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魏晋之际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选题提纲参考文献及外文文献翻译，主要关键词:魏晋,司马,士族,士人,玄学,家族,文人。
魏晋之际论文文献综述
刘光胜[1]（2019）在《由章句到义理：魏晋之际的经学转向——以《古文尚书》重塑过程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中研究指出以清华简《尹诰》《傅说之命》为参照,辑补者有四处抄袭《礼记》郑玄注,可知梅赜本《古文尚书》最终成书当在郑玄之后。以马融为界,《古文尚书》的作伪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而梅赜本属于"经学家"层面的作伪。今传《古文尚书》经传体大思精,并非成书于一人一时,很可能是由郑冲、苏愉等人,经过近百年的努力,集体补缀而成。汉代经学重视训诂,宋儒崇尚义理,由训诂向义理转进,是魏晋经学的重要特征。梅赜本古文高扬儒家义理,拒绝经学玄学化,孕育着此后儒学再次复兴的契机。(本文来源于《浙江社会科学》期刊2019年12期）
范兆飞[2]（2018）在《走向禅让:魏晋之际阶层固化与易代模式》一文中研究指出传统史家多以循环论概括中国古代的朝代更迭与发展。一般来说,一朝建立,创业之主多励精图治,善于纳谏,与民休息,政治清明,轻徭薄赋,被战争摧毁的经济社会开始复苏;与此同时,土地兼并开始上演,贪官污吏滋生,中后期君主往往穷兵黩武,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搞得民不聊生,流民四起,终于导致民变,推翻旧朝,再立新朝。如此新旧循环,构成王朝嬗代的一般路数。然而,这种对于历史表象的简单概括,抽空了传统中国政治(本文来源于《社会科学文摘》期刊2018年09期）
余开亮[3]（2018）在《郭象哲学与魏晋山水审美经验的嬗变——兼及晋宋之际的“诗运转关”说》一文中研究指出魏晋山水审美经验经历了由情感化山水观向玄化山水观的转折过程。郭象哲学正是促使新旧两种山水审美经验进行转换的深层理论依据。郭象的自生独化说阐明了一种性、理自足的物性理论,从而在自然观上昭示了山水独立价值的生成;郭象的物我玄冥观确立了一种新型的物我关系,从而架构了一种人与山水"冥于当下"的观照经验。郭象哲学在东晋玄言诗人那里被具体落实为一种"寓目直观、山水生动之理、审美之境"玄同一体的结构性山水审美经验,而这种山水审美经验则为谢灵运山水诗的正式登场做好了美学准备。(本文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期刊2018年05期）
范兆飞[4]（2018）在《走向禅让:魏晋之际阶层的固化与易代模式》一文中研究指出士大夫群体历经数百年的成长壮大,至魏晋时期演变为士族阶层。魏晋之际政治云谲波诡的背后,则是士族阶层的日渐强大与稳定发展。西晋初年,将相大臣出身大族者,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他们不是曹魏权贵,就是魏臣子孙,朝代更迭和阶层固化看似矛盾,却完美兼容于中古时期。作为代价最小的易代模式,禅让最符合士族阶层持续发展的利益诉求,也逐渐沉淀成精英人群普遍认同的政治精神。易代模式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层密切相关:士族群体的稳定发展,禅让思想的日渐成熟,以及禅让模式的轮番上演,叁位一体,共同开启士族社会的门户。(本文来源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2018年04期）
洪卫中[5]（2018）在《汉末魏晋之际颍川士人的政治取舍与得失》一文中研究指出汉末魏晋时期颍川士人在政治舞台上表现可谓突出,他们在政治上的取舍不仅关乎自身的仕途升降,也影响着政局发展。桓、灵时期,宦官专权导致政局恶化、社会混乱,颍川士人奋起与之进行坚决抗争,弘扬了清风正气,但也导致颍川名士损伤惨重,其政治活动由此走入低谷。董卓之乱后,随着曹操在军阀割据中政治上的积极表现,颍川士人相继投靠和归附,在为曹操统一北方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他们也为自身在政治发展上奠定了坚实基础。魏晋之际,颍川士人在司马氏篡魏过程中的助纣为虐削弱了曹氏政权的统治基础,也导致颍川士人整体政治发展前途趋衰;至两晋时期只有少数颍川士人获得了很好的政治发展。(本文来源于《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2018年02期）
朱蔚彰[6]（2018）在《阮籍与魏晋之际玄学主旨的转变》一文中研究指出阮籍(210-263年)是竹林玄学的代表之一,也是魏晋玄学由正始转向竹林阶段的关键人物。其一生思想可分为前、中、后叁个时期:前期,即正始年间(240-249年),他与何晏(207-249年)、王弼(226-249年)等人一样从事着调和儒道的理论工作,并怀有济世之心。中期,即嘉平年间(249-254年),阮籍人生处境和精神世界屡屡发生动荡,其思想产生重大转折,由原来的调和儒道渐趋向于接受儒道分立。后期,即正元(254年)以后,阮籍舍儒归道,(本文来源于《华夏文化》期刊2018年01期）
