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宋元时期，回鹘佛教流行，文殊菩萨信仰和五台山崇拜在敦煌莫高窟和瓜州榆林窟的回鹘文文献和题壁中多有体现。13世纪后期，蒙古豳王家族入居河西走廊，成为河西回鹘的统治者。沙州、瓜州等地的回鹘人与蒙古人经过数十年的碰撞与磨合，至明代初期，在文化上逐步趋同，互相融合而成为裕固族这一新的民族共同体。明朝中叶，由于受到外来势力的侵扰，裕固族不得不由沙州、瓜州东迁至肃州一带。肃州原本是蒙古豳王家族的大本营，文殊山也成为蒙古豳王家族的皇家寺院，后来逐步演变成为裕固族佛教徒心目中的文殊道场。从文殊山发现的回鹘文碑铭、题记可以看出，元明清时代当地文殊信仰流行，裕固族先民所称颂、拜谒的文殊道场不是山西五台山而是今天酒泉的文殊山。此外，莫高窟第61窟和榆林窟第3窟也被裕固族先民视作殊道场。
关键词：回鹘文题记；裕固族先民；蒙古豳王家族；文殊信仰
关于回鹘之文殊信仰和五台山崇拜，笔者曾撰文做过一些研究，①但几乎没有涉及河西回鹘及后来的裕固族。13世纪后期，蒙古豳王家族及其部属入居河西，与河西回鹘人杂处、融合，至明初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裕固族。②为行文之便，不管形成中的裕固族还是形成后的裕固族，本文概称“裕固族先民”，仅在必要时注明“回鹘裔”或“蒙古裔”以示区别。
近期，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酒泉文殊山的回鹘文、八思巴文题记相继得到解读、刊布，③加上此前即已广受学界重视的敦煌汉文《重修皇庆寺记》④和酒泉汉—回鹘文合璧《元代重修文殊寺碑》⑤，为裕固族先民文殊信仰的研究提供了可能。
一、回鹘文题记所见裕固族先民文殊信仰
关于裕固族回鹘裔之文殊信仰，史书略有记载。景德四年（1007）十月，“甘州夜落纥遣尼法仙等二人来朝，献马十匹，且乞游代州五台山，从之”。可见，⑥甘州回鹘使者到中原朝贡时，尚且不忘到五台山朝觐，足见文殊信仰在甘州回鹘中的影响还是颇深的。甘州回鹘于1028年亡于西夏后，其部众有一部分逃亡沙州，成为沙州回鹘的一部分，而且长期活动于沙州、瓜州地区，为日后裕固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元代是裕固族形成的关键期，河西地区保留有大量元代之相关文献与文物，既有回鹘文、汉文碑刻，也有回鹘文书信、题记和宗教经典，为裕固族先民之文殊崇拜和五台山信仰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3.4.1 地中海型饮食 是公认的脑健康饮食,可使患轻度认知障碍(MCI)的几率下降28%,并使其恶化为阿尔兹海默型痴呆的几率下降48%[3]。
虽然题记不甚完整，但其中的namasangiḍ指《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则是不争的。德藏回鹘文M14（U4759）《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即写作namasangit：
01.yïlan yïlïn tangut čölgä-täki manglay
02.taykim baɣatur bu mančuširi bodistv qa yṳküngäli
安全生产大数据动态诊断系统是智能矿井安全生产大数据分析平台的核心应用系统，它以大数据分析技术为支撑，以行业、集团、矿井制定的各类安全生产规范规程为依据，结合综合自动化、在线监测以及煤矿安全生产日常获取的动态和历史数据，对煤矿安全生产的各类信息进行展示、分析、推理，挖掘历史数据中蕴含的模式和知识，诊断并概括现势安全状态，预测未来安全形势，实现煤矿安全生产的动态诊断和辅助决策，如图5所示。
03.kälip yṳkünüp barïr-ta kin-ki körgü bolzun tip qop
然而与大多数中国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闻喜花馍也面临着如何继续发展的问题，目前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极与旅游结合来实现其价值的“新生”。闻喜花馍也在此方面做了尝试，如2012年闻喜举办了“中国·闻喜花馍文化节”，并创造了最高龙王、最长飞龙、最大花馍、最大面塑群四项世界纪录，中国·闻喜花馍文化节还有幸荣登“2012中国品牌节庆榜”。
04.kiši-tä qour köngül-lüg qočo-luɣ mungsuz šabi qy-a bitiyü tägintim
蛇年，西夏路先锋（01）台金·拔都儿（TaykimBaɣatur）来拜此文殊菩萨（02）。拜完回去时，为作日后纪念（03），所有人中最毒心肠的我，高昌的孟速思·沙弥谨书（04）。
01.yïlan yïl tangut čölgä-täki
02.manglay-taqї tümän（bä）gi tayk（im）
arïš arï bu nama sangit nom ärdinia čari kši karundaz sidu üzä aqdarïšï adïnčï mungadïnči taydutaqïaqst up-lu vxar-ta adruq šim šipqan-lïɣ bars yïlyitinč ay-ta alqusï barča alasïxïn tüzü yapa adaqïnga tägiuz yarašï ädgü tibütürüldis adu sadu⑯
