的属性，有助于我们在理论研究中跳出传统“国家—市场”或“权力逻辑—资本逻辑”二元对立的分析模式和思维定式。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在过往的理论研究中，人们习惯于“直接把政治国家和经济或市场对置起来，似乎政治国家与市场就是直接的存在实体，就是人类世界的全部，而没有进一步将政治国家与市场都看作是人的特殊的实践场域，没有看到在这些特殊的实践场域下面更为基础性的生活世界场域”(23)王南湜：《全球化时代生存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博弈》，《哲学研究》2009年第5期。。而突显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公共领域、倡导权力逻辑和资本逻辑之间的生活逻辑或生存逻辑，正是西方公共性思潮的主要任务与基本旨趣。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种论点对于我们呈现长期处在被遮蔽状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共性向度、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来说，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建构的理论语境
采用SPSS 25.0统计学软件对该次研究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其中计量资料为血糖水平控制情况，用（±s）表示，进行t检验，治疗效果为计数资料，用[n（%）]表示，进行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在时代不断向前发展、时代精神相对滞后的历史背景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开启了一种崭新的哲学视域。其中，“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共商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无不昭示着一种超越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争的新的哲学思维。显然，在这里，既不存在对现代社会生产方式导致的主体性逻辑的遮掩与固守，也没有对主体性采取消弥、解构的态度，更没有站在以抽象的集体之名扼杀主体性的前现代社会立场。这是一种既超越主体性理论逻辑又对主体性进行合理安置的崭新哲学视域，是一种超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公共性哲学视域。这种公共性哲学视域的开启，一方面是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全球发展新时代的本质属性及其发展规律、趋势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坚持走一条超越资本逻辑现代性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因而，基于该视域，人们可以准确把握中国方案的公共性本质。毫无疑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在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继承、发展与创新。但长期以来，人们始终倾向于认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存在公共性向度的，尽管其创始人有大量的关于公共舆论、公共利益、公共生活的论述，因而在当前，沿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指明的公共性进路，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公共性思想，构建面向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为全球发展和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提供哲学论证，业已构成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重要使命。
从外国作家及作品对“一带一路”文化的现代阐释内容及其多元化解读中可以看出，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文化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解与认识，而且有积极而广泛的全球传播意义。
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性危机的症结集中体现在主体性问题上，不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经济主义，不论是发展主义还是科学主义，在本质上都是以主体性为逻辑原点的。因而，若要拯救现代性危机，关键在于消解主体性。由此，“人之死”“主体之死”“作者之死”“主体性的黄昏”等一系列口号纷纷登场，纷纷呼吁对主体性展开系统性的批判和根本性的解构，并将“后主体性”凸显为后现代社会的哲学主题。诚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对主体性的批判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对于人们反思现代社会发展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共同体的关系来说，具有一定警示作用。但问题在于，后现代主义所诉诸的非理性的思维方式以及对主体性的完全拒斥态度，不仅在理论上存在严重逻辑缺环，在实践上也不具备实现的条件和可行性。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逻辑，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属性，而“‘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3页。。也就是说，现代性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塑造的现代社会的根本属性，因而其现实根源在于资本逻辑。这里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在马克思生活的那个年代，现代社会主要指以现代大工业为基本生产方式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13)关于这一点，从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中不难看出。比如，马克思说：“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产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阶级，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1页。。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在本质上是对工业资本主义阶段生产方式和资本增殖方式的批判，其主张以多元化、差异化的生产方式取代传统的单一化生产方式(大工业)，并不是对资本逻辑的消解和取缔，或者毋宁说是为资本逻辑克服发展困境而进行的探索，因而，“后现代主义不过是资本逻辑在当代发展的另一种表现方式而已”(14)丰子义：《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在唯物史观中，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主体性发展是与资本逻辑密切相关的。近代以来，伴随着资本主导形态从商业资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虚拟资本的演变，主体性在理论层面经历了一个从觉醒—确立—膨胀—消解的过程，因此，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主体性问题上的争论，在本质上不过是资本以何种主导形态在场的问题之争。前文已经提到，当前全球发展正处在从资本主体性输出为原则的世界历史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的阶段，并不是朝着所谓的后现代方向前进。新时代全球发展所体现出的主体性观照，不再是基于资本逻辑之上的坚守或消解，而是对资本逻辑所主导的主体性原则的根本超越。这表明，不论是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都已不再是时代精神和时代表征，都已与时代发展相脱节了，必须要开启一种彻底超越它们的全新哲学视域。
