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思洁:重温与启示:延安整风运动中思想教育对党的建设的重要意义论文

马思洁:重温与启示:延安整风运动中思想教育对党的建设的重要意义论文

摘要:延安整风运动是思想建党伟大工程的源头,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时期开展的一次空前的思想教育与思想解放运动。从学习竞赛到全党整风是思想教育形式上的创举;从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思想改造内容的根本转变;从 “左”倾机会主义的“残酷迫害,无情打击”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思想教育方式的重大纠偏。整风运动使得广大党员的思想认识得到了巩固与深化,凝聚和鼓舞全党树立了精神旗帜。重温历史经验,对于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关键词:思想教育;延安整风运动;党的建设

延安整风运动,作为中国共产党全党范围内第一次彻底的思想解放和思想教育运动,不仅其本身具有重大意义,也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进程中承上启下的关键历史转折点。延安整风运动从学习竞赛开始,转变到全面整顿党的作风,由良好的党员作风带动根据地乃至当时的社会风气,加强了党的自身建设,对于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新时代党中央提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背景下,研究和总结思想教育的丰碑——延安整风运动的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思想教育形式上的创举:从学习竞赛到全党整风

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历程中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事件,这场运动的发生,有着特殊的时空背景,这是正确认识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

(一)从整顿“三风”到全党动员的理论学习,树立正确思想是目标

到陕北之前,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一段异常曲折复杂的道路。落脚延安,国共合作的实现,使中国共产党有了调整的时间与空间,因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在这一时期,对过去吃过的苦头,摔过的跟头开始深刻地总结。起初三、四年间,中共新党员的数量大幅增加,由原先的4万多人迅速发展到80多万人。党在这一时期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党。但凡事有利则有弊,这些新党员,往往来自各阶级,他们在斗争中形成的思想认识各式各样。到达延安之前,由于错误思想的指导党已遭遇多次失败,因此在面对80多万党员组成的大党的建设时,亟待解决的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党的自身问题,并接受问题进而解决问题。告诉大家什么是错误的思想,什么是正确的思想,从而推进党的自身建设,集中最大的革命力量与坚定的信心来领导中国革命。一般意义上看,延安整风运动开启的标志是1942年4月3日关于讨论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就它的缘起、作用以及产生的影响而言,延安整风运动的意义不是单纯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更多的是对错误思想的清算,以及树立正确的思想。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多次号召进行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以赛促教,建立扎实的学风,以提高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由此,全党范围的理论学习吹响了整风运动的前奏。

(二)“果树林”里找“桃树”,弄清什么是正确思想是前提

整风运动前的20年,“左”倾与右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使党的革命事业走了许多弯路。1931年“左”倾错误思想在全党居于领导位置,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袖受到不公的对待,所以在延安时期,中共领导群体认识到要解决党的问题,要从思想入手,党内必须有自己正确的理论基础。可以说,“左”的错误或右的错误,相似的地方是它们都忽视了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机械地学习书本或外国经验抑或是对革命没有信心,在革命中屈服于反对派。因此,整风运动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肃清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就像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举的例子一样,在果树林子里找桃树,一定要告诉他什么样的树是桃树,什么样的树不是桃树,这样他才能够容易找到桃树。也就是说,相同环境下,不同阶级的人会产生不同的思想,产生正确思想的前提是弄清楚什么是正确的思想,什么是不正确的思想。弄清思想的办法就是:实事求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党过去走过的路,哪些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哪些偏离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1942年在中央学习组的讲话中说到:“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1]319关于“怎么搞清楚”这一问题,毛泽东提出“古今中外法”,也就是说弄清楚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要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

(三)领导干部比学习,结合自身树新风

延安整风运动中思想教育的主要对象是领导干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认为只要抓好领导干部的思想问题,将他们的思想做通,树立良好的干部作风,基层党员的进步也就快了。因此,1939年整风运动前期首先成立了张闻天兼任部长的“干部教育部”,明确提出要开展的是自上而下全党范围的干部学习运动。毛泽东首先出任中央学习小组组长,带领延安的高级领导干部集体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结合中国共产党过去革命的实际经验,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教育内容与方法。同时,全国各地党组织成立了许多高级学习组,在党中央的全面部署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一系列学习活动。从学习内容上看,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整风学习有针对性地选取了二十二个学习文件。这些文件选取的标准有以下特点:第一,不仅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也要学习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著作及报告。这些报告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制定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广大党员干部可以结合自身的革命工作来学习,更容易理解文件的精神与实质;第二,延安整风的学习目标非常明确,即统一全党思想,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为以后解决革命中的问题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3个月的时间,整风运动从延安向全党范围展开,参加的人数达到了10098人[1]330。从这一时期党自身建设的发展进程和规律来看,延安整风运动是党把握时机,掌握全局,在革命与建设并驾齐驱的关键时期开展的凝聚人心、团结力量的思想建设运动。它始于党内学习竞赛,最后发展为全党整风,是将学习运动转换为党的建设方式的一个创新。自建党起,虽然在复杂的国情党情下,党始终重视自身建设,但是像延安整风运动中人员如此集中,时间跨度长,内容全面系统的思想革命形式还是前所未有。从此后党的发展实践中可以看出,延安整风运动总结的党自身建设经验一直沿用到今天,它的有效性、价值性得到现实的检验。