题记虽残缺不全，但大意基本明了，即孟速思沙弥（Mungsuz-šabi）为了参拜莫高窟第61窟的主尊文殊师利菩萨（mančuširi bodistv），不远千里由西夏路来到敦煌。与之同行的有西夏路先锋台金·拔都儿（Taykim Baɣatur）。其中的Baɣatur为突厥语baɣa的音转，意为“勇健”，乃突厥部落首领之称号。⑨该词后为蒙古语所借用，演变为Batuur（巴图尔）。就本题记言，孟速思·沙弥为书手，当为回鹘人无疑，应来自宁夏路。言自己有着“最毒心肠”意在表示深刻忏悔，此乃回鹘佛教徒原来多为摩尼教徒，而摩尼教特别重忏悔。如吐鲁番出土回鹘文佛教忏悔文T II Y 47（Mainz 734a）即有类似的言语：
23.-ɣantїm（ї）z ärinč［·］ilkisiz-däbärü ol ayaɣ qïnlïnč yoq kim biz
12 uluɣ adam könčüg（……）muz-nung----------（.）WNKWR?barä rsär
25.ayaɣ qïlïnčlarïm（ї）z sanï saqïšï idi yoq ymä birök qïlmadïmïz
26.ärsär
自无始受身以来，我们没有哪种恶行没干过，我们的罪过与恶行无量其数。（23～26）⑩
诸如此类，在回鹘文忏悔文中很多见，不足为怪。
某养猪老板告诉笔者，镇里的干部找上门，要求他成立合作社，让村里老百姓参加，然后给老百姓分红，他则可以获得当地政府的帮助，将困扰黑猪养殖基地的道路问题解决。这是好事儿，但他也直言，合作社不过是摆摆样子。
台金·拔都儿为西夏路先锋，在两则题记中都有出现，身份为万户长（Tümänbägi），这在蒙古国至元代都是地位很高的官职，一般由蒙古人担当之，故而可推定其为蒙古人。至于题记中的西夏路（Tangut čölgä），不明所指，有可能指元朝于西夏国旧地所设宁夏府路。蒙古豳王出伯家族的统治中心虽在河西走廊西端至哈密之间，但其统辖范围却很广，东起巩昌府（甘肃陇西），西到和田、吐鲁番，南包吐蕃地区，皆归其节制。⑪宁夏府路附近的亦集乃路归甘肃等处行中书省管辖，⑫始终与驻扎河西走廊西部地区的蒙古豳王家族保持着密切的军事、经济联系。⑬从军事政治上说，亦集乃路间接受制于蒙古豳王家族，因为甘肃行省虽然在名义上代表朝廷要给包括蒙古豳王家族在内的河西诸王及其所率军队提供丰厚的军需，以求“藩屏诸王，暨军民悦怿输忠”，⑭在此情况下，甘肃行省不能不受制于诸王，而亦集乃路又隶属于甘肃行省。于是乎，宁夏府路有回鹘佛教徒存在，而且赴敦煌朝拜文殊菩萨，自然属于常态。
另外，在莫高窟第138窟主室北壁最前面的女性供养人像西侧有游人题记13行，其中前12行用回鹘文草体书写，最后一行用八思巴文书写：
广义回归神经网络(GRNN)是一种径向基函数网络，具有很强的非线性映射能力，在逼近能力、分类能力和学习速度方面优于BP网络[2]。
01--------------WX-----K kirtgünč（….）up
02--------------taɣ?buqar?T（…）----（….）
03--------------
04--------------bala ög bulayïn tip mändarm-a širi
05--------------XY ”S T（..）KY namasangiḍ ögränip
06---------------larїɣ（..）LT（….）birlä sözläp
07--------------（…）Č yol qy-a-nïng?burxan?
此［为］文殊师利菩萨。㉕
言“五台山”者，其实未必真有五台。日本京都嵯峨野有“五台山清凉寺”。据载：“永延元年（987）八月十日奝然奏请将爱宕山改名为五台山，建一大伽蓝，名为清凉寺，安置白檀释迦像。”长河五年（1016年）奝然圆寂，其弟子再度请求，获准，遂将原来栖霞寺内的释迦堂改称为清凉寺，于是，京都爱宕山便出现了五台山清凉寺。㉟榆林窟第2窟被视作五台山，其道理正与此同。下文将要谈到的西夏北五台山，其实也不过仅取其名号而已。
09--------------alḍan tigin ：yana
10 qočo（….）biš（……）darm-a širi qač käṣig
11 ky-ä bitiyü tägintim kinki körgüči（….）（…..）M
24.qїlmadїm（ї）z ärsär·ol bizing qïlmïš qaz-ɣanmïš tsuy irinčü
胜利油田水驱普通稠油储量为9.1亿t，水驱采收率低于20%，目前适合蒸汽驱的资源有2.16亿t，若蒸汽驱可提高采收率10%，则可采储量增加2 160×104 t，将为胜利油田稠油上产提供坚实的基础。
13----------------------［sa］ṭu saṭu bolzun bandit namasangg［i］（d）（...）bul sun
……信心……（01）……山寺（?）……（02）……（03）……为了得到，与，我，达摩失里（Darma-širi）（04）……学习了《最胜名义经（namasangiḍ）》（05）……们……一同说，（06）……跃里海牙（Yol-Qya）的佛（?）（07）……小云石黑思塔林（Sävinč-Qïz-Tälim），挼雷（Toluy）……（08）阿尔丹的斤（Alḍan-Tigin），更加（09）高昌……五……我，达摩失里（10）恭恭敬敬地书写了这几行。后世读者……（11）我祖父宽彻（Könčüg）……的……如果有的话（12）……善哉！善哉！法师的《最胜名义经》！……要得到（13）。⑮
敦煌莫高窟，现存七幅五台山图，分别是中唐第159、222、237、361窟，晚唐第9、144窟，五代第61窟。其中第61窟主尊像为文殊菩萨，洞窟正壁（西壁）绘有规模宏大的五台山图，敦煌研究院藏《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称之为“文殊堂”。⑦在该窟甬道南壁供养比丘像两边腋下，留有两则元代回鹘文题记：
蛇年，西夏路（01）先锋万户长台金［tayk（im）］（02）（后缺）⑧
神圣的法宝《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由司徒Karunadaz总监翻译，在大都白塔寺内于十干的壬寅年七月将其全部译出，未加任何删节，工作进行得完满细致。善哉!善哉!