在当前，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如果人们的哲学思维无法冲破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窠臼，那么无论站在现代主义立场，还是站在后现代主义立场，都无法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发展和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作出具有历史深度以及彻底说服力的阐释与论证。作为工业资本在理论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反映，现代主义的全球发展和全球治理方案倡导所谓的“主体性输出”原则，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是由各自的主体性强弱决定的，主体性强的一方必然要向主体性弱的一方进行武力、商品、资本等各种类型的输出。可见，在全球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上，现代主义倡导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主体间的关系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持现代主义立场的黑格尔就指出：“国家是个体，而个体性本质上是含有否定性的”，“战争是严肃对待尘世财产和事物的虚无性的一种状态”，“持续的平静会使湖水发生相反的结果，正如持续的甚或永久的和平会使民族堕落”(15)[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86—388页。。不难发现，在现代主义的主体性哲学框架下，长久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不可能的，因为其倡导的弱肉强食理念与中国方案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在逻辑上完全异质。也正因如此，在当前，一些西方论者基于现代主义的主体性哲学框架，将中国方案歪曲和误读为一种新的资本主体性输出方案，严重遮蔽了中国方案的公共性本质。
作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区，海淀区一直是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策源地。经过多年发展，海淀区已经形成大数据、智能制造、大健康、生态产业、创新服务、文化科技融合六大产业。尽管海淀区的产业发展已经取得巨大成就，但在走向“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道路上仍然面临专业技术人才紧缺的难题。
同样，作为后工业资本在理论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反映，后现代主义消解主体性的逻辑也与中国方案的逻辑相异轨。后现代主义在全球发展和全球治理问题上反对以民族国家的主体性强弱为基础的丛林法则，倡导消解民族国家在全球交往实践中的主体地位。持后现代主义立场的奈格里、哈特就基于非物质劳动的兴起提出了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从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帝国主义向无主体、无中心的帝国转化的论点。他们说：“民族—国家的主权是帝国主义的奠基石，它由欧洲列强在整个现代当中树立”，“民族—国家的现代体系所限定的国境对欧洲殖民主义和经济扩张来说是根本的”，“通往帝国之路出现在现代帝国主义的衰败之时。与帝国主义相比，帝国不建立权力的中心，不依赖固定的疆界和界限。它是一个无中心、无疆界的统治机器。在其开放的、扩展的边界当中，这一统治机器不断加强对整个全球领域的统合。帝国通过指挥的调节网络管理着混合的身份、富有弹性的等级制和多元的交流。帝国主义的世界地图明显的民族国家色彩，已经被合并、混合在帝国全球的彩虹中”(16)[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序言》第2页。。很显然，基于后现代主义消解主体性的理论逻辑依然无法有效阐释和论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因为中国方案所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与新型国际关系，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交往主体的。因此，构建一种超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哲学理论，对中国方案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全球发展观、全球治理观的本质区别给予深度澄清，已经成为当前哲学研究的重大时代任务。
从上述论证来看，超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围绕主体性问题的争论，需要开启一种新的哲学视域，在这种视域中，既要解决主体性膨胀和主体间相互冲突的问题，也要解决主体性消解和隐退的问题。客观地说，对这种新的哲学视域的探索，自20世纪中叶就开始了，特别是公共哲学或政治哲学的复兴，集中反映了突破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争的理论发展趋势。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阿伦特、哈贝马斯、罗尔斯、泰勒、桑德尔等均在此道路上进行了探索与尝试，提出重构公共领域、恢复交往理性、达成重叠共识、实现承认的政治等多种理论致思方式。但从上述理论的论域来看，相关讨论更多地停留在政治、道德层面，没有非常深入地达及资本逻辑批判的维度。同时，对政治问题、道德问题的关注也往往聚焦在部分问题的个别方面，没有全面反映和把握时代发展的系统性问题结构，加上西方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制约，使得这些理论探索依然没有冲破业已固化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框架。
依照现代主义的理论逻辑，主体性是人的基本属性，是人与上帝等虚拟对象以及自然等客观对象之间关系的体现。一切哲学都是人的理论创造，因而不论现在还是将来，主体性始终构成一切哲学的主题。在哲学史上，“知识就是力量”“我思故我在”“人为自然立法”“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一切”“人是人的最高价值”“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等命题，都旗帜鲜明地反映了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应当说，在人类社会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过程中，这种思维方式起到了非常积极、重大的作用，推动人们摆脱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上帝创造一切”“君权神授”等封建和宗教思想对人的主体性的抑制，适应了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但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现代性是一种双重现象。同任何一种前现代体系相比较，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的和有成就的生活的机会。但是现代性也有其阴暗面，这在本世纪变得尤为明显。”(11)[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在哲学讨论中，现代性的“双重现象”及其“阴暗面”是以主体性危机的形式呈现出来的。