二、思想改造内容的根本转变:从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与过去中国共产党经历的重大历史节点一样,前进道路上会有许多困难和不确定因素,新时代这些因素更多、更复杂。中国共产党作为全面执政近70年的大党,如今所面临的考验与风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严峻,党必须时刻保持清醒,以应对外界的考验和挑战。要练就一身真功夫,必须从思想源头抓起,充分吸纳延安整风运动的经验,加强理论学习,杜绝错误思想的滋生。

(一)中国共产党党内要反对两种倾向:教条主义、经验主义

3)现代职业教育制度的扩大实验。2010年,江苏省印发《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实验区建设方案》,提出“推动建立现代职业教育制度,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和发展能力。”2012年,贵州省出台九大举措,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其中一项是“探索建立完善现代职业教育制度”,在体系建设上,要求从学历层次上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职业教育不再局限在中高职层次,而要打通从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本科职业教育的立交桥政策;同时深化考试和招生改革,在专业、学校、层次等几个方面扩大对口升学、对口招生的规模,从而从根本上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自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错误的思想一直影响着党的命运。1927年8月到1928年的“盲动主义”、1930年左右的“冒险主义”、王明的“教条主义”,这三次“左”倾错误思想都是对国内、党内形势的错误估计,给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后,中共的领导层开始逐渐形成新的核心,党由幼年走向成熟。全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提升到了新的水平——以中国国情的视角看待马克思主义。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环境,新的平台,对过去的失败与挫折作了战略和策略的思考。早在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就指出:“在中国搞马克思主义不能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正确的路线政策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2]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早的思想表达。踏入延安,毛泽东多次反思江西时期错误的思想路线,认为思想问题是党的发展的核心问题。提高思想,不是凭想象,不是靠书本,而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检查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分清是非,统一认识。革命实践和马列主义结合得好,就是正确的思想路线;革命实践与马列主义相脱节,就是错误的思想路线。

3.2 角膜移植术后患者用药依从性阻碍因素 多元回归分析中,工作或家务忙、疾病对工作或生活的影响程度重的患者用药依从性得分越低。分析原因,由于角膜移植术后需长期用药,有些患者还需多种药物多次联合使用,会给工作、生活带来不便,常有患者因工作或家务忙而忘记用药或长时间中断用药。为此,医师在给患者设计治疗方案时如果考虑到患者的实际情况,帮助患者安排好用药时间,避免在工作时间内用药,选择便于携带的药物,在患者外出时也能保证按时用药,这些都将有助于提高依从性。另一方面,加快研发并推广一些有助于提高用药依从性的技术设备,如自动提醒、记录装置及智能药瓶等也是将来研究的方向。

(二)重大历史关头的主动反思

(2)量子观测 该步骤由初始化种群P(t)生成二进制串种群Q(t),其方法为对t时刻的个体在[0,1]上产生一个随机数s,若则个体相应取1,否则取0。

(三)把马克思主义话语变成中国话语

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要求全体党校干部对中央规定的二十二个文件要逐件精读。同时,每一份文件都要做学习笔记,并组织讨论会交流学习心得。对于怎样学文件,彭真专门写了一篇《领会二十二个文件的精神与实质》。他说到:“什么是精神与实质?它是指文件中分析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说的。我们领会了它,便可能依据它、运用它来了解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来预言事变的发展进程。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武器,自己的箭,射起得心应手的箭,好来百发百中地射击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来改正我们的思想,改造我们的工作,总之,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5]该文对如何精读中央规定的这些文献作了深刻地阐述。精读的过程,就是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教育的过程。整风时期,学习的氛围是非常积极、主动、深刻、活泼的。学员们对阅读文件都非常认真,对于疑难问题或讨论比较多的重大问题,中央的同志经常会有针对性地为学员作报告。毛泽东同志还亲自查看学员的学习笔记,并帮助其改正错字、加批语。在这样的氛围下,对于规定文件的学习是卓有成效的。