此壬寅年为公元1302年，司徒Karunadaz实即《元史》卷一三四中的迦鲁纳答思。说明《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的回鹘文译者是迦鲁纳答思。而敦煌出土回鹘文书信（Pelliot ouїgour 16 bis/P.4521）中却称“antsang baqšï-nïng aqdarmïš namasanggid……由安藏译的《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⑰这二种说法相互抵牾。⑱森安孝夫经考证后认为，当以安藏翻译之说更为可信。迦鲁纳答思作为安藏的上司，只不过是署名而已。森安氏之推论颇得鹄的。
题记第12行出现的宽彻（Könčüg）乃蒙古豳王家族瓜州系第一代肃王。此人为出伯兄哈班之子，于天历二年八月被封为肃王，⑲位同豳王，为一等诸王，佩金印兽纽，驻于瓜州（甘肃省瓜州县）。⑳宽彻乃蒙古豳王家族瓜州系第一代肃王该名称之出现，可谓裕固族蒙古裔（出伯家族）尊信文殊菩萨的有力证据。题记中所见八思巴文，可为其断代提供坐标。
蒙古豳王家族对文殊菩萨的供奉，通过该家族对莫高窟第61窟，即“文殊堂”的重新修复可得到见证。该窟始建于五代，主供文殊菩萨。至正十年（1350），蒙古豳王家族成员西宁王速来蛮及其子养阿沙对该窟甬道进行了修复，㉑并于窟前重新修复皇庆寺，翌年功毕，立《重修皇庆寺碑》以记其事。㉒
瓜州榆林石窟第3、19、32、33窟和肃北五个庙第1窟也有五台山图，内容均为文殊变。在㉓榆林窟第2窟主室南北壁发现有两则回鹘文题记，内容如下：
南壁quḍluɣ luu yïlaram ay yiti yangï-da män čina išvari šabi
纸浆洗涤的主要目的是将纸浆中的可溶无机物和有机物洗净，同时要求尽量少用洗涤水，保持尽可能高的黑液浓度和温度，以减少黑液蒸发浓缩时的蒸汽消耗量。在多段逆流洗涤过程中，即由多台纸浆洗涤机串联，浆料依次通过各台设备，从最后一段排出；洗涤水则是逆流，从最后一段进入，与最后一段的浆料形成稀液进行逆流洗涤。纸浆多段逆流洗涤工艺流程如图1所示。
bu quḍluɣ mančuširi bodistv-ta yṳkündüm sadu
在吉祥的龙年正月初七，我Čina-İšvari-šabi来朝拜七面文殊菩萨。善哉！㉔
式中,m0(x)为m(x)基于p0(x,y)的先验回归函数Nadaraya-Watson核回归估计,即零阶局部多项式回归.考虑一阶局部多项式回归(局部线性回归)将会减少边界偏倚,而不增加方差[11],因此在计算中可以将式(3)中的多元Nadaraya-Watson核回归估计 ^mH(x)替换成多元局部线性回归估计
北壁01.bu mančuširi
02.bodisdw
“高铁一响，黄金万两”，高铁不仅是现代社会更高效、快捷、舒适的通行方式，也是一条贯通人流、物流、资金流的“财富之路”。据了解，在2018年余下的时间内，中国铁路将密集开通10条新线，新增高铁营业里程约2500公里，为2018年献上“收官大礼”。
元素同补促进作物生长。作物生长前期，磷肥具有重要作用，会强化主根生长，而在作物生长点上对钙的需求量也非常大。普通施用磷肥和钙肥会形成沉淀，产生固体磷酸钙等物质，导致磷肥利用率低。针对这种情况，何金钢说：“农户在作物生长前期可选择一种磷钙同补的产品来解决前期生根问题，磷钙科学补充后根系营养吸收较好，呈现出的形态较白，是一种比较健康的状态。”
这里的“七面文殊”，应为文殊菩萨的密教形式。回鹘自840年由漠北迁徙至西域、河西以后，逐步放弃摩尼教而皈依佛教，长期唯汉传佛教是奉。㉖13世纪初回鹘归顺蒙古，开始与藏传佛教有了越来越频繁的接触，藏传佛教始得流行。㉗至于裕固族先民与藏传佛教的大规模接触，那已迟至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叶以后之事。㉘是见这两则题记应为元代后期之物。在瓜州榆林窟第16窟主室甬道北壁甘州回鹘公主供养人像西侧有用草书体和八思巴文合书的题记一则，其中前2行为回鹘文，后1行为八思巴文：
01 män yïɣmïš
02 yükündüm
03 mnuširi
03 m n ju ši ri
我Yïɣmïš（01）于此礼敬（02）文殊师利（03）。㉙
榆林窟第15窟前室西壁北侧又有八思巴文1行：“mjuši［….］”，即“文殊师利”。㉚回鹘文与八思巴文，乃至汉文、西夏文、梵文、藏文合璧书写，在蒙古豳王家族所统治的河西走廊西部多见，体现了斯时敦煌民族文化的多样化和宽松的民族政策。㉛
二、回鹘文题记中的“五台”与“文殊山”
榆林窟第3窟窟门西壁上有“文殊变”，绘文殊菩萨、帝释天、随侍菩萨、天王、罗汉和童子等圣众。文殊菩萨手持如意，半跏趺坐于青狮背莲座上，有身光和头光，象征帝王的帝释天侍立于文殊菩萨之前，借此衬托出文殊在画面的中心地位。内有多处回鹘文题记。主室西壁南侧普贤菩萨像下方边沿框线内有八则回鹘文题记，其中两则内容近似：
（a）šakyapal uday-qa barïr-ta kinki-lär-kä ödig qïldïm
