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晋东南地区，有一句流传了三百多年的民谣：“沁县三件宝，鸡蛋、瓜子、吴阁老。”这位吴阁老，名叫吴琠（1637～1705），字伯美，号铜川，沁州（今沁县）徐村人，生于明末，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知识分子，吴琠从小聪明好学，10岁能写诗，15岁应童子试，23岁考中进士。从任河南确山知县开始，凭着他的宽厚、清廉与敏达，一步一步地升为内阁大学士，官居一品，位极人臣，成为康熙王朝的股肱之臣。
在近四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深入下层，关心民间疾苦，恢复社会生产，发展农业经济，平反冤假错案，为统一全国、巩固清王朝的统治，起到过重要的作用，被称为一代名相或一代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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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康熙六年（1667）春节刚过，吴琠被选授河南汝宁府确山县知县。确山是一个穷地方，明末清初，各路人马在这里逐鹿中原，使确山受到了严重的战争创伤。爱新觉罗氏入主中原后，虽经过了二十多年较为平稳的日子，但在吴琠到任的时候，仍然是满目苍夷，几近于一片废墟。然而，吴琠当时并没有当官做老爷的想法，他对做官的认识是：清澈无私，透明见底，一片冰心在玉壶。他怀着为国家出力、建功立业的一腔热忱，励精图治。来到确山，当务之急是医治战争的创伤，给流离失所的百姓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为此，吴琠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到处勘察灾情，张贴安民告示，一路上所看到的情形，使他深有感触。他设义学，请名师，筹膏火，还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修葺文庙，使昔日破败的景象而今一派朗朗书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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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对楚地治理过程中，吴琠还针对当地不尊重人才的行为和争强斗勇的风气分别发布道令。在这些令示中，体现了吴琠浓厚的人本思想。由于吴琠出身于耕读之家，从小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因此他非常关心民生疾苦，反对官吏腐败，即使是禁止燃放炮竹，也是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的。
据清雍正《河南通志》记载：吴琠“任确山令，性明快，兴利除害，惟恐不及，清赋役，申冤抑，招徕开垦，户口日益繁盛。”可见他果敢明决，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沁县志》说：“他在确山的几年，共开垦荒地60255亩，产量猛增，经济好转，治行冠绝一时。”
接下来的当务之急是设法赈灾，尽快恢复生产，但当时官府的苛派滥差十分严重，百姓苦不堪言，于是他发布了到任后的第二道令《严禁滥差示》。
二
康熙二十八年（1689），吴琠被任命为兵部侍郎。不久，湖北大旱，吴琠又被任命为湖广巡抚。临行前，吴琠去向皇帝辞行，康熙皇帝对他说：“楚省荒旱已极，百姓急需抚养，卿可速去。”从北京到湖北，中途要路过山西，吴琠顺便回家想把母亲一同接到官邸。陈老夫人执意不从，说：“你们夫妇此去，责任重大，一定要好好做官，在我死后，如果能得到一个清官之母的名声，我就很知足了。”吴琠一生居官清廉，可以说与母亲的教诲有很大的关系。
经过他两年多的精心治理，湖北人心大定，吏治大清，连着几年风调雨顺，庄禾大稔；这些大的社会变化，是吴琠将湖北由荒旱芜杂变繁荣昌盛的标志，也是他卓越政绩的体现。
吴琠刚到湖北的时候，正临康熙二十九年（1690）的春节，除夕之夜，震耳欲聋的鞭炮声搅得吴琠心烦意乱，联想到一路上看到了许多荒旱已极的景象，他急不可耐，翻身下床，起草了他到任后的第一道令《严禁花爆示》。