当前的航空旅游业是一个“内外兼修”的行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航空旅游业形成其独有的涉外性的特点。在航空旅游业中包括国内航空业、国外航空业以及国内和国外出境旅游等服务项目，所以这使得当前的航空旅游业要想在激烈的竞争市场当中站稳脚步就必须要坚持对外开放的理念。
三、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建构的立场与原则
构建面向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理论工作，我们要始终坚持正确的立场和原则。
其次，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构建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不能无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否涉及到公共性，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毋庸置疑，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许多思想家的论述都涉及到了如何处理公私关系的问题。比如，法家思想强调公私关系的对立，儒家思想强调公私关系的统合，更不用说还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等流传千古的名句。但需要警惕的是，相对于西方理论语境中的公私关系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公”在语义和边界上与皇权具有很大的一致性(这类似于哈贝马斯所指认的“代表型公共性”)，而“私”则更多地强调臣民相对于皇权的私下意图，因而中国传统文化对公私关系的论述，一方面缺少个体共同之“公”的维度，另一方面也缺少对个体尊重和承认之“私”的维度(18)任剑涛：《公共与贡献：一个概念辨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6期。。因此有的学者指出，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中，“公的道路就是官家所有的道路，或者皇帝所有的道路，而现代西方围绕私人领域展开的公共与国家的抗衡意义的公，在中国古代是不存在的”(19)金耀基：《中国的现代转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166页。。由此可见，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建构中，我们要辩证地、历史地对待传统文化。一方面，传统文化对公私关系的讨论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建构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其有益成分理应为我们所汲取。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对公私关系的讨论与当代公共性理论对公私关系的讨论存在一定差异，我们要正视这种差异，并在理论构建中科学甄别与处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倡导对主体性哲学的超越，并不是要回到传统文化所强调的那种遮蔽和抹杀个体主体性的封建整体主义或集权主义，而是要走向“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2页。的自由人联合体。对此，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的理论自觉。
首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17)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构建面向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毫无疑问要立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人民民主的思想、文化建设的思想、社会建设的思想、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世界历史的思想、政党建设的思想等，构成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建构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必须承认，虽然公共性已经成为时代精神的主题，但是国内理论界对它的研究是存在较大滞后性的。当前国内学界围绕公共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设计学等学科，尽管近年来哲学领域的研究也有一些优秀成果出现，但总体还不够多，很多研究成果还仅是建立在对西方公共性理论译介的基础上，深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语境中的探讨更是少之又少，马克思在公共性这一重要问题域中面临着失语的风险。更为严重的是，虽然当前以马克思之名对公共性进行的研究还不是很多，但却已经呈现出两种值得警惕的倾向：一是“以西解马”，即以西方思想家的公共性思想为理论框架，在其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论述进行主观诠释，或直接将它们生硬地嫁接起来；二是以“人性”为理论出发点来诠释和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公共性思想，进而构建以“人性”为核心范畴的马克思主义公共性思想体系。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来看，这两种研究倾向都存在着严重问题，需要给予严厉批判与系统澄清。因此，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建构中，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不仅具有基础性，还具有紧迫性。
可见，当前全球化发展的根本趋势是对资本主体性的超越以及向公共性的迈进，这种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不如此便只能深陷现代性的泥潭而无法自拔。这种时代变化趋势正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实质所在。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以资本主体性输出为原则的世界历史必然开始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迈进，而其所催生的哲学主题变迁也必然是由主体性向公共性的转换。