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低碳经济已经深入到人们的生活，并且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各个国家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不甘落后，已经做出了相关的政策调整和出台有关的法律制度。相关企业在积极寻求自身长久发展利益的同时，应该不断探索低碳营销的方法。而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更加需要建立低碳消费的观念，促进整个社会朝着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进。在企业、消费者、国家和非营利组织的共同努力下，低碳营销模式就能取代之前的营销模式，逐渐成为21世纪营销模式的中流砥柱。
我沙加班（Šakyapal）至于五台，作为给后人的纪念。（a）
（b）täväči tuḍung uday-qa barïr-ta ödig qïldïm sadu bolzun我帖瓦赤（Täväči）都统至于五台，作为纪念。善哉！（b）㉜
题记中的uday，在古代回鹘文文献中多见，如至正二年（1342）所建居庸关云台过道有回鹘文《建塔功德记》，文曰：
16.uday tägr［ä］ki bilgä atlїɣ uluɣ xan bolup
17.u［luš］（?）…………………………………
18.［ot］ɣurak säkiz on yašayu rtep wiyakiritlïɣ
本班学生年龄偏小，最大的才98年，小的甚至00后，他们个性特点非常分明，对于集体意识，却显得比较淡薄，大多数人自我约束能力差，自我意识、自我表现的欲望非常强烈，在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中，他们更多的是考虑个人利益，毫无集体荣誉感。
19.uš［n］їrї biliglig uluɣsüüg lüg säčän xanïm（ї）z
五台［山］一带是被称作“智慧”的大王（即文殊菩萨）（01）的道场……（02）我们福智双全的伟大的薛禅皇帝（即忽必烈汗）授记享寿八十整（03-04）。㉝
在吐鲁番出土回鹘文Ch/U 6956（TⅢ62-1004）中有译自汉文的《五台山赞》，开首第一行书“bo udayšansan ol yam［u…］”，意为“此为《五台山赞》”。㉞是故，可以肯定，uday即五台山。uday后随向格-qa，意为“去、到”。观其文意，这里存在两种可能，其一，回鹘香客由榆林窟出发去五台山朝拜；其二，香客由外地到榆林窟朝拜。既言“留作纪念”，即应为后者，因为古往今来的香客题壁一般都为朝拜成行，达于目的地而书。如是，则绘有“文殊变”，而且将文殊变置于中心位置的榆林窟第2窟也就成了五台山的代名词。
之所以把榆林窟第2窟视作回鹘心目中的五台山，首先在于该窟主壁绘有“文殊变”，这种情况在敦煌石窟中是极为罕见的，其次，有着“五台山”回鹘文题记的第3窟与第2窟相连，仅有一墙之隔。况且，在上引榆林窟第2窟主室南北壁的回鹘文题记都有回鹘人来该窟朝拜文殊菩萨的记载。对此，笔者已有考证，兹不复赘。
观察饱和卤水处理前后试样的质量差与强度关系，用最小二乘法拟合二者关系(图7)，明显看出质量变化(△m)与单轴抗压强度(σ)之间成负相关，既质量增加越多，强度越低。
08--------------（säv）inč qïz tälim toluy（..）K（.）R täg?（..）TYK
同样在榆林窟第3窟，在与文殊菩萨对应的普贤菩萨下方南侧有6行文字，其中提到了前述题记b中出现的帖瓦赤（Täväči）法师：
（c）01--------------------------------------------
02 quḍluɣ tonguz yïl bišinč ay T［ ］
03 täväči baxšï torčipa baxšï［ ］
04 tärim-lär qy-a birlä T（..）［ ］töläk tä［gü］z
05 bašlap yṳkündümiz
06 sadu
吉祥的亥年五月（02）帖瓦赤（Täväči）法师、朶儿只巴（torčipa）法师（03）同贵族们一起……脱烈帖古思（Töläk-Tägüz）（04）为首，我们礼拜。（05）善哉！（06）㊱
帖瓦赤之名又见于该窟主室南壁西侧胎藏界曼茶罗图的下方，有文曰：
01 töläk tägüs täväči buqa taɣ buqar-----------
02 quḍluɣ küskü yïl törḍünč ay-nïng
03 yägrmi-kä kälip yṳkündüm
04 alqu tїnlїɣ-lar-nïng nägü kim qïlïnč（är）sär
05 yarlїɣ?burxan tngri-lär berṣün?tep