湖北兵变之后，一些黠猾之徒，指仇人为贼党，地方官清浊不分，株连无数无辜的人，因而引起民怨沸沸，吴琠对此明察秋毫，所以他的工作重点不是审讯这些被株连者，而是惩治那帮诬告的奸人，对于听信诬言指良为奸的官员，也按律治罪。他在审理积案、平反冤狱中发现，好多冤屈者都是屈打成招，于是他发布了到任后的第三道令《饬禁酷刑示》。吴琠号召各级官员，务心遵令改悔，如仍有酷暴重刑害民者，一经查实，必定严办。决不能让老百姓的生命作为官府的鱼肉。
吴琠在确山的作为得到了时任河南巡抚佟凤彩的赏识。康熙十三年（1674），是朝廷大计之年，这是清朝政府对外任官员的一种考核制度，每三年进行一次。在这一次的大计中，吴琠被评为卓异，佟凤彩对他的荐语是：“廉公贤能”，虽然只有四个字，却突出了吴琠四个方面的优点，等于为吴琠的提升开了一张介绍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央朝廷就调任吴琠为吏部稽勋司主事，官级为正六品。吴琠在确山的七年，是他政治生涯中最为关键的七年，确山从大乱到大治，吴琠显露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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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初定之后，他便着手平反冤假错案。历史证明，大凡治安不好，多与冤狱有关，也就是从任确山知县开始，吴琠一生倾力于此，做出了卓越贡献。
我说，大头哥，你也吃一张。大头说，我不饿。他声音大起来，带着不满的神情。他说：别大头哥大头哥的，叫老板，李老板。还读书人呢，书读到屁眼里去了。
此时，战乱带给湖北的创伤还没有平复，又遇大旱，赤地千里，禾稻枯焦，百姓苦不堪言。没想到吴琠一到湖北，天公作美，竟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乾隆版的《山西志辑要》如是说：“时楚北荒旱，琠莅位之日，即大雨沾足，楚人谓之曰‘吴公雨’。”
而就在此时，陕西又发生大旱，大量饥民流入湖北，给湖北经济和地方治安带来了极大的压力。面对随处可见的嗷嗷待哺的饥民，吴琠与总督丁思孔一起发动各级官员捐俸救灾，在他们两位地方最高官员的带动下，共捐得粮食8500石，全活灾民四万余众。
三
康熙三十五年十月，吴琠到都察院上任，升为左都御史，成为朝廷监察部门的最高长官，官阶为从一品。吴琠到任后，首先从整顿工作作风入手，教育都察院所有的属员说：“司风纪者，当养人廉耻，不专以弹击为能，今吾谬掌台端，任大责重，要在正己率属，岂可见事风生，以亵宪体乎？”这正是吴琠的忠厚贤仁之处，他认为都察院的职责首要在于要让所有的官员都知道什么是该做的和什么是不该做的，从而最大可能地减少他们犯错误的机会；如果一味的挥舞着弹劾这把利剑，耀武张扬，见事生风，那实际上是对都察院自身职责的一种亵渎。吴琠以他的清风正气统率着都察院衙门，从容坐镇9个月，一时“台省肃然”。
康熙三十六年，吴琠主管会试。在大败噶尔丹班师回朝的路上，康熙皇帝在马背上当着随行大臣的面赞扬吴琠及河道总督张鹏翮做官廉洁，并提拔吴琠为刑部尚书，提拔鹏翮为左都御史。吴琠曾先后七次主持乡试、会试，所拔皆贤良；在百姓的眼里，他是清官好官，他体恤下情，关心民疾，不扰民间一物，不短行户一直，他的亲朋子侄，没有一个人因他的关系而飞黄腾达和富甲乡里。他的胞弟吴王巽之子吴时宽，也就是他的亲侄子，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通过会试，但在殿试时，由于紧张过度，卷子上有一处字迹越过了规定线，被取消了进士的资格，而此时的吴琠为内阁首席大学士，正处于权力的顶峰时期，但他却没有动用手中的权力为侄子开脱。皇上曾亲自书写了“风度端凝”四字榜文赏赐给他。
康熙四十四年吴琠去世，谥号“文端”。翰林院撰写了祭文，皇上认为没有能够写尽吴琠的优点，下令修改重写。吏部上奏大学士缺少人员，皇上因为吴琠的丧期还未结束，就暂时缺员没有任命别人，说：“是我于心不忍啊。”吴琠任职之处都实行惠政，两湖地区及确山县都建祠堂祭祀他。当初，沁州地区接连发生饥荒，吴琠籴米赈济他们，救活无数百姓。百姓感激他，立祠来祭祀。
吴琠的成功，除了他的学识、机遇和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外，还有他独特的人格魅力，他仁厚平和，从不结党营私，他清正廉洁，从不收礼索贿，他勤奋好学，一生以书为伴，以至于在他的家乡形成了一种浓厚的耕读文化——读书、耕田、做官，通则达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所以他的乡党把他和鸡蛋、瓜子等地方名产列在一起而引以为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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