阎菲[7]（2017）在《魏晋之际文人生活与文学观念》一文中研究指出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时期,而从文学角度来看,魏晋时期则是处于中国文学的高峰时期,不论就其文学成就还是文人风貌都值得关注。这一时期,文坛上人才辈出,大放异彩。不仅家族文学兴盛,而且组建了文学集团。就当时的社会离乱与文学的关系,刘勰曾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愿,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诠释了魏晋的时代特征与文学特色。在魏晋之际,社会整体的不稳与儒家思想的势微,士大夫阶层无论就政治而言,还是学术思想而言,都呈现了告别一尊,走向多元的态势。如山涛的出仕,嵇康的绝交,阮籍的咏怀,向秀的入洛等等,他们都行走在历史的路上,但走的都不是一条路。在多元的思想发展下,尤其儒、道、释都并行发展,这让士人更为独立自觉地审视社会。人的觉醒,导致了文学的觉醒,并且是以群体的自觉呈现。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文学集团。文学集团的出现虽然有政治上的影响,但是却有着文学集团出现的重要要素,即以文会友。建安的邺下文人、正始的竹林七贤和西晋的二十四友都是着名的文人集团。文人们崇尚交游,这几乎都反映在同时期的作品《世说新语》中,这本书对文人们的文学活动有着精彩的描写,而且数量非常可观。旧的思想需要更新,新的思想破壳而出,外来思想进来播种,这一切形成了多元文化共存、混融的格局。多元文化之间的并存与竞争,让思想解放,令精神自由,使僵化解体,文化的空气为之一新,让文学迅速地成长起来。以建安七子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团,在他们的文人生活方式之中,其中的饮宴娱乐活动对文学观念的推进作用极大,表现在对文学审美娱乐特质的体认。文学创作可以当作参与娱乐的活动形式,又可以表现为娱乐的载体。如是,把文学理解为具有审美趣味美文的文学观念通过邺下文人集团的生活方式(宴集娱乐活动)逐渐在建安文人的思想中生根发芽。清谈是竹林七贤的主要文人生活方式。竹林七贤并没有写出明确与完整的文学理论,其文学观念主要体现在玄学理论中,他们把“越名教而任自然”作为行动纲领,超越俗世,强调个体精神自由作为共同的追求目标。不难发现,从“大人先生”(阮籍)到“宏达先生”(嵇康)再到“大人先生”(刘伶),在这些理想人物身上体现的是逍遥自在,体现的是纵情于天地之外的自由存在,把现实超越意识一旦转化为美学原则,那就是超越有限达无限。在此文艺观念与美学原则的影响下,竹林七贤在诗文创作中,其文化取向更多地指向了创作主体心灵的自由抒发,藉心灵之意来统摄笔下之象,传达精神情感与自由的生命。西晋二十四友文人集团的生活方式,除对政治有复杂的情感外,他们的诗酒宴乐,金谷之会在当时乃至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晋书·石崇传》就曾记载了其宏大的场面,“送者倾城,帐饮于此焉。”这对后代颇具影响力。不同出身,不同地域,不同风格的作家聚集在一起,互相切磋,南北的文风交流,异彩丰呈,这些多元的文风与个性的才华,为文学风格的多样化以及创作技巧的提高,乃至文学观念的发展,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本文来源于《哈尔滨师范大学》期刊2017-06-01）
崔荣亮[8]（2017）在《魏晋之际夏侯氏家族文学与文化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在中国古代,家族的发展演变深刻地影响中国社会的各方面,这一点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表现的尤为明显,甚至出现了“门阀政治”的局面,而在这一时期的世家大族中,夏侯氏家族即是其中代表性家族之一。夏侯氏家族渊源于汉代夏侯婴、“大小夏侯”,在东汉末年,夏侯敦、夏侯渊追随曹氏,因军功而一时成为政治新贵,奠定了夏侯氏家族崛起的基础,其后以夏侯惠、夏侯玄、夏侯湛、夏侯淳等人为代表的家族成员,渐由注重军功向注重文学、文化转变,使得夏侯氏家族真正成为世家大族。转型后的夏侯氏家族,一方面,在文学上有着较高的成就,其家族成员所流传下来的作品中,赋、论、议、赞、碑铭、叙传等各体兼擅,尤以夏侯湛为代表的赋作、以夏侯玄为代表的论说文成就最高。在家族传承上来说,夏侯惠、夏侯玄开启了家族文学创作的先绪,夏侯湛、夏侯淳则将家族文学发展到高潮。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夏侯氏家族文学也代表了魏晋时期文学发展的诸多特色。另一方面,夏侯氏家族文化中体现出较为浓厚的玄学风尚。