06 q（a）pїɣ?qač qurqy-a ödiglätim
脱烈帖古思（Töläk-Tägüs），帖瓦赤·普华（Täväči Buqa），山寺…………（01）吉祥的鼠年四月（02）二十五日来礼拜。（03）“即使一切众生如何不能去。（04）说法（？）愿诸佛赐予！”（05）我，哈必（Qapïɣ）恭恭敬敬地写下这几行（？）。（06）㊱
在上述四则题记中，a和b用语基本一致，而且都出现了“五台”一词；b、c、d都出现有人名帖瓦赤，b、c称其为都统、法师，意同，唯d写作帖瓦赤·普华；c、d都出现有人名脱烈帖古思。这些因素加上三则题记佥出自同一个洞窟，使人推想，他们应属于同一批次的朝觐者。如果这一推论不误，则其目的地应为榆林窟而非山西之五台山。能够进一步佐证这一推论的是榆林窟第3窟主室甬道南壁供养人像右肩旁之草书体回鹘文题记：
01 bu quḍluɣ qaču［…］taɣ（?）
02 mančuširi taɣ（?）kälip
此吉祥的瓜州……山（?）（01）来到文殊师利山（?）（02）㊲
这一题记径呼榆林窟为“mančuširi taɣ”，即文殊师利山，言外之意，在回鹘佛教徒的心目中，榆林窟本身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职是之故，回鹘朝拜者将榆林窟称作五台山，也是可以理解的。
藏传佛教噶玛噶举红帽系第二世活佛喀觉旺波（Mkha’spyod dbang po，1350-1405）曾撰《无比最妙上师传·功德无穷明鉴（Mtshungs med bla ma dam pa’i rnam par thar pa yon tan mi zad pa rab tu gsal ba’i me long）》，记述其上师噶玛噶举黑帽系第四世活佛乳必多吉（Rol pa’i rdo rje，1340-1383，又译绕呗朵儿只）事迹，言其元末曾在贺兰山、甘凉地区及敦煌等地巡礼与传法。据载，乳必多吉曾把所得财物布施于沙州的两尊弥勒大像、两座文殊窟，还曾在那里亲见薄伽梵、文殊菩萨，并予以赞颂。㊳两尊弥勒大像指莫高窟第96窟北大像和130窟南大像，殆无疑义；两座文殊窟，其一当指开凿于五代曹氏归义军时期的莫高窟第61窟“文殊堂”。由乳必多吉巡礼文殊窟一事加上蒙古豳王家族对莫高窟第61窟的重新修复，可以看出，直到元代，“文殊堂”崇拜经久不衰。另一座文殊窟难以确定，在笔者看来，很可能就是前文所述榆林窟第3窟。
必须说明的是，未必只有山西的五台山才配作为文殊菩萨的道场。例如，西夏统治者出于朝拜的需要，效法五台山寺庙的样式，在贺兰山中新建五台山寺，且不管那里有没有与山西五台山同样或相近的地理环境。清人张鉴撰《西夏纪事本末》卷首附有《西夏地形图》一幅，在贺兰山中赫然标有“北五台山寺”。㊴有意思的是，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收藏品中，也有一幅与上图基本雷同的《西夏地形图》，其中同样标有“五台山寺”，只是少了个“北”字而已。㊵北五台山具体地址何在，史无记载，但考古学证据显示，其地大致在贺兰山拜寺口双塔一带，建成时间当在西夏国缔造者元昊统治时期。㊶无独有偶，辽朝在蔚州（今河北省蔚县）东南也建有五台山寺。清顺治《蔚州志》卷4载：“五台山在城东一百里，其山五峰突起，俗称大五台，又曰东五台，以别于晋之清凉山。”蔚州至今尚有“小五台山”之谓。此外，朝鲜及日本均将五台山移入本境，以利朝拜。㊷
三、作为文殊菩萨道场的酒泉文殊山
酒泉文殊山素有“小西天”之称，山上山下寺庙林立，有建筑360余座，70余院，石室洞窟18处，是河西地区佛教胜地之一，规模宏大，今保存壁画较多的洞窟主要有前山万佛洞、千佛洞，后山千佛洞和古佛洞等。石窟中留存有泰定三年（1326）用汉文和回鹘文镌刻的《重修文殊寺碑》，立碑人为第三代蒙古豳王喃答失太子，碑文记载了豳王家族在文殊山修建佛教寺院的过程，汉文与回鹘文内容是对应的，兹移录回鹘文碑文如下：
12.aɣїr buyan lїɣ їduqlar..al（q）u xan caɣaḍayorunїn olurup..aɣdїntїlar tuz-it orduɣa∷amtї bu tusta nom（tas）taysї asnuqї（b）uyan（tїltaq）їnta
13.caɣaḍay orunїn olurup..arїs arїɣ üc ärcinilärtä..an（g）sїzkirtgünclig bolmїsїnga∷asnu s（ü）gcüning kä guu qapcuɣayta..（a）/////u cing（san）sin（yasa）ḍmїs（..）ary（a）（mancusiri）sängrämintä（..）
14.aɣa inilär birlä yükün（gälibarїp）∷altїno aynїng（üc otuzta）..ayaz kök qalїɣnїng yüüzintä..adїrtlїɣ bis boduɣ lїɣyruqlriɣ körüp..alqu sin kät（?）süzüldilär∷burxan nomїnga.
