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军事国防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队和国防建设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是新形势下实现强军目标的必然要求。2018年度，学术界、军界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来源、毛泽东的军事哲学思想、人民军队建设思想、国防建设思想，和毛泽东与遵义会议、毛泽东与长征精神，以及对毛泽东的军事论著《论持久战》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成果丰硕。
关键词：毛泽东；军事国防思想；研究综述
一、2018年毛泽东军事国防思想研究概述
2018年度对毛泽东军事国防思想的研究出版和发表的期刊论文、报纸文章较多，内容比较丰富；杨信礼的《重读〈论持久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编研部编著的《毛泽东军事箴言》上下两册、李捷，于俊道的《实录毛泽东2:崛起挽狂澜(1927—1945)》等这几部著作的相继出版，为毛泽东军事国防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素材，也强化了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认知性研究。2018年度对毛泽东军事国防思想研究的视角也另辟蹊径，呈现出比以往不同的特点。比如唐正芒等在《毛泽东日常口头谈话中的人民战争思想解读——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主要研究范畴》一文中，从毛泽东日常口头言谈中，从毛泽东生动形象、幽默风趣而又深刻精辟的口头论述中，去研究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这不仅让毛泽东军事思想更加接地气，还能成为我们研究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重要的补充材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2018年度，学者们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研究脉络，对毛泽东人民军队建设思想中提出“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政治建军”“依法治军”等观点进行深入的研究。2018年是毛泽东军事论著《论持久战》发表80周年，全国范围多地召开学术会议、核心期刊也开设纪念《论持久战》发表80周年专栏等，学者们对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的缘由、背景，以及对毛泽东持久战思想的科学内涵等都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同时研究者们坚持问题导向，面对质疑展开对话和争鸣，运用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史料来澄清事实，廓清思想误区，对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进行回击和批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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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8年毛泽东军事国防思想研究的主要问题及基本观点
(一)关于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研究
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主要内容有关于研究和指导战争的方法论；关于战争胜负的经常起作用的因素的学说；关于战争的军事目的和军事本质的理论；关于战略和战术的辩证关系的理论[2]。毛泽东还指出，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结的十大军事原则不是教条，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3]毛泽东军事论著《论持久战》既是一部经典的军事理论著作，也是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其中“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是这一思想的理论基础；“兵民是胜利之本”是其核心内容；“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是这一思想的能动体现；“为自己为人民打仗”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中唯物史观的最终归宿。[4]可以说，《论持久战》是马克思主义的军事学说和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与抗日战争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继续和发展。它客观全面地分析了中日双方战争的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自觉的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作用等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学说和哲学思想，对抗日持久战和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决定性的指导作用[5]。
(二)关于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研究
毛泽东坚持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军事战略来战胜敌人，形成属于自己的一整套的军事战略战术。1935年四渡赤水之战中，毛泽东秉承和运用“十六字诀”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略战术的基本精神，以其高度的流动性、灵活性、主动性、进攻性和速决性，指挥部队在敌兵的围追堵截中，既巧妙避开敌人的主力，又能够寻隙找敌人的弱点进攻，有时故意藏头露尾，藉以迷惑和“诱导”敌人，让敌兵始终疲于奔命，导演了一出活剧，展现了毛泽东过人的军事指挥能力。[6]1943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获知国民党闪击延安计划后，通过发电抗议和对外扩散消息来对国民党形成舆论压力，与此同时，做好相应准备，动员根据地民众进行政治抗议和准备军事自卫。国民党暂停闪击计划后，为了巩固局势，中国共产党继续开展宣传攻势，回击国民党的反共阴谋，并根据形势的变化，主动停止宣传攻势，表明中国共产党缓和国共紧张局势、继续合作抗战的态度。通过此次应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到未来国共之争不可避免，进而加强边区生产和整合内部力量，争取主动。这段历史展现了抗战时期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军事包围下争取自我发展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努力和成效。[7]1947年3月18日，党中央迫于形势撤离延安，转战陕北。