最后，立足时代发展现实。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理论建构都要“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24)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2、223页。。前文指出，从主体性向公共性转换，是现时代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势，这种时代发展趋势构成当代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建构的现实基础。但是，哲学对现实历史的把握并不是单向度的，不仅仅局限在社会发展趋势这一个方面。人类社会是“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机体”③，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2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3页。，它在沿着某种趋势向前发展的同时，还表现出高度的复杂性、多样性、差异性、迂回性。对于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国而言，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等多种因素仍然相互交织，各种影响社会公共性建设的落后因素、腐朽因素依然存在；对于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迈进的全球发展来说，经济开放与贸易壁垒、政治协商与政治纠纷、文化交融与文明冲突等矛盾性关系依然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时空场域中不断展开。因此，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建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把理论目光投向“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公共性建设的历史实践，还要将思维触角延及到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战等相关事件，深度探析其现实原因以及其中蕴含的“主体性—公共性”辩证关系，否则我们所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就缺乏整体性、完备性。
四、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建构的思路和框架
基于上文论述的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建构的立场和原则，构建面向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将沿着以下思路和框架展开：
首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公共性话语的深度挖掘和系统梳理。深度挖掘与系统梳理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的公共性话语资源，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建构的理论基础。这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尤其是创始人的相关文本，从他们对公共权利、公共舆论、公共利益、公共空间、公共生活的批判性分析中，以及对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自由王国的系列论述中，梳理概括他们关于公共性的立场和观点。二是历史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公共性的看法，并对相关论点进行合理分类。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在其思想相继受到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影响时，曾对公共权利、公共舆论、公共生活等有关公共性问题作出过十分集中的阐述，但在他们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后，上述阶段的很多不成熟思想就被他们自我清算了。因此，我们不能非历史地对待马克思、恩格斯的公共性话语，而是要对其进行梳理归类。只有那些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阐述的公共性话语，才构成当代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建构的思想资源。三是将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的公共性话语置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整体话语体系中进行考量，既要对其进行准确定位，也要辩证分析其与异化劳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解放等其他话语的联系和区别。四是在系统梳理、归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公共性话语的基础上，详细分析它们的历史发展和后续演进，把握不同时代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在公共性问题上的有关论述及其相互关系。
其次，马克思主义与国外公共性思潮的对话与超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公共性思想之所以能构成当前理论建构的主导性思想资源，原因在于其实现了对西方公共性哲学理论的超越。因此，在比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公共性思想和西方公共性思潮时，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对西方公共性思潮的基本内容进行系统梳理，把握其核心观点、基本框架、理论逻辑，同时对西方公共性思潮的不同流派(如共和主义流派、新自由主义流派、社群主义流派等)进行分类，并逐一把握它们的理论渊源和思想实质。二是比较这些流派的公共性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公共性思想的异同，分析出理论的共通性在哪里，理论的差异性在哪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明西方公共性思潮拓展了哪些论域、有哪些当代价值、有哪些问题与不足、面临哪些困境、走出困境的思路和办法是什么，等等。三是概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尤其是创始人在公共性基本范式层面实现的革命性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实现的革命性变革包括公共性问题层面的变革，与西方公共性哲学相比，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公共性内涵、公共性载体、公共性主体、公共性动力、公共性历程、公共性标准等方面均实现了基本范式转换。这种范式转换既是马克思主义在公共性研究史上实现的哲学革命，也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公共性思想与西方公共性思潮的系统性差异。
为了清理漂浮的水面垃圾，出现了各种水面垃圾清理装置，按动力来源大致可分为依靠燃油驱动和人工驾驶两种方式[1]。湖泊和城市河道大多采用人工驾驶的方式清除水面垃圾，人工驾驶主要是采用半舱式或甲板机动驳船，由相关人员用网兜将水面垃圾捞出水面，这种作业方式劳动强度较大，工作效率非常低，清除效果并不理想，并且作业环境也存在一定的风险[2]。依靠燃油驱动的方式虽然能明显降低劳动强度、提高清除效率并具有一定的安全性，但也存在体积较大，运行成本较高，能耗大，易产生大气、噪声污染等问题，并且其不适用于面积较小、地形复杂多变的河道和湖泊的水面垃圾清理。