15.kirtgünclig..bodistw（täg，nom）tas taysї..busulmis（sä）ng（räm）yasamaqnїng..buyan（їn）tälim äsidmis∷（a）……d… wxarlarїɣ（ü）klätsär..altun tilgänlig xan bolup..alqunї/////bolzun（..）
16.alqїɣ köngülintä……∷（kö）…（a）rїɣ süzülüp..Kü///li trk bi……（kök）linxua täg/an közin..körü pamtїqї（sängrä）mig∷adїncїɣ bu sängeäm turɣalї..adirtlїɣ säkizyüz
现在喃答失太子……（12）继承察哈台宝位后，由于十分敬信纯洁三宝之故，它和兄弟等人去拜谒位于肃州嘉谷沟中的、以前……由郑善进修建的圣文殊寺时，（13）于六月［二十三］看见天空中异样五色光辉，［于是］益发全心崇信［佛法］。崇信佛法的、（14）如菩萨一样的喃答失太子听说［重］修已毁寺院功德无量，多筑……精舍则作金轮王，一切……都将（15）……在其宽大心中。虔诚……迅速……以［青］莲之目看见该寺院。该特异的寺院建立以来已过八百年。（16）㊸
不管是汉文还是回鹘文碑文皆有残毁，相对而言，回鹘文部分残毁情况更严重一些。有幸的是，尽管回鹘文残毁严重，但仍有弥补汉碑文中残毁内容之价值。
蒙古豳王家族对文殊寺的修复，有其崇信佛法之因素，但与文殊菩萨本身不无关系。依照碑文所记，喃答失太子一行朝拜文殊山时，“看见天空中异样五色光辉”（汉文碑文作“豁然天面两分，现五色之瑞光，众皆咸睹”），这一情景使人不由联想到文殊菩萨于五台山现真容的情景：“文殊菩萨骑金色师子，现其人前，良久，乘五色云腾空飞去。”㊹五台山之石窟中，“每石现圆光，摄身光，五色云”。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敦煌写本P.4617《五台山圣境赞》也有“五色云中游上界，九重天外看西方”之颂词。㊻五台山也由是而被称作“金色世界”。㊼是故，碑文所描述的喃答失太子所见之景象应系文殊菩萨显圣之相，此乃蒙古豳王家族发心重修文殊寺之重要原因之一。
元代晚期，伊斯兰教大举东进，整个新疆地区，除吐鲁番、哈密外，差不多都沦为伊斯兰的势力范围。当时代表元朝驻守河西及新疆东部地区（吐鲁番、哈密）的蒙古豳王家族为抵御伊斯兰教的东进，在辖区内大力扶持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故而修建了不少佛寺和石窟。㊽正因为如此，河西地区藏传佛教在元代晚期臻至繁荣，兹后一直盛行不衰。今天裕固人差不多全民信仰藏传佛教，与这一历史因缘密不可分。
在文殊山石窟群中，保存最好者当首推万佛洞，存回鹘文题记颇多，其中有纪年者13则，除二则使用生肖纪年外，其余则均记以年号，时代最早者为明嘉靖三十年（1551）题记，对裕固族先民文殊信仰之探讨具有特殊意义，兹移录于下：
1.ka sin［g?］otuzunčyїl（?）ü［z］-ä ikinti ay üz-ä yangїkün ü［z-ä］
2.ary-a manč（u）šri-nïng ornağï-nïküs（äyü?）kälmiš［kör］mišüz-ä
3.adišdid vpašyi bu tip kälipyükündimiz
4.qutluğkünkätün（?）toyčï toyïn darm toyïn sängkäš-… toyїn
5.qoy kün üz-ä
嘉靖（？）三十年（1551）二月新日（初一）（01）［我们］怀念圣文殊师利住地，来到［此寺］并观其像［后］，（02）认为［他是］守护毗婆尸佛者，故来此［像］膜拜。（03）吉日［来此者］：僧人Tün（?）Toyčï、僧人Darm、僧人……（04）于未日。（05）㊾
题记表达了题壁者一行对文殊菩萨的膜拜之情，称颂其为毗婆尸佛的守护者。在汉传佛教中，文殊菩萨一般为释迦牟尼佛的左胁侍，号称“智慧第一”，乃智慧的象征，而且具有护国和护家之功能。河西地区的佛教徒非常崇信文殊菩萨，尤其是沙州归义军政权于1036年亡于西夏后，直至明朝中叶“关西七卫”东迁，沙州、瓜州地区不断受到战争的侵扰，最终不得不于正统十一年（1446）全部内迁至酒泉等地。这些时常处于颠沛流离的裕固人，更加向往安宁和稳定，冀求文殊菩萨护佑其平安强大。题记中出现有“manč（u）šri-nïn gornağï-nï（文殊菩萨住地）”一语，这里的“住地”显然就是“道场”之意，清楚地表明，在裕固族先民心目中，酒泉文殊山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这与上文提到的元代裕固族先民视榆林窟为文殊菩萨道场不无异曲同工之妙。
及至清代，文殊山一带仍然是裕固族的聚居地，佛教盛行，万佛洞留下了多处裕固族佛教徒回鹘文题壁，确证裕固族对酒泉文殊山一直是心怀敬意的。在现存的13则题记中，时代最晚者书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文曰：
1.biz bilgä talui toyїn b［ilgä］sada toyïn baqšï
2.šabi ägil kärdi uluğ kičig barča
3.yükünüp yanduq
4.kang šiälikikin čiyïl törtünč ay altï
5.yangїsї yükünduq ädgü
我们，僧人BilgäTalui、僧人Bilgä Sada、Baqšï（01）沙弥、Ägil、Kärdi［等］大小［人］都（02）敬拜［此佛寺］后返回。（03）康熙五十二年（1713）四月（04）初六敬拜。善哉。（05）㊿
这一题记，将传统观点所认定的回鹘文消亡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之说法向后推迟了两个多世纪，这是裕固族对回鹘文化的一大贡献，具有异乎寻常的学术意义。
四、结论
从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裕固族先民之文殊信仰来源既久。早在回鹘于840年由蒙古高原西迁至河西走廊地区之前，文殊信仰在河西地区就非常流行，人们在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等地修建文殊堂，绘制五台山图，塑造文殊菩萨像。裕固族先民回鹘裔继承了唐宋以来文殊信仰与五台山崇拜之余绪，同样把有着五台山图的莫高窟第61窟视作“文殊堂”，该窟享有的尊崇，自五代至元，在裕固族先民中一直相沿不绝；把绘有“文殊变”而且将之绘于主壁的瓜州榆林窟第2窟视作五台山或文殊山。如是，则榆林窟第2窟便成为莫高窟第61窟之外的第二个“文殊堂”。从明清时期的回鹘文题记看，酒泉文殊山在后世也被视作文殊菩萨的道场，直到今天，裕固族仍然把文殊山视作圣山，究其来源，至迟可推定至元代。自14世纪始，文殊山长期充任蒙古豳王家族之皇家寺院，经明清至今，文殊山一直充任裕固族最重要的佛教中心。文殊山佛教信仰长期兴盛，经久不衰，为今日裕固族藏传佛教信仰的流行奠定了基础，[51]既是联结裕固族诸部落文化的纽带，同时也是今天裕固族共同尊崇的一个文化符号。
注释：
①杨富学：《居庸关回鹘文功德记uday考》，《民族语文》2003年第2期，第62～64页；杨富学：《回鹘五台山信仰与文殊崇拜考》，《麦积山石窟艺术文化论文集》下册，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41～447页；杨富学、张艳：《回鹘文〈五台山赞〉及相关问题考释》，《五台山研究》2014年第4期，第50～56页；张艳：《回鹘五台山信仰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
②杨富学、张海娟：《蒙古豳王家族与裕固族的形成》，《内蒙古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第37～43页；杨富学、张海娟：《从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头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155～166页。