(四)个人意识向集体意识的转化

通过延安整风这一自上而下全党范围内的思想解放、思想教育的形式,毛泽东的个人意识被彻底地、深入地向全党进行了宣传、教育。可以说,延安整风运动的价值之一就是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毛泽东个人意识向党的意识转化的有效形式。杨尚昆事后回忆到:假如没有延安整风运动,“全党思想统一不了”[4]。

三、思想教育方式的成功实践: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延安整风运动中,思想教育的基本方法是:通过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理论,结合党和自身经验教训,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形式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斗争的创新,它的内涵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思想斗争,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思想斗争方式避免了由于过激的党内斗争而造成错误打击,反而通过有效的、真正的自我反思深刻认识到党和自身发展的问题。实践证明,运用这种方法解决党内思想矛盾是符合党内斗争的性质和规律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党内思想认识上的分歧与冲突,争论的焦点不是要不要革命,而是如何革命。“左”倾、右倾错误的思想路线已经让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损失了一大批革命的中坚力量,它不是让党更加团结、力量更加强大而是大大削弱了党。因此,凡属思想认识上的分歧,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来解决,更多的是依靠自身能动的思想改造。对问题的清醒认识一定是个人由内而外的自我认知。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反复强调的党内斗争必须注意的方针:第一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第二是“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个方针是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团结全党,既反对教条主义者统治时期那样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又反对像庸俗的自由主义者那样的模糊是非,一团和气。因此,整风运动中对于思想上的病人,党中央开出的药方就是自我教育与同志帮助。经验证明绝大多数党员都通过这样的思想教育方式,比较清晰地认识了自我,提升了自我,更懂得如何做好党的工作。这好比经过名医会诊,给自己的思想病开了一个对症的处方,对一生的健康成长都有好处。同样,对于千万党员汇集的中国共产党,每一个朝着共同的、清晰的目标成长的健康党员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就是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关键力量。那么,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党员是如何有步骤的进行自觉教育,领导同志间又是如何帮助其思想改造,对党的自身建设有哪些值得借鉴并践行的经验,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精读文件,明确学习的意义与要求

整风运动前夕,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3]可以看出在毛泽东的个人意识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已经非常鲜明地树立起来。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建构中国话语,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表达中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只有关注实践,关注中国国情,以中国实际为出发点,才能从理论上对时势、对问题进行分析说明,才能让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更好地惠及群众。

(二)联系文件的精神与实质,进行深刻的自我剖析

通过理论学习、互动式自觉反思、结合经验,再下一步就进入到集体讨论,相互指出对方思想认识上的不足,提出建议,实事求是地弄清是非对错。这种和风细雨,坦诚相待的讨论就实现了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的基本目标。据曾经参加过延安整风的同志回忆,当时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形式是多样的,既有思想自传、反省笔记,又有小组会、支部会、个别谈话与全校大会,还有墙报、学习报与学习通讯等等。但是,在这些形式的活动中,如何把控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度,如何有效地控制与运用这一形式,延安整风也积累了许多开创性的经验。首先,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在组织领导方面实行的是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下,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如果只有集中领导,不充分发扬民主来启发党员的积极性,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会流于形式,党员干部就会不敢讲真话,不敢面对事实揭发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如果只有党员干部的积极性,没有党的领导的保障,又会使批评和自我批评偏离正确的方向。所以,只有充分保障党员民主,又在党的全面领导之下,才能使批评与自我批评真正发挥作用。其次,延安整风运动中也非常注重领导者的模范作用。整风运动中的领导是以大批久经考验且实际工作经验丰富的领导骨干为基础。领导者都以身作则地进行自我批评,对自己做过的错事,思想上出现的偏差,主动分析原因,讨论怎么改正错误。这种自上而下的领导模范之风,充分带动了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正是在精准学习党中央文件,联系实际自我剖析,真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延安整风确实取得了伟大的成功。这场全党范围的自上而下的思想教育、思想解放运动解决了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进行党的思想建设。

(三)批评与自我批评,实事求是地弄清是非对错

进入党校学习前,许多党员干部只是学习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知晓一些原理,但是不懂得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即理论与实际是相脱节的。学习了很多理论知识,却并没有看到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中央规定的这二十二个文件都是与中国革命关系密切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件。党员在学习中,对照文件自我检查,自觉地总结自身在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用当时形象的说法就是:“把文件中的道理当作尺码来量一量自己,当作天秤来称一称自己,当作镜子来照一照自己。”[6]这种学习是交互的、动态的学习,是时刻结合自身经验、结合中国革命实践从实践中学,从批判错误思想中学。这样对照文件互动式的自我学习、自我剖析,是加深和提高理论认识,改进思想作风的关键环节。