再次，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体系构建。在这一部分，我们要以概括梳理出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公共性思想为理论基础，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原则，以当代中国和全球发展的历史现实为立足点，系统构建当代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的理论框架和理论形态。这需要重点探讨如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与现时代的关系。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在当代出场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背景，通过分析、把握、反思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及从资本全球化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迈进的全球发展新时代，阐明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在当代出场并取代自启蒙运动以来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主体性哲学以成为当代主导哲学范式的历史必然性，界定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的时代基础和思想史坐标。二是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的学科定位。界定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并对其问题域进行界划。根据不同的研究内容，在学科定位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公共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的主要区别给予说明。三是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基础问题的系统研究。包括公共性的概念和内涵、公共性的存在方式、公共性的认识方式、公共性的辩证法、公共性的原始发生、公共性的演进历程、公共性的保障机制条件、公共性与人类解放等等。四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基础问题的系统研究，提炼与概括出公共性的基本观念，如公共主义发展观、公共主义价值观、公共主义文化观、公共主义自由观等等。
最后，中国理论、中国道路、中国方案的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阐释。在此部分，需要对如下三个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一是中国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的时代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丰富的公共性内涵，既超越了前现代主义以抽象集体之名对主体性的抑制，更超越了现代主义对主体性逻辑的固守以及后现代主义对主体性的消解，对推动时代精神发展作出了原创性贡献，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在新时代的集中表达。因此，在这一方面，既要系统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公共性内涵，准确认识其在阐述公共性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逻辑结构，并通过理论比较和对话，把握其在公共性理论层面实现的理论创新，又要系统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公共性建设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鲜明的问题导向，这个理论来源于当代中国改革与建设的实践，是对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回答”(26)邓纯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8期。，我们要深度把握这一重大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公共性建设这一重大历史实践的逻辑关联。二是中国道路的公共性追求。从五四运动至今的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百年历程，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国道路鲜明地体现出一条告别前主体性、塑造主体性和转向公共性的历史路径。阐释中国道路的公共性追求，一方面要历时性地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现实，尤其要厘清社会主要矛盾的量变和质变过程，清晰呈现从主体性向公共性转换的脉络线索及其必然逻辑；另一方面要横向比较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与西方经典现代性道路的本质区别，深刻指出自一百年前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之后，不论是后来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还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本质上都超越了西方以资本逻辑为基础的主体性发展道路，公共性逻辑伴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全部百年历程，尽管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方式和表现程度有所不同。只有将上述纵向、横向两个维度有机统一起来，中国道路的公共性本质和追求才能得到全面展现。三是中国方案推动全球发展和全球治理的公共性转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首次突破和超越了传统现代性全球治理方案的单一主体性思维，在主体性基础上强调公共性，开启了全球治理的崭新篇章”(27)桑明旭、郭湛：《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坐标、现实基础与世界意义》，《光明日报》2018年2月26日。。基于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诠释中国方案，一方面，正如前文指出那样，要深刻阐明中国方案遵循的是超越现代主义的弱肉强食逻辑、后现代主义的无主体逻辑的公共性逻辑；另一方面，要深刻揭示资本主体性输出原则在当前全球化阶段所遇到的内在困境及其向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转换的现实性、必然性；再一方面，要深刻阐明较之于建立在西方经典现代性道路和自由主义文化基础上的西方各种全球治理方案，建立在主张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中国道路和具有一以贯之的和平性、包容性、集体性的中国文化基础上的中国方案更具有优越性。只有充分论证和深刻说明中国方案的现实可行性以及相对其他全球治理方案的优越性，中国方案才会真正被理解与认可为一种可以推动全球发展和全球治理实现公共性转向的现实力量，而不仅仅是一种面对全球发展危机主观提出的愿望和设想。
综上所述，不论是从时代发展推动哲学主题变迁来看，还是从超越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围绕主体性问题的无休止争论以及为中国方案阐明正确的哲学思维、奠定坚实的哲学基础来看，构建一种面向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已经成为当代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而这种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根基、以中国道路为实践源泉、以时代发展的本质特征和趋势为反思对象、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集中表达的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必将当之无愧地成为当今时代精神的精华。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研究”(项目编号：18VSJ03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桑明旭，男，哲学博士，苏州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9)05-0109-10
[责任编辑：吕本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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