③松井太：《敦煌諸石窟のウイグル語題記銘文に關する箚記》，《人文社會論叢·人文科学篇》第30号，2013年，第29～50页；松井太：《敦煌諸石窟のウイグル語題記銘文に關する箚記》（二），《人文社會論叢·人文科学篇》第32号，2014年，第27～44页；松井太著，白玉冬译：《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的回鹘语题记》，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主编：《西域—中亚语文学研究——2012年中央民族大学主办西域—中亚语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10～225页；伊斯拉菲尔٠玉苏甫、张宝玺：《文殊山万佛洞回鹘文题记》，吐鲁番学研究院编：《语言背后的历史——西域古典语言学高峰论坛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4～106页。
④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二），《敦煌研究》试刊第2期，1982年，第112～116页。
⑤耿世民、张宝玺：《元回鹘文〈重修文殊寺碑〉初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第253～263页。
⑥［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三，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7715页。
⑦金维诺：《敦煌窟龛名数考》，《文物》1959年第5期，第50～54页；赵声良：《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研究》，《敦煌研究》1993年第4期，第88～107页；樊锦诗：《P.3317号敦煌文书及其与莫高窟第61窟佛传故事画关系之研究》，《华学》第9、10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980～1004页。
⑧松井太：《敦煌諸石窟のウイグル語題記銘文に關する箚記》，《人文社會論叢·人文科学篇》第30号，2013年，第43页；松井太著，白玉冬译：《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的回鹘语题记》，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主编：《西域—中亚语文学研究——2012年中央民族大学主办西域—中亚语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19～220页。
⑨韩儒林：《突厥官号考释》，氏著：《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05～306页。
⑩杨富学：《回鹘佛教徒忏悔文及其特色》，刘光华主编：《谷苞先生90华诞纪念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24、430页。
⑪杨富学、张海娟：《蒙古豳王家族与元代西北边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2期，第21～37页。
⑫李治安：《元代行省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第458～459页。
⑬杨富学、张海娟：《蒙古豳王家族与元代亦集乃路之关系》，《敦煌研究》2013年第3期，第158～165页。
⑭《元史》卷127《伯颜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113页；［元］赡思：《有元甘肃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荣禄公神道碑》，《常山贞石志》卷21，第4页b。
⑮松井太：《敦煌諸石窟のウイグル語題記銘文に關する箚記》（二），《人文社會論叢·人文科学篇》第32号，2014年，第32～33页。
⑯ P.Zieme，Zurbu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 der altenUiguren，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XXIX-2，1975，S.198-199。
⑰ Takao Moriyasu，An Uigur Buddhist’s Letter of the Yüan Dynasty from Tun-huang （Supplement to“Uigurica from Tunhuang”），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No.40，1982，pp.3-4；［日］森安孝夫著，杨富学、黄建华译：《敦煌出土元代回鹘文佛教徒书简》，《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第38～39页。
⑱ Takao Moriyasu，An Uigur Buddhist’s Letter of the Yüan Dynasty from Tun-huang（Supplement to“Uigurica from Tunhuang”），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No.40，1982，p.13；［日］森安孝夫著，杨富学、黄建华译：《敦煌出土元代回鹘文佛教徒书简》，《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第45页。
⑲《元史》卷33《文宗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739页。
⑳杉山正明：《ふたつのチャガタイ家》，小野和子（編）：《明清時代の政治と社会》，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3年，第677～686页；杉山正明：《モンゴル帝国と大元ウルス》，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4年，第312～321页；杨富学、张海娟：《从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头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29页。
㉑杨富学：《莫高窟第61窟甬道为元代西夏遗民营建说》，《西夏学》2017年第2期（总第1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75～99页。
㉒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二），《敦煌研究》试刊第2期，1982年，第112～116页。
㉓张艳：《回鹘五台山信仰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
㉔松井太：《敦煌諸石窟のウイグル語題記銘文に關する箚記》（二），《人文社會論叢·人文科学篇》第32号，2014年，第34页。
㉕松井太：《敦煌諸石窟のウイグル語題記銘文に關する箚記》（二），《人文社會論叢·人文科学篇》第32号，2014年，第34页。
㉖杨富学：《论汉传佛教对回鹘的影响》，束迪生、李肖、娜仁高娃主编：《高昌社会变迁及宗教演变》，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91～208页。
㉗杨富学：《藏传佛教对回鹘的影响》，《法源——中国佛学院学报》总第20期，2002年，第247～252页。
㉘张海娟、杨富学：《论裕固族藏传佛教信仰的形成》，《中国藏学》2016年第3期，第193～202页；Yang Fuxue&Zhang Haijuan，Mongol Ruler，Yugur Subjests，and Tibetan Buddhism，Chinese and Tibetan Esoteric Buddhism，Leiden：Brill Academic Pub，2017，pp.377-386.