四、延安整风运动对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启示

自党内学习运动到全党范围的整风,思想教育内容的核心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时局来看,为什么在这个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命题能够提出?中共领导层又为何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学习运动的核心教育内容?笔者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回答:

莫言之所以能够在高密东北乡这块土地上任意泼墨挥洒,关键在于福克纳对他的启发。偶然的机会莫言阅读了福克纳的《喧嚣与躁动》,书中福克纳虚构了约克纳帕塔法县,莫言如梦初醒“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是完全虚构的,我的高密东北乡则是实有其地。我也下决心要写我的故乡那块邮票大小的地方。这简直就像打开了一到记忆的闸门,童年的生活完全被激活了”。④灵感不断地从莫言的脑海中涌出,故乡的亲人、故乡的高粱地……故乡的一切被再现出来,记忆在他的笔下流淌。

(一)思想教育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突出标志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其他阶级成员加入共产党,要放弃原来的非无产阶级世界观。列宁在创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过程中,十分强调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工人阶级的重要性,并指出在工人阶级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列宁认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成功地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环境下,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问题。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7]的任务,并把这个任务称为党的建设的“伟大的工程”。开展全党的整风运动,就是吹响了这个“伟大的工程”建设的前奏;就是形成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基本格局;就是从思想上引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重要保证。毛泽东曾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8]党的一切政治任务都必须以掌握思想教育为关键环节,思想问题不解决,一切问题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毛泽东之所以在提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思路后,首先开始学习竞赛,然后整顿党的作风,再然后全党整风,就是首先要解放思想,突破教条主义思想的禁锢,再统一全党认识与行动。当前,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要不断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这是对延安时期“整风精神、思想为先”理论的继承发展,对党的建设成功经验的充分运用。加强新时代党的思想建设,必须立足实践,立足中国,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有的放矢地开展思想教育。

(二)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思想基石

党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发展出了一条:“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能否在变化的形势中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能否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判断,是一个政党能否保持青春活力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绩,党的建设与发展蒸蒸日上。但是,新时代有新挑战与新风险,国际国内形势的不断变化,又给我们党的状况形成新的不适应。一方面,社会经济水平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重大变化,已经出现和正在出现很多新的社会阶层;另外一方面,社会利益格局呈现多元分化,党员思想状况也越来越纷繁复杂。因此,世情、国情、党情决定了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必须坚持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甄别是非;必须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以求真务实之风深入了解国内存在的问题,并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解决,在实践中不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

(三)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思想,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整风运动进程中以一种自觉的、内化的动力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但不被其束缚,用中国化的话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通过整风运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已经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真正意义上转化成为科学化建党的思想武装。就像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说到的“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3] 841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整风运动的建党经验提升了中国共产党掌握时局,把握规律,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国内及党内的问题。新时代条件下,国内党内面临新的环境、新的挑战、新的机遇,关键的是如何在风云变幻的形势下立足本国,坚持与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认真学习党的最新理论成果,以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思想,是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根本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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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寻求对通信系统的主动变换,使该马尔可夫过程的一步传导转移过程元由A(tj)/A(tj-T0)变化为A′(tk+lT0)/A′[tk+(l-1)T0].一步传导转移概率由变化为初步满足了解决信号干扰问题的要求,为一类涉及通信系统信号干扰的矛盾问题解决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和方法.

(四)健全党内民主、勇于创新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坚强后盾

坚定领导信念,推动党内民主健康发展。追求民主是党的生命力所在。首先,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政治原则,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内在需要。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党内民主气氛比较浓厚。我们必须看到,党内民主若成为空中楼阁,必然威胁党的生命力。延安整风运动中党不仅重视党内民主建设,而且开创了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思想教育方式方法。既健全党内民主又要与民主集中制相结合,启发党员的积极性,引领党员走向正确的道路,在集中的过程中增强坚持党的领导的信念。其次,汲取历史经验,助力创新精神不断开拓。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十分注重创新思维。他在《反对党八股》中严肃指出:如果不打破束缚,不进行创新,那么“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党提出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要求,就要大力倡导创新思维,汲取过去的历史经验,推动党内创新精神的形成,把勇于创新作为一种优良作风来培育,以开拓创新的精神书写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19.

[2]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0.

[3]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841.

[4] 杨尚昆回忆录[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215.

[5] 彭真.领会中央二十二个文件的精神与实质[N].解放日报,1942-05-14(1).

[6] 延安中央党校整风运动编写组.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一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34.

[7]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02.

[8] 中共中央宣传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思想政治工作[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0∶2-3.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9)01-0042-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延安时期党内法规建设及历史经验研究”(16XDJ018)阶段性研究成果;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党内法规制定研究”(2018F039)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马思洁(1988-),女(回族),西安人,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讲师,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党内法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责任编辑:梁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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