毛泽东采取“蘑菇”战术以及“最小的司令部指挥全国最大的战役”等战略，一切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灵活机动的打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歼灭战，期间配合阵地战、游击战，先打弱敌，后歼强敌，集中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8]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军迅速出兵朝鲜、入侵台湾海峡。在此危急时刻，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运筹帷幄、精心筹划并实施了一系列战略策略: 统揽全局，及早分析预测朝鲜局势；防患未然，抓紧做好临急应战准备；审时度势，夺取政治外交的主动权；主动作为，寻求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反复权衡，果断定下出兵参战决策。这些战略策略为中共中央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保持战略清醒、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取得首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9]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时，提出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战略是“以一当十”，战术是“以十当一”，战略加战术，让帝国主义“真老虎”变“纸老虎”。[10]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体现了毛泽东战略决策中政治第一、军事第二的原则，军事始终只是达成政治目的的手段和途径。[11]。
(三)关于毛泽东人民军队建设思想的研究
毛泽东创建新型人民军队并始终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为国家稳定发展及改革开放提供了坚强保障力量。[12]毛泽东的治军思想主要包括党管军队、政治建军、纪律建军、宽厚待兵等内容。[13]1927年9月，毛泽东在总结南昌起义以来党领导军队的经验和教训后，在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确立“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在组织上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和制度由发端到发展的飞跃。[14]并且“三湾改编”在高度政治自觉的基础上严明了军队的纪律，标志着毛泽东政治建军原则开始形成。[15]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召开，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解决了红军“为谁当兵、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基本问题；确立了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明确了军队中军事工作于政治工作的关系；强调了加强党内和红军内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出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标志着毛泽东政治建军原则体系形成并走向成熟。[16]在新的历史时期，人民军队必须坚持毛泽东政治建军原则，坚定不移地坚持党对军队的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积极的思想斗争，纠正各种错误思想，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强化完善军队内部的民主监督机制，为人民军队永不变色提供制度保证。[17]
毛泽东是在中国军事思想史上第一个提出并论证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与1937年蒋百里的《国防论》和陈诚的持久抗战论，从战略的构想到战术和方法的制定等，都没有相同之处。[34]毛泽东撰写《论持久战》之前，很多人如何论说持久战，是理解《论持久战》与其他持久战言论联系及分别的关键。系统地梳理各种持久战思想的渊源流变，可为深入探究《论持久战》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提供坚实的基础。1914 年，严格意义的持久战思想已经出现于中文世界的军事学领域，所依据的是日俄战争的战例，包含战略和战术层面，而以后者为主。此后，德国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形成军事教科书和军事理论著作，对中国的正规军事教育产生持续广泛的影响，其中就包括持久战的战略战术。1932 年淞沪抗战爆发，国人异口同声呼吁持久抗日。但是军事理论缺乏实践基础，持久抗日则限于口号和精神，且形同实异。相比之下，中共总结国内革命战争经验教训的持久战战略方针及其战法，不仅丰富具体，而且切实可行，在世界军事理论的发展史上据有重要地位。[35]
(四)关于遵义会议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期间撰写的最重要和最具代表性的军事论著。这部论著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英明地预见了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即战争发展要经过艰苦的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最后才能到达而且定能够到达战略反攻。同时阐明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彻底地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澄清了党内外在抗战问题上存在的各种错误认识，给全国人民指出了一条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唯一正确的道路。[31]毛泽东提出的持久战思想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在对日本进行了科学认知和分析基础上，对战争的走向和发展阶段作出了准确的预判。毛泽东认为，日本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国家，具有退步性和野蛮性，日本又是一个强大又虚弱的矛盾体，虽然表面上看军事力量很强大，但又存在着先天不足的缺陷，因此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但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公敌，因此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联合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及日本国内的进步力量，在三个统一战线基础上合力击败日本帝国主义。[32]毛泽东写《论持久战》，主旨其实不在论证中国该不该和能不能进行持久战，其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强调共产党及其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33]
(五)关于毛泽东军事论著《论持久战》的研究
1934年12月的通道会议决定转兵贵州，意味着中央领导层大多数人开始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4]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运用马克思原理独立自主地解决军事和组织等重大问题。[25]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毛泽东的思想为全党全军所接受。[26]遵义会议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纠正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恢复了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正确军事路线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27]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两占遵义，越过乌江，威逼贵阳，直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摆脱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在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军事思想主要有：一是肯定战争规律是发展变化的，必须从发展变化着的战争实际出发指导战争；二是越是在复杂、困难、艰苦的条件下，越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争取和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三是应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运动战中正确处理“走”与“打”的辩证关系，才能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四是提出战争胜利的根源来源于人民群众即兵民是胜利之本。[28]事实证明，毛泽东之所以能在遵义会议后重新走上中央领导岗位，这是历史的选择和革命的需要。毛泽东所代表的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民主团结精神，是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需要，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是加强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需要。[29]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毛泽东的思想为全党全军所接受；实现了政治方向的转变，为人民军队的胜利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是人民军队走向胜利的重要里程碑。[30]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位于太平洋西岸，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众多岛屿。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海上安全遭到严重威胁。台湾国民党当局时常对大陆沿海进行袭击；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大陆实行海上封锁、打压政策；日本等国家的现代化渔船不断到中国海域进行非法捕捞。在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形成了以“生存”为底线的防御性海洋政策，一方面通过支持海军建设，“构筑海上长城”，“建立海上铁路”；另一方面收回领水驻军权、海关管理权和航运权，建立领海制度，维护海岛主权，有效地捍卫了我国海洋权益。[36]1960年代中期，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在国际冷战体系下从联苏抗美转向联美抗苏。毛泽东面对当时的确有爆发战争的紧迫感，指出打仗不能仅依靠中央，更要在“地方要抓军事”，强调加快三线建设的必要性，并将“地方要抓军事”视为战略问题。确立了“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国防指导思想，以及以备战为前提的“三线建设优先”。[37]毛泽东三线建设决策的主要思想特点是，准确把握当时中国国情的客观实际，即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工农业比重不合理，工业布局极不合理，坚持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实际相协调，坚持全局着眼与局部推进相结合，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在国防建设领域和经济建设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三线建设对当今发展军民融合战略有较大的启示意义，应正确处理国家主导和市场运作的关系，正确处理整体推进和部分突破的关系，正确处理经济建设需求和军事需求的关系。[38]并且，三线建设还推进了中国西部工业化建设，将中国西部的大部分地区与全国工业网络紧密地连为一体，并且加速了区域交通体系的建设，促进了区域交通体系的标准化。[39]
毛泽东对于人民军队由弱到强、发展壮大作出了许多重要贡献。一是加强红军正规化建设。毛泽东对于红军的正规建设有很多的指导和论述，主要有：重视发挥正规红军的作用；编制红军法规，以此来管理军队；注重从制度上建军，建立党领导红军和军事、政治、后勤工作的各项制度；规范和加强教育训练以提高正规性；从红军实际出发，不要不适时宜的正规化，有力提高了红军的正规化水平和战斗力。[18]二是加强军队的练兵整训。毛泽东在人民军队建立初期就主持了新泉整训，这是我军历史上首次军政整训；抗战时期，毛泽东更是发起全党练兵和军队大整训，在全军推广八路军三五八旅的群众性练兵运动经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及时发现和推广了诉苦“三查”运动，指导全军开展了大规模新式整军运动。[19]三是高度重视人民军队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毛泽东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在军队多次开展正风反腐运动，加强军队正风反腐的制度和法治建设，强化纪律和制度的执行问题，告诫军队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做表率，坚持走群众路线，官兵一致，努力培育和保持人民军队性质、本色，为人民军队从弱小走向强大、从胜利走向胜利铺设了重要基石；[20]在“三反运动”中，毛泽东要求全军充分重视、强化领导，在搜寻“老虎”工作中要注意总结经验，在具体的“打虎”过程中既要讲求战术、方法，又要遵守纪律，维护稳定。[21]毛泽东强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人民军队纪律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明确遵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区别了新旧军队的性质，倡导建立官兵平等、军民平等的关系，蕴含着毛泽东丰富的人民军队建设思想。[22]四是重视军队建设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从三湾改编开始，到创建革命根据地，再到红军长征时期，毛泽东教育方式灵活多样，以宣传为主，以座谈、谈心为辅，“因地制宜”、“因时而变”，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工作，不断提高了军队的组织性和纯洁性，增强了共产党军事力量的凝聚力和战斗力。[23]
(六)关于毛泽东国防建设思想的研究
通过上面的ARCH检验，已经发现收益率序列存在ARCH效应，因此单一AR模型不能有效拟合序列的波动集聚效应，建立GARCH模型可以更好的拟合收益率波动特征。考虑到金融资产风险和金融资产收益率的相关性，因此有必要在均值方程引入随机误差的条件方差项，建立GARCH模型。
三、毛泽东军事国防思想研究展望
针对2018年毛泽东军事国防思想的研究现状，我们认为以下两个方面是需要努力深化研究的方向：
离开了驻在部门党组（党委），光靠派驻机构是抓不好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是前提，监督责任是保障。没有前提，就无从谈保障，两者相互作用、浑然一体。
第一，加强对毛泽东军事国防思想来源的考察。毛泽东军事国防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其最直接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但同时也汲取了中国优秀的传统军事文化的养分。探究毛泽东军事国防思想的来源，能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毛泽东军事国防思想的历史渊源及精神实质。本年度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渊源研究仅有2篇期刊论文，主要论证毛泽东军事思想汲取了《孙子兵法》的合理因素，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对其进行改造，从而成为毛泽东军事战略战术形成过程中的养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集中表现为批判地吸取和辩证地融合中国传统军事文化的精粹，从而形成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应当深入挖掘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中国传统军事文化因素，比如王船山农民战争思想、军事战略战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积极影响等，这对弘扬中华民族军事文化精髓和加强人民军队建设具有时代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与此同时，还应深化与毛泽东同时代的党的其他领导人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起到的重要作用，如朱德、周恩来等人对于创建人民军队、军事战略战术的运用、国防建设的探索等方面都提出许多重要观点，对毛泽东军事国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全面发展，尤其是“一带一路”政策的实施，更是推动企业走出国门，与沿线国家建立经济联系，带动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财务管理是企业内部管理最核心、最关键的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财务管理的水平直接决定企业发展，是衡量企业综合实力的重要参考。伴随信息时代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我国针对企业财务管理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措施，目的就在于强化控制，协调好内部建设。而将“互联网+”与企业财务管理融合起来，也能够落实好管控工作，并对金融环节加以优化，推动新型管理理念的实施。当然，在“互联网+”发展背景下，一些企业适应性较差，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其优势，财务管理水平的提高还有待探究。
第二，深化和拓展对毛泽东国防建设思想的研究。国无防而不立。国防的强弱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就将军事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巩固国防建设上来。毛泽东提出“建设强大的国防军”的战略任务，坚持“一手抓经济、一手抓国防”的重要方针，注重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统筹发展，对国防、海防等建设提出了一系列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本年度学术界对毛泽东国防建设思想的研究，仅有5篇期刊论文进行研讨，主要是关于毛泽东提出的“三线建设”的时代背景、思想特点以及成效进行研究，也有研究者指出毛泽东在维护国家安全体系中坚持人民主体价值观，即以人民群众为价值主体、以共产主义为价值理想，以为人民服务为价值取向、以人民满意为价值标准。[40]从横向层面来看，毛泽东关于国防建设的战略地位、国防建设中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民为本的国防思想、国防动员等思想研究有待深化加强。还要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去深化研究。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是一对突出复杂的矛盾，毛泽东是如何化解这一对矛盾的，又是如何统筹兼顾国防建设和军事建设的，都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这对于新形势下深化军民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再者，毛泽东在指导海军创立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关于海军的作用、地位、性质、目标、任务、道路等完整的思想体系，即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对于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的时代背景、主要内容、主要特征、指导作用，以及在新形势下对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等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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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9-04-04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年湖南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湖湘文化与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16YBQ02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管桂翠，女，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概论课教研部副主任，法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史党建研究。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5647(2019)03—0070—06
责任编辑：齐 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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