㉙松井太：《敦煌諸石窟のウイグル語題記銘文に關する箚記》（二），《人文社會論叢·人文科学篇》第32号，2014年，第35页。
㉚松井太：《敦煌諸石窟のウイグル語題記銘文に關する箚記》（二），《人文社會論叢·人文科学篇》第32号，2014年，第35页。
㉛杨富学：《河西多体文字合璧六字真言私臆》，《中国藏学》2012年第3期，第89～93页。
㉜松井太：《敦煌諸石窟のウイグル語題記銘文に關する箚記》（二），《人文社會論叢·人文科学篇》第32号，2014年，第37页。
㉝藤枝晃：《ウイグル小字刻文》，村田治郎編：《居庸關》I，京都大學工學部，1957年，第276页；K.Röhrborn-Osman Sertkaya，Die alttürkischeInschrift am Tor-Stupa von Chü-yung-kuan，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andischen Gesellschaft130，1980，S.320；杨富学：《居庸关回鹘文功德记uday考》，《民族语文》2003年第2期，第62～64页。
㉞ P.Zieme，Three Old Turkic Wutaishanzan fragments，《內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第17號，2002年，p.225；［德］茨默著，杨富学、熊一玮译：《三件古突厥语〈五台山赞〉残片》，《吐鲁番学研究》2016年第1期，第123页。
㉟［日］中原良辨：《日本与五台山佛教》，崔正森主编：《文殊智慧之光——五台山佛教文化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414～415页。
㊱ Matsui Dai，Uigur Buddhist Pilgrims as Seen in the Wall Inscriptions in the Dunhuang Caves，Paper presented to“2015 Dunhuang Foru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unhuang and Sino-Foreign Relations”（Dunhuang，14-16 Aug 2015）。
㊲松井太：《敦煌諸石窟のウイグル語題記銘文に關する箚記》（二），《人文社會論叢·人文科学篇》第32号，2014年，第35页。
㊳谢光典：《绕呗朵儿只的大都之行》，沈卫荣主编：《大喜乐与大圆满：庆祝谈锡永先生八十华诞汉藏佛学研究论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5年，第218～239页；谢光典：《噶玛噶举黑帽系第四世活佛绕呗朵儿只的河西巡礼》，提交“裕固与敦煌”学术研讨会暨第四届裕固学研讨会（敦煌，2017年5月12-16日）论文。
㊴［清］张鉴撰，龚世俊、陈广恩、朱巧云校点：《西夏纪事本末》卷首上，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12～13页之间附图。
㊵ Е.И.Кычанова，История Тангу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тва，Санкт-Петрбург，2008，стр.67。
㊶杨富学：《西夏五台山信仰斟议》，《西夏研究》2010年第1期，第18页。
㊷杜斗城、党燕妮：《八到十一世纪的五台山文殊信仰》，崔正森主编：《文殊智慧之光——五台山佛教文化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106～112页；杨富学：《西夏五台山信仰斟议》，《西夏研究》2010年第1期，第20～21页。
㊸耿世民、张宝玺：《元回鹘文〈重修文殊寺碑〉初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第258～259、261页。
㊹［日］圆仁著，小野胜年校注，白化文等修订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3，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81页。
㊺［日］圆仁著，小野胜年校注，白化文等修订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3，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08页。
㊻杜斗城：《敦煌五台山文献研究校录》，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7页。
㊼ Mary Anne Cartelli，The Gold-Colored World：“Eulogy on the Holy Regions of Mount Wutai，T’ang StudiesVol.23-24，2005-2006，pp.1-45；［美］卡特里著，杨富学、张艳译：《金色世界：敦煌写本〈五台山圣境赞〉研究》，《五台山研究》2014年第1期，第11～20页。
㊽杨富学、张海娟：《从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头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89～123页。
㊾伊斯拉菲尔٠玉苏甫、张宝玺：《文殊山万佛洞回鹘文题记》，吐鲁番学研究院编：《语言背后的历史——西域古典语言学高峰论坛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03～104页。
㊿伊斯拉菲尔٠玉苏甫、张宝玺：《文殊山万佛洞回鹘文题记》，吐鲁番学研究院编：《语言背后的历史——西域古典语言学高峰论坛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6页。
[51]杨富学：《酒泉文殊山：回鹘佛教文化的最后一方净土》，《河西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第1～6页。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20（2019）01-0001-11
DOI：10.13874/j.cnki.62-1171/g4.2019.01.001
收稿日期：2018-12-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敦煌民族史研究”（项目编号：14JJD770006）。
作者简介：杨富学（1965—），男，河南邓州人，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研究员，陇东学院特聘教授，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敦煌学、西北民族史、古代宗教史。
［责任编辑：戴锦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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