魏晋时期,学术思想再一次迎来了大解放,玄学代替儒学,成为显学,与儒学双峰并峙,在这种时代环境下夏侯氏家族也不可避免地染有玄风。尤其是夏侯玄更是成为“玄学宗主”,夏侯惠、夏侯湛、夏侯淳等人的作品中,也多呈现出较为浓厚的玄学色彩,当然,儒家的传统依然也影响着家族文化的传承,因此,夏侯氏家族文化传统一方面呈现出注重事功的现实追求,另一方面也呈现不拘格套、通达任情的风气。夏侯氏家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一方面与夏侯婴、“大小夏侯”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但同时,亳州特殊的地理位置,赋予了亳文化融合过渡、兼容南北文化的特色;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的施行、思想大解放的风气;不拘礼法、兼容并蓄的曹氏家族的家族特色等等,也都对夏侯氏家族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本文来源于《湖南师范大学》期刊2017-05-01）
李磊[9]（2016）在《魏晋之际国子、太学之议与司马氏政权的合法性建构》一文中研究指出西晋立国子学的意义不止于门阀制度建设,它是司马氏与曹氏斗争导致太学地位变化的结果,也是司马氏内部礼学之士集结及其势力扩张的结果。高平陵政变后,司马懿借助魏明帝"浮华案"罪贬曹爽集团核心何晏等人,新附士族据此议国子入太学,初树司马氏教化权威。高贵乡公行礼、讲学于太学,试图以崇郑抑王树皇帝权威,获得嵇康及太学生支持。正因太学在造晋过程中未起积极作用,晋武帝时方有地位更高的国子学出现。贾充弑君作为司马氏道义缺失的象征,成为一种逆向的政治动员,使司马氏阵营中礼学之士集结;国子学之设,是其在政争中的"根据地建设"。国子学与门下机构任职人员身份上的重合,使国子学在晋初政坛上权重加大,政治影响力剧增。(本文来源于《江海学刊》期刊2016年06期）
李如龙[10]（2016）在《魏晋之际士人转向自我的路径演进——以张华《鹪鹩赋》和成公绥《啸赋》为个案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魏晋时期士人的生活风尚和士人心境是我们常谈的话题。通常是宏观的探讨,鲜有微观论述。在此,一是具体到当时的时代背景,结合张华的《鹪鹩赋》和成公绥的《啸赋》,探讨那个时代士人们的由外在转向内在、由社会转向自我的内在心理进路。二是透过当时的社会风尚和生活方式,以揭示出他们的心理历程。通过点面结合的方式,来论述魏晋士人转向自我的路径。(本文来源于《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期刊2016年04期）
魏晋之际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传统史家多以循环论概括中国古代的朝代更迭与发展。一般来说,一朝建立,创业之主多励精图治,善于纳谏,与民休息,政治清明,轻徭薄赋,被战争摧毁的经济社会开始复苏;与此同时,土地兼并开始上演,贪官污吏滋生,中后期君主往往穷兵黩武,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搞得民不聊生,流民四起,终于导致民变,推翻旧朝,再立新朝。如此新旧循环,构成王朝嬗代的一般路数。然而,这种对于历史表象的简单概括,抽空了传统中国政治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魏晋之际论文参考文献
[1].刘光胜.由章句到义理：魏晋之际的经学转向——以《古文尚书》重塑过程为中心的考察[J].浙江社会科学.2019
[2].范兆飞.走向禅让:魏晋之际阶层固化与易代模式[J].社会科学文摘.2018
[3].余开亮.郭象哲学与魏晋山水审美经验的嬗变——兼及晋宋之际的“诗运转关”说[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
[4].范兆飞.走向禅让:魏晋之际阶层的固化与易代模式[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5].洪卫中.汉末魏晋之际颍川士人的政治取舍与得失[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6].朱蔚彰.阮籍与魏晋之际玄学主旨的转变[J].华夏文化.2018
[7].阎菲.魏晋之际文人生活与文学观念[D].哈尔滨师范大学.2017
[8].崔荣亮.魏晋之际夏侯氏家族文学与文化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7
[9].李磊.魏晋之际国子、太学之议与司马氏政权的合法性建构[J].江海学刊.2016
[10].李如龙.魏晋之际士人转向自我的路径演进——以张华《鹪鹩赋》和成公绥《啸赋》为个案